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西夏史研究概况

　　第四节 西夏史研究概况 清人对西夏史料的编纂

　　清代学者在搜集、整理、编纂西夏史料方面颇有成绩，常见的西夏史籍有以下三种：《西夏书》15卷，周春撰②。成书于嘉庆九年（1804），最早的纪传体西夏史书。在取材上，“是编大致根据各正史益以宋人书数种，采摭颇略”①，但在体例上，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分析上，都独具见解②，今仅存传抄残本10卷。

　　《西夏书事》42卷，吴广成撰，大约成书于道光初（1821），编年体史书。本书采唐以下诸史、文集、稗官野史中西夏记事，排比成书。起唐中和元年（881），迄于宋绍定四年（1231），一代西夏史事已具梗概。道光六年（1826）丁晏跋云：“吴西斋书，备详本末，附考异同，虽编年系月，举纲分目，意仿《宋史》例，实则杨氏长编纪事本末体耳。罗荟蓬萃，不谓无功，惟表明书法，几几居卷帙之半，事既近迂，书复夺主，从来无此体例也。然记载西夏事迹者，世无更详于此者。”本书引用史料未注明出处是最大缺陷。有道光五年小岘山房初刻本，及1935年北平文奎堂影印本。

　　《西夏纪事本末》36卷，卷首附西夏地形图和职方表，张鉴撰。鉴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殁于道光三十年，是书初刊于道光五年。本书辑录宋、辽、金、元诸史中有关西夏史料，自西夏兴起至衰亡，每卷一事，述其本末。但叙事前详后略。间有考辨，多欠精审。有光绪十年（1884）江苏书局刻本、光绪十一年金陵刻本。

　　仅有存目未见传本的有洪亮吉《西夏国志》16卷，秦恩复《西夏书》20卷，无名氏《西夏志略》不载卷数，王云《西夏书》4册，徐松《西夏书》、《西夏地理考》，陈昆《西夏事略》16卷等。

　　清末民初集西夏史料之大成者首推戴锡章《西夏纪》28卷，编年体史书。是书以陈昆《西夏事略》为本，辅以吴广成、张鉴、周春等书，采撷宋元以来有关史籍，及西夏文物、文字研究成果编纂而成，征引文献300余种。引文多有出处，使用方便。有1924年北京京华印书馆铅印本。戴氏另有《西夏丛刊》10余卷，未刊①。

　　史料辑录考订，有张澍《西夏姓氏录》1卷，有清雪堂丛刻本。罗福苌、罗福颐《宋史夏国传集注》14卷，有待时轩丛刊本。

　　书目与搜遗有王仁俊《西夏艺文志》1卷，《西夏文缀》2卷，有清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罗福颐《西夏文存》1卷，外编1卷，有罗氏石印本。

　　清代学者对西夏史料的编纂，与单纯辑录史料者不同，也是西夏历史的研究之作。如上面提到的周春的《西夏书》、吴广成的《西夏书事》等，在体例上不无新颖之处，且重视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和分析。

　　 近现代的西夏史研究

　　近代的西夏史研究，首先是同西夏文字的重新发现与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早发现和判别西夏文字的清代考据学家张澍（1776—1847）②，曾著有《夏书》一书，可惜被毁，仅留下分量不多的《西夏姓氏录》和《西夏纪年》两种③。20世纪初，黑水城遗址西夏文书的发现，推动了西夏学术的研究。在西夏文字研究中颇有成效的罗振玉与子罗福成、罗福苌及罗福颐兄弟，在研究著作中多涉及与西夏史有关的问题。罗振玉在《西夏官印集存》中，据实物以考究西夏历史纪年。罗福苌与罗福颐相继完成了《宋史夏国传集住》一书。西夏语文学家王静如在三辑巨著《西夏研究》（1932）与其他著作中，也包含了对西夏历史、文物、国名、宗教等问题的研究①。著名的史学家朱希祖、韩儒林、向达、邓少琴及贾敬颜等人，也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历史、民族、文物、典籍方面的研究文章②。

　　西夏史专著，至70年代中，内地尚属空白。1975年香港出版的林旅芝著《西夏史》专著，搜罗宏富，但仍脱不开旧的史料编纂学的窠臼。1979年初，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在通史著作中首次把夏与辽、金放在同等地位，并对西夏的兴起，夏国经济、政治、文化作了翔实的论述。同年底宁夏出版种侃等著的《西夏简史》，是简明通俗的西夏专史。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增订再版）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③。是书编排合理，繁简得当，贯彻民族平等原则，阐明西夏各族人民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贡献。附有大量资料性和考订性的注释，对专业研究者和广大读者都十分有益。

