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云南各族

　　第五节 云南各族

　　白族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见于元代史籍的各种土著居民，有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斡泥、吐蕃、峨昌（今阿昌族）、撬人（今独龙族）、依人（今壮族）及土僚等等。

　　白人为今白族先民，是以南徙入滇的古代氐羌族当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些族系为主体，并融合了汉魏以后移入南中的汉族大姓爨氏以及其他汉族人口逐渐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南北朝以后，它以白夷见诸史乘，而与乌蛮（即分布在云南的另外几支氐羌后人）相区别。元代又称他们为阿僰、爨僰（寸白）、白人。其分布地区，以中庆、威楚、大理、永昌为主，东至普安、曲靖，北至丽江，南及元江。他们多居住在坝区，以农耕为生，“多水田，谓五亩为一双，山明水秀，亚于江南、麻麦、蔬、果颇同中国”（李京《云南志略》）。白人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文明程度最高，以至元代入滇的中原汉人，亦认他们为“汉之遗裔”①。尤其是城镇或附近地区的白人，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风俗逐渐接近汉族。所以明人将大理“近城汉、僰人风俗”不加分别地相提并论（《云南图经志书》卷五）。元时世居中庆晋宁的白人王惠，临终时遣训子孙“忠孝丧礼一则古，毋从僰俗”②。这个例子，既反映了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人对中原仪文之制的仰慕，同时也说明流行的“僰俗”毕竟还保持着若干固有的特点。在《云南志略》中，李京这样描写当时的白人风俗：男女首戴“次工”，制如中原渔人之蒲笠，差大；编竹为之，覆以黑毡。亲旧虽久别，无拜跪，惟取“次工”以为馈。男子披毡椎髻。妇人不施粉脂，酥泽其发，青纱分编，绕首盘系，裹以攒顶黑巾；耳金环，象牙缠臂；衣乡方幅，以半身细毡为上服。处子孀妇，出入无禁。少年弟子，号曰妙子。暮夜游行，或吹芦笙，或作歌曲，声韵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耦，然后成婚。居室多为回檐，如殿制。食贵生，如猪、牛、鸡、鱼，皆生醯之，和以蒜泥而食。每岁以腊月二十四日祀祖，如中州上冢之礼。六月二十四日，通夕以高杆缚火炬照天，小儿各持松明火，相烧为戏，谓之驱禳。佛教甚盛，戒律精严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恭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诸种蛮夷……不知事神佛，惟白人事佛甚谨。……其俊秀乾，颇能书，有晋人笔意。……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罢。交易用棋子，俗呼作■，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人死，俗尸束缚令坐，棺如方柜，击铜鼓送丧，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其贵人被服，近年虽略从汉制，其他亦自如也。

　　上引史文提到白人在六月二十四日晚缚火炬照天、持松明相烧驱禳，是有关火把节的最早文献记载。这一习俗至今仍在白族及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中流行。明清以往，关于火把节的记载颇多附会臆想之说①，反不如李京所述朴实无华。

　　白人的语言，按现代语言学分类法，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自汉魏至元代，白蛮的语言中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所以唐人樊绰曾说：“言语音，白蛮最正”，其“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蛮书》卷八）。所谓“或与汉不同”，实际上说明了其颇有一部分名词能与汉语的相应词汇相通。据李京记载，白人语穿衣曰衣衣，吃饭曰咽羹茹，樵采曰拆薪，帛曰幕，酒曰尊，鞍■曰悼泥，墙曰砖垣，等等。我们无法知道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如此类的词汇，在白语中是否只有汉语借词一种形态，但白语基本语汇大量吸收汉语借词，乃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一点无疑使白人极便利于利用汉字和在汉字基础上稍加创造的若干新方块字来记录白话，从而形成所谓僰文。到元代中后期，僰文已在云南地区相当流行了。

　　 罗罗

　　罗罗即乌蛮，是现代彝族的先民。元时乌蛮诸部仍大多都有各自的部名，而罗罗则是对他们的统称。南诏乌蛮七部落中有号鹿卢蛮者，当即罗罗一名的来源。蒙古人又在这个名称之后加上复数后缀-S，汉语音译为罗罗斯，专门用来指集中居住在今四川凉山自治州和西昌地区的罗罗人；元置宣慰司于其地，称罗罗斯宣慰司。乌蒙、乌撒地区也是罗罗人的集中居地。此外，惟其农业大体上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李京记载元代罗罗风俗说：男子椎髻，摘去须髯，或髡其发。左右佩双刀，喜斗好杀。……以轻死为勇。马贵折尾，鞍无■，剜木为镫，状如鱼口，微容足趾。妇人披发，衣布衣，贵者锦■，贱者披羊皮，乘马并足横坐。室女耳穿大环，剪发齐眉，裙不过膝。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虽贵，床无褥，松花铺地。……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每岁以腊月春节，竖长杆，横设一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相起落为戏。

