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毕昇李诫王惟一

　　第四十四章 毕昇李诫王惟一

　　第一节 毕昇

　　雕版印刷比起手工抄写，已方便得多。但是雕版仍有缺点，雕刻一部大书，需要不少人力、物力，很不经济，同时书板还占据大量空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技术革命。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是宋朝的平民毕昇，时间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

　　据沈括《梦溪笔谈》卷18的记载，毕昇用胶泥刻字，一个字，一个印，用火烧硬。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放着松香、蜡、纸灰等，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摆满字印，满一铁框为一板，拿到火上加热，药就溶化，用一平板把字压平。为提高效率，用两块铁板，一板印刷，另一板又排字，这块板印完，第二板又准备好了，这样互相交替着用，印得很快。每一个单字，都有好几个印，如“之”、“也”等常用字，每字有二十多个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时用。至于没有预备的冷僻生字，则临时写刻，用草火马上烧成。把字印按照韵目分类，安放在木格子里，根据毕昇的试验，假使只印三、两本显不出简便，假使印数百、数千本，就极为神速。他的方法虽然原始简单，但与现在铅字排印的基本原理相同。

　　遗憾的是，沈括对于毕昇的生平事迹，没有交代清楚，只说他是“布衣”，没有做过官。在之后的记载中，凡是讲到毕昇的，只不过重复或节录沈括原文，至今还未发现任何新的文献。不少外国学者说他是一个铁匠，也是根据《梦溪笔谈》，因沈括说有一位老锻工毕升，曾在皇宫中用铁锻炼黄金，不过这位老铁匠，或冶金匠，是否就是发明活字板的毕昇，还成问题。第一，毕昇与毕升，音同字不同，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第二，铁匠毕升在宋真宗时（1008—1016）已经年老，而毕昇的发明则在仁宗庆历年间，一个老人再活上几十年，不是近一百岁了吗？①这样高寿的老人，是否能发明活字板，是值得怀疑的。

　　至于毕昇的籍贯，也不可考。有人说他是四川人，但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当他发明活字板时，沈括只是十几岁的小孩。毕昇死后，他发明的泥活字印，为沈括的侄子辈所获得，作为古董般保藏起来。所以毕昇与沈家或有亲戚关系，沈括是杭州人，毕昇可能也是杭州一带人。

　　1993年，有报道说湖北英山发现毕昇墓碑，此碑风化严重，又遭撞击损伤，笔画多有残缺，年号难以确定。但有人认为此碑的墓主即为发明活字的毕昇，值得商榷。因《梦溪笔谈》所谈毕昇泥活字的造法与排印工序及试印经过，只能是沈括据当时当地见闻记录下来的，不可能是沈括远涉千里，到偏僻的英山参观采访得来的，也不可能是英山毕昇向杭州沈括写信报告的。因此活字发明家毕昇究竟是英山人，还是杭州人，值得讨论。又宋代人多单名，名氏最易重复，如宋刻工中以“昇”名者，有十五人，其中又有同名同姓的李璟、方昇。因此英山毕昇也可能与活字发明人毕昇，是同名同姓。总之，从时间与空间等看，若以为英山毕昇就是活字印刷发明家，尚须有其他可信之实物或文献证明，才能肯定①。

　　毕昇印过什么书，史书没有记载。他的泥活字也没有流传下来。明朝正德年间（16世纪初）在河南汝南地方一个武官家中，从地下掘出黑子数百颗，每子有一字，书法像唐欧阳询的字体，坚硬如牛角，当时有人以为这些就是宋活字，它的精巧，非毕昇不能造。不过这只是后人的一种推测。

　　毕昇的胶泥活字，是经过苦心设计的，因为这牵涉到刻字、排版、印刷等实际技术问题。清朝道光年间安徽泾县有一位教书先生翟金生，仿照毕昇的老法子，费了三十年心血，造成同骨头牛角一样硬的泥活字十万多个，到1844年才印出《泥版试印初编》，可知泥活字印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过去有些学者以为泥活字一触即碎，不能印刷。并说胶泥刻字，不合情理，可能指的是金属活字，或铸字的模型，因而怀疑毕昇是否真的用过胶泥活字。其实泥活字“坚贞同骨角”，并且印得字画清楚。据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泥活字印本和翟金生的泥活字实物，就可用来否定上述主观臆说了。

