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李德裕 牛僧孺 第一节 李德裕① 高门弟子,门荫入仕
李德裕(787—850)字文饶,赵郡(治今河北赵县)人。出身于山东世家大族,其宗族“冠内廷者两代,袭侯伯者六朝”。祖父李栖筠,德宗朝官至御史大夫。父吉甫,宪宗朝两任宰相,极力赞助宪宗削藩,封赵国公,赠官司空,谥曰忠懿。
李德裕从小就胸怀大志,苦心攻读经史,尤其精通《汉书》和《左氏春秋》。他聪敏过人,很受宪宗喜爱。一次宰相武元衡问他在家喜欢读什么书,他却缄默不言。李吉甫知道此事后,责问他为何不回答,他却振振有词地说:“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家调阴阳,而问所嗜书,其言不当,所以不应。”②大家听到此事后,无不称奇。
李德裕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却不乐意参加科举考试。父亲劝勉他应试,他却说:“好骡马不入行。”①似不屑与士子同流。后来遂以门荫入仕,补官校书郎。当时因父任宰辅,为了避嫌,他不在台省任职,几次被辟为诸府幕僚。元和十一年(816),张弘靖罢相出镇太原,辟李德裕为掌书记。三年之后,李德裕又随张弘靖入朝,任监察御史。
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后,李德裕被召入翰林院充学士,朝廷的诏制典册,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在思政殿召对时,被赐以金紫之服,不久改任屯田员外郎。
唐穆宗不持政道,亲戚多所请托,干涉朝政。长庆元年(821)正月,李德裕上疏说:过去规定,驸马不与朝廷要官相来往,玄宗开元年间禁止尤严。近日驸马常至宰相与要官私第,有时泄露机密,交结内外,这是很大的弊病。“伏乞宣示宰臣,其驸马诸亲,今后公事即于中书见宰相,请不令诣私第。”李德裕的上疏切中时弊,得到了穆宗的赞同。不久,李德裕转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翌年二月,转中书舍人,依然兼任学士。
当时,钱徽知贡举,中书舍人李宗闵私自以女婿苏巢相请托,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告发选举不公。穆宗向诸学士询问有关情况,李德裕等人回答说:“诚如文昌言。”于是穆宗下令复试,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也由此被贬为剑州刺史。早在元和初年对策时,牛僧孺与李宗闵抨击时政,已与李德裕父子结下私怨,至此,结怨愈深,“更相倾轧,垂四十年”②。这时李德裕已很有名气,与牛僧孺都有入相的希望。但宰相李逢吉不喜李德裕,长庆二年(822)九月,将李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并引荐牛僧孺做了宰相。
历任牧守,政绩卓著
浙西观察使驻润州(今江苏镇江)。李德裕赴任时,正值润州镇将王国清兵乱之后。前任观察使窦易直竭尽府库,把财物分赏给将士,致使军士渐渐骄横,府库财用拮据,境遇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李德裕躬身俭约,尽量减少开支,把节余的财物“尽以赡军,虽施与不丰,将卒无怨”。他竭力求治,尽心革除对人民有害的陈规陋习。当时,江南崇尚巫祝,迷信鬼神,若有父母、兄弟一人得了疫病,全家都弃而不顾。李德裕选择一些德望高的长老,用儒家的伦理道德加以教化,然后再让他们回去说服民众,并对不接受教育的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李德裕还针对当地祠堂多而滥,下令将方志记载的前代“名臣贤后”祠堂加以保存,其余四郡淫祠一千一十所全部拆毁。同时又拆毁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处。结果“人乐其政,优诏嘉之”。
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病故,子李湛即位,是为敬宗。敬宗年少,却奢侈无度,虽曾敕令各地不准贡献,但时过不久,派往各地征收贡品的使者却络绎不绝。这年七月,诏令浙西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件,上进皇宫,共需用银二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上进贡品,对地方官来说是取得皇帝欢心、飞黄腾达的好机会,但李德裕考虑到所用金银数量很大,当时财政困难,向下面摊派,又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人情不安。为此,他上奏朝廷说,浙西“数年已来,灾旱相继,罄竭微虑,粗免流亡,物力之间,尚未完复”。为了“不困疲人,不敛物怨”,请求朝廷罢造银盝子妆具。不久,朝廷又诏令浙西上进可幅盘绦缭绫一千匹。李德裕以其“文彩珍奇”,“费用至多”,再次上疏朝廷,以太宗命李大亮停献名鹰、玄宗禁止在江南捕鴶诸鸟的故事为鉴戒,极力劝谏敬宗要以太宗、玄宗为榜样,学汉文帝简朴的风尚,请求停进缭绫。
