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宋高宗秦桧

　　第四十七章 宋高宗秦桧

　　第一节 宋高宗

　　宋高宗（1107—1187），名赵构，字德基，徽宗第九子。即位前，为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受封蜀国公、广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进封康王。靖康元年（1126），赵构曾作为军前计议使出使金营议和。是年冬，当金兵第二次南侵时，他又作为使臣，赴宗望营中求和。行至途中，因军民劝阻，留于河北。钦宗命他为河北天下兵马大元帅，募兵勤王。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京城，北宋灭亡。五月，赵构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时年21岁。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

　　 放弃中原，偏安一隅

　　南宋政权建立后，因南北军民抗金热潮高涨，赵构不得不标榜“中兴”，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宗泽为东京留守，但同时又任命主和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入朝上“十议”，提出备战抗金，恢复中原的主张。宗泽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军队，联络河北义兵，请高宗回驾开封，做收复失地的准备。然而，高宗却听从黄、汪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①一开始就暴露了他放弃中原，偷安一隅的思想。以后他撤销李纲等职位，废除各种抗金措施，而把军政大权交给黄潜善、汪伯彦掌握。十月，高宗退至扬州。金兵得知高宗南逃，于是更加肆无忌惮，连年挥兵南下侵扰中原，追逐东南。从此，高宗开始了十几年辗转流徙，东躲西藏的动荡岁月。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记载，这一时期逃避的线路是：建炎元年“十月，幸扬州。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进幸江宁。八月，复幸临安。十二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八年三月，复还临安。”

　　宋高宗不相信军民抗战的力量，只顾仓皇逃跑，又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建炎三年（1129）他逃到江宁（今南京）时就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金朝不许，将洪皓扣留在北方。同年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到金军上书求和，并在致金朝的信中卑躬膝屈地说：“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②就在高宗如惊弓之鸟四处逃避又无耻求和的时候，南北军民展开了英勇的抗金斗争。在北方地区出现了像太行山“八字军”、山西和陕西一带的红巾军、河北五马山军、山东梁山泊水军等义军，他们奋起反抗金兵，但是他们得不到南宋朝廷的支持，却遭受高宗勒令解散的连连打击。在此期间，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为代表的抗金将领，也发挥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对南犯的金军给予沉重打击，为宋高宗赢得了喘息的机会。

　　正是由于前方军民的英勇抗击，才于绍兴二年（1132）以后，逐步形成了南宋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绍兴八年（1138），高宗正式在临安（今杭州）建都，维持着半壁江山的统治。

　　 猜忌将帅，重用奸佞

　　与逃跑、求和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是宋高宗在朝内猜忌诸将，重用奸佞，而这种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首先，防范武将、守内虚外是北宋立国以来世传的“家法”。自宋太祖以来宋朝诸帝对于武将一直抱有猜忌心理，他们惧怕武将在战争中发展力量，而最终造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他们不敢放手让武将用兵，要时时限制或者剥夺武将的兵权，甚至在战争有利的情况下也宁愿赔款求和，而不让武将在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清代学者王夫之所说的：“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高桥之己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削。”①宋高宗更是把这一套祖宗“家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早在宋高宗倚靠诸将，应付金兵追逐之际，就暗示诸将不能拥兵自重。他为韩世忠手书《郭子仪传》，要求大将们向唐朝名将郭子仪学习①。向郭子仪学什么呢？高宗认为，郭子仪虽总兵在外，功高名著，但心专朝廷，时时听从召唤。他又以郭子仪的事例告诫另一位大将张俊说：“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②这是在警告诸将，必须谨尊朝廷之命，否则不但身有不测，还祸及子孙。

