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周敦颐程颢程颐
第一节 周敦颐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
北宋在庆历之前,学术思想从总体上说,基本还是固守在传统的经学范围内,没有创新。皮锡瑞说:“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凌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①但是,学术思想已经孕育、产生突破旧格局、旧体系的因素。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种情况是对传统经学不满。有的学者已经在“通释、老之书,以经史传致精意,为一家之说”②。有的反对“治一经或至皓首”,主张治学的人当作“一以贯之”的达者③。有的主张,治经应当“不惑传注”。这些虽一时还未形成大气候,但确实是促使旧儒学裂变的因素。第二种情况是疑古逐渐地由萌发到成为一时风气,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则成了治学的风尚。由于社会危机的发展,旧儒学无力,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儒学的变化已是不可避免。理学,有的称之新儒学(Neo-Confucianism),遂应运而生。
理学经历过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理学的先驱是胡瑗(安定先生)、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这三人被称为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与胡瑗是同学,石介又师事孙复。
宋初三先生开学术风气之先,对有宋一代学术的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一中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胡瑗论性、论情、论欲,这些后来都成为理学讨论的重要命题。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突出“尊王”的思想,从理论上说明封建等级礼制的规范不可破坏。他说:《春秋》始隐者,天下无复有王也。
《春秋》之义,非天子不得专杀。
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敌,非茅戎可得败也。
《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执,况大夫乎。
孙复斥佛老,宣传道统论;提出“道”等有关的概念。石介着重阐发韩愈的道统说。他排列从伏羲经文、武、周、孔而下接韩愈的道统,主张要恢复孟子以后中绝的孔子之道。
胡瑗(993—1059),13岁通“五经”。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以太常博士致仕。他教学不注重章句、训诂,以经术教授吴中,所授为“明达体用之学”,重在“六经”之义理。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在于讲明“六经”;治事重在治民安生、讲武御寇等。仁宗下令将其所创的“苏湖教学法”取以为太学法。而为生徒所爱重,弟子数千,经常去求教的有数百人,又各以所习的经义转相传授。这些门人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声势,“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四、五”。在这一政治上有相当影响的庞大学术集团的推动下,其时学风发生很大变化。①胡瑗的著作主要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春秋口义》、《春秋要义》等。
孙复(992—1057)长胡瑗一岁。四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任过州县佐吏,后为国子监直讲,迁殿中丞。其代表作品为《春秋尊王发微》。石介(1005—1045),天圣九年(1031)中进士,任郓州、南京推官、嘉州军事判官、国子直讲,至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父母去世,石介曾躬耕徂徕山下,以《易》授徒。著作主要有《徂徕先生集》。
庆历时期,理学兴起。在齐鲁、浙东、浙西、闽中、关中及四川各地都有一批重要的理学人物。全祖望称这种学术形势是:“庆历之际,学统四起。”②理学进一步发展,便形成几个主支,这就是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程颢、程颐的洛学以及邵雍的象数学。
关于周敦颐在宋代理学史上的地位,历代学者的看法有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周敦颐在理学史上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二程的洛学与濂学不存在传承的关系。另一种意见认为周氏学术为洛学渊源所自。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濂学与洛学虽不能说有渊源关系,二程没有传周敦颐的学术,但洛学与之相通。从学派传承上说,周、程确实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在思想上,不能说没有关联。从理学的发生、发展上看,周敦颐无疑有他的重要地位。
