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后晋高祖后汉高祖

　　第五章 后晋高祖后汉高祖

　　第一节 后晋高祖石敬瑭

　　佐李嗣源夺权

　　石敬瑭（892—942），唐沙陀部人，父名臬捩鸡。欧阳修称“其姓石氏，不知得其姓之始也”①。薛居正则说石敬瑭是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人，而且是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汉景帝时丞相石奋的后裔，因汉末内乱流落到沙陀的。

　　臬捩鸡善骑射，有经远大略，在李克用和李存勗时累立战功，官至洺州（今河北邯郸东北）刺史。石敬瑭是其第二子，唐景福元年（892）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太原汾阳里。为人沈厚寡言，爱读兵法，推崇战国赵名将李牧、汉名将周亚夫用兵之术。李嗣源任代州刺史时很器重他，妻以爱女。从此他隶属于李嗣源帐下，统领号称“左射军”②的亲军，成为心腹爱将。

　　天祐十三年（后梁贞明二年，916）二月，后梁将刘带兵突至清平（今山东高唐西南），李存勗部还未列阵就遭到袭击，情况危急。石敬瑭率十余骑深入敌阵，左冲右突，无人敢当，终于把整个部队解救回来。李存勗对他大加奖掖，他也因此而知名。

　　天祐十五年十一月，晋军攻占杨刘镇（今东阿东北），李嗣源中了梁将贺瓌的埋伏，很是狼狈。石敬瑭作为殿后，击败梁军骑兵，从容退回。十二月，李存勗与梁军大战于胡柳陂，大将周德威战死。石敬瑭指挥左射军跟随李嗣源再次打败梁军。此后，李嗣源多次遇险，均赖石敬瑭力战得以解脱。

　　赵在礼魏博兵变时，李嗣源被派去镇压，到了魏州（今河北大名北），所部又发生兵变，李嗣源打算独自返回表示自己并无反意。石敬瑭说：“岂有军变于外，上将独无事者乎？且犹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愿得骑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门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李嗣源同意了他的意见，很快占领汴梁。李存勗从洛阳赶来，为时已晚，兵众溃散，只好西返。李嗣源就以石敬瑭为前锋西攻。不久，李存勗在洛阳被杀，李嗣源继位为帝，石敬瑭佐命夺权有功，被任为保义军节度使（镇陕州，今三门峡市），赐号“竭忠建策兴复功臣”，兼六军诸卫副使。在李嗣源在位的八年间，石敬瑭不断受到重用。直到长兴三年（932）十一月被任为河东节度使（镇山西太原），兼大同（镇云州，今大同）、振武（镇朔州，今朔县）、彰国（镇应州，今应县）、威塞（镇新州，今河北涿鹿）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成为后唐政权在北方地区军权最重的大员。

　　 易代之际，韬光养晦

　　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李嗣源死，子李从厚继位，是为闵帝，次年改元应顺。石敬瑭加中书令，并调任成德镇节度使（镇镇州，今河北正定），而以凤翔节度使（镇凤翔府，今陕西凤翔）潞王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李从珂拒不受命，率军攻入洛阳，急召石敬瑭前去商议大事。石敬瑭在卫州（今河南汲县）遇到出逃的闵帝，尽杀其左右百余人，并将其幽禁于卫州向李从珂邀功。

　　四月，李从珂继位为后唐末帝，改元清泰。开始怀疑手握重兵的石敬瑭，处处提防，常常试探。石敬瑭也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险境，事事小心谨慎。“山陵（指安葬明宗）既毕，不敢言归。时敬瑭久病羸瘠，太后（曹太后，魏国公主母）及魏国公主（石敬瑭妻）屡为之言，而凤翔将佐多劝帝留之。惟韩昭胤、李专美以为赵延寿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见其骨立，不以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亲，兼自少与吾同艰难，今我为天子，非石郎尚谁托哉！’乃复以为河东节度使。”这一安排对石敬瑭来说真是喜出望外，被桑维翰称之为纵蛟龙入深渊。“石敬瑭既还镇，阴为自全之计”，“于宾客前自称羸瘠，不堪为帅，冀朝廷不之忌。”另一方面，他借口契丹屡犯北边，不断要求调运军粮。他的部属都已看出他的用心，所以当“（石）敬瑭将大军屯忻州（今山西忻县），朝廷遣使赐军士夏衣，传诏抚谕，军士呼万岁者数四”①。这些骄兵打算扶立石敬瑭以邀赏，而石敬瑭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就命刘知远杀为首的挟马都将李晖等36人来遮盖阴谋。这更加重了李从珂的疑心，当石敬瑭之妻辞归太原时，李从珂乘醉说：“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石敬瑭得知后更加不安。为了窥测李从珂意图，石敬瑭“累表自陈羸疾，乞解兵柄（指北面马步军都总管），移他镇”①。总之，石敬瑭为了等待夺权时机的成熟，韬光养晦，费尽了心机。