　　之所以要限制诸将，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宋高宗对主战派将领们恢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的主张极其反感，他怕钦宗回来夺了他的帝位。个中原委当然高宗不便明言，但他的实际行动却很能说明问题。还在建炎元年时，太学生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请求高宗亲征北伐，迎回徽、钦二帝，就被高宗斩首。高宗即位后，虽然口头上也说要迎回“二圣”，但实际上经过“和议”的反复交涉，最后只是迎回徽宗的梓宫和韦后，而让钦宗客死异国。在抗击金兵的战争中，高宗更是对将帅严加控制，生怕他们“张皇事势”，“却致引惹”，而甘愿放弃胜利成果，与金议和。绍兴十年（1140），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兵主力，先锋部队克复了郑州、洛阳，并得到黄河以北忠义民兵的响应，准备收复河南全境。然而，高宗、秦桧却接连下令要岳飞退兵回朝，并先期撤回东路的援兵，迫使岳飞“忍令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从郾城退军。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秦桧准备进一步向金朝投降，于是在四月间召张俊、韩世忠、岳飞进京，一举收回三大帅在外的兵权。年底，高宗等人为了除去心头之患、向金人献媚，又将岳飞父子杀害。明代文士文徵明为岳飞庙作《满江红》词曰：“岂不惜，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①要控制将帅，投降偷安，就得信用一些趣味相投的奸佞之臣。高宗即位之初，先是重用黄、汪，罢黜李纲，一味南逃。建炎四年（1130），秦桧从金朝南下，劝高宗向金兵求和，正合高宗心意，喜曰：“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称“又得一佳人”②。不久，他就把秦桧提拔为宰相，因迫于舆论压力，中间曾将秦桧罢相，但数年后，又重新起用，并言听计从，听任秦桧专擅国柄，横行朝中，直至老死任上。《宋史·高宗纪》说他使“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这些评论是很中肯的。

　　 屈辱议和，南北分立

　　既然以偷安东南为既定国策，那么向金朝屈辱妥协就必然的了。高宗自即位以来，谋求与金议和便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而金朝也看透了这一点，在武力暂时还不能吞灭南宋时，便“以和议佐攻战”，向高宗诱降，以求攫取更大的利益。绍兴七年（1137），金熙宗觉得利用“伪齐”刘豫的力量夹攻南宋已无多大收效，便废掉“伪齐”，准备以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而让宋高宗像刘豫那样向金朝称臣，贡纳岁币。高宗得报，欣喜万分，他不顾主战派将领和群臣的反对，以“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为借口①，任秦桧为右相，代表他于绍兴九年（1139）接受和议：金朝把河南、陕西“赐予”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并每年向金朝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

　　在军民抗金的大好形势下，宋高宗却屈辱妥协。但金人并不满足，和议后仅一年，金兵又撕毁和议，再次挥兵南下。金兵的南下遭到岳飞等抗金力量的沉重打击，无功而返。然而，高宗无视军民的抗金胜利，伙同秦桧继续向金朝求和，并收回三大帅兵权，将岳飞逮捕下狱，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在绍兴九年和议的基础上再作退让，以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割去河南、陕西半数土地，与金朝达成新的和约。高宗向金帝进誓表曰：“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②以此换得对东南半壁江山的偏安。