　　又有人提出毕昇的胶泥，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炼丹时用来密封炉顶的“六一泥”。实际上，清代翟金生用的只是普通泥土，并非用七种药物合成的所谓“六一泥”。同时，李瑶在杭州仿宋胶泥印书，朝鲜用陶字印《三略直解》，也都根本不提“六一泥”。“六一泥”之名只见于宋人医方，及《道藏》内《丹房须知》、《太极真人杂丹药方》等道书中。而正统《道藏》清代学者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说普通胶泥不能印书，要印书须得用“六一泥”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毕昇发明活字不久，南宋周必大于1193年就用泥活字印刷自己著作《玉堂杂记》①。后来的人除沿用毕昇的泥活字外，元代王祯又制成木活字。其实木活字毕昇早已考虑过，他发现木头的纹理有疏密，沾水后高低不平，并且与药相粘，取下不便，所以舍木用泥。清代包世臣也说过用木活字印书，印了两百部，字划就胀大模糊，而泥版可印至千万而不失真。元、明两代，又有人利用锡、铜、铅等材料铸成金属活字，与雕版印刷相辅而行。

　　毕昇的泥活字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朝鲜人利用毕昇活字印刷的原理，推陈出新，早在王氏高丽高宗时（约1234）已用铸字印书，李氏朝鲜太宗三年（1403）以后，铸造活字二十余次，铸成铜活字二三百万个，并在世宗十八年（1436）铸成世界最早的铅活字。活版印刷后来由朝鲜又传到日本。越南在黎圣宗光顺三年（1462）已能很迅速地排印中越诗人唱和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系统的汉文活字。

　　西洋活字印刷术由德国梅因兹地方，而传到欧洲各国，以及新大陆的美洲。因为文字与中国不同，看起来似乎另成一系统。但自16世纪以来，不少的西方学者均以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术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中国发明的印刷术（雕版与活字板），不但直接传播到亚洲各国，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人类文化有着极其重大的贡献。

　　 第二节 李诫

　　李诫（？—1110），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今河南郑州）人。北宋建筑家。曾祖李惟寅，任虞部员外郎，赠金紫光禄大夫。祖李璟裕，任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赠司徒。父李南公，字楚老，任河北转运副使、延安知府、户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等，赠左正议大夫。其兄李璟，字智甫，任章丘知县、陕西转运使、显谟阁待制等。从其父兄辈为官经历看，在土木工程的管理和施工方面皆当有一定的经验。

　　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赵煦嗣位，李南公时任河北转运副使，李诫奉其父之命，进献贺表并送方物，于是得以恩补郊社斋郎。按宋代荫官制度，大臣子弟年逾二十方能补授实职，因此，李诫这时可能恰值20岁。随后他即被委派为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县尉。李诫到任后，练卒，除器，明赏罚，广方略，使县内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改善。元祐七年（1092），调任将作监主簿。此后，他长期在将作监任职。绍圣三年（1096）升任将作监丞，崇宁元年（1102），升任将作少监。崇宁二年出任京西转运判官，但为外官仅数月，又被召回仍为将作少监。崇宁三年（1104），升任这一机构的最高长官“将作监”。

　　李诫在将作监期间，主持完成了不少宫廷和官府的建筑工程，如五王邸、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九成殿、太庙、钦慈太后佛寺、辟雍、尚书省、开封府廨、班直诸军营房等。由于他在建筑工程上的业绩十分突出，因而官阶屡升，从承务郎、承奉郎一直到右朝议大夫、中散大夫、共升迁十六级，其中按吏部考核晋升的仅有七级。

　　李诫在建筑技术和工程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考工民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①，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奉旨重修《营造法式》，并于元符三年（1100）编定成书。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宰相蔡京等进奏说，库部员外郎姚舜仁呈请在都城南偏东的地方修建明堂，并绘有图样献上。为此，徽宗特别召见李诫和姚舜仁问询。经过仔细考究，李诫和姚舜仁又重新绘制了明堂图。这是至今已知关于李诫在将作监工作情况的年代最晚的一条材料。