　　 灭后唐、建后晋

　　李从珂曾一度打算采纳吕琦、李崧等人提出的实行和亲政策，抢先与契丹结好而除去石敬瑭反叛的依靠力量，可是后来没有实行。当李从珂与朝臣议论是否接受石敬瑭的移镇请求时，群臣均认为不可。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则认为“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图之”②。李从珂表示赞同，下令以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并且派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催促石敬瑭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

　　石敬瑭先是称病不行观察动静，接着就上表要求李从珂下台：“帝养子，不应承祀，请传位许王（李嗣源幼子李从益）。”③李从珂随即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令张敬达等围攻太原。“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耶律德光，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这些条件实在太失国格人格，连其亲信刘知远都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①可是一心想要夺权做皇帝的石敬瑭既不顾个人人格尊严，厚颜无耻地认比自己小10岁的耶律德光为父，成为我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封建帝王。

　　耶律德光接到石敬瑭的奏表，大喜过望，随即答应出兵。这年九月，耶律德光率5万骑兵由雁门关入援石敬瑭，大败后唐军。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于柳林（在今太原东南）即皇帝位，是为后晋太祖。石敬瑭“割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任丘北）、涿（今涿县）、檀（今北京密云）、顺（今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沦为官厅水库）、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应县）、寰（今朔县东）、朔（今朔县）、蔚（今灵丘）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②。改后唐长兴七年为后晋天福元年（936）。不久，张敬达营寨内乱，张敬达为其副手杨光远所杀，杨光远率全军降。于是石敬瑭与契丹联军南向，耶律德光至上党（今长治）北返，石敬瑭渡河南下，李从珂与家属登洛阳玄武楼自焚而亡。后晋定都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

　　 媚事契丹，镇压反抗

　　石敬瑭“新得天下，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宰相兼枢密使桑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①天福三年（辽会同元年，938），石敬瑭“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昫为契丹主册礼使，备卤簿、仪仗、车辂，诣契丹行礼；契丹主大悦。帝（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币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②石敬瑭的所作所为只有桑维翰等少数人赞同支持。不少藩镇则乘民心不归之机起兵谋取帝位，石敬瑭就用各种办法加以镇压。天福二年（937），石敬瑭以洛阳宫室残破，迁都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素怀异志的天雄节度使（镇魏州，今河北大名北）范延光自感为石敬瑭所猜疑，就据魏州举兵反，自称天子。不久，义成节度使（镇滑州，今河南滑县东）符彦饶举兵响应。石敬瑭派杨光远为都部署、张从宾为副前去讨伐。张从宾到河阳（今孟县）即举兵应范延光，“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乂，取内库金帛以给部伍，因东据汜水关（本虎牢关，在今荥阳汜水镇）。”③石敬瑭命大将杜重威克汜水关，张从宾兵败溺死洛水。符彦饶为奉国指挥使马万所杀。范延光孤立无援，困守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年余，不得已归降石敬瑭，后来为杨光远所杀。

　　天福六年（941），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又举兵反，他除了认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因而想依靠实力夺权外，还对石敬瑭投靠契丹极为不满。他“每见蕃使，必以箕踞慢骂”。他又上“表数千言，大抵指斥高祖（石敬瑭）称臣奉表，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石敬瑭则威胁训斥说：“尔身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难，弃君与亲。吾因契丹而兴基业，尔因吾而致富贵，吾不敢忘，尔可忘耶！且前代和亲，只为安边，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镇抗之，大小不等，无自辱焉。”①尽管这次反抗由于安重荣的部将临阵倒戈而失败，安重荣为杜重威所杀；响应这次反抗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安重进也遭镇压而兵败自焚死。但是，众多的反抗不仅在军事上大大削弱了石敬瑭的力量，更在心理上沉重地打击了他。石敬瑭终于忧郁成疾，不久结束了可耻的一生，终年51岁。

