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郑樵马端临

  第五十八章 郑樵马端临

  第一节 郑樵 厉志苦读,通百家之学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自号溪西遗民,学者称为夹漈先生。父郑国器是太学生,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卒于姑苏(今江苏苏州),时郑樵16岁。他护父丧回莆田。此后,郑樵在家乡夹漈山筑室厉志自学。他家境贫寒,但在学习上却是“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讽诵不绝”①。家中没有书,便向当地藏书丰富的人家借书读,立志“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在治学上他兴趣广泛,对经史之学、礼乐、文字、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以及方书、校雠、目录等各个门类的学问都加以探索。与他在一起读书的还有从兄郑厚。

  郑樵注意把书本知识学习和实际观察结合起来。他认为“农圃人”只能认识田野里的植物,但不明诗书之旨;“儒生”通诗书之旨,却是不认识田野里的东西,因此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为学习天文知识,他是一面读《步天歌》,一面观察星象,“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①。为了认识动植草木的状况,了解草木虫鱼的情性,他向有实际知识的人学习,“与农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②。

  在治学上,郑樵主张要有独断之学的精神,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只是一味因袭前人的说法而毫无创新,“胸无伦类”的儒生令人生厌。

  郑樵的“六书”说在文字学史上是一家之言。他写的《尔雅注》保存下来,受到历代学者的好评。在等韵学上,郑氏的《韵图》成就是今天可考的最早的韵图。关于文献校雠类例主张,一直受到学人的推崇。他在目录学上的十五分类方法及其著录书籍之丰富,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春秋》的看法、对自然灾异的现象的认识,含有科学的因素。在动植草木等方面,他的认识受到世界上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的重视。郑樵在这许多学术领域内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不但对这些学科作出了贡献,而且为成就他的史学事业奠定了基础。

   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

  郑樵生活在宋代多事之秋,靖康二年(1127)金灭北宋,掳徽钦二帝,“天子蒙尘,苍生鼎沸”,这对郑樵、郑厚兄弟刺激很深。二郑是有血气的青年人,这一年,宋高宗即位,改元建炎,二郑上书给江常,申述报国之志,但是没有结果。后又上书宇文枢密,也就是宇文虚中,希望得到他的引荐。其时朝政腐败,宇文虚中落职奉祠,无法给二郑以帮助。郑樵结识当时的抗金名将如李纲、韩世忠,《宋史》本传说:“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①绍兴十七年(1147)朝廷诏献书。次年,郑樵风尘仆仆千里,将自己所著的书献上朝廷。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绍兴十八年二月,朝廷曾授郑樵以右迪功郎,但实际上,郑樵并没有接受。绍兴二十七年,王纶荐郑樵,还称郑樵为“布衣”。二十八年,高宗召对,特补右迪功郎。郑樵献书,一是希望自己的著述能被朝廷收藏。二是避免因为是“私修国史”而遭受迫害。当时秦桧当政,政治黑暗,不断以“私修国史”为罪名,迫害士人。三是希望能有机会进入朝廷的馆阁中,阅读书籍,得到一点资助,以完成修一部通史的愿望。

  郑樵在献书以后,仍回莆田讲学授徒。朝廷几次引荐,均被郑樵婉拒。绍兴二十八年,高宗召对后,差监潭州南岳庙,给笔札资助郑樵抄所著《通志》。

  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郑樵再一次赴临安献书。此时金人再一次南下,高宗幸建康(今江苏南京),郑樵未能见,留守临安干办公事。次年,高宗返临安,命郑樵进所著《通志》。三月,郑樵病逝,终年59岁。

  郑樵著述在千卷以上,地方志的“艺文”类还保存着所著书目,虽大部分散佚,但多数内容收在《通志》中。保存到现在的还有《尔雅注》,《夹漈遗稿》3卷(因遗漏错讹较多,吴怀祺作了校勘,并增补一些佚文,是为《郑樵文集》)。顾颉刚将郑樵的辨《诗序》的文字收集起来,使郑樵《诗辨妄》一书大部分内容得到恢复。