　　80年代，在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西夏史论文已达百余篇，并出版了一系列西夏史研究论集、专题研究、资料集。西夏史方面有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李蔚《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史金波《西夏文化》、白滨《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1987）等。文物研究有《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西夏官印汇考》、《西夏文物》、《西夏文物研究》①。西夏语文研究《文海研究》、《同音研究》②，史料集《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等。辞书方面，《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及《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皆有诸多条目叙述西夏史。我国西夏史研究人员与机构也在不断壮大发展。北京、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四川等省区的研究机构与高等学校都有专人从事西夏史的研究工作。我国的台湾省与香港也有专门从事西夏文史研究的学者，他们不断有新作发表③。

　　 西夏史料整理的新成果

　　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1、2册），收录了隋初到元末“正史”、各类史籍、文集、金石史料中有关党项与西夏资料，分传记、人物传和散见史料编年三部分。所录史料考其来源、异同，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西夏史料汇编。

　　近年来有关史料校勘、订讹和史籍评介的文章较多，如对党项与西夏人名、姓氏、官号、地理、人物、历史事件的考订、辨误①；对明刊《宋西事案》②、佚名《西夏志略》③的考证介绍，对周春《西夏书》、西夏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汉文内容的评介④。

　　近年来，流失国外的黑水城西夏文书陆续介绍到国内。前苏联出版的黑水城西夏文书目录《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及有关文献著作也为国人所知，一些较重要的西夏文著作、文献得到新的译介，并应用在西夏史的研究中。

　　199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白滨，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国璋、李伟国与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克恰诺夫，分别代表中俄两国三方达成正式协议，共同编辑出版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所藏的全部西夏文、汉文和部分其他文字的黑水城出土文献①，出版后必将对西夏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近年来西夏史研究的主要问题

　　西夏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在短时期内取得的成绩却比较显著。研究的问题比较广泛，又因史料不足，往往使研究难以深入。以下就西夏史研究中主要问题的进展和争论，作概括性介绍。

　　一、关于西夏王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历史上已存在两种说法：据《隋书》及新旧《唐书》，党项是羌族的一支，党项八部之一的拓跋氏无疑属羌族一系；②另一说拓跋氏源出鲜卑族系，是根据宋、辽、金三史《夏国传》中关于西夏王室的记述，称先世“本魏拓跋氏后”③。二说至今仍然存在，但讨论已逐步深入。较多的论著中对鲜卑族系说提出较详细的论证：第一，用比较充分的史料证明西夏王族拓跋氏源于鲜卑拓跋，虽然还无材料确证西夏拓跋氏即元魏王室之后裔，但西夏拓跋氏与元魏拓跋氏同出一族似无疑义。第二，原居于我国东北大鲜卑山一带的拓跋鲜卑一支，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期进入了河西，并有一部分归附或进入吐谷浑部族，成为其中的一个部落。到隋末即脱离吐谷浑统治，形成一个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党项部落联盟，即党项八部。第三，拓跋鲜卑流入羌部形成党项拓跋氏，史书所称“党项羌”，表明了鲜卑人与羌人的融合，表明了历史上统驭诸羌的鲜卑人又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党项羌的统治者，也表明了不可避免地反被“羌化”的历史命运①。有的论著还从历史记载中党项拓跋氏与被统治的羌族在称谓上表现的对立性，多沿“北俗”而非羌俗的西夏风俗，以及族称、语言系属等方面来论证西夏王族拓跋氏与被统治的“党项人民”分属于不同族属②。