李德裕两次上疏,不谄媚朝廷以求进身,唯以减轻百姓负担为虑,为官正直清廉。敬宗看了上疏后,回心转意,“优诏报之。其缭绫罢进”。
敬宗游幸无常,朝政荒废,贤能大臣遭逐贬,奸佞之臣却被进用。李德裕虽身在浙西,却十分关心朝政,遂于宝历元年(825)二月,献《丹扆六箴》。箴在古代是一种文体名,专以规戒为主题。他以《丹扆六箴》讽谏敬宗,一是《宵衣箴》,说古代帝王勤于听政,无未亮即等待上朝,以讽谏敬宗上朝晚而少。二是《正服箴》,说圣人作服装,足以效法,虽是游宴,也服装严整,以讽喻敬宗服御不合常法。三是《罢献箴》,借用汉文帝拒收千里马的故事,以讽谏敬宗征求珍玩,奢侈无度。四是《纳诲箴》,以古代帝王“从善如流,乃能成功”为例,劝敬宗要嘉纳忠言。五是《辨邪箴》,劝敬宗不要被谄奸蒙蔽聪明,要善于辨别忠奸。六是《防微箴》,劝敬宗要防微杜渐。李德裕的《丹扆六箴》使敬宗深受感动,他亲笔作诏书,称赞李德裕“三复规谏,累文称嗟。置之座隅,用比韦弦之益;铭诸心腑,何啻药石之功?卿既以投诚,朕每怀开谏。苟有过举,无忘密陈。”对李德裕的两次上疏及《丹扆六箴》作了高度的评价。
太和三年(829)八月,李德裕被召至京城,任兵部尚书。四朝元老裴度很欣赏他的才干,举荐他做宰相,但吏部侍郎李宗闵因得宦官的内助,却抢先做了宰相,他感到李德裕在朝做官,威胁着自己的政治地位,又引荐牛僧孺为相,共同排斥李德裕,将他出为义成节度使。翌年十月,又转任西川节度使。
西川节度使驻成都(今属四川)。在李德裕来此之前,这里刚刚遭到一次战争的洗劫。杜元颖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他不懂军事,又不抚恤士卒,只知敲榨财物。后南诏贵族很快攻占了戎、邛二州,并攻破了成都,掠去了大批人口和财物,西川人民遭受了一场大灾难。李德裕到任后,便立即着手收拾残局,医治战争创伤。
首先是整顿边防。李德裕从调查研究入手,只用一个月的时间,便对当地的山川、城邑、道路、关隘都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绘制了与南诏、吐蕃有关的军事地图,然后大力整顿军备,加强边防。他认为边防军不在多,而在于精。他精减了老弱病残,选用善战而适应当地环境的士卒;同时又从当地每二百户中抽调一人作为民兵,免除其人的赋役,在农闲时习武,有事打仗,无事务农,称为“雄边子弟”。他又感到蜀地工匠造的兵器注重装饰,华丽而不适用,因而改用安定人造的盔甲,河中人造的弓,浙西人造的弩,很快地组织了一支装备精良、能攻善守的边防军。又在与南诏、吐蕃交界的险要之处分别修筑了杖义城和御侮城等城防,以西拒吐蕃,南拒南诏。为了改善供应,他改变了运粮的时间。过去,从内地运粮供应黎、巂州,常在炎热的夏季送到,“地苦瘴毒,辇夫多死”。李德裕改为十月出发,盛夏之前粮食即可运到,“馈者不涉炎月,远民乃安”。这样既保证了车夫的安全,又能保证粮食的供应。
李德裕还采取了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他明令蠲免苛役重赋,鼓励树艺畜牧。他下令把僧尼的私人庐舍全部拆掉,把占用的土地归还给农民耕种。当时蜀地河中小洲渚田有千余顷,都是肥沃的良田,原来由农民零星垦种,后被豪强兼并。李德裕“至则均其耕垦,首及贫弱,俾其利而一其征”①。同时还着手改革弊风。当时蜀地很多人私卖女儿,使做富人妾,受人奴役。李德裕下令,凡买的妾,年龄在十三岁以上的,在夫家可役使三年;十三岁以下的役使五年。期满以后,要归还本人父母,严令限制买卖人口。
经过李德裕几年的惨淡经营,西川增强了边防,发展了生产,社会也渐渐安定下来,“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痏之民,粗以完复”。从此西川的形势有了显著的好转,吐蕃、南诏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而且在太和五年(831)五月,南诏还主动放还了以前所掳掠的四千人;九月,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还率部下到成都投降,李德裕一面上奏朝廷,同时派兵迅速入据其城,使沦丧四十年之久的维州城,不费一兵一卒,又重新归还了唐朝。但当政宰相牛僧孺对李德裕怀有私怨,嫉妒他的功高,以“中国御戎,守信为上”作为借口,居然命令李德裕拒绝受降,将维州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及其随从执送与吐蕃。把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战略要地维州又拱手送给吐蕃,吐蕃将悉怛谋及其从者“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②。
