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柳宗元

  第二节 柳宗元

  家世和生平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故人称“柳河东”。唐代宗大历八年出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曾祖和祖父都做过县令,父柳镇历任地方官职,贞元中为殿中侍御史,曾因触犯窦参而被贬,为人号称廉直。宗元随父到过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地,经历过河北诸镇和李怀光等的叛乱。在动乱的年代他开始立志学习,在后来写的《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

  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贞元十四年(798),又中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与韩愈相比,宗元仕途可称顺利。但他对自己期望甚高,并不自满。他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中说:“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因为志在“远大”,所以对于科举的得失不很在意。

  此后几年,宗元丧父丧妻,又值淮西之乱、陆贽阳城被贬,对于家国,多所忧虑。贞元十七年(801)调为蓝田尉。在这期间,宗元对于现实环境十分不满。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讲到这时的心绪时说:“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廷,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遂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由此看来,宗元科第虽然顺利,做官却不顺心。置身于“大官”和“俗吏”之间,他感到无地自容。

  贞元十九年(803),宗元调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等同官,这时结识了王叔文。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顺宗即位,改元永贞,王叔文等当权,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参与革新活动。这时他对于自己的际遇是满意的,但也是天真的。后来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他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即王叔文)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由此可知,宗元当时对于政治革新看得比较容易。由于缺少阅历,不免过于乐观。“唯以中正信义为志”,这是任何时候都行不通的。即使当朝天子的位置不变,也未必能够成功;何况顺宗不久逊位,改革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果然,宪宗八月即位之后,王叔文等便相继被贬。柳宗元也一贬再贬,初贬邵州刺史,未及到任,又加贬永州司马。刚要“兴尧舜孔子之道”,就遭此横祸,这是宗元根本不曾涉想的。

  遭贬之后,宗元处境十分险恶,他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还讲过下面这些情况:“末路孤危,阨塞臲■,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谬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誌。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煽,尽为敌仇。”在这里宗元分析了自己得罪的因由,也列举了罪上加罪的缘故。首先是得罪了“贵近”,其次也是得罪了“射利求进者”。再加上自己这几个人“暴起领事”,便四面受敌了。

  这些分析是不错的,但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他没有认识到,即“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最浅显的常识。他和王叔文等都是前朝天子之臣,新朝天子即位,即使他们不曾得罪贵近,也未必能够继续做官。前朝的忠臣,往往不容于易代的天子,这在历史上本是常事。苟非身为佐命之臣或随风使舵之辈,都难免罢官的。更何况宗元与王叔文等所改革者,乃“利安元元为务”,诸如取消“宫市”之类,都是削减宫廷的特权享受的措施,并非最高统治者都肯支持的。

  宗元在《与裴埙书》和《与萧翰林俛书》中还说到自己得罪主要是由于年少得官而被人嫉妒,并且认为误加