　　二、西夏的社会性质及其分期。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党项内迁使党项社会开始了由氏族公社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即由部落社会向部落联盟过渡。从宋初李继迁到李元昊建国，党项社会完成了由氏族公社所有制向封建所有制的转化时期。李元昊建立了宗法封建制国家③。第二种意见认为，党项内迁后，进入宋朝统治时期，才由氏族部落制逐步发展了奴隶制，进而建立了党项奴隶主国家。元昊建立了“产生于氏族公社废墟上的奴隶主的国家”，“西夏在崇宗到仁宗时期，……逐步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第三种意见认为，党项羌从公元6世纪左右已处于氏族制走向瓦解的原始社会末期，从7世纪末内迁后，在定居内地二三百年的过程中，党项社会跨入以家长奴隶制为特征的奴隶社会，同时也积累了封建制因素。从五代宋初起特别是从李继迁时期开始，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元昊建国标志着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领主制，乾顺以后，进入封建地主制（吴天墀《西夏史稿》）。三种意见归结为两点，一是对西夏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认识，一是西夏社会的发展是否经过奴隶制问题。对后一点持否定看法者，主要是分析西夏社会“奴隶”的存在与否及其身份问题。他们认为，如果说建国前党项社会存在着有奴隶身份的“奴隶”的话，也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负者。有奴隶存在的社会并不一定是奴隶社会。西夏建国后，靠对外战争俘虏奴隶而建立的奴隶社会也是不存在的，因为西夏对外掳掠战争直至西夏灭国前夕都在发生。奴隶制的存在要靠对外掳掠以补充奴隶来源，但不能反过来说，对外掳掠必须以奴隶制为其归宿①。

　　三、西夏的官制问题。今人的西夏史论著在谈到西夏官制时，都认为存在着“蕃官”与“汉官”两套官制，两个系统②。对“蕃官制度”的产生也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是西夏官制“除仿宋外，更保留原有之蕃官制度”（林旅芝《西夏史》）。一种意见认为两套官制之设始于元昊建国，“元昊一面采择宋制建立官职，一面又设党项官，两个系统并立”（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两套官制论者认为，其目的在于既保持党项贵族在政府里的主导地位，同时又适应汉族地主阶级建功立业的要求，以便更有效地实行统治，就像辽王朝设南北面朝官一样（吴天墀《西夏史稿》）。

　　两套官制之说本于吴广成《西夏书事》，有关记载说，元昊建国“始立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其制多与宋同。自中书、枢密、宰相、御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命蕃汉人分为之，而其专授蕃职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努、有素赍、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卷11）。至毅宗时“备官制”，又有“汉设……等官；蕃增……诸号”（卷20）云云。争论的关键是对吴广成的记述有不同理解：“蕃号”是否就是“蕃官系统”的判定。

　　否定西夏另设有蕃官系统者，首先考察所谓“蕃官”名称的“蕃号”出现的特定环境与历史背景，认为所谓“蕃号”，不过是西夏官制名称的西夏文字译名，它仅出现于出使宋朝的夏国使臣的本官称谓中，这是由于宋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所造成的奇怪现象，因而留载于史籍。我们在西夏同辽、金两国的交往中还找不到这种例子。这种职官名称与“蕃号”的对译，在今存的西夏文字文献中可以得到证实①。此外，从今天可以看到的西夏文和汉文有关官制的史料中，都不曾有两套官制的记载②。更多的事例说明，西夏官制中，上至国相，下至普通官吏是“皆分命蕃汉人为之”的①，因此两套官制之说，其中有一“蕃官系统”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四、人物评价。对西夏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李继迁、李元昊和李仁孝的评价上。李继迁是西夏国的奠基者，史学界着重强调他在反对民族压迫、统一党项各部所起的作用。其次是他在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封建文化，加速党项族的发展，促进党项社会进步方面的贡献。李继迁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突出的军事才能与过人的勇敢精神，因而成为党项族的杰出领袖②。对夏国创建人李元昊的评价，着重强调他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在创建夏国过程中的丰功伟业。征服回鹘、吐蕃，统一河西的战争，建国后对北宋与辽的战争，都显示了他作为军事家的才能；建国前后在政治制度、文化事业上的建设，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眼光与手段。在党项族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元昊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本族独立自主的大业。元昊的私生活与家族矛盾，使他不幸中道而殂，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党项族的民族英雄称号③。对西夏“中兴”之主李仁孝的评价，着重强调他在吸收和推行汉族封建文化，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的进步措施，对西夏后期社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消极作用是，崇儒尚文导致了党项族固有的崇实尚武精神的削弱，使西夏进入了由盛而衰的时期。任得敬分国阴谋的败露，反映了西夏走向衰落①。