　　约在崇宁五年（1106），李诫父亲李南公病重，他请假回归故里看望。不久，其父病逝。约在大观三年（1109）他孝满三年之后，被派往虢州担任知州。到任时间不长，就得了重病，于大观四年（1110）二月不幸中年早逝，后安葬于郑州梅山。他在虢州为官虽很短暂，但据记载，“吏民怀之如久被其泽者”。

　　李诫是位博学多艺的人才。他精于书法，篆籀草隶，都有很高的水平。家藏几万卷书墨，经他亲笔抄成的就有几千卷。他还善于绘画，颇得古代名家笔意，所绘《五马图》，曾得到宋徽宗的赞赏。

　　李诫一生主持营建多项重要的建筑工程，成就是很突出的，而其最大的贡献则是编写《营造法式》。

　　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敕令将作监负责编修《营造法式》，元祐六年（1091）成书，故又称《元祐法式》。但由于该书“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①，不便实际应用，并且所定工料太宽，关防无术，难以防止各种弊端。所以宋哲宗于绍圣四年（1097）命将作监丞李诫重新编修。李诫“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于元符三年（1100）编成《海行营造法式》（通称《营造法式》）一书，并由都省奉旨录送在京官司参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李诫以营造制度工限等“内外皆合通行”为由，奏请刊刻《营造法式》，于是经皇帝批准，这部建筑名著作为官定建筑规范，小字刻版，颁行各地。

　　《营造法式》全书共36卷，除看详、目录各1卷外，正文有34卷，计357篇，3555条。其内容可分为建筑术语考证与解释、诸作制度、功限料例和建筑图样四部分。

　　《营造法式》正文第一、二卷为“总释”上、下，共49篇283条。主要是编列经史群书中关于建筑物及其构件名称的诠释及有关史料。第三卷至第十五卷为诸作制度，列举了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或工序的建筑工程标准做法。由于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因之在《营造法式》提到的13种制度中，对大木作，包括各种建筑物的梁柱、檩椽、斗栱、飞昂等的选材、规格、加工和安装等，其叙述最为详尽。而对小木作，如门窗、栏杆、照壁、藻井、佛道帐等装修技术，其介绍也相当广泛和细致。第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为功限料例，依43种制度的内容，分别指出相应需用的各种人工数和木料、砖瓦、铁件、颜料等物料数，这相当于今天所谓人工材料定额。第二十九卷至第三十四卷为诸作制度图样。《营造法式》用了6卷篇幅，绘出大量的建筑设计图。其中包括殿阁、屋舍、亭榭等各种建筑物及其物件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以及门窗图案，彩画、木雕和石雕纹样，乃至测量仪器图等。这些图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和形象地理解书中文字所叙述的内容，而且其本身就为后世提供了进行建筑工程时绘制设计图的样本。同时，它还记录了不少不见经传的作法和现已失传的技术，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以及继承和发展传统建筑技术，也是极其宝贵的资料。

　　李诫编写《营造法式》有许多特点和创见是值得称道的。例如，他不仅“参阅旧章”，详加考订，收集了古典文献中有关建筑的大量史料，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稽参众智”，不耻下问，与造作工匠共同讨论，“详悉讲究规矩，比较诸作利害”，广泛吸取了建筑各行工匠的宝贵经验，从而在建筑方面整理、总结和制定出相当严密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据《营造法式》序目“总诸作看详”所述，此书有308篇3272条，“系自来工作相传并是经久可以行用之法”，其条目占到总条目的92％。像这样凝聚着历代工匠心血、智慧与经验的著作，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又如，《营造法式》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材分制，以材、契、分规定木构建筑及其各种构件的比例关系，这实际上就是以某种建筑构件的局部作为标准单位的古典模数制，对于推动建筑工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营造法式》虽然对诸作制度有严格的要求，但也强调要针对建筑工程的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提倡“有定法而无定式”的“变造用材制度”，这也是在建筑原则上对《元祐法式》“徒有空文，难以行用”这一欠缺的重要突破。李诫在《营造法式》中还提出了对木料因材施用的原则，如：“务在就材充用，勿令将可以充长用者截割为细小名件”，甚至连余材也不能浪费，提出“木植内如有余材，可以别用，勿令失料”，显然，这种着意于因材施用，节约材料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积极意义。