李德裕在西川政绩卓著,因此于太和六年(832)十月,再次入为兵部尚书。李宗闵见唐文宗亲信李德裕,唯恐他做了宰相,竭力阻止。但在翌年二月,李德裕仍以本官同平章事,进封赞皇县伯,食封七百户。这时,朝中党争激烈,李宗闵、杨虞卿等结为朋党,干扰朝政,文宗甚是厌恶,曾和李德裕议论朋党一事,他回答说:“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不久,文宗将给事中杨虞卿、中书舍人张元夫分别贬为州刺史,再次与大臣议论朋党事。李宗闵却做贼心虚地说:“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李德裕立即反唇相讥,说:“给(事中)、舍(中书舍人)非美官而何!”①李宗闵无言以对,十分窘迫。不久,李宗闵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由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
旧制,郎官非因公事不得私自谒见宰相。李宗闵为相时,往往交通宾客。李听为太子太傅,招所友善载酒到宗闵阁,喝得大醉方离去。李德裕任相后,告诉御史,无事不得随便去宰相所在阁。又罢去京兆筑沙堤、两街上朝卫兵,并向文宗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辞皆若可听,愿审所取舍。不然,二者并进,虽圣贤经营,无由成功。”
太和八年(834),文宗患病,郑注通过宦官王守澄向文宗献药,受到亲重;郑注又引荐李训给文宗讲《周易》,颇中文宗心意。八月,文宗要授任李训为谏官,置于翰林院。李德裕认为李训是奸邪小人,表示坚决反对;当文宗要宰相王涯改授他官时,李德裕又摇手制止,文宗很不满意。王守澄、郑注也怨恨李德裕,于是召回李宗闵辅政。同年十一月,李德裕被罢为镇海节度使,后又转任浙西观察使。开成二年(837),授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
北破回鹘,安定边陲
开成五年(840)初,唐武宗即位。九月,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文宗去世时,宰相杨嗣复、李珏根据文宗的旨意,要立敬宗子陈王为太子,但宦官仇士良矫诏拥立了武宗,又在武宗面前说了前宰相的坏话,于是武宗将杨嗣复、李珏贬出朝外。会昌元年(841)三月,又遣使者要将二人处死。李德裕认为武宗刚即位,诛杀大臣会导致人情不安,尽管杨、李二人一向是牛党骨干,他仍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连上三状,极力论救。他在状中申明,杨、李二人和自己并无私人情谊,所考虑的是社稷安宁,并说:“臣若苟务于偷安,不敢冒死陈奏。”并一再请求武宗开延英,“当面论奏”①。当武宗开延英时,德裕又“泣涕极言”,说明利害关系。武宗曾三次命李德裕就坐,他却固执地说:“臣等愿陛下免二人于死,勿使既死而众以为冤。今未奉圣旨,臣等不敢坐。”在李德裕等人的苦苦相劝下,武宗终于同意赦免杨嗣复、李珏二人之死,并下令追还使者,李德裕等这才“跃下阶舞蹈”②。
武宗即位之初,屡次出猎游幸,至深夜方还宫,不理朝政。李德裕上疏规谏说:“人君动法于日,故出而视朝,入而燕息。传曰:‘君就房有常节。’惟深察古谊,毋继以夜。侧闻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诗曰:‘敬天之渝,不敢驰驱。’愿节田游,承天意。”不久,册拜李德裕为司空。
同年四月,李德裕奏请改撰《宪宗实录》。在修改过程中,史官郑亚根据李德裕的意思,削除了李吉甫在元和年间不善的事迹,招致了人们的非议。
早在开成年间,回鹘曾被黠戛斯打败,此后,他们分散在各地。八月,回鹘中的一支嗢没斯部脱离了乌介可汗,前来天德军塞下请求内附。天德军使田牟贪求边功,想乘势出击,朝臣也多赞成。李德裕则竭力反对。他认为回鹘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有功,这次嗢没斯率部下来降,秋毫无犯,应予以安抚。即使需要出击的话,天德军兵力不足,一旦交战失利,城池必然陷落。如果他们骚扰边境,即可调动各道兵马讨伐。于是朝廷采纳了李德裕的建议,赐给嗢没斯部粮食二万斛。
会昌二年(842)五月,回鹘乌介可汗公然向唐皇朝提出了索取粮食、牛羊,并要执送嗢没斯等无理要求,遭到拒绝。此后,又不听唐朝的警告,一再到边境剽掠。八月,又越过杷头峰(今山西包头附近),进犯大同、云州等地。牛僧孺等主张“固守关防,伺其可击则用兵”。李德裕详细地分析了回鹘的情况,说:“以回鹘所恃者嗢没、赤心耳,今已离散,其强弱之势可见。戎人犷悍,不顾成败,以失二将,乘忿入侵,出师急击,破之必矣。守险示弱,虏无由退。击之为便。”①武宗赞同李德裕的主张。于是分别调集许、蔡、汴、滑等六镇兵马增援;以刘沔为回鹘南面招讨使,张仲武为东面招讨使,李思忠为西面招讨使,诸路军马在太原会师。
