第二节至治新政和南坡之变

　　第二节 至治新政和南坡之变 至治新政

　　 元英宗自出生以后，便一直在他父亲仁宗的身边长大。他所接受的儒家的说教相比较而言算是很充分的，所以颇思大有为于天下。但他又是元代唯一的一个在临朝执政前未经过任何困厄磨砺的皇帝。他要实现自己的志向，主观条件并不很有利，客观上的阻力和障碍也相当大。仁宗一死，答己太后便以太皇太后之尊制出中宫，把被罢了相的铁木迭儿重新调入中书省，出任右丞相。铁木迭儿复相后，“睚眦必报”，对从前弹劾过他的人肆行威福，予以打击①。英宗本人缺乏象忽必烈和仁宗那样的既有声望又足可信赖的潜邸侍臣班子，这时候差不多处于孤立无援、“孑然宫中”的境地②。所能托付者，一个是与他同样迂阔而不谙世故的年轻宰相拜住，另一个则是暗藏祸心的妻舅铁失③。至治新政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场，即使没有铁失弑宫的突发事件，其结局也是可以想象的。

　　自延祐七年正月仁宗去世直到至治二年（1322）秋，从元朝中央政府的政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个不同政治派别的施政倾向及其互相冲突。仁宗死后第三天，英宗尚在“素服寝于地，日歠一粥”的居丧期间，答己便故伎重演，抢先命铁木迭儿为右丞相。翌月，铁木迭儿即与内朝相为表里，夺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受秦国公印，命四川拘捕行省平章赵世延到京，并以违太后旨之罪杀前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中书省平章萧拜住。与此同时，与答己集团关系密切的黑驴、木八刺、赵世荣等人则相继从外省调入中书任职。这样，仁宗时期曾与答己和铁木迭儿相对抗的汉法派中坚分子，在英宗即位之前就遭到了答己的清洗，幸免于祸的汉人儒士，也在淫威慑逼之下箝口摇手，不敢再多出议论。答己还想进一步扩大清洗的范围，通过徽政院使向英宗“请更朝官”。英宗显然不满太皇太后的作为，回答说：“此岂除官时耶？且先帝旧臣，岂宜轻动。俟予即位，议于宗亲、元老，贤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元史·英宗纪一》）

　　延祐七年三月，英宗即帝位于大都。此后，在有关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帝、后双方长期争持不下。铁木迭儿以赵世延尝劾其奸，诬以不敬下狱，请杀之，并究省台诸臣。英宗不允，私下对近臣说：“顷铁木迭儿必欲置赵世延于死地。朕素闻其忠良，故每奏不纳。”（《元史·英宗纪一》）铁木迭儿又以和市织币薄恶，请免右丞高昉，英宗还是不允。时而仍有后党得逞的迹象。最早揭发张弼案的上都留守贺胜，即于英宗继位以后两个月，被后党乘隙奏准，以“便服迎诏”罪弃市。英宗的态度，有时也很强硬。贺胜坐弃市的同月，有告岭北平章阿散（原中书左丞相）、新任中书平章黑驴、徽政使失列门等谋废立，英宗不待鞠状，命悉诛之。他估计此案很可能与答己有关，所以急忙将案犯诛杀了事，一则除去太皇太后的几名心腹，二则也阻止了案犯旁牵蔓引，致使帝、后矛盾进一步表面化。

　　尽管有后党的在在牵制，英宗登基之后，还是急切地希望有所动作，求收速效以逞快一时。他下诏由吏入官，秩止从七品，恢复了仁宗时曾经公布但又很快收回的规定；命京师势家与民均役；课回回散居郡县者，户岁输包银二两；罢僧、工、伶滥爵及建寺，豢兽之费，禁僧人驰驿；禁献珠宝；此外还有一大批官僚机构被压低品秩，有的干脆被撤罢；为了增加收入，又增两淮、荆湖、江南东西道田赋，斗加二升。但是这些措置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不是没有问题的。据《元史》本纪，延祐七年六月“罢徽政院”。半个多月之后，又有罢章庆司、延福司、群牧监的记录。章庆等司都是徽政院所属司署。如果撤销徽政院的前令能够顺利实施，就不会再下诏罢章庆等司。这第二次诏令是否落实也有疑问。据《元史·百官志五》，章庆司、群牧监与徽政院的其他许多所属机构一样，是在答己死去的次年（至治三年）才撤销的。看来英宗的诏旨，有一些在京城之内都不克实行。关于罢建寺之费等规定，更被他本人热衷营造的行为所破坏。延祐七年十一月，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别视孔子庙有加”。这应是在全国范围修建帝师寺的开始①。这一时期的其他营建项目也不少，甚至已到“民劳役巨”的地步②。