　　《营造法式》是一部既有科学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建筑学专著。这一杰作，作为北宋朝廷正式颁行的建筑规范，其统一的建筑规格，设计施工制度，工料定额等等，不仅在当时作为官式建筑的标准，而且对后世元、明、清三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仍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第三节 王惟一

　　王惟一，亦作王惟德，生卒年代和籍贯不详。他夙受禁方，尤工针灸之术，是著名医家。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时，他任太医局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都骑尉。天圣初年，宋仁宗尝敕太医谨方技，考次针灸，认为“针灸之法，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思革其谬，以利济民”①。王惟一乃竭心奉诏，精意参神，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增古今之救验，总会诸说，编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下简称《图经》）。后来仁宗又以“古经训诂至精，学者封执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①，复令创铸铜人为式。王惟一乃主持修铸铜人两具，“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②。并命夏竦为图经一书作序，题名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此外，据《宋史·艺文志》载，王惟一尚著有《明堂经》3卷，已佚。又负责校订过《黄帝八十一难经》。

　　王惟一对医学，特别是针灸学有重要的贡献。其主要成就在于编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铸铜人和刻石碑③。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现通行的为贵池刘氏玉海堂刻5卷本），考订了针灸穴位354个，较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多了5个穴位：青灵、厥阴俞、膏肓俞、灵台、阳关；又明确提出了任脉、督脉的循行路线与穴位，将之与十二经并列。其后，才有元代忽泰必烈《金兰循经》、滑寿《十四经发挥》将之进一步阐明。因此，王惟一对针灸学的十四经说之形成有奠基作用。在书中，王惟一应用了两种腧穴排列法，一是将所有穴位按十四经循行排列；一是仍按前代针灸学述穴法：四肢以十二经排列；头、面、胸、背，按部位排列。这是当时针灸界习用的两种表达经络腧穴体系的方法，王惟一则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现象。后来，宋朝廷编撰《圣济总录》，只采用十四经络循行的方法以介绍经络、腧穴，而弃去了四肢、躯体分部的方法，使经络学说更体现了人体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概念。王惟一《图经》则反映了他尚未能冲破晋唐代以来针灸学窠臼，因而用兼收并蓄的方法来反映经络腧穴。但王惟一在排列十四经方面，与《灵枢经》不同，即不循手三阴从胸走手、手三阳从手走头、足三阳从头走足、足三阴从足走胸的规律，而是以脏腑相为表里的方法排列，先述手经，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阴心经与手太阳小肠经、手厥阴心包经与手少阳三焦经；后述足经，足太阴脾经与足阳明胃经，足少阴肾经与足太阳膀胱经，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阳胆经，最后为任脉和督脉。①而且每一经的穴位则均从肢末肇始，以向心方向介绍，也不符合经络循行系统之规律。

　　在内容方面，《图经》还提供了校勘和理解《黄帝内经》经文的参考资料。因现存所见《内经》，是经隋唐杨上善、王冰等校勘注解者，难免有误漏。而《图经》所引经文，与现存所见《内经》经文有所不同，如手太阴肺经主病增加了“卒遗矢无度”、足太阴脾经主病增加了“寒疟”、手少阳三焦经主病增加了“颊痛”等，而《内经》中则无这些内容，因而有参考价值。在穴位主治方面，增加新内容更多。如上星穴增加了“痰疟振寒、热病汗不出、目睛痛、不能远视”；天柱穴增加了“颈项筋急，不得回顾，头旋脑痛，针入五分得气即写之愈”；龈交穴增加“治小儿面疮癣久不除，点烙亦佳；鼻塞不利，目泪眵汁，内眦赤痒痛，生白肤翳，鼻中瘜肉蚀疮”；大迎穴增治“微风眼睑瞤动不止，风泪出”；风门穴增“若频刺泄诸阳热气，背永不发痈疽”，等等，体现了宋代针灸临床治疗范围的扩大。在针刺、灸壮方面，介绍亦更仔细，如言上星，应“以细三棱针刺之，即宣泄诸阳热气，无令上冲头目”，“可灸七壮，不宜多灸。若频灸即拔气上，令人目不明”，而囟会则曰：“可灸二七壮至七七壮”，“若是鼻塞，灸至四日渐退，七日顿愈”；还补充了“头风生白屑多睡，针之弥佳。针讫，以末盐、生麻油相和揩发根下，头风即永除。若八岁已下，即不得针，盖缘囟门未合，刺之不幸令人夭，忌热面、猪、鱼物等”，①显示了《图经》内容较前代针灸典籍要丰富得多，因而该书不仅是前代针灸经验之汇集，而且融入了王惟一在针灸学方面的认识和实践经验。经过他的整理编撰，影响所及，使针灸学术水平有明显提高和发展，且使之趋向于统一。《图经》所附十二经穴图及取膏肓穴图、崔氏四花穴图等②，也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较早的珍贵图谱。