　　 桑维翰

　　桑维翰（899—947），字国侨，洛阳（今属河南）人。父桑拱，曾任河南尹张全义的客将。桑维翰长相丑陋，身短面长，可他自认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立志要做公辅。然而初试进士，主考官因讨厌“桑”与“丧”同音而不予录取。有人劝他放弃科举，他“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又铸铁砚以示人曰：‘砚弊则改而他仕’”①。后来经过他父亲向张全义做工作，得到推荐，终于在后唐同光年间进士及第。

　　长兴二年（931）石敬瑭任河阳节度使（治孟州，今河南孟县南）时，桑维翰被罗致帐下任掌书记，此后就一直追随左右成为石敬瑭的心腹谋士。清泰三年（936），后唐末帝李从珂因石敬瑭在河东拥兵有异志，下令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石敬瑭打算拒命反唐，将佐都恐惧不敢表示意见，只有桑维翰和刘知远极表赞成。为求得契丹的支持，石敬瑭让桑维翰起草了连刘知远都觉得过分的割地称臣的条件，大大超过了赵德钧赠金帛称兄弟的允诺而得到耶律德光的青睐。石敬瑭担心契丹改变主意，又派桑维翰前去面陈利弊。桑维翰在耶律德光面前“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②。终于使耶律德光最后决定支持石敬瑭。

　　石敬瑭建晋称帝后，桑维翰被任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不久又升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充枢密院使，终于做到了公辅，然而却是个遭人唾弃的反面教员。天福三年（938），他出主意将杨光远移镇洛阳，引起杨的不满。杨光远上书指责桑维翰“去公徇私，除改不当，复营邸肆于两都之下，与民争利”③。石敬瑭于次年将桑维翰调任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一年后又移镇兖州（今属山东）。

　　天福六年（941），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安重荣接受吐浑首领白承福等部归顺后，要求讨伐契丹。石敬瑭因安重荣握有重兵，而且自己做儿皇帝在心理上毕竟难免有压力，对于是否与契丹绝交有些犹豫不决。桑维翰随即写了一封长篇奏章，殚精竭虑地论述了不能与契丹相争的“七不可”。逻辑推理严密，打着“忧国情切”的旗号，颇具迷惑力，还提出“大计”、“善谋”来为放弃斗争作遁词。难怪石敬瑭看后说：“朕比以北面事之，烦懑不快。今省所奏，释然如醒。朕计已决，卿可无忧。”①由此也可见桑维翰是石敬瑭的主要决策者、责任人。

　　晋出帝石重贵继位后，桑维翰被任为侍中，但是实权在主张与契丹绝盟的大将景延广手中。桑维翰多次上言与契丹请和都被否定。天福九年（944），契丹大举南侵，劫掠贝州（今河北清河）等地后北返，造成后晋不少损失。桑维翰乘机让人在石重贵面前说：“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维翰不可。”于是石重贵就把景延广调离朝廷出守洛阳。“拜维翰中书令、复为枢密使，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②。

　　桑维翰这一次掌权，据说是“数月之间，百度浸理”③。可是他凭借权势，广收贿赂，“仍岁之间，积货巨万。”他又恢复先前罢废的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枢密院学士等职务，安插亲信故交担任，引起朝野议论。李彦韬、冯玉等在石重贵面前攻讦桑维翰，石重贵想立即罢黜他，后经刘昫、李崧等劝解才采取逐步分权的做法，由冯玉先任枢密使再任相职来削夺桑维翰的实权。于是桑维翰乘石重贵生病之时向太后建议“为皇弟石重睿置师傅”④。石重贵病愈后获悉此事大怒，就罢去他的相职，出任开封尹。此后他就称有“足疾”，很少去朝见。

　　纵观桑维翰的一生，也做过一些有利于民众的事，“理安阳除民弊二十余事”就是一例。其中所除一弊是减轻刑罚：“先是，相州管内所获盗贼，皆籍没其财产，云是河朔旧例。及维翰作镇，以律无明文，具事以奏之。”结果降旨同意，“自是‘劫贼’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这无疑对被诬为“劫贼”的民众是有好处的。再如开运年间，朝廷任命他的长子为屯田员外郎、次子为秘书郎，他对同僚说：“汉代三公之子为郎，废已久矣，近或引之，甚諠外议。”于是就“抗表固让不受”，要朝廷降格任命，在当时也获得好评。此外，他在契丹前锋骑军张彦泽部占领开封时，临难不苟，不逃不降，从容就死，厉声斥责张彦泽：“汝有何功，带使相已临方面，当国家危急，不能尽犬马之力以为报效，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为贼，汝心安乎？彦泽睹其词气慨然，股栗不敢仰视。”①由此可见桑维翰尚有小善，他对契丹总的态度是求和而非求降，这与杜重威、张彦泽等率众投降后又为虎作伥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他对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之事难辞其咎，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所以王夫之评他为“万世之罪人”是有道理的。