　　五、战争性质问题。在上述论著中主要涉及到李继迁和李元昊时期对宋战争的性质问题。在评价李继迁领导的长达22年的反宋战争时，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具有民族起义性质②。与此相反，有的看法是：首先，宋初，对西北各民族实行恩抚羁縻政策，对党项族及其首领尤甚，因而否认宋朝对党项族实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其次，李继捧向宋朝献银、夏等五州，与宋太宗收复五州之地是与当时统一的大势相吻合的，是历史的进步，对党项族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统一都是一件好事。李继迁的反宋战争，代表了顽固坚持割据的党项贵族阶层的利益，战争给双方人民都没有带来半点福音，而是痛苦、灾难和死亡。因此李继迁发动的反宋战争是一场不义之战③。关于元昊对宋战争的性质，多数的意见认为，元昊在十余年中同宋朝进行过40多次大小战争，主要是侵略性的掠夺战争。战争不仅破坏了被侵犯地区宋朝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对夏国包括党项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安定生活与经济发展也起了破坏作用④。也有人认为，宋夏之间的战争包括元昊与宋朝的战争，“两者的战争之端大都是宋方挑起的”，因此强加给西夏的“叛宋”、“寇边”、“掳掠”的种种罪名，应予推翻（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

　　六、关于西夏后裔问题。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是历史上已经消亡的民族。元灭西夏，元代称西夏人为唐兀氏，列为色目人，他们多在原居地，或被派往南北各地做官，也有相当数量的唐兀军被派到各地戍守或屯田。这些人后来的下落如何，史料记载是不足的①，近年来许多新的发现与实地调查，使这个问题逐步明晰与充实起来。如甘肃酒泉发现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汉、回鹘文合璧），记述一个党项家族自西夏灭亡至元末相延六世的职官、世系及活动②。又如河南濮阳市郊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及杨氏族谱，证明了当地十余个自然村中的杨姓居民3500余人均为西夏遗民后裔③。对元末殉职的唐兀氏余阙家乡庐州（今安徽合肥）的调查，并从《余氏宗谱》得知，余阙之后代延27世至今仍生活在安徽④；据记载还有王氏一族的西夏后裔居住在安徽⑤。河北保定韩庄西什寺遗址新出土的西夏文经幢石刻，记录了明中叶有近百名党项人在此的活动①，这个发现也把西夏文字使用的下限延长到明代中期②。关于西夏灭亡后有一部分西夏遗民南徙四川木雅（属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地区建立小邦的问题，早在1949年以前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作过实地考察③。近年来国内也有人作过调查④，有的论著从种族、语言、地名等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证（吴天墀《西夏史稿》）。

　　除上述问题外，由于新的资料发现与研究的深入，近年来不少文章还对诸如西夏国名，监军司的数量与驻所，钱币的铸造与使用，佛经的翻译与刻印，西夏与宋、辽、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有新的进展⑤。

　　 国外研究简况

　　国外对西夏史的研究以日本和原苏联为主，时间长，成绩也比较突出。日本的著名学者白鸟库吉、中岛敏、宫崎市定、长部和雄、小林照道等人，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历史与文化的文章①。较早专门从事西夏语文研究的石滨纯太郎及其后继者西田龙雄、桥本万太郎等语言学家，在其西夏语文的专著中也多涉及西夏历史问题②。日本主要从事西夏史研究的首推冈崎精郎，从1947年发表《唐代党项的发展》一文起，以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西夏史的研究文章。1972年，他综合自己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以已发表的一系列单篇论文为基础，撰作《党项古代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第27）一书。是书论述从唐、五代到宋初西夏建国前李继迁与李德明时代党项历史及党项与河西回鹘关系等，并附论西夏的民族信仰、西夏习惯法及法典等问题。史料丰富，考释详尽，是一部有分量的西夏古代史著作。50年代以后，日本的一些学者，如前田正名、田村实造、山本澄子、长泽和俊、松田政一等，也都发表有关西夏历史研究的论文①。1964年出版的前田正名著《河西历史地理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出版）一书，在第五、六两章中，比较详细地研究10至11世纪河西历史地理问题，即探讨这个时期西夏对河西的统治、军镇配置以及有关战争问题。日本后起的青年学者松泽博（野村博），从事西夏文字文献的研究，近年来发表了多种西夏文佛经、文书等的研究文章，对西夏历史的研究很有价值②。