　　其次，王惟一的贡献，在于主持铸造了专用于针灸教学的铜人模型两具。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又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俞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器也。后赵南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③周密离王惟一所处年代不远，书中记述的都是一些耳闻目睹之事，因而是可信的。且《四库全书总目·铜人针灸经》提要亦称“今铜人及章氏图皆不传”，与上述记载一致。

　　铜人像的创铸，给针灸教学增加了形象直观教具，便于学生认穴，补充了书籍文字阐述和平面图画之不足；在作为测试工具时，也增加了认穴的客观标准，直到明清时，朝廷仍沿用这一方法选用针灸医生，如明初医家宁守道，“精针灸法，应诏入京，针铜人中选，授太医院大使”①；清代医家左见龙，“以其术游京师，适太医乏人，经推荐应试针灸，以针刺铜人之穴多中，遂供职太医院”②。因此，铜人，作为世界上最早之医学模型，有力地推动了针灸学的发展，以至铜人成了当时的“国宝”，有说金军南下时，曾掠去一具。历代统治者对于铜人，都予以重视，如元世祖曾于1260年命尼泊尔工匠修复铜人；明正统年间，明英宗也下令重铸铜人，并对宋铜人予以高度评价，在其御制序中称宋铜人“分布腧穴于周身，画焉窍焉，脉络条贯，纤悉明备，考经案图，甚便来学”等③。明代针灸学家高武，亦仿此铜人，铸男、女、小孩铜人各一具。可见王氏所铸铜人之影响及其实用价值。

　　王惟一的另一贡献为刻石碑。尽管宋代印刷术已有很大进步，但由于印数有限，保存不易等原因，仍限制着针灸医学的普及与发展。为广流传，王惟一主持将《图经》3卷刻于石碑之上，供针灸爱好者览诵抚拓，故石碑对针灸术的流传有推广作用。其时石碑有四方，《图经》3卷，每卷一方；另一方刻“都数”1卷，具有全书索引性质，一并放置在当时开封府大相国寺仁济殿（原名针灸图石壁堂）内。元初迁往北京，后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在明代被充作修筑京师城垣的材料而埋入土中。1965年至1972年，石碑得重新出土，受到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视，经修复整理，将五块残石置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中中国通史展览展出①。

　　王惟一的杰出贡献，使我国传统的针灸学术得以发展、推广和普及，并纠正了唐代王焘倡灸禁针的谬误。因而，至今他的著作对我们研究针灸学术仍然有着文献学作用和参考价值。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667页。

　　①参见张秀民：《英山发现的是活字发明家毕昇的墓碑吗？》，《中国印刷》，第42期，1993年11月，第83—85页；《对英山毕昇墓碑的再商榷》，《中国印刷》，第44期，1994年4月，第75—76页。

　　①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669—672页。

　　①傅冲益：《李公墓志铭》，见李诫《营造法式》附录，商务印书馆1954年据1933年《万有文库》版重印。

　　①李诫：《劄子》，见《营造法式》序目。

　　①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

　　①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

　　②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

　　③魏稼：《王惟一对针灸学的伟大贡献》，《中医药学报》1982年第3期，第11—14页。

　　①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

　　①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风同名经脉或穴名”条下。

　　②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

　　③周密：《齐东野语》卷14。

　　①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版，第十二册，第385页。

　　②李云：《中医人名词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0页。

　　③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明英宗御制序。

　　①魏稼：《王惟一对针灸学的伟大贡献》，《中医药学报》1982年第3期，第1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