　　宋高宗在偷安东南几十年的统治生涯中，迫于时势，则又不得不在生活等细节上约束自己，克勤克俭，装点“中兴”门面。具体而言，首先在生活上较注意俭约。建炎二年，在扬州时，有人献宣和间器具，其中有螺钿桌椅，精巧奢靡，为了标榜俭约，高宗将“螺钿椅桌于市中焚毁，百姓观者，莫不悦服”③。他意识到自己处于非常时期，不能与承平之主相比，因此在日常饮食起居方面不敢讲究。建炎年间，他睡的是白木床，上面只铺一层蒲荐黄罗褥。他对大臣说他不太喜欢吃肉，而多食蔬菜、豆腐；他还认为器具物品只要适用便可，不必美观，因此他准备把宫中的金酒器折为黄金五百两赏给有功将帅①。其次，他还能注意农桑。诏令将帅在恢复区营地屯田，鼓励农耕。为了表明重视农桑，绍兴六、七年间，在宫中亲自种稻养蚕，“欲知民间蚕熟与否”，“亦欲知稼穑之艰难尔”②。不贪女色，不专用宦官，也算是高宗有别于其他昏君的一个特点。高宗曾自称“朕不喜与妇人久处”③，他于建炎元年曾得一子，三岁时早夭，此后高宗再无子嗣。他使用宦官，“备扫除趋走而已”，“未尝假以权也。每观汉唐之祸，及近时之变，故不得不防渐杜微”④。他有较好的学习习惯，每日都有固定的读书时间，早上批阅奏章，午后读《春秋》、《史记》，晚上读《尚书》，“率以二更罢”。他尤其喜欢念《左传》，“每二十四日而读一过”。他还安排经筵为他讲《资治通鉴》，节假日也不间断⑤。他对史书很感兴趣，不但通过读史了解以往史事，对史书编纂优劣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人说陈寿《三国志》写得也不错，而他却认为：“寿颇简略，事实多在注中，又诸家互相矛盾。”⑥表明他毕竟认真读了点书。遗憾的是，高宗读史不能致用，历史上许许多多抵御外敌、捍卫主权，兼听纳谏、任用忠良的明君事迹对他不起丝毫作用，枉费一生读史，却落得个“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的可悲下场。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又一次南犯失败，金朝发生内乱，金世宗即位，金主完颜亮在军中被杀。南宋朝野纷纷要求趁金朝内乱举行北伐，宋高宗坚持继续屈己称臣，维持和议。绍兴三十二年（1162）在军民的抗战声中，他也难以维持了，只好宣布退位。此后，他以太上皇的名义赋闲二十余年，于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病故。死后葬永思陵。

　　 第二节 秦桧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补密州教授，历任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御史中丞。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犯，向宋朝索要大量财物及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秦桧上书言金人狡诈，不可割三镇。钦宗命秦桧等二人为割地使，陪肃王到金营谈判。金兵北退，他行至燕地而回。金兵再次南犯，掳徽、钦二帝，谋立张邦昌伪政权，秦桧进状表示反对。靖康二年被俘至金，金主将他赐予皇弟挞懒。在挞懒处他又颇得信用。在金国，秦桧又上书金帅宗翰，倡言和议，故挞懒纵之使归宋，成为宋朝廷内部的主和派代表人物。

　　 潜回南宋，二次为相

　　建炎四年（1130），挞懒率兵南下，以秦桧参谋军事，又任他为随军转运使。九月，挞懒攻楚州（今江苏淮安），让秦桧乘机潜回南宋，以作内应。十月，秦桧与妻子王氏及仆人乘船从海上回到临安。他谎称杀死监守金兵，夺船逃回。朝中议论皆不信，但宰相范宗尹与秦桧素有交情，便出来为他辩护，并把他推荐给高宗①。秦桧向高宗献上他所起草的与挞懒求和书，高宗很欣赏，称赞他“朴忠过人”。于是，高宗命刘光世向挞懒通书致意，并用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提升他为参知政事。

　　秦桧回到朝内，很快获得高宗的信任，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与高宗不谋而合。从此，他们君臣二人狼狈为奸，开始了长达20年的合作。秦桧得到高宗信任以后，不满足于已获得的高位，觊觎宰相之职。首先，他附高宗之意，将引荐他的范宗尹挤离相位。然后，又扬言自己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当有人问他何以不言，他说：“今无相，不可行也。”绍兴元年（1131）八月，秦桧受命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九月，吕颐浩复为左相，秦桧极力排挤，让其党羽建言二相宜分内外，将主战派左相吕颐浩挤走，在镇江建都督府专治军务，而秦桧在朝内专治庶务。以此企图独揽朝权。

