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辽代的交通

  第四节 辽代的交通 交通工具

  马、骆驼、车、船是契丹人和辽代的主要交通工具,马的用途最广,是游牧、射猎、战争、使节往还等必不可少的运输工具和装备,契丹男女老幼凡胜任者,都以之为主要运载工具。即宋熙宁间沈括使辽时所见的契丹人行则乘马。辽朝使者出使远方,凡途经沙漠者,还需备有骆驼。骆驼耐饥渴,不但是沙漠中必备的运载工具,而且在长途跋涉无水的紧急情况下,行人可刺驼血作饮料解救危急。车的形制不一,用途各异。《辽史·仪卫志》载:“契丹故俗,便于鞍马。随水草迁徙,则有毡车,任载有大车,妇女乘马,亦有小车,贵富者加之华饰。”沈括记载他所见到的契丹车:“其辎车之制如中国,后广前杀而无股,材俭易取,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长毂广轮,轮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轸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车驾之以驼。上施■,惟富者加毡■、文绣之饰。”②辽人的绘画作品和辽墓出的壁画,多有契丹车的形象。内蒙古库伦旗辽墓壁画中的车,有螭头,车楼、帷子饰青色帐幔,盖部或四角垂流苏,与沈括的记载完全相符。这种车当是《辽史·仪卫志·国舆》所说的青■车。在对后晋的战争中,辽太宗也曾乘奚车督战,为晋军追击而失车后改乘骆驼。

  辽朝境内的奚人,虽“居有毡屋”,也“兼用车为营”①。

  宋使至辽境,多乘马以行。老病不堪乘骑者,也可乘车往返。

  苏辙的《乘驼车》,以诗歌语言描述了契丹车形制①,与沈括所记异曲同工。有的既可陆行,又能用以渡河①。

  辽朝的造船技术具有一定水平,曾以海船运输东京(今辽宁辽阳)粮食,疏解南京(今北京)饥荒。

   驿馆与驿道

  辽与宋为兄弟之国,使节往来最为频繁,自澶渊之盟后,宋辽间驿路一直畅通无阻。自白沟以北,辽朝于驿道置馆,接待宋使,车、马、船、运夫及食宿甚至医药供应一无所缺,接伴、送伴使热情接送,沿途为使臣提供一切便利。路振所记“自白沟至契丹国(指辽中京)凡二十驿”②。宋使出入辽境,皆自白沟驿(今河北雄县北)渡卢沟河至南京,然后出古北、居庸、松亭或榆关,至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上京(今巴林左旗南)或广平淀、黑山、长春州诸行宫,朝见辽帝。居庸关、古北口至上京,松亭关至中京再至上京,以及自上京再至诸行宫,“皆有便道”。

  五京间各有驿道,西京(今山西大同)可通沙州(今甘肃敦煌西),东京通高丽。而上京、中京、东京又可北至女真、五国等部。

  辽朝与西夏、高丽、回鹘、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的辖戛斯,甚至中亚的喀喇汗国、哥疾宁王朝等,都有使节和商贸往来。

  上京城“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南京城有永宁馆。中京“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待新罗使,来宾馆待夏使”③。

  

  ②《宋史》卷154《舆服志》六《符券》;沈括《梦溪笔谈》卷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9,元丰六年九月丁卯;《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48;《杂记·金字牌》。

  ①《宋会要辑稿》方域11之20、24、28、30、34、39。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金字牌》、《宋史·舆服志·符券》,均只有青字牌、红字牌,青字牌(雌黄青字牌),两书均作“乾道末”。红字牌(黑漆红字牌),《杂记》作“绍兴末,赵子直在枢密”,史志作“淳熙末,赵汝愚在枢管”时。按子直为赵汝愚字,赵汝愚任枢密院正副长官自绍熙四年(1193)三月至五年八月,《杂记》将“绍熙”误作“绍兴”,而史志又误作“淳熙”,《宋会要辑稿》作“绍熙四年十月二日枢密院言……”,是。

  ①杨渭生:《沈括熙宁使辽图抄>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沈括原文载《永乐大典》卷10877,中华书局影印本。

  ①《旧唐书·北狄·奚》。

  ②《栾城集》卷16《乘驼车·序》载:赵君偶以微恙乘驼车而行,戏赠二绝句:“邻国知公未可风,双驼借与两轮红。它年出塞三千骑,卧画辎车也要公。”“高屋宽箱虎豹裀,相逢燕市不相亲。忽闻中有京华语,惊喜开帘笑杀人。”

  ③《契丹国志》卷25《张舜民使北记·以车渡河》载:过卢沟河,伴使云:“恐乘轿危,莫若车渡极安,且可速济。”南人不晓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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