会昌三年(843)正月,乌介可汗率兵进犯振武,李德裕亲自为刘沔制定了奇袭乌介可汗、夺回唐公主的策略。刘沔按照李德裕的战略部置进兵,他先以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三千骑兵为先锋,自己率大军继后。石雄率军到了振武,晚上开地道出城,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乌介可汗牙帐。乌介可汗措手不及,身受重伤,只率百余骑仓皇出逃。回鹘兵因失去主帅,乱成一窝蜂。刘沔又率大军赶到,在杀胡山大破回鹘军,“降其部落二万余人”①,并向朝廷奏捷。
这次对回鹘的反击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它维护了唐朝北方边境的安全,基本上解除了威胁。
决策制胜,平定叛镇
会昌元年(841)九月,卢龙军乱,陈行泰杀节度使史元忠,自主留后,遣监军傔以军中大将名义上表朝廷求节钺。李德裕不允,他对武宗说:“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放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傔,勿遣使以观之。”②果然不出德裕所料,军中杀行泰,立张绛,再求节钺,朝廷仍然故意拖延。后雄武军使张仲武请发兵进击张绛,武宗恩准,遂以张仲武知卢龙留后。李德裕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很快地平定了卢龙军乱。
在平定了卢龙军乱不久,又发生了昭义镇对抗朝廷的事件。会昌三年(843)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欲仿效河朔三镇惯例,要求袭任节度使职务。当时反击回鹘侵扰的战事刚刚结束,在武宗与宰相讨论此事时,宰相多认为回鹘余烬未尽,边境还要加强警备,再讨伐泽、潞,恐怕国力难以支持,主张同意刘稹的请求。谏官和群臣也都表示赞成。李德裕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他说:“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他还进一步分析说:“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李德裕还向武宗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胸有成竹地说:“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武宗听了,高兴地说:“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①于是决定对昭义镇用兵。
李德裕奉命起草诏书,谕令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要为朝廷立功,为后代造福,二镇表示奉诏。接着便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合力讨伐,并决定于七月中旬,各道兵马一齐进发。
李德裕总结了贞元、太和年间朝廷伐叛的经验教训,一是各藩镇出兵才离开边境,军饷便由国家负担,则藩帅迁延不再进军;或是取得一县或一栅寨,都以为胜捷,也逗留不前,因此多是出兵无功。这次刚一进兵,李德裕即奏请武宗,命王元逵径取邢州,何弘敬直取洺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不攻取县邑。因此,各路兵马似尖刀一样,直插入叛镇的心脏地区。二是监军干预军政,束缚了将帅的手脚,指挥不力。李德裕又和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定,监军不得干预军事,只取少数兵自卫,赏罚与将帅一视同仁。这样“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①。