　　秦桧抛出的“二策”，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按照这一论调，南宋不但要放弃北方领土，而且大批由于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士民，都要回去接受金朝或者“伪齐”刘豫的统治。秦桧如此明目张胆地出卖国家利益，立刻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和谴责。绍兴二年（1132）七月，左相吕颐浩从镇江回朝，乘势说服御史黄龟年向高宗弹劾秦桧“植党专权”，“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吕颐浩也亲自在高宗面前揭露秦桧的罪行。此时高宗对秦桧任相以来和议无大进展，反而使朝内沸沸扬扬颇为不满。另外，秦桧耸动天下的“二策”，弄得他很难堪，说：“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①高宗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把秦桧罢相，贬为观文殿学士。

　　绍兴三年至六年（1133—1136）间，金军一面在川陕地区组织向南宋进攻，一面支持刘豫从中原南下攻宋。南宋军民英勇反击，取得了保卫川陕，收复襄阳、扬州之战的胜利。金朝不能取胜，只好以和议来向南宋劝降。绍兴七年（1137）金朝让宋使传回愿意和议的口信，一直求和的高宗大喜过望，便于次年三月将秦桧恢复右相位。秦桧再次为相秉政，遂使朝政日趋腐败和黑暗。

　　 陷害忠良，议和求荣

　　绍兴八年（1138）五月，金使来南宋商谈和议的条件，要宋高宗取消皇帝的称号和国号，向金朝称臣纳贡。高宗以接回徽宗梓宫和生母为借口，有意求和。秦桧迎合高宗之意，说：“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劝高宗接受金人的条件，达成和议。宋使王伦要到金朝商议地界，秦桧认为，只要金人许和，地界划在哪里都可以。为了避开主战派的反对，秦桧将反对议和的左相赵鼎排挤出朝，而他则大权独揽。十月，他又对高宗说，臣僚畏头畏尾，不足以断大事，如要讲和成功，“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高宗完全同意，于是秦桧出文字乞决和议。

　　金使到南宋签订和约，他们要求金帝的诏谕到达宋境时，南宋“接伴官”要跪接；所过州县，当地官员也须拜迎；宋帝要改穿大臣服装跪受诏书，对金使要以客礼相待。高宗、秦桧决定遵守对方的种种要求，签订屈辱和约。消息传出，引起朝野强烈反对。直学士院曾开三次质问秦桧，并以伦理纲常相劝，秦桧大怒说：“难道就你明白，我就不知吗？”执意签约。吏部员外郎许忻上疏反对和约，极言屈己议和“徒受莫大之辱，贻万世之讥”，秦桧将奏疏扣下不报。枢密副使王庶上书七次，面见高宗六次要求停止议和，却被秦桧降职，出为潭州知府。此后，又有权吏部尚书张焘、御史方廷实等二十几位官员先后上疏抗议对金使行屈己之礼，反对和议，要求切责“秦相公”之罪，言辞激烈，高宗以“朕不忍闻”为托辞，躲避群臣上诉，秦桧则又不断将反对他的大臣贬职赶往外地。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表示“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奏请斩秦桧、王伦以谢天下。胡铨的议论获得朝野广泛支持，民间把他的奏疏刻板传诵，流布四方。秦桧惊怒交加，立即将胡铨罢官，流放昭州，又把同情胡铨的官员贬职、流放，朝官陈刚中被贬至赣州安远，迫害至死。

　　此时，领兵在外的将帅也纷纷上书，拒和请战。岳飞指责秦桧“谋国不臧”，指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韩世忠奏请出兵决战，拒绝议和；张浚连续五次上书，反对屈辱的和约。但无论文武将臣抗议的声势如何高涨，都不能动摇高宗、秦桧的议和决心。十二月，秦桧派人以最高礼仪将两名“诏谕江南”的金使迎到宰相府中下榻。然后，他又劝高宗按金使要求，跪接金朝诏书。高宗虽然觉得当朝跪在金使面前，未免过于丢脸，但又深怕得罪金人。最后，秦桧以高宗守丧为借口，代替高宗跪接“诏书”，迫不及待地与金人签订了屈己称臣、岁贡绢币的和议。