　　 第二节 后汉高祖刘知远

　　佐命石敬瑭

　　刘知远（895—948），沙陀部人。《五代会要》称其为东汉明帝第八子淮阳王刘昞的后代。唐乾宁二年（895）二月四日生于太原，称帝后更名刘嵩。庙号高祖。

　　刘知远体弱不好运动，表情严肃凝重且沉默寡言，加上面部紫色，眼睛多白，给人一种威严的印象。年轻时家贫，曾为晋阳（即太原）李氏赘婿，后来他与石敬瑭一起隶属李嗣源的麾下，为偏将。李嗣源与梁军在德胜（今河南清丰西南）作战时，石敬瑭的马甲断裂，几乎要被梁军赶上，刘知远把坐骑换给石敬瑭，他则骑石敬瑭的马殿后而还，因此，石敬瑭很感激他。李嗣源即帝位，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时，特地把他调到自己属下，担任押衙，成为心腹。

　　应顺元年（934），李从珂攻入洛阳，石敬瑭在卫州（今汲县）与出逃的闵帝李从厚相遇。刘知远作了周密安排，双方发生冲突时，他亲自护卫石敬瑭，并且率兵把闵帝的左右全部杀死，将闵帝幽禁起来。

　　李从珂继位后，石敬瑭重新被任为河东节度使。不久双方发生矛盾，石敬瑭在太原策划叛乱，以刘知远和桑维翰为左右手。桑维翰提出向契丹称儿臣割土地以换取援助时，刘知远不以为然，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①但是未被石敬瑭采纳。当后唐进围太原时，刘知远以5000之众抵住了张敬达5万大军的进攻，受到石敬瑭的赏识。

　　石敬瑭称帝后，刘知远任侍卫亲军都虞候，领保义军（镇陕州，今三门峡市）节度使。耶律德光很看重他，临别时指着刘知远对石敬瑭说：“此都军甚操刺（勇猛），无大故勿弃之。”①石敬瑭进入洛阳，令他负责巡警，全城肃然，无敢犯令。

　　 节度河东

　　天福二年（937）四月，刘知远升任检校太保、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领忠武军（镇许州，今许昌）节度使。不久，让他与杜重威交换职务任归德军（镇宋州，今商丘南）节度使。他历来看不起靠裙带关系向上爬的杜重威，对于与杜同制的安排极为不满，多日杜门不出，拒不受命。石敬瑭十分恼火，打算罢去他的兵权勒归私第。宰相赵莹认为不可，就派端明殿学士和凝前去宣布诏命，刘知远才勉强受命。从此，石敬瑭对他另眼相看。天福五年（940）任他为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虽然仍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但已将他调出朝廷。第二年又改任北京（即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留守、河东节度使，免去他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的兼职，而由杜重威取而代之。刘知远清楚一再调任的用意，也就利用河东这块地盘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他“遣亲将郭威以诏指说吐谷浑酋长白承福，令去安重荣归朝廷”，白承福归降后，他“处之太原东山及岚（今岚县北）、石（今离石）之间，表承福领大同节度使（镇云州，今大同），收其精骑以隶麾下”②。而石敬瑭来不及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就于天福七年（942）六月病死，继位的少帝石重贵昏庸无能，加之对外忙于应付契丹，对内只好姑息藩镇，对刘知远一再加官进爵，先是加检校太师，进位中书令，继而又封太原王，兼北面行营都统。可是当契丹南下，后晋朝廷“命刘知远会兵山东，皆后期不至。帝疑之，谓所亲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异图。果有分，何不速为之？’”在刘知远则“虽为都统，而实无临制之权，密谋大计，皆不得预。知远亦自知见疏，但慎事自守而已”①。郭威劝他说：“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土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何忧乎？”②他很以为然，所以一心一意扩充实力，待机而动。

　　 称帝建后汉

　　石重贵继位为帝后，对契丹称孙不称臣，耶律德光大怒，接连派兵南下伐晋。前两次均被击退。开运三年（946）第三次南下由于杜重威投降而终致契丹进占开封，石重贵只得出降表投降，后晋灭亡。