李德裕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随时注意前线作战的进展情况,善于抓住薄弱环节,及时正确地处理一些军务。当他发现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从徐州出发以后,行动迟缓,尚未交战,便立即上奏武宗,认为李彦佐顾望不前,没有讨叛的意思,及时改派骁将石雄取代他。石雄代替李彦佐后第二天,即进击乌岭,连破五寨,俘杀叛军数以千计。王元逵进击尧山,又击败了刘稹的救兵,立了战功,李德裕则立即奏请武宗,加授元逵同平章事,大力表彰他的功劳,以激励他将。八月,昭义大将李丕前来投降官军,当时有人怀疑他是诈降,李德裕对武宗说:“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问诚之与诈!且须厚赏以劝将来,但不要置之要地耳。”②这一做法,有利于分化瓦解叛军。九月,叛将薛茂卿攻破科斗寨,俘虏官军河阳大将马继等,劫掠并焚烧了十七个小寨。当时,人情汹汹,还有人扬言刘从谏在世时,蓄养了精兵十万,粮草足用十年,难以攻取,武宗也有些动摇。李德裕则坚定不移地说:“小小进退,兵家之常。愿陛下勿听外议,则成功必矣!”武宗听后,当即对宰相们说:“为我语朝士,有上疏沮议者,我必于贼境上斩之!”③于是朝官们遂安定下来。李德裕感到河阳兵力较弱,一旦被叛军击溃,将影响整个战局。他奏请武宗,马上从忠武军调拨五千人,增援河阳军,并请求武宗赐甲一千副,弓三千张,弦箭三万支,陌刀二千口,绢三万匹,及时补足了军事装备,很快稳住了阵脚。①正当官军大举讨伐昭义镇时,十二月,在调动太原横水戍卒时,因赏赐不足,军士哗变,他们推都将杨弁为首,攻占了太原。这时,朝廷中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建议两地都要停止进兵。会昌四年(844)正月,被武宗派往太原以观察虚实的中使马元实,接受了杨弁的贿赂,回朝危言耸听,大肆为杨弁虚张声势,说杨弁兵多将广,列队长达十五里,盔甲刀戈,耀眼夺目,且物资充足,扬言不可讨伐。李德裕明察善断,当场诘问得马元实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李德裕上奏武宗说:“杨弁微贱,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即时请下诏,调兵进击杨弁,河东监军吕义忠召榆社本道兵,“诛杨弁以闻”。杨弁的兵变失败了,从而也坚定了百官对讨伐昭义镇的信心。
在讨伐昭义镇的过程中,李德裕还善于听从部下的正确建议。其年闰七月,李德裕听取了镇州奏事官高迪的意见,曾有效地对付了叛军的“偷兵术”,并令镇、魏兵“进营据其要害”;他还听取了刘稹心腹、降将高文端的合围泽州、断绝固镇寨水道和招降洺州守将王钊的建议,都取得了成功。
李德裕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加快了讨叛战争的进度。八月,邢、洺、磁三州先后投降。刘稹的部将郭谊、王协见势不妙,遂谋杀了刘稹,投降唐军以赎罪。李德裕识破了郭谊等人的策略,认为刘稹年幼无知,昭义镇之所以敢对抗朝廷,郭谊等人是罪魁祸首,如果不加治罪,怎能惩治恶人?武宗赞同他意见,命石雄进入潞州,将正在等待朝廷授予节钺的郭谊、王协等祸首,械送京城。
李德裕老谋深算,发纵指示,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讨伐昭义镇的战争胜利结束了。武宗因李德裕劳苦功高,进封太尉、卫国公,加食邑一千户。李德裕一再上表推辞,武宗说:“恨无官赏卿耳!卿若不应得,朕必不与卿。”①李德裕赞助唐武宗反击回鹘和讨伐叛镇都取得了成功,但他又担心武宗会由此穷兵赎武,不能戢止。因此他上奏武宗,援引了曹操于官渡,不追奔,“自谓所获已多,恐伤威重”;养由基善射,“不如少息,若弓拔矢钩,前功皆弃”的典故,劝武宗“征伐无不得所欲,愿以兵为戒,乃可保成功”。武宗听了,“嘉纳其言”。
十二月,武宗曾与宰相议论选举,武宗认为抑制公卿子弟不宜过分,李德裕说:“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他还主张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因为他们从小熟悉朝廷仪范、班行准则,而寒士本不熟悉,“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②。李德裕看到进士和考官关系密切,恐怕由此会导致进士只考虑考官的私惠,忘记了国家教化的恩德,又可能“树党背公”,朋比勾结。因此他奏请武宗,进士及第后只允许一次参见有司,以后不得“聚集参谒”,不许去私第设宴,并请求罢去耗费很大的曲江大会。③ 君臣协力,禁断佛教
唐武宗崇道反佛,道士赵归真很受武宗亲信。谏官担心他干扰朝政,纷纷上疏规谏。在延英殿议事时,李德裕也劝谏武宗禁止赵归真出入禁中,武宗不以为然。李德裕进一步指出说:“小人见势利所在,则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烛。闻旬日以来,归真之门,车马辐凑。愿陛下深戒之!”①在对待道士的问题上,君臣意见不合,但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君臣的态度却是一致的。