   《通志》

  《通志》200卷,是我国现存继司马迁以后又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全书体例有:《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以及《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书前的《总序》以各略的《序》是郑樵力作,是郑樵史学思想精华所在,《通志》其他部分也能看出郑樵的卓识。

  郑樵的史学思想多数通过史学批评表述出来。一是会通思想。《总序》开篇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①历史是一个有因依相关的过程,因此写史不能割断历史前后的联系。班固的《汉书》受到他的批评,就是因为断汉为代,“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会通观点另一点要求是写史要收集尽可能多的材料。

  二是反对用天命观曲解历史。他认为以天人感应的灾异说解说人事历史,是“欺天之学”、“妖学”。人间的祸福与天象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三是反对以所谓的“春秋”笔法写史。搞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欺人之学”,是“妄学”。他认为不能在写史中任情褒贬;只要史实写清楚,后人通过对史事的了解,自然会作出评价。历朝史书攻击对方是“贼”、“寇”;南北朝时代南方的史书中称北方是“索虏”;北方则称南方是“岛夷”。这些都是错误的。

  四是实学主张。郑樵认为写史和治学要讲求实用,否则就是一种空疏之学,是“从事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史书应该记载“国之大典”的材料,他强调要重视写谱(表)、图以及注意应用金石资料,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五是类例主张。应当如同带兵一样,要以类例的办法研究学问。所谓类例不是简单的分类,而是要在弄清学术源流的基础上确定类例。

  郑樵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学术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自己的批评是为了“开学者见识之门户”,是要打破当时学术界中“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郑樵的学术批评凌厉,招致非议。《宋史》本传说他“独切切于仕进”,是诬词。郑樵在《总序》中对科举的利禄之途加以批评,一生多次拒绝引荐。郑樵在上书中请求入三馆四库中,是为搜求材料。对郑樵的学术批评,有的说是“好为大言”,有的说是“贼经害道”,但这只能从另一角度说明郑樵学术思想具有一种清新意识。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申郑》、《释通》诸篇中阐明郑樵学术精神的意义。梁启超称他是我国古代三大史学思想家之一。这三大史学思想家是刘知幾、章学诚、郑樵。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第二节 马端临

  学术渊源与时代变动

  马端临(1245—?),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饶州路刊刻《文献通考》时,年69岁。

  马端临家学渊源深厚。父马廷鸾字翔仲。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甘贫力学”①。后来他回忆说:“绍定之元,先人即世,兄才九岁,弟甫四岁,我生七年,亦未毁齿,母抱群雏,家徒四壁,画荻而教。”②成年以后,马廷鸾被乡人聘为童子师。淳祐七年(1247)登进士第,调池州教授。宝祐年间,因试策中直言“强君臣,重相权,收直臣,防近习”,由此得罪权臣厉文翁、内侍董宋臣等。贾似道当道,他也不趋附。咸淳三年(1267),除同知枢密院事兼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咸淳五年,进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进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视他为异己,咸淳八年,廷鸾“九疏乞罢政”。

  马廷鸾对马端临的影响,一是在修史方面。马廷鸾也讲灾异,但意图是希望度宗实施好的政策,以壮人才之精神;虚心容纳,以植人言之骨干,“念邦本而以公灭私,严边备而思患豫防。”马廷鸾著作颇多,其史学著作是《读史旬编》,有38帙。据马廷鸾说,此书是“始以备遗忘,授儿曹而已”。是给子辈讲授之用的。宋亡以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正式开笔写作,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四年以后,马廷鸾去世。马端临说受到父亲的熏陶,“业绍箕裘”,“趋庭答问”,努力继续父亲的事业。《文献通考》中保存了马廷鸾对历史的评论,即“先公曰”的内容。他对父亲的评论又作了发展。二是在学风上,马廷鸾表现出一种综罗文献的学术风格,读经研史,诵诗文,汇经史百氏嘉言善行①,这是南宋后期学术上的一种风尚,《文献通考》明显地带上这样的学术印记。