　　在晋辽作战过程中，刘知远总是据守本境，除非契丹军队打到他的地盘才作反击，其余则一概不问，采取坐观成败相机行事的策略。等到耶律德光占领汴梁，他派王峻“奉三表诣契丹。一贺入汴，二以太原夷夏杂居，戍兵所聚未敢离镇，三以应有贡物，值契丹将刘九一军自土门西入，屯于南川，城中忧惧，俟召还此军，道路始通可以入贡”③。耶律德光明知他骑墙观望别有所图，但因中原不稳，无力西顾，也就假意褒美，而语多讥刺。有人劝刘知远举兵进取，他说：“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十万，虎据京邑，未有它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当石重贵一行被掳北去时，他还装模作样说要“出兵井陉，迎归晋阳”，当军士们向他争呼万岁，要他“先正位号”时，他说：“虏势尚强，吾军威未振”①，命左右遏止之。直到郭威、杨邠等人再三劝进，他才表示接受建议，于开运四年（947）二月在太原即皇帝位。可是他“自言未忍改晋”，只是讨厌少帝的开运年号，就重新使用石敬瑭的天福年号，称此年为天福十二年。六月，他到洛阳，正式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第二年正月改年号为乾祐，可是不到半个月他就病死了，终年54岁。这种先称帝后改国号和年号的做法，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刘知远的用心良苦。

　　 无为君之德

　　刘知远在位仅一年，谈不上什么治绩。他称帝后，其亲信将佐都执掌重要部门。杨邠、郭威任正副枢密使，苏逢吉、苏禹珪同为宰相，王章任三司使，史弘肇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平章事。这些人中除郭威外，都横蛮无知，嗜杀成性。

　　刘知远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武夫。早在后唐的张敬达围攻太原时，有千余名骁卒投降，石敬瑭打算将其编入亲军，刘知远却下令把他们全部杀掉；他任后晋河东节度使时招致吐谷浑白承福，而到开运三年（946）他又与郭威一起“诬承福等五族谋叛，以兵围而杀之，合四百口，籍没其家赀”①。耶律德光从汴梁北撤时留守河南的萧翰，获悉刘知远自太原南下，逃跑前夕，慌忙令后唐明宗的幼子李从益及其母王淑妃出来维持局面：“矫称契丹主命，以从益知南朝军国事”，李从益母子不得已而从之。待萧翰一离开，王淑妃就要求部属“宜早迎新主”②。对于这样自愿交出权力的过渡性人物，刘知远也不肯放过，他到洛阳后，即“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入大梁清宫，密令杀李从益及王淑妃。”③可是对于拥兵自重的藩镇，刘知远却拉拢姑息有加。他在位期间不但为活着的大小军阀加官晋爵，而且还为死去的军阀赠爵封王。尤其典型的是杜重威这样一个投降契丹招致后梁灭亡的叛臣，他称帝后仍然任命为太尉、归德军节度使。杜重威据邺城不愿换防而举兵反，刘知远亲自带兵镇压迫其投降后，竟仍拜他为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直到刘知远自己病重临终，才嘱顾命大臣杀杜重威父子。由此看来，史评认为：“虽有应运之名，而未睹为君之德”④是有道理的。

　　

　　①《新五代史》卷8《晋高祖纪》。

　　②《旧五代史》作“三讨军”，今从《新五代史》。

　　①《资治通鉴》卷279，清泰元年五月；清泰二年六月。

　　①《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正月。

　　②《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四月、五月。

　　③《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五月。

　　①《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七月。

　　②《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十一月。

　　①《资治通鉴》卷281，天福二年正月。

　　②《资治通鉴》卷281，天福三年七月。

　　③《旧五代史》卷97《张从宾传》。

　　①《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

　　①《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②《旧五代史考异》。引自《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注。

　　③《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①《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②《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③《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④《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①《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及注所引《五代史补》。

　　①《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七月。

　　①《新五代史》卷10《汉高祖纪》。

　　②《资治通鉴》卷282，天福六年九月、十月。

　　①《资治通鉴》卷284，开运元年八月。

　　②《资治通鉴》卷284，开运元年八月。

　　③《资治通鉴》卷286，天福十二年一月。

　　①《资治通鉴》卷286，天福十二年一月、二月。

　　①《资治通鉴》卷285，开运三年八月。

　　②《资治通鉴》卷287，天福十二年五月。

　　③《资治通鉴》卷287，天福十二年六月。

　　④《旧五代史》卷100《汉高祖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