李德裕一贯反对佛教的蠹政害民。早在长庆四年(824)十二月,就极力反对滥度人口为僧尼。徐泗观察使王智兴借口给敬宗祝贺诞辰,获敬宗恩准,于泗州置戒坛,度僧求福。自宪宗元和以来,已敕禁度人为僧尼,此禁一开,人们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江、淮地区来的人最多,只要交二千钱,即可落发为僧尼。其实王智兴以为天子求福为名,自己从中牟取厚利是实。李德裕知道后,立即奏状以论其奸:“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人落发,意欲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者无虑数万。访泗州坛次,凡髡夫到,人纳二千,给牒即回,别无法事。”他进一步指出,“若不特行禁止,比至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六十万丁”。状奏朝廷,敬宗下诏禁止。②此后不久,僧人又谣传毫州出现了“圣水”,说病人喝了即病愈。江南一带去求取“圣水”的人络绎不绝,甚至壅塞了道路。平均每二三十家都雇一人去取,一斗水卖钱三千,坑害了不少人。李德裕一面在关津设卡,劝阻制止去取“圣水”的人群,一面奏状朝廷,认为此事“本因妖僧诳惑,狡计丐钱。昨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日三五千人。臣于蒜山已加捉搦,若不绝其根本,绝无益于黎甿”。并向朝廷建议,“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绝妖源”①。时裴度任辅相,闻状后下令填塞所谓圣水,从而打击了“妖僧诳惑,狡计丐钱”的不法行为。到了会昌年间,李德裕位居宰辅,倍受武宗亲重,因此,君臣协力,大力禁断佛教。
李德裕辅政不久,就逐渐开始了禁佛。从会昌元年,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请,先后沙汰了部分僧尼,拆毁了天下小寺山房、兰若等,对僧尼的一些活动也进行种种限制。会昌二年,曾下令发遣“保外无名僧”,不许置“童子沙弥”,并令原是“杂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还俗;同时,还下令不许僧尼无限止地占有奴婢,规定僧限留奴一人,尼留婢二人。会昌三年,废除了摩尼寺,杀摩尼师,财产没入官府。会昌四年,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并拆毁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凡所拆毁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还俗,送归原籍等等。
大张旗鼓地禁断佛教则是在会昌五年。
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私置庄田,并下令调查天下寺院奴婢和财产的占有情况。从四月起,下令凡五十岁以下的僧尼不论有无官照,都勒令还俗,并遣送原籍。
七月,下令并省天下佛寺,大力沙汰僧尼。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毁佛运动。以李德裕为首的中书门下奏请:“据令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并废。其上都(长安)、东都(洛阳)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武宗敕令:“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李德裕又奏请将所废佛寺铜佛像、钟磬交付盐铁使铸钱,铁佛像则交付本州用以制造农具,另将金、银、玉石佛像销毁后交付度支。另外还下令,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佛像,自敕令颁布之日起,限一月之内交付官府,如违抗不交,将依禁铜法处分。①武宗一一准奏。毁佛的诏令下达之后,李德裕奉制力行,并派出御史乘驿去各地督促检查。
在会昌禁佛中,李德裕的态度坚定而严厉。有的官员认为毁佛太过火,指责非难。主客郎中韦博“言令太暴,宜近中”②,李德裕把他出为灵州道节度副使,打击了反对派,从而保证了禁佛运动的顺利进行。
有些僧徒四处躲避,拒绝还俗。当李德裕得知五台山僧人多逃奔幽州时,马上召来幽州进奏官说:“汝趋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人,竟有何益!”于是张仲武乃封二刀交付居庸关守将说:“有游僧入境则斩之。”③使拒绝还俗的僧人无所躲藏。
