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辽代的商业与货币

  第四节 辽代的商业与货币 商业

  牧业经济从来都离不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为了满足商业贸易的需要,辽太祖三年(后梁开平三年,909),耶律阿保机“建羊城(今河北沽源西南)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②。随着版图的扩大,经济成分的增加,境内外商业贸易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

  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①。据后晋亡后被俘入辽的胡峤所见,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斡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今山西太原西南)、汾(今汾阳)、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之人为多”①。可见,上京的修建,除政治需要外,也是中原农业、手工业者和儒、释、道等各色人士流入的结果。他们带来了各种技艺,也有了更多的需求,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汉城中的回鹘营,为安置回鹘商贩所设,看来上京的商贸活动相当繁盛。

  南京(今北京)的繁华富庶为五京之首,“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②。

  东京(今辽宁辽阳)“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③,是东京道商业贸易的中心。

  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建成后,为辽朝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廛肆庑下”①,这当是中京的商业区。“在这些壮丽的商业城市中,商旅辐凑,邸店骈列,贸易相当活跃”②。辽在上京、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置都商税院,设点检、都监、判官等主持征收商税和市场管理;西京、东京设转运使,分别管理通商、贸易等事。五京属下州县根据不同情况设有钱帛司、盐铁司、商曲院和征商榷酒等诸务。在重要关隘、路口,辽朝也设有征商机构。税收数目,有记录可考者,重熙中“燕京(今北京)出钱三百余万”③;道宗时,贪吏日索东京鞠院官钱2000,其征榷岁入当不少于70万④。

  五京之外,东京道的乾(今辽宁北镇南)、辽西(今锦县北)等州,西京道的朔(今属山西)、蔚(今河北蔚县)诸州,中京道的兴中府(今辽宁朝阳)、锦(今属辽宁)、宜(今义县)、泽(今河北平泉西南)、松山(今内蒙古赤峰西南)诸州,南京道的顺(今北京顺义)、营(今河北昌黎)、蓟(今天津蓟县)等州及潞县(今北京通县)、范阳(今河北涿州)等地,还有西京道的儒州(今北京延庆),上京道的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北索博日嘎)、祖州(今巴林左旗西南哈达英格)等,同样也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场所,如南京蓟州的新仓镇(今天津宝坻),“枕榷酤之剧务,面交易之通衢,云屯四境之行商,雾集百城之常货”⑤。西京朔州(今属山西)榷场,也是宝货山积,功作迭兴。

  与游牧业经济相适应,上京道的交易除固定的场所外,行宫所在,皆有市场,并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商业贸易诸事项。

   与五代的贸易

  辽对外联系相当广泛。建国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经济往来、物资交流的要求更加强烈,迫切需要同境外开展贸易交往,互通有无。建国初,同五代的梁、唐、晋、汉和十国中的吴越、南唐都有经济往来。后来与北宋、高丽、高昌回鹘和女真等在建立政治联系的同时,更积极开展了商业活动。辽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后晋时,辽除每年得到30万匹绢帛贡献外,双方的商业贸易活动也十分活跃,规模不断扩大。辽以赵延寿部下乔荣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辽、晋间,并置邸大梁(今河南开封),存贮货物,停居商贩。这时,不少契丹人到后晋境内经商。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辽朝甚至借道后晋远至南唐进行交易。会同元年(938)、二年,辽太宗及其弟东丹王安端曾分别遣使入南唐,除使节所带礼品外,又另带羊、马贩卖,以换取“罗纨茶药”。使者虽以结好相约,实则更重视经济交往。

   辽、宋贸易

  宋初,曾许缘边商民与辽市易,但未设官司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开设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易县)、雄(今雄县)、霸(今霸州)、沧(今沧州东南)、静戎军(今徐水)和代州雁门砦(今山西代县西北)等处榷场,以常参官和内侍同管榷务,向辽提供香药、犀、象及茶等。但双方政治关系不稳定,时有军事冲突,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往来,榷场时开时禁。直至澶渊之盟后,宋于雄、霸两州及安肃军(静戎军改)、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等处置场,设官“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⑥。双方贸易往来日渐正常,交易规模不断扩大。辽以银、钱、布、羊、马、驼、皮毛换取宋的茶、瓷、犀(角)象(牙)、香药、缯帛、漆器和《九经》等书籍。辽每年仅于河北就向宋贩易羊数万只。同时,双方也各有禁令,限制某些商品出入。如宋方严禁铜、铁、矾、米、私茶和《九经》以外的印本书籍出境,禁止辽盐私自贩入河北;辽也严禁马匹、牝羊和粮食入宋。但除榷场贸易外,双方民间私自交易也难以禁绝,辽朝私盐的涌入,冲击着宋朝的河北食盐专卖制度;而宋朝的印本书籍和文人诗赋也不断流入辽境。对宋的边界贸易是辽境外贸易的主要市场,它满足了辽朝境内对某些消费品的需求,宋朝在榷场贸易中每年也可有40余万的收入。以致每年交纳辽朝的岁币,可以从榷场交易中收回。