尽心职事,奉养至廉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今属湖南)人。15岁时,父周辅成去世。依舅父郑向,郑向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周敦颐被舅父看作是有出息的孩子,爱若己出。20岁时,因郑向叙例荫补试将作监主簿。历洪州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州桂阳县令,改大理寺寺丞,知洪州南昌县。40岁,改太子中舍人签署合州判官事,在合州四年多。45岁,解职还京师,次年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英宗治平元年(1064)通判永州,在永州三年。治平四年(1067)秋,摄邵州事。后为赵汴与吕公著荐,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称职,迁虞部郎中,提点本路刑狱。
周敦颐为官尽心于政事,断案公正清明,早在分宁县期间,因清理积案而为人所称道,迁南安军司理参军。当时,转运使王逵断案失实,但因畏其权势,无人提出异议。周敦颐敢于力争,并且申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最终使王逵折服,从而纠正了一件错案。他尽职于事,一直为当地百姓所怀念。提点广南东路刑狱任上,这个地区多是荒崖绝岛,人迹罕至,疫疠流行。他为了了解案情,还是到各处查询,以洗冤情,但“竟以此得疾”。熙宁五年(1072)因病乞求知南康军,移居庐山莲花峰下。赵汴再次推荐,但此时周敦颐病情沉重。熙宁六年(1073)六月七日周敦颐与世长辞。嘉定十三年,赐谥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周敦颐为官清廉,潘兴嗣在墓志铭里写出亲见的事实: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在南昌时,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苏。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数百,莫不叹服。此余之亲见也。①50000528_1606_0周敦颐为时人所敬重。他在郴州、合州、邵州等地都兴学校,开讲学之风。在南康军任上时,程珦使程颢与程颐前往受学。周氏为官三十余年,志在求道,其为学途径也是出入释老而后反求诸“六经”。但他的讲学又更多带上道家的修养色彩,说:圣可学,“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处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则庶矣乎。”② 《太极图说》与《通书》
周敦颐的哲学著作,主要有《太极图说》与《通书》。《太极图》与陈抟有一定的关系。朱震说陈抟所传的路径不同。一是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另一条传授是到了穆修后,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还有一种说法,是《先天图》与《太极图》都传到周敦颐。是否有这样的严整的学脉系统,还要考定,但从学术体系上说,可以肯定一点,周敦颐接受道家的影响,接受后又对之作了根本性的改造,将它和以诚为本的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为一种新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太极图说》是“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
《太极图说》内容如下:自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云: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以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周敦颐通过对《太极图》的解说,以太极为本体,提出他的宇宙观、世界观。由阴阳刚柔的变化,说明万事万物与人类的产生;进而提出形、神以及性、欲、善、恶、仁、义、“道”等范畴、概念。
《通书》则以诚为本,说:“诚者,圣之大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①“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②诚,成了世界包括精神世界的本源。濂溪由此进一步阐释他的清心、无欲修身及政治方面的观点与伦理道德等观念。《通书》用“理”,说明封建社会的等级礼制与名分,“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③后人论周敦颐学术时,说:“《通书》四十章,皆错综以阐太极之蕴,然其义各有攸当。”①“《太极图》得《通书》而始明。”②周敦颐以无极、诚为本,由此在学理上构造出一个理论框架,提出本体论、宇宙观、运动观、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因此在理学的发展史上作为一个发端,有他一定的地位。“若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③。但他的理论简略,对诚与太极的关系也没有作出严密的论说,有其不成熟的地方。
第二节程颢程颐
洛学在宋代理学各派中是最主要的一支,其创始人是程颢与程颐兄弟。程颢辞世早,是程颐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两人思想不完全一样,但从大的方面说,是一致的;因此,研究宋代理学,通常“二程”并称。