  马端临的老师曹泾,对马端临同样有重要的影响。曹泾为朱熹学脉的传人,为“晦翁续传”,“诣朱子学”②。因此,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历史问题如封建、井田等,很多看法同朱熹接近。所不同的是,马端临在议论中又有发展,有的地方夹杂了“心学”的痕迹。这正是南宋后期理学变化中朱陆门人相互出入的反映。

  南宋灭亡时,马端临年仅23岁。这位年轻人在历史大变动之际,对时局震荡的感受是很深的。咸淳九年(1273),他虽曾漕试第一,但决心不仕,以变通的思想来总结历史,总结两宋灭亡的原因。父亲死后,他作过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台州路儒学教授。

   《文献通考》

  史学巨著《文献通考》348卷,计有24“考”。二十四考是:《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及《四裔考》。其书以杜佑《通典》为蓝本,贯穿古今,会通历代典章制度,博加考察。门类较杜佑《通典》详细,多为《宋史》各志所未备。记载了自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其中有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的内容,有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机构的内容,有关于礼、乐的材料,有关于历代纪元和国家组织形式变迁的内容,也有关于天象、地理等方面以及民族、边疆方面的内容。全书首列《田赋考》,体现出马端临的卓越见识。

  《文献通考》对宋以前的历史作了全面的总结,而且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看法。在事实上他把历史划分出不同阶段。各《考》一以贯之地体现出这样的观点。第一阶段是太古时期,即三代以前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夏商周三代。第三阶段是秦汉以后的历史,与前两个阶段有明显的不同。前两个时期的社会“有公天下心”,秦、汉以后,社会“无公天下之心”。“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皆视为已有。”①所以,秦汉以后,封建井田制度无法实行。关于封建井田的议论,明显带有心学的印痕。马端临认为历史的发展受“势”支配,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不容不然”,“不容不如此”。“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②历史发展的“势”又为“利”所支配,能这样认识历史的人,才可以说是具有通变的思想。他指出: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万世之长策,今公心良法一不复存,而顾强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则不利于君,中则不利于臣,下则不利于民。而方追咎其不能行之,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①50000528_1866_0所以他认为对于封建井田一类的问题,要认识到“返古实难”,应当“知时适变”。后代不能照搬古代的“良法”,用恢复封建、井田的办法,去解决社会危机。这是从历史中得出的认识,也是他思考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的结论。

  由于马端临身受亡宋之痛,所以他对南宋统治者,时有愤慨的批评。他揭露了宋代三百年的腐朽统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关于王安石变法,马端临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从根本方面说,他赞成变革,但他认为“经邦稽古”应当“知时适变”。总的来说,这与王安石变法的精神相通。

  《文献通考》一书,在编纂学方面很有特色。全书有“文”,有“献”,有“考”。“文”是文献网罗与考订。“献”是指前人的议论、前人的评论。批评只要有可取的地方,都收录下来。这些评论主要是论述历史的得失,也有掌故的考订。“考”主要是马端临的看法。就全书来看,“考”包括这几部分,一是全书的《自序》,各考前的《序》,以及《考》中的《按》语。马端临对历史的见解,通过材料编排和自己的议论而贯穿全书。所以《文献通考》在内容与形式各个方面都可称是完美的史学巨制。

  

  ①《郑樵文集》卷2《献皇帝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①《通志·天文略·天文序》。

  ②《通志·昆虫草木略·序》。

  ①《宋史》卷436《郑樵传》。

  ①《通志·总序》。

  ①《宋史》卷414《马廷鸾传》。

  ②《碧梧玩芳集》卷20《祭亡弟总干文》。

  ①《碧梧玩芳集》卷15《书课历序后》。

  ②《宋元学案》卷8。

  ①《文献通考·自序》。

  ②《文献通考·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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