　　至治二年（1323）八九月，权臣铁木迭儿和太皇太后答己相继死去。英宗感受到的政治压力顿时减轻，他推进新政的决心也大为加强。十月，英宗擢升木华黎后人拜住为中书右丞相，虚左丞相之位而不拜，以示对拜住信任之专；次年五月又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与专任拜住用意相同。这时两人还已分别兼领左、右钦察卫和宗仁卫事，以及左、右阿速卫和中翊卫事。军政权力的高度集中也隐约反映出，英宗身边堪受信用的人似乎不是很多。

　　自十月以后，英宗新政的主要措施包括：1.大量起用汉族官僚和士人，张珪、王结、王约、吴险等人都被召超擢。“士大夫遭迸弃者，咸以所长收叙；文学之士，则待以不次之除”。为召起虞集，朝廷遣使赴蜀未遇；求之江西，又不见；时虞集方省墓吴中，使至，乃受命趋朝①。可见当时朝廷起用儒臣心情之迫切。2.推行“津助赋役法”，即在各地确定一部分田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在苏湖地区，“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此处所谓“入官”，仅指在各义上被征用为官田，实际上助役田多被分配到承当差役的各人户，归他们经营（自种或招佃），以其收入作为当役补贴②。3.至治三年正月，诏令朝臣听读审议仁宗时编纂的累朝格例，并将延祐二年以来新颁格例类集增补入内。二月，遂定名《大元通制》，颁行天下，所收断例、条格、诏赦、制令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是书条格和断例部分的篇目和编排，分别依照金《泰和律令》和《泰和律义》。《大元通制》中的许多条款，在形式上虽然属于临事制宜的个别指令或纪录公文，但它们作为单行法，对处理类似事务具有普遍的法律效能。因此，《大元通志》是具有法典性质和权威的官方政书，对于统一元朝的政制法程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体现了元廷通过颁布法典来加强它作为一个中原王朝的正统形象的用心。4.清算太后集团遗毒，澄清吏治。至治二年十一月，答己死后甫两月，英宗再次发出“罢世祖以后冗置官”的诏令。翌日，即罢去徽政院。按徽政院原是侍奉皇太后的机构，答己死后撤罢徽政院本来理属当然，但在当时情况下，减罢“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元史·张珪传》），这一行动难免带有雷厉风行、倾其巢穴的政治色彩。与此同时，拜住把原先受铁木迭儿压制而未加追究的“诳取官币”案重新提出来，遂诛杀当时尚在世的铁木迭儿之子八里吉思以及刘夔、囊加台，仆铁木迭儿父祖碑，追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他的另一个儿子锁南也被黜职。

　　所谓诳取官币案的缘起是，浙民吴机（一作吴机孙）以贿交权贵，谓宋高宗吴皇后为其族祖姑，有旧赐汤沐田在浙西，愿以献朝。司徒刘夔上其事，又与铁木迭儿、铁失等相串通，奏赐官币十二万五千锭偿其直，却暗中瓜分了这笔巨款。朝廷命官“驰驿至浙西疆其田，则皆编户恒产，连数十万户。户有田皆当夺入官，浙西大骇”①。这件事经本道廉访司闻台，被铁木迭儿、铁失等阻挠，不上闻。一两年之后，台臣复鞠之，遂以田归原主，刘夔、八里吉思等坐死，余者论罪有差，惟铁失以亲联天家而获特赦①。但他从此疑惧日甚，终于在半年后手弑英宗于南坡行帐。