游宦讲学
程颢(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两人相差一岁。世称颢为“大程”,颐为“小程”,合称“二程”。祖籍为安徽徽县,五世祖居中山博野(今河北定县),高祖程羽在宋初,官至兵部侍郎,太宗朝为三司使。曾祖程希振为尚书虞部员外郎等,死后葬河南伊川,并迁家河南(今洛阳),遂为河南人。祖父程遹,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亲程遹以世家的荫庇为官,为黄州黄陂尉,历知吉州庐陵县尉,润州观察使,改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龚州、磁州、汉州等,以太中大夫致仕。死在其子程颢卒后一年,也就是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85岁。
程颢10岁写了一首题名为《酌贪泉》诗,诗中写道:“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十二三岁,进学如老成人。其弟程颐数岁能诵《诗》、《书》,大约是家庭环境造成他们的这样一种气质。
程颐十四五岁,与哥哥程颢一道受业于周敦颐。十七八岁读《论语》,能领略其中的精义。程颐18岁,给仁宗皇帝上书,希望仁宗皇帝“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但没有什么反响。嘉祐元年(1056)二程至京师,与张载论学。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程颐为文,为胡瑗赏识,延以学职。
嘉祐二年,程颢中进士,调京兆府鄠县主簿。嘉祐五年,调上元县主簿。在任时行均田法,有成效。后摄上元邑令事,颇有政声,在处理诉讼刑狱方面很有成绩。英宗治平二年(1065)移泽州晋城令。在晋城任期,教民知孝悌,兴学校,移陋俗,理财以富民。治平四年(1067),秩满,改任著作郎。此前,吕公著曾荐程颐,程颐“自以为学不足”,不愿出来任职。后来,程珦改知汉州,二程随父亲同往。程颢不久离开四川回京师;程颐一直到39岁,也就是熙宁四年(1071)才随父亲回京师开封。其间与张载书函往返以论学。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行新法,以程颢为属官。王安石奏请派苏辙、程颢等八人往各地视察农田、水利及赋役等方面推行新政的情况。八月,因吕公著的推荐,授程颢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上《论王霸札子》、《论君道》、《论十事札子》等,反对“荆公新学”,论说君王当行王道,要得天理之正。他同吕公著、孙觉及张载的弟弟张戬等极力论说新法的不便。程颢数度上疏,言论不被采用,熙宁四年(1071),与王安石不合,安石“犹敬其忠信,但出提点西京刑狱,又改差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程颢去澶州赴任。
熙宁五年(1072)程颢罢归回洛阳,遂与程颐讲学洛阳,“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这以后十余年,直到辞世,讲学是程颢的主要活动。这期间,曾监西京洛河竹木务,元丰元年(1078)差知扶沟县事,四年罢。二程一同论学。元丰六年监汝州酒税,元丰八年(1085)哲宗继位,程颢改承议郎,六月召程颢为宗正寺丞,未行,即病逝。嘉定中赐谥“纯公”。
程颢在这一时期,讲学洛口,对洛学的建立至关重要。洛阳不但聚集了一批反对新法的人,如司马光、吕公著、邵雍等;而且有一批学人师事程颢,逐渐形成一个学派。下面摘两条材料,可以看出大程讲学的盛况:(颢)归洛,从容亲庭,日以劝学为事。先生经术通明,义理精微,乐告不倦,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
(程颢)居洛几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而必合乎规矩准绳。……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闾里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德劝义;行李之往来过于洛者,苟知名有识,必造其门,虚而往,实而归,莫不心醉敛衽而诚服。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①50000528_1611_0程颢死后,门人转师小程;关学不少人,又转入洛学门下,洛学大盛。二程(主要是大程)在洛阳讲学,为洛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立理学根基
程颢在理学形成中的地位,可以以程颐的两段话说明。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程颐以为周公以后,圣人之道不行,孟子死了以后,圣学不传。直到1400年以后,是他的哥哥程颢“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程颐列出道统,说1400年时间都没有人能传圣学,只有程颢才把圣学恢复,实在说,言过其实。程颢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为洛学的建立作了发端工作,二是接受一批从学门人,“成就人才,于时为多”②。
程颐在程颢之后,完成了理学体系的构造,后人说:“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则洛学之统且中衰矣。”③这种看法合乎事实。