　　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苏联的“西夏学”一直处于重要地位，这是由于苏联拥有柯兹洛夫于我国黑水城遗址所获（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批西夏文书③。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研究这批西夏文书的有伊凤阁、鄂登堡。自20年代起，又有龙果夫、聂历山、弗鲁格、祖柏尔、科切托娃等人④。成绩昭著者为聂历山，苏联1960年出版的两卷本《西夏语文学》（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是他编著的西夏文字典遗稿，卷首收集了他在西夏语文、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从50年代以后，苏联从事“西夏学”研究的有克恰诺夫、索夫洛诺夫、格列克、卡津、孟什科夫、捷伦捷也夫·卡坦斯基、柯萍、科洛科洛夫、鲁勃·列斯尼钦科等人。与此同时，研究重点也从研究语言文字为主，转向全面探讨西夏历史、文化各方面的专题研究，已发表的论文、专著已达上百种（参见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其中以研究西夏历史著称的学者是克恰诺夫，1960年6月以《西夏国（982—1227）》为题的学位论文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64年曾在北京大学学习。1970年获史学博士学位。从1959年起他参加了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整理西夏文书档案工作，同时开始学习西夏语文，近三十年来发表以西夏史研究为主的论文著作40余种，曾多次在国际学术会上宣读关于西夏史的学术论文①。其代表作为1968年出版的《西夏史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共分九章，分别叙述党项的兴起、发展，西夏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时期的政治与战争形势，发生的起义，文化事业，西夏的灭亡。本书采用了大量的汉文史料与西夏文史料，其重大价值在于首次大量引用了世人罕见的珍贵的西夏文史料，不足之处则在于对汉文史料以及西夏文史料译读的错误所造成的对史事的错误评断。作者研究西夏历史的方法及观点，如对西夏历史地位与作用的估价也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近年来，克恰诺夫主要从事西夏文法典以及格言、谚语、诗歌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参见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对深入研究西夏史十分重要。

　　国外研究西夏史的学者还有法国的史泰安，美国的陆宽田、R·丹尼尔，匈牙利的玛利亚·范凌思，韩国的申采湜等，他们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史的研究论著①。

　　

　　②原书15卷，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存残本10卷，钞本。

　　①胡玉缙：《西夏书》“书后”。

　　②李蔚：《周春西夏书>评价》，《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①以上均见朱希祖：《西夏史籍考》，《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1期；参阅吴天墀《西夏史稿·西夏文献目录》（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白滨：《略论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考定》，《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

　　③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兼评文海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①《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

　　②朱希祖：《西夏史籍考》；韩儒林：《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以上均载入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贾敬颜：《关于西夏国名二、三事》，《天津益世报》，1948年4月27日。

　　③参见金汇海、吴长显《评西夏史稿>》，《社会科学研究》（四川）1983年第1期；蔡美彪：《西夏史稿>读后》，《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①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罗福颐辑，李范文释文，纪宏章拓款：《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除已介绍香港林旅芝著《西夏史》专著外，还有台湾林瑞翰写的《西夏史》文章，阙镐曾《宋夏关系之研究》以及王民信、龚煌城关于西夏文字文献、语言文字的论文。

　　①主要有汤开建：《西夏监军司驻所辨析》，《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张澍：《西夏姓氏录>订误》，《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西夏史琐谈》，《宁夏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顾吉辰：《宋史>西夏纪事辨误》，《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读西夏史稿>札记五条》，《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②李范文：《一部国内罕见的西夏史书——宋西事案>》，《宁夏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白滨：《宋西事案>考》，《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3辑；张翼之：《读宋西事案>质疑》，《宁夏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③房建昌：《关于日本所藏西夏志略>》，《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白滨：《西夏志略>考》，《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

　　④李蔚：《周春西夏书>评介》，《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蕃汉合时掌中珠>初探》，《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①史金波：《整理拍摄俄国所藏黑水城文献记》，《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

　　②《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党项》：“党项，西羌之遗种。”

　　③《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辽史》卷115《西夏外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金史》卷134《西夏传》：“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

　　①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②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又《论西夏拓跋氏、嘉戎、吐蕃和羌人的族源关系》（1981年宁夏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吴天墀：《西夏史稿》。

　　③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5期。

　　①张广志：《党项与奴隶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②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钟侃等著《西夏简史》；吴天墀著《西夏史稿》。

