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编典志 第一章农业和农学技术 第一节五代十国的农业

　　丙编 典志 第一章 农业和农学技术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农业 后梁时农业生产的部分恢复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不断，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不仅水利失修，连年的战争使大批被强征入伍的青壮劳力战死疆场，为了逃避战争和繁重的赋税徭役，人民流离失所，耕种失时，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尤为严重。但五代政权及部分地方官府，为了巩固统治及增加赋税收入，尤其是后唐明宗和后周，致力于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后梁建国前后，“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堠，内辟污莱，励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①。说明朱全忠在直辖区内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后梁数十年征战的经济支柱。

　　河南府（今河南洛阳），自唐光启三年（887）张全义任河南尹时，“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四野俱无耕者”，张全义“招怀流散，劝之树艺”，“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数年之后，河南府所属二十县“桑麻蔚然，野无旷土”①。后梁建立后，张全义仍任河南尹，继续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后梁朝廷财政的重要基地。洛阳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洛阳城市经济复苏，为后唐建都洛阳奠定了基础。后唐建都洛阳，张全义依旧任河南尹，洛阳地区的农业经济继续得到发展。

　　 后唐、后周对黄河的治理

　　后梁与晋（后唐）连年征战，使河北地区岁无宁日，后梁先后两次决黄河以阻挡晋（后唐）军，致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洪水泛滥，后唐灭梁后多次修复酸枣县（今河南延津）境内河堤。尤其是明宗长兴元年（930）张敬询任滑州（今滑县东南）节度使后，“河水连年溢堤，乃自酸枣县界至濮州，广堤防一丈五尺，东西二百里，民甚赖之”①。

　　后晋末，黄河于观城县（今山东阳谷西南）境再次决堤后，多次决口。后周时，“黄河自杨刘至于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灌齐、棣、淄诸州，至于海涯，漂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显德元年（954）十一月，世宗命宰相“李榖诣澶、郓、齐，按视堤塞，役徒六万，三十日而毕”②。后唐、后周两次大规模治理黄河，大大促进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后唐“营田”

　　五代时后唐主要是为了解决军需，恢复“营田”。明宗时，利用闲田兴置的军屯，不仅利用兵士，而且还用无地民户耕种，恢复农业生产，在解决军队粮食供应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为了防止军队抢占民间良田及强迫民户耕种，以及有些民户投靠“营田务”，以致官府税收损失。长兴二年（931）九月规定：“应三京、诸道营田，只耕佃无主荒田及召浮客。”③ 后唐、后周招抚流亡复兴农业的措施

　　为了鼓励逃户归业恢复农业生产，后唐天成三年（928）规定“每逃户归业后，委州司各与公凭，二年内放免两税差科”的优惠。长兴三年还对因水灾而外逃农户的房屋、树木及“动使什物”，由各村邻居保管，待逃户回乡后归还，春耕时业主还未回来，允许邻户耕种并承担赋税，如业主归来，则等秋收后归还土地。保护原业主的财产并减税以鼓励农民归业，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后周显德二年（955）时，为鼓励民户耕种荒田并承担赋税，规定本户三年内回来的归还一半，五年内回来的归还三分之一，五年以上才回来的只归还本户的坟地及荒地。临近辽境的州县而被辽军俘走的民户归来的，五年内的归还三分之二，十年内的归还一半，十五年内的归还三分之一，十五年以上的只归还坟地及荒地。而对于“应有坐家破逃人户”（主要是因逃税），则承种户只要承担赋税就不在归还之列，并成为承种户的产业；如承种户不纳赋税则不论年限全部归还原业主①。都是在保证官府税收的前提下，既尽可能维护原业主的利益，又保护新承种户的利益，以鼓励民户归业及承种户恢复农业生产。

　　 南方诸国的农业

　　五代时期十国割据政权中除最晚建立的北汉外，其余诸国都在长江、珠江流域，战争较少，各国大体都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招抚流亡，兴修水利，不仅恢复而且发展了农业生产。

　　南唐、吴越在兴修水利方面很具特色，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直到北宋中期之初，相应地区的农业生产还未恢复到南唐、吴越时的水平。对此，范仲淹于庆历三年（1043）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给予很高的评价：“且如五代群雄争霸之时，本国岁饥则乞籴于邻国，故各兴农利，自至丰足。江南（原南唐辖区）应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原吴越辖区）地卑，常苦水沴，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而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修固则无摧坏。……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①南唐、吴越的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促使两国社会经济兴盛，国力增强。南唐西平楚、南灭闽，吴越统治扩展至闽北，与南唐争雄，都是五代后期强国。

　　闽在五代时为小国，王潮于唐末占领闽地后也是“还流亡，定租税”，“劝课农桑”，“保境息民”①，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楚国不仅重视一般的农业生产，经济作物的生产与发展也具有特色。据史载：“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马）殷从之”；又“湖南民不事桑蚕，（高）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②，楚国的政策促进了茶叶和蚕桑丝织业的发展，也间接地促使生产方法与品种的改进，如被称为“鸡狗坊卒长”的佚名者，“当马氏时，善种子母蔗，灌莳有法，繁殖蔓衍，遂为湖南圃人冠。蔗凡三种，曰蜡蔗，曰荻蔗，曰赤昆仑蔗，一时称绝盛焉”③。

　　

　　①《桂海虞衡志·志蛮篇》。

　　①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10《朱梁轻赋》。

　　①《资治通鉴》卷257，唐光启三年六月壬戌。

　　②《旧五代史》卷61《张敬询传》。

　　③《资治通鉴》卷292，显德元年十一月戊戌。

　　①《五代会要》卷15《户部》。

　　①《五代会要》卷25《逃户》。

　　①《范文正公集·奏议上》。

　　②吴任臣：《十国春秋》卷90《闽一·司空世家》。

　　③《资治通鉴》卷266，后梁开平二年六月；卷274，后唐同光三年闰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