程颐说自己为学历程是:40岁以前读诵,50岁以前研究其义,60岁以前反复绎,60岁以后著书。①程颢去世,程颐是53岁,这以后,程颐进一步倡明道学。是年,朝廷授他汝州团练推官。次年即哲宗元祐元年(1086),除承奉郎,再授宣德秘书省校书郎。程颐辞并乞召见。三月至京师,召见,擢崇政殿说书。他不断向太皇太后上书、上疏,大谈辅养人主之道,要年幼的哲宗涵养气质。程颐批评朝规,褒贬议论无所顾忌。朝中上下与程颐不合者多。当时,朝中又爆发了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与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刘挚等为首的朔党之间的斗争。程颐被劾,罢崇政殿说书,差管西京国子监。元祐五年(1090)父死,丁忧。七年,权判西京国子监职。
哲宗亲政,绍述新政,程颐与其他反对新法的人,成了打击的对象,被目为“奸党”,程颐是其中的主要成员。绍圣年间,放归田里,回洛阳。绍圣四年(1097)送涪州编管。程颐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在注《周易》,与门人弟子讲学。元符二年(1099),程颐67岁,他的主要著作《易传》完成,这标志着洛学的学术体系形成。
徽宗即位,徙峡州,俄复其官,又夺于崇宁。大观元年(1107)卒于家。嘉定中谥“正”。
天下只一个理 二程的著作,汇集在今人编的《二程集》中,计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程氏文集》、《程氏经说》、《程氏粹言》及《周易程氏传》(《伊川易传》)六种,其中多数是程颐的著述。程颢的思想集中在《识仁篇》中,是他的学生吕大临把大程的有关言论记录下来,成为语录(见《二程集·程氏遗书》卷2上)。另一种是他答张载书信中讨论定性问题的《定性书》(见《二程集·程氏文集》卷2《答横渠张子厚书》)。
程颢与程颐的思想一致而有殊。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①二程共同奠定了理学理论。但又有差别。程颢强调道德涵养、物我合一。他说:“一人之心即万物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②谈到定性问题时,程颢以为:“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③在理学史上,他是心学滥觞者。由程颢而谢良佐,到了南宋,陆象山进一步构造心学的完整理论。
程颐的代表作是《伊川易传》,也是理学的经典作品。强调“理”是世界的本原,由此而演绎出一套理学的理论。程颐的学术经杨时、罗从彦,李延平得到发展,朱熹继承、发展了二程的理学,又吸收诸家的学说,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程颐认为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则只是敬此者也。”④但是世界各个事物各有其特殊情形,各有其理。他说: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致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①50000528_1614_0这就是“理一分殊”的思想。这个思想也指明求理的途径:物虽有差异而理同。求理离不开个别事物与个别的认识。二程说:“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复研究而思索之,求止于至善,盖非一端而已也。”②由于天理是先验的,所以要通过各办法,求出天理,而格物致知最终就是要验证这种理,体验天理的永恒。在二程看来,天理,又是封建纲常名分等级制度。维护纲常,就是治道,就是维护天理,就可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他说:夫天下国家,必纪纲法度废乱,而后祸患生。圣人既解其难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则当修复治道,正纪纲,明法度,进复先代明王之治,是来复也,谓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③50000528_1614_2程颐在《易传序》中提出“随时变易以从道”的社会变革观,一方面,他看到“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④。“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补”⑤,认识到复井田、行封建的办法,行不通。另一方面,他主张在变革中要“审虑慎动”,要用“包含宽容”的态度对“近戚”“贵家”。这里明显可以看出他的理学变革观的实质。
总之,二程所奠定的理学,是一个丰富的思想体系。它包括哲学观、历史观、认识论、人性论以及伦理道德思想、社会变革论等各个方面。
①《经学历史·八经学变古时代》。
②《东都事略》卷46《晁迥传》。
③《东都事略》卷39《田锡传》。
①《宋史》卷427《周敦颐传》。
②《宋元学案》卷6《士刘诸儒学案》。
②《通书·圣学》。
①《通书·诚上》。
②《通书·诚下》。
①李光地:《榕村通书篇》。
②《朱子语类》卷94《通书》。
③《宋元学案》卷11《濂溪学案上》“黄百家按语”。
②《程氏文集》卷11《明道先生墓表》。《宋史》卷427,《程颢传》收录程颐序,但文字有小讹。
③《宋元学案》卷15《伊川学案上》。
①《程氏遗书》卷24。
①《程氏外书》卷12。
②《程氏遗书》卷2上。
③《程氏文集》卷2。
④《程氏遗书》卷2上。
②《程氏粹言》卷1。
④《伊川易传》卷3,“恒”。
⑤《程氏粹言》卷1,《论政篇》。
第四十一章周敦颐程颢程颐
中国通史
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卷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