八月,武宗颁发诏书,陈述了佛教的弊病,并高度评价了李德裕及中书门下的奏议,诏书说:“中外诸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从所请。诚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法典,济物利众,予不让焉。”①会昌禁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李德裕在《贺废毁诸寺德音》中说:“臣某等奉今日制,拆寺、兰若共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并奴婢为两税户共约四十一万人,得良田数千(十)万顷。其僧隶主客,大秦穆祆二千余人,并令还俗。”②会昌禁佛是继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后对佛教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后来长芦颐师写诗哀叹:“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还家塔寺空。”③它沉重地打击了日益盛行的寺院经济,解放了劳动力,也符合人民的愿望。当毁佛的诏令一下,天下闻风而动,派出的“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及屋基耕而刓之”④。杜牧很赞赏李德裕毁佛的举动。
功成北阙,骨葬南溟
为了储备物资,加强边防,会昌五年(845)九月,经李德裕建议而设置了“备边库”,要户部每年从赋税中储入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从盐铁税中储入钱帛十二万缗匹,第二年减少三分之一;凡是各道进奉的助军财货也一概储入,并以度支郎中主管此事。
武宗曾与李德裕论及朋党一事,李德裕列举了太宗与房玄龄、杜如晦合计国家大事,是“同心图国,不为党也”等事指出:“今所谓党者,诬善蔽忠,附下罔上,车马驰驱,以趋权势,昼夜合谋,美官要选,悉引其党为之,否则抑压以退。”李德裕性情孤峭,不肯与势门相来往,一向厌恶朋党,在他执政期间,“绝于附会,门无宾客”①。
李德裕在执政期间,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发挥较好,因而宦官的势力被削弱了。早在会昌二年四月,大宦官头子仇士良见武宗日益亲重李德裕,害怕宦官失去权势,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与度支商定,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欲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德裕闻讯后立即向武宗面奏此事。武宗很愤慨,马上召左、右神策军说明并无此事。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以后,只好惶恐地向武宗谢罪。不久仇士良谢病去职。在他死的第二年,便被追夺官爵、籍没财产。王夫之评论说:“李德裕之相也,首请政事皆出中书,中竖之不得专权者,仅见于会昌,德裕之翼赞密勿,曲施衔勒者不为无力。”②宦官们对此大为不满,在武宗面前一再诋毁李德裕,诬蔑他专权。牛党之中的白敏中之徒也乘机唆使韦弘质上疏,说中书权重,三司钱谷不应由相府兼领。宰相论奏说,大臣是国家的股肱,钱谷是国家的根本,应由宰相兼领,并说韦弘质上疏,与朋党有关。韦弘质遂被贬官。③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唐武宗病故,由李德裕摄冢宰。宦官拥立皇太叔光王李忱,是为宣宗。宣宗也以李德裕勋业素高,权重而专。在即位之日,李德裕在太极殿奉册。事后,宣宗对左右说:“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④四月,在宣宗听政的第二天,李德裕被贬出朝,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李德裕执政多年,位重功高,众官见他被罢斥如此之快,莫不惊骇。五月,翰林学士白敏中为宰相,他做了宰相之后,牛僧孺、李宗闵等五人同日升迁。九月,李德裕又被解除平章事,贬做东都留守。接着白敏中党徒李威又检举李德裕辅政时的过失,不久,又贬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大中元年(847)九月,吴汝纳到京城诉讼李德裕,称李绅诬奏其弟吴湘赃罪,李德裕枉法附会李绅。原来在会昌五年正月,淮南节度使李绅奏说江都令吴湘盗用程粮钱,又强取颜悦女为妻,据此奏为死罪。有人认为冤枉,朝廷派监察御史崔元藻等人复审,结果是盗程粮钱属实,娶妇一事与前案不同。李德裕以为不当,贬崔元藻为端州司户,依李绅议处死吴湘。①李德裕失势了,吴汝纳乘机诉冤。宣宗令复审此案,白敏中以李德裕谬断刑狱,翌年冬,把他贬为潮州司户。