　　 金齿、百夷

　　金齿、百夷都是今傣族先民，其俗尚以金、银、漆等来涂饰牙齿，因而很古以来就被称为金齿、银齿、黑齿等。元代的回回人和蒙古人用波斯语Zar-dandan称之，亦即金齿之意①。很明显，金齿并不是这个民族的自称，而是他族的外称。实际上，唐代的裳魔，明代的歹摩，都是傣勐一音的异译，这才是“金齿百夷”部的自称。李京说：“西南之蛮，白夷（即百夷）最盛。北接吐蕃，南抵交趾。”行省的西南及东南边地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区。南诏、大理时代，这一带的傣族先民大体上可以今澜沧江为界分为两部分，西部称为金齿（或黑齿等），东部称白衣（即百夷）。入元以后，金齿、百夷之称经常混用，已不复区别。西南的金齿百夷，由大理金齿等路宣慰司管辖，东南地区诸部则归隶于临安道宣慰司①。八百媳妇②、七十城门甸等部居民，都以百夷为主。

　　百夷诸部多从事农业经济。其地多桑柘，四时皆蚕；由于气候宜于作物生长，土地又肥沃，虽“地利不能尽，然多产牛、羊、鱼、果”（钱百顺《百夷传》）。大多数金齿部落元时还没有使用文字，只是刻木为约。

　　百夷妇女特别能吃苦耐劳。据《云南志略》，她们“长眉睫，不施脂粉，发分两髻，衣文锦衣，连缀河贝为饰。尽力农事，勤苦不辍。及产，方得少暇。既产，即抱子浴于江，归付其父，动作如故”。由于居地偏南，风土下湿上热，金齿百夷“多起竹楼，居濒江，一日十浴”。“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百夷诸部到明代后期才开始奉佛。其在元代惟信巫祝而已。

　　至正之初，随着元朝廷和云南行省统治势力的衰弱，麓川（今云南瑞丽）百夷土官思可发举兵抗命，“盗据一方，侵夺路甸”。据傣文《麓川思氏官谱》，知思可发为土语音译，其意即擒白虎之王。元明官方文献多以死可伐名之，是一种诬称。兵起之后，邻近诸部“相率纳贡”。元廷曾几次派兵往征、下诏招谕，都不见效。至正十五年（1355），思可发归降元廷。此后，他实际上长期控制麓川四周“三十六路”之地（《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五），“虽奉正朔、纳职贡，而服用制度，拟于王者”（《百夷传》）。一直到洪武中，他才为明朝重新招抚。

　　 么些

　　么些即今纳西族先民。其称谓在《华阳国志》中作摩沙夷。自南诏、大理以往，他们一向以丽江为聚居中心。其“地凉，多羊马及麝香、名铁，依江（指金沙江）附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云南志略》）。么些人最早被蒙古征服。元廷先设察罕章宣慰司治其地，后又以金沙江为界，分之为东、西五城池，分别隶属于北胜府（今云南永胜）和丽江路。元初的么些大姓有和氏、木氏等。察罕章管民官一职曾由和氏担任，木氏是其属下。至明初，木氏势力寖大，其后代写成的《木氏宦谱》一书，遂将元代的察罕章管民官之职安到自己的祖先木良（即麦良、阿良）头上①。

　　关于么些人的风俗，《云南志略》的描写如下：善战喜猎，挟短刀，以一磲。少不如意，鸣钲喜相仇杀，两家妇人中间和解之，乃罢。妇人披毡、皂衣，跣足，凤环高髻；女子剪发齐眉，以毛绳为裙。……不事神、佛，惟正月十五登山祭天，极严洁，男女动百数，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俗甚俭约，饮食疏薄，一岁之粮，圆根②已半实粮也。贫家盐外不知别味。有力者尊敬官长。每岁冬月，宰杀牛羊，竞相邀客，请无虚日。一客不至，则为深耻。人死，则用竹箦舁至山下，无棺椁，贵贱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则别焚之。其余颇与乌蛮同。

　　 斡泥

　　斡泥亦作和泥、禾泥等，与现代的哈尼为同名异译，主要分布在临安西南（今元江流域），其西与百夷聚居区相接。他们多巢居山林极险处，而与河谷平坝地区的金齿百夷以及山居的其他部族错落杂处。李京记其习俗云：“家有积，具以一百二十索一窖，藏之地中。将死，则嘱其子曰，我平日藏若干，汝可取几处，余者勿动，我来生用之。”