   辽与西夏及其他周边国家、部族的贸易

  与宋朝榷场贸易之外,辽还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等边界地区开互市,与西夏、女真、回鹘、高丽等交易。“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诸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①。鹰鹘、鹿、细白布也是东北部女真输入辽境的重要商品。夏向辽输入沙狐、鹘、兔、马、驼、毛织品和药材、矿物■石等。在与西夏阻卜等属部交易中,辽朝严禁铜、铁等出境。

  除互市贸易外,使者往来所携礼物和辽朝所赐礼品也是一种互相交流的手段。高丽所进有纸、墨、米、铜、人参、粗布;西夏、回鹘所进有珠、玉、犀、乳香、琥珀、镔铁器、马、驼和毛织品。辽朝回谢礼物则有鞍马、弓箭、皮毛、丝织品。辽朝除以本地所产与周边各属国贸易外,还以互市所得转贸于他地,从中渔利。如宋徽宗时,宫室所需北珠,皆由契丹得之于女真又转贸于宋。辽朝赐与宋使的徐吕皮(又称斜喝里皮,即回鹘野马皮)、红虎皮(回鹘獐皮)等皆得自回鹘,至为珍贵,深受契丹人喜爱,因而作为礼物转赠给宋人。也因其宝贵,甚至有以熟皮染色冒充者。宋使者在辽朝寺院所见的供具,有些则是宋朝馈赠高丽者。显系由高丽再转而至辽的。通过各族、各政权、各国间的贡赐和互市贸易,出自回鹘、女真、夏、宋、契丹和高丽的各种物品,得以在上述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循环交易。

   辽朝的货币

  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而从考古发掘所得和保留至今的辽钱考察,最迟在辽太祖时辽朝已经有了自铸的金属货币。辽朝实行年号钱制,皇帝即位或改元时便铸造货币。辽朝九帝,使用22个年号,多数年号钱已被发现。

  货币铸造由朝廷统一管理,严禁私铸和外流。太宗置五冶太师,掌四方钱铁。景宗时置铸钱院,岁铸钱。此后,长春州(今吉林乾安北)、平州(今河北卢龙)、辽西、蔚州等地都设有钱帛司,以都监或提点掌管司事。

  辽朝自铸币种类颇多而数量较少,长期以来,布帛、羊马曾与金属货币一样作为商品交换中的比价物,故辽世宗时胡峤在上京看到的是“交易无钱而用布”,自辽圣宗至道宗前期,朝廷屡申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入市之禁。直至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才废除“绢帛尺度短狭之令”,布帛作为货币的职能正式废除。前期,与羊、布作为流通比价的同时,辽贵族也曾使用秤量货币,穆宗就曾“以银百两市酒”。除辽朝自铸货币外,流通中大量使用汉、唐、五代和宋朝钱币。太宗时,后晋石敬瑭曾献沿边积钱,助辽军实。圣宗时,凿大安山(今北京房山境),取刘仁恭所藏钱,与辽钱共同流通。澶渊之盟后,辽宋开展榷场贸易,宋钱不断流入辽境。苏辙说:“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①近年发掘的几处辽朝窖藏钱币,出土的汉、唐至宋所铸钱币数量远远超过辽朝自铸货币,当可反映辽朝货币流通情况。

  

  ②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3,景定五年正月;《宋史》卷45《理宗纪》五、卷46《度宗纪》,《宋史·食货志·会子》。

  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关外银会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二月乙巳。又,“银纸”系撰者推测之说。

  ①《辽史·太祖纪》上。

  ②《辽史·地理志》一。

  ③《契丹国志》卷25《胡峤陷北记》。

  ①《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

  ②《辽史·地理志》二。

  ③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

  ④参见张正明:《契丹史略》第三章第二节四“商业”。

  ⑤《全辽文》卷8《张绩墓志铭》。

  ⑥《全辽文》卷9《贾师训墓志铭》。

  ①《全辽文》卷6《广济寺佛殿记》。

  ①《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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