大中三年(849),李德裕自洛阳由水路南行,赶赴潮州。当船行至泪水时,想到屈原对楚怀王赤胆忠心,却因谗言被流放,怀恨投汨水而死,他吊古怀今,无限伤感,当即赋诗一首,其诗云:“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以寄情怀。②当年九月,到达潮州不久,又贬为崖州司户。
李德裕执政时,疾恶朝中朋党,奖拔孤立无援的寒素之士,士人对他颇有好感。当李德裕谪贬崖州的消息传开,不少士人吟诗作赋,致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的诗句③,表现了士人对他的怀念之情。
大中四年(850)正月,李德裕抵达崖州(今海南海口东南)。他心情忧郁,独自一人登上崖州城楼,举目四望,只见青山环绕,一片荒凉,不由得触目神伤。又想到自己远离朝廷,心情怆然。于是感而有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所欲留人在,百匝千遭绕郡城。”①同年十二月,李德裕郁郁而死。时年六十四岁。
咸通元年(860),唐懿宗从延资库(即备边库)路过,见锦帛堆积如山,问左右,有人回答说:“宰相李德裕以天下每岁度支备用之余,尽实于此。自是以来,边庭有急,支备无乏。”当知道李德裕以吴湘狱贬死崖州时,懿宗说:“有如此功,微罪岂合诛谴!”②右拾遗刘邺又上表盛赞李德裕的功绩,于是懿宗下诏恢复李德裕原太子少保、卫国公的官爵,并赠官左仆射。
李德裕虽位至宰辅,而读书却从未间断。他爱好著述,善写文章,析理透彻,文词动人。武宗常以翰林学士起草诏书,言词不能完全表达他的意思,多命李德裕执笔。在那多事之秋,表奏云合,发往各地的诏书、制诰频频相仍。李德裕在长安私第特建一起草院,院中有精思亭。他奉诏之后,独自一人,“凝然握笔”,挥笔而就。后郑亚将他在会昌年间起草的册命、典诰、奏议、碑赞、军机羽檄加以整理,综合在一起,计二十卷,题名《会昌一品制集》,并亲自写了序言。③后来又汇总他的诗、赋、表状、论,编为别集十卷,外集四卷,合称《李文饶文集》(或《李卫公文集》),流传至今。①李德裕历仕宪、穆、敬、文、武、宣宗六朝,他兴利除弊,锐意进取,多所建树。可惜一代名相却因朋党倾轧而“功成北阙,骨葬南溟”。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②《唐语林》卷三。
①《北梦琐言》卷六。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一,穆宗长庆二年。
①贾鋉:《赞皇公李德裕德政碑》,《全唐文》卷七三一。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七年。
①《论救杨嗣复、李珏、裴夷直三状》,见《李文饶文集》卷十三。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武宗会昌元年。
①《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六。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①《论河阳事宜状》,载《李文饶文集》卷十五。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四年。
②《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四年。
②《李文饶文集》卷五。
①《李文饶文集·别集》卷五。
①《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②《新唐书》卷一七七《韦博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五年。
①《唐会要》卷四七。
②《李文饶文集》卷二○。其中“千”当为“十”字之误。
③《困学纪闻》卷二○。
④杜牧:《樊川文集》卷十。
①《北梦琐言》卷三,又见《玉泉子》。
②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七。
③《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④《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六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宣宗大中元年。
②《李文饶文集·补》。
③《唐语林》卷七。
①《李文饶文集·别集》卷四。
②《唐语林》卷三。
③《李文饶文集·序》。
①万曼:《唐集叙录》。
第四十四章 李德裕 牛僧孺 第一节 李德裕
中国通史
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卷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