　　临安西南的斡泥散布地区，实际上是民族杂居区。在上面叙述的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等族的主要聚居地区内，同样存在着其他民族杂居其间的情况。例如以么些为主要居民的丽江地区，“蛮有八种，曰磨些（即么些），曰白，曰罗落（即罗罗），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①。峨昌即今阿昌之异译。撬与俅音近，今云南贡山县西部的独龙江，上游仍称俅江（发源于西藏察隅县东）。撬人应即俅江流域的居民，后来逐步南下，徙至独龙江一带，今称独龙族。■人即今傈僳族先民，傈为专名，僳当是少数族语音译，音为人或族，■与傈实同名异译。■人居地在“兰州冰琅山外”，即今云南兰坪西碧罗山（怒山）外的怒江流域。另一方面，除其主要聚居区之外，白人、百夷、罗罗等族也有许多部落散布于行省各地。其中罗罗的分布尤为广泛，从行省腹地到边远地带，其足迹几乎随处可见。

　　 土僚、蒲人

　　李京在《云南志略》中所提到的云南土著，还有土僚人和蒲人。“土獠（即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猪羊同室而居。无匕箸，手搏饭而食。足蹈高橇，上下山坡如奔鹿。妇跣足高髻，桦皮为冠，耳附大双环，衣黑布，顶带锁牌以为饰。出入村麓，望之宛如猿猱。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巅崖之上，以先坠者为吉。山田薄少，刀耕火种。所收稻谷，悬于竹棚之下，日旋捣而食。常以采荔枝、贩茶为业云。”该地区土僚男子以击齿为成年标志的习俗，一直保留到明代。其东亦溪不薛地面的葛蛮，也有悬棺折齿之俗①。他们都是古代僚族的后裔。土僚是构成近代僮族的成分之一；而葛蛮即今仡佬族先民。“蒲蛮，一名朴子蛮，在澜沧江迤西。性勇健……骑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膝颈皆露。善用枪弩。首插雉尾，驰突如飞。”他们是今天布朗族的先民。

　　 蒙古、回回

　　元代云南民族构成中还增加了两种新的成份，这就是蒙古人和回回人。云南的蒙古人，有一部分是随云南王、梁王以及其他诸王一起迁去的人户，更多的原是蒙古军户，他们或者在路经云南远征边区邻国的往返途中留镇其地，或者是被直接调来镇守云南的。元亡后，当地的蒙古军户逐渐和汉人军户一样，与编户齐民参错相处，绝大部分被汉族或别的民族同化了。只有在个别地方，他们仍相对集中地聚居，达数百年，同时还一直保留着对祖先的记忆。例如元政府曾于临安西“曲陀、阳关之原”置都元帅府，以重兵戍之①，在这里屯住了一支蒙古军队。他们的后代，包括曾任都元帅的阿喇帖木儿蒙古右旃的后裔，至今仍聚居于通海县西的儿个相邻的自然村中，约有四千多人。关于蒙古人被周围民族同化，可以举今丽江巨甸纳西族中以“元”为姓氏的家族为例。他们本来是蒙古人，羼入纳西族后即以“和”为姓氏，而且忘记了自己的祖籍。清嘉庆年间，云贵总督罗琅玕从他们祖坟的塔形蒙古文墓碑了解到这个家族祖籍蒙古，以后他们才将姓氏从“和”改为“元”②。

　　元代云南回回人的来源有二。一是镇戍云南的色目军队。如至元二十二年十月，“遣雪雪的斤领畏兀儿一千户戍合剌章”（《元史·世祖纪》）。又如延祐二年，“立乌蒙军屯。先是云南行省言，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别无屯戍军马，其地广阔，土脉膏腴，皆是古昔屯田之迹，乞发畏吾儿及新附军屯田俱遏，至是以之为户，军五千人，为田一千二百五十顷”（《元史·兵志》）。二是跟随在云南任职的色目官员一起迁去的色目人户。今云南各地纳、赛、丁等十余姓回族都以赛典赤·瞻思丁为先祖，虽然出自传闻，但亦可反映出当时与色目官员一起来到云南、后来又羁留在这里的回回人，其数目是不小的。

　　

　　①佚名：《大理路兴举学校纪》，见方龄贵：《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考释》一，《云南文物》1982年第12期。

　　②李源道：《王惠墓志铭》，转引自《新纂云南通志》。

　　①游国恩：《火把节考》，《西南边疆问题研究报告》第1期。

　　①元以后，这种以金饰齿的俗尚在有些百夷部落中演变为“殁后金镶二齿而葬”。见何孟春：《复永昌府治疏》。

　　①参见尤中：《云南古代民族》，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1978年4月油印本，下册。

　　② “八百，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见《明史》卷三一五《云南土司传》三。

　　①方国瑜：《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区考释》第二册，1964年，昆明，油印本。

　　②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圆根，即蔓菁也。”

　　①《元一统志》卷七，赵万里辑本。

　　①明嘉靖《四川总志》卷一三；田汝成：《行边纪闻》。土僚、仡佬等族击齿悬棺 的风俗，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参见《四川珙县洛表公社十具“一人”悬棺清 理简报》，《文物》1980年第6期。

　　①李泰：《都元帅府修文庙碑记》，《新纂云南通志》卷九四《金石考》一四。

　　②转引自杜玉亭、陈吕范：《云南蒙古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页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