　　宋金“和议”后，高宗、秦桧大肆宣传“和议”的成功，秦桧更是得意洋洋，分派官员到金国报聘、割地，到各地宣谕和议。然而和议仅过一年，金军于绍兴十年（1140）五月，以宗弼为元帅，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但是，金兵再次碰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在顺昌、川陕、郾城等处连吃败仗。岳飞指挥的岳家军取得郾城大捷之后，继续挥师北上，进军朱仙镇，直逼开封。秦桧见岳飞连连得胜，怕岳飞功成名就，形成北伐大势，坏了他主和议的前程，于是他急令东路的张俊、杨沂中等军撤回，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由命岳飞退兵。岳飞上书力争乘胜追击，秦桧不理，他借高宗名义，一天之内给岳飞发去十二道金牌，勒令班师。岳飞只好忍痛回师。金兵败去，秦桧又开始做向金人求和的准备。他先把张俊、韩世忠、岳飞召到临安，由高宗收回三大帅的兵权，以向金朝表示不战求和的诚意。宗弼退兵后，派人致书秦桧，警告他说：“必杀岳飞而后可和。”①秦桧也忌岳飞素以恢复为己任，作梗和议，决意谋杀岳飞。他先唆使党羽、右谏大夫万俟■上章弹劾岳飞，岳飞被罢官出朝。随后他又伙同张俊收买副统制王俊，诬告岳飞父子及部将张宪谋反，遂将数人逮捕下狱。

　　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在秦桧等人的再三哀求下，金朝同意议和。南宋抗金大胜之后，反而在原和议的基础上割去河南、陕西大片土地，继续充当藩臣，上贡岁币、岁绢。和议完成后，秦桧又秉承金人意旨，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处岳飞等人死罪。因反对和议被免职的韩世忠提出质问，秦桧说：“其事体莫须有。”当年十二月，秦桧终于不顾别人反对，以高宗的名义下令杀害岳飞，并将岳云、张宪斩首，酿成一起千古奇冤。

　　 专擅朝权，作恶多端

　　秦桧主和又一次取得成功，高宗更加倚靠和重用于他：“桧亦因是藉外权以专宠利，窃主柄以遂奸谋”①。于是，他以左相加封太师、魏国公，一人独居相位，权倾内外，自此到他死前的十几年间，更是为所欲为。为了维持和议局面，巩固地位，进一步排斥异己，迫害主战人士。主战派将领张浚被排挤出朝后，秦桧仍不甘心，指使御史弹劾张浚“居常怨恨，以和议非便，惟欲四方多事”，又免去节度使职名，发往连州居住。顺昌大捷的将领刘锜被夺去兵权，出知荆州，接着又被免官。岳飞的部将牛皋被秦桧的亲信在宴会上放毒害死。反对和议的赵鼎、王庶、胡铨被再次贬往边地，并明令永不检举、永不赦用。因弹劾秦桧使他第一次罢相的黄龟年、曾反对和议而质问秦桧的曾开都被免职。旧将解潜、辛永宗因不附和议，被流放至死。参知政事李光曾被秦桧利用，后因反对和议，在高宗面前斥桧“怀奸误国”而被贬到藤州，李光在藤州作诗讽刺秦桧，又被流放到海南。总之，秦桧对于反对和议、反对他的人，都采取严厉打击的办法，轻则贬官流放，重则迫害至死。他在家中书赵鼎、李光、胡铨三人名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赵鼎遭一贬再贬，最后流放海南岛，秦桧还派人监视他，每月报告赵鼎的生死情况，赵鼎料难逃桧手，遂绝食自尽。赵鼎死后，秦桧仍不甘心，欲加害其子赵汾，于是罗织罪名，逼赵汾承认与张浚、李光等谋反，前后牵涉53人，最后因秦桧病重垂死才幸免于难。