　　①《西夏书事》卷21：“初，夏使入贡，移文延州，称使者官曰枢密，鄜延安抚使程戡奏令称使副不以官，或称领卢。领卢，蕃枢密号也。”据西夏人骨勒茂才著《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枢密”西夏文”，音“领卢”。

　　②汉文资料如《宋史·夏国传》；西夏文资料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西夏官阶封号表》等。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突出的例子如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宋朝不第举人张元投奔元昊，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官至国相、太师、中书令。

　　②徐庄：《试论李继迁的历史作用》，《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徐庄、李萌：《西夏的奠基人李继迁》，《文史知识》1982年第3期；吴光跃：《为李继迁辨》，《宁夏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③刘建丽：《元昊》，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3期；吴光跃：《赵元昊》，《历史教学》1983年第4期；白滨：《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①罗矛昆：《西夏仁宗李仁孝》，《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1期。

　　②吴天墀：《西夏史稿》；吴光跃：《为李继迁辨》；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

　　③汤开建：《李继迁领导的反宋战争是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吗？》，《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期。

　　④汤开建：《西夏元昊反宋战争性质探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①见《元史》中有关唐兀氏人物传及屠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新元史》之《氏族表》。参见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②白滨、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③任崇岳、穆朝庆：《略谈河南省的西夏遗民》，《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④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徽》，《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元代党项人余氏及其后裔》，《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⑤马明达：《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①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②过去所知最晚的西夏文字资料是元代至正八年（1348）莫高窟所建速来蛮西宁王六字真言碑中的西夏字。保定经幢刻于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比原来下限延长150年，西夏文字从创制后到使用有460多年历史。

　　③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中国学典馆单行本1945年。国外学者考察后所发表的文章有巴波尔（E.C.Baber）：《中国内地的旅行与考察》，1882年等。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范文等曾亲赴调查。李范文有《西夏遗民调查记》一文，收入其所著《西夏研究论集》一书中。

　　⑤主要文章有：吴天墀：《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陈炳应：《西夏监军司的数量和驻地考》，《西北师院学报增刊·敦煌学研究》1986年第5期；牛达生：《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看西夏货币经济》，《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文献》1979年第1期；《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分别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1983年第3期。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李范文：《论西夏与宋的关系》，收入其《西夏研究论集》中。白滨：《论西夏与辽的关系》，《民族史论丛》，1988年。刘建丽、汤开建：《金夏关系述评》，《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①白鸟库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史学杂志》第9编，11—12号，1898年。中岛敏：《关于西夏铜铁钱的铸造》，《东洋学报》（东京）第7册，1935年；《西夏政局的变迁与文化的推进》，《东方学报》第6册，1936年。宫崎市定：《西夏的兴起与青白盐问题》，《东亚经济研究》，18∶2，1934年。长部和雄：《西夏纪年考》，《史林》18卷3—4号，1933年。小林照道：《关于西夏佛教研究》，《支那佛史》2—3，1938年。

　　②石滨纯太郎：《西夏学小记》，《中国学》1—3，1920年；3—2，1922年。《西夏国名考补正》，《龙谷大学论丛》3—5，1933年。西田龙雄：《关于西夏的佛教》，《南部佛教》22卷，1969年。《西夏王国的性格与文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卷，1970年。

　　①前田正名：《西夏时代避离河西的交通路线》，《史林》第42卷第1号，1959年。田村实造：《辽与西夏的政治关系史》，《东亚学》第9册，1944年。山本澄子：《关于唐代党项的移居》，《史观》第26、27期；《五代宋初的党项民族及其与西夏建国的关系》，《东洋学报》第33卷第1号，1950年。长泽和俊：《西夏的进入河西与东西交通》，《东方学》第26册，1963年。松田政一：《关于西夏黑水城的调查》，《东方学》第19册，1950年。

　　②《西夏语译经史研究》，《佛教史研究》第19卷2号，1977年；《西夏文土地买卖文书书式（1）（2）》，《东洋史苑》14、15号，1979年；《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龙谷史坛》第77号，1979年。

　　③ [俄]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与刊本》，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版。译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资料组编《民族史译文集》第3辑。

　　④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1932年；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①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① [美]宽登编：《西夏学论文目录》。邓如萍（R.Dunnell）：Tanguts and theTangut state TaHsia，1983。[匈]玛利亚·范凌思：《中国史学所见的西夏国家构成》等。其余著作可参见吴天墀《西夏史稿》、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所附之文献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