　　 南坡事变

　　英宗对铁失的宠信，似乎并未因他涉及诳取官币案而马上改变。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就发表在事后两个多月的至治三年五月。但是到六月，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由于拜住等人将铁木迭儿的“过恶”反复陈奏，英宗对这个死去已近一年的权臣的憎恶，竟急剧加深而不能自抑。他的怒火开始发泄到被视为铁木迭儿“奸党”的那些朝臣，包括先已宣布赦免不究的铁失身上。此时恰逢英宗在上都夜寐不宁。“惧诛者”于是唆使番僧建言作佛事禳灾，希冀作佛事而获得大赦。但拜住却声色俱厉地责备番僧：“尔等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铁失等人把拜住的话理解为英宗又要惩治“有罪”的暗示。“闻之益惧，乃生异谋”（《元史·拜住传》）。八月，英宗在从上都南还途中驻跸南坡。铁失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先杀拜住，又入行幄刺杀英宗。自答己死后重新推行的至治新政，不到一年复遭中止。从表面上看来，南坡之变完全是一次难以事先预料的突发性事件。但它的发生，又与英宗的个人性格以及当时的蒙古—回回贵族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形势，具有某种程度的必然联系。虽然汉族文人经常喜欢按照儒家观念将元英宗的形象理想化，英宗的个人性格却绝非如此单纯。或许恰恰是由于长期受太皇太后的压抑，他似乎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皇帝都热衷于表现天子的威严。史称“英宗临朝，威严若神；廷臣懔懔畏惧”①；又称当时“禁卫周密，非元勋贵戚，不得入见”②。但是在“威严若神”的虚名下处处受制于答己，反过来更增加了英宗的心理挫折，结果只好迁怒于臣下。因此，英宗朝“大臣动遭谴责”③，与以前诸朝讲求“惟和”，对臣下宽纵有余的政风完全不同。另一种发泄的方法是酗酒，酗酒又往往以乘醉杀人收场。时人记载一个被冤杀的艺人史骡儿云：“至治间蒙上幸。上使酒纵威福，无敢谏者。一日御紫檀殿饮，命骡弦而歌之。骡以‘殿前欢’曲应制，有‘酒神仙’之句。怒，叱左右杀之。后问骡，不在。悔曰：‘骡以酒讽我也。’”④英宗曾为宪台谏修寿安山佛寺而杀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杖窜成珪、李谦亨，引起轰动朝野的“四御史”之狱。这可能也是在狂怒不可自制的情形下做出来的事情。延祐七年七月，“回回太医进药曰打里牙，给钞十五万贯”；十二月，“修秘密佛事于延春阁”（《元史·英宗纪一》）。按打里牙为波斯语taryak的音写，译言鸦片；元末宫廷曾流行男女双修、恣情房中的“秘密佛法”，英宗朝修“秘密佛事”，似乎表明藏传佛教的这一套教理当时业已传入元廷。那末，英宗这种狂暴多变的习性，是否与他可能服用鸦片或者纵情声色的放荡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英宗这种个性，使他难以在自己身边聚集起真正积极维护新政的政治势力，同时却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自己的政敌一边。答己、铁木迭儿死后，他不但没有利用时机示以宽恕，争取缓解与太后集团党羽的关系，而后再伺机各个击破，反而自以为对立面已经瓦解，因此继续对他们任情用法。铁失敢以臣子弑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看出了蒙古诸王勋贵已经对英宗产生普遍的怨忿。南坡之变发生时，“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这条材料生动地说明，英宗当时已经何等孤立①。因此，即使他不死于南坡，至治新政又能推行到何种程度，也是容乐观的。

　　

　　①苏天爵：《马祖常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九。

　　②许有壬：《纠锁南疏》，《至正集》卷七六。

　　③许有壬在泰定朝所上《恶党论罪》中称铁失“妹为君配，已正位次，先帝待之， 情过骨肉”。见《至正集》卷七六；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十九《速可八剌传》， 卷一五三《氏族表》。

　　①据吴澄：《抚州路帝师殿碑》，“仁宗皇帝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师寺，以示褒崇。今上嗣服，再颁特旨。圣心眷注，俾加隆于文庙，不与其余不急造作同”。则此命初颁，似在仁宗时。见《吴文正公集》卷二六。但元代大量记载表明，各地奉朝命建帝师殿、寺，乃在英宗时。参见柳贯：《温州新建帝师殿碑》，《柳待制集》卷九，刘鹗：《重修帝师殿记》，《惟实集》卷二。

　　②吴师道：《至治四御史诗，成宪甫廉使征赋》，《吴正传集》卷十。

　　①黄溍：《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

　　②《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卷一八五《干文传传》。郑元祐论元末助役田说：“二十年间，田贸易主屡迁，而役悉仍旧，殊为民病”。助役田被当役户作为私产变卖，表明“津助赋役法”确曾在各地推行。见《元童遗爱碑》，《侨吴集》卷 十一。惟碑文说征发助役因比例为“亩什抽一”，似不可信。

　　①刘基：《宋文瓒政绩记》，《诚意伯文集》卷六。

　　①《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按八里吉思之名见黄溍《拜住神道碑》，《元史· 拜住传》作八剌吉思。《元史·英宗本纪》写作宣政院传八思吉思，此名中前 一个“思”当为“里”之讹。

　　①苏天爵：《董守简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十二。

　　②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③黄溍：《答失蛮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

　　④王逢：《史骡儿引》，《梧溪集》卷四。

　　①《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元史·英宗纪》有两年未提到朝廷对诸王颁 发岁赐之事。如果这不是因疏忽而失载，则是英宗对待宗亲勋戚刻薄寡恩 的又一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