　　结党营私、贪污舞弊也是秦桧专权以来的常事。和议事成以后，秦桧将追随他陷害岳飞，附和投降的张俊也免去枢密使之职。他独揽军政大权，在朝中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结纳死党。秦桧专权十几年间，三省执政前后轮换28人，都是他的党羽，不是声名狼藉，就是无所事事，没有一个让人称道的。绍兴十五年（1145），高宗赐桧宅第，又亲临桧宅，题“一德格天”扁，桧妻女子孙皆加恩。十六年，桧立家庙，高宗赐祭器。十七年，改封秦桧益国公。桧权势更为嚣张，他豢养的一帮阿谀之徒纷纷写诗作赋，歌功颂德，称秦桧为“圣相”、“元圣”。静江知府吕愿中赋《秦城王气诗》献媚，有人请桧坐金根车，有人建议高宗赐秦桧九锡、设益国官属，对这些，秦桧都安然受之，不以为过。秦桧贪污舞弊不择手段，他指使科举考官选录他的儿子秦熺为状元，先任礼部侍郎，后任知枢密院事。后来，他又想指使考官选录他的孙子秦埙为状元。秦桧“开门受贿，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①。他霸占将领刘光世、张俊死后留下的园第、房产，各地官员平日到京要向他献礼，每年要向他祝寿。秦桧家堆积了大量财物，人说秦桧专权后，秦熺天天让人锻制金银酒器，购买名贵字画。

　　兴文字之狱，禁私史、野史，控制言路是秦桧专权的另一手段。时有士人作《牡丹诗》，内有“宁令汉社稷，变作莽乾坤”；有福建小官吴元美作《夏二子传》讥蚊、蝇二虫，被告为讽刺秦桧，或遭编管流放，或被训斥警告。秦桧专权时，有不少官员因诗文中的一字一句，被定为讪谤罪，而下狱受刑或处斩。秦桧作恶多端，深怕被人载于史册，恶迹显于后世，于绍兴十五年禁私史、野史，于是民间惧怕秦桧迫害，纷纷焚毁史籍，李光家烧所藏书万卷；藏书家王明清老母也将家藏本朝典故及先人史稿付之一炬①；司马光的后人则违心地宣称《涑水纪闻》不是司马光的论著。秦桧一边严禁私史、野史，一边则篡改或抽毁国史，他让儿子秦熺主持编修建炎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在里边塞进不少歌颂秦桧功德的内容。他将第一次罢相以来诏书、章疏、时政等凡不利于自己的内容尽数毁弃，因此国史亡失极多。秦桧还常以妖言惑众，或贺瑞雪，或贺日食不见，或贺海清，又让各地上报各种瑞木、嘉禾、瑞瓜、灵芝、双莲等等瑞祥，弄虚作假，用以粉饰太平，哄高宗高兴，给自己贴金。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病死。高宗为了稳住和议局面，依然褒奖秦桧，赠申王，谥忠献。然而，人们纷纷揭露秦桧的奸恶，高宗乃罢其子秦熺官，其余党羽以次斥去。直到孝宗开禧二年（1206）时，终于追夺秦桧一切王爵，改谥谬丑。佞臣秦桧的丑行，被后世唾骂为千古罪人。

　　

　　①《宋史》卷24《高宗纪》一。

　　②《续资治通鉴》卷105，高宗建炎三年。

　　①王夫之：《宋论》卷10。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

　　①转引自徐阶编《岳武穆遗文》。

　　②《宋史》473《秦桧传》。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

　　②《续资治通鉴》卷125，高宗绍兴十二年。

　　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建炎二年。

　　①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5、卷109、卷101。

　　②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2、卷110。

　　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建炎二年。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1，绍兴五年。

　　⑤《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

　　⑥《中兴小纪》卷15。

　　①《宋史》卷473《秦桧传》。

　　①《宋史》卷473《秦桧传》。

　　①《金佗粹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①朱熹：《戊午谠议序》，《朱子大全》卷75。

　　①《宋史》卷473《秦桧传》。

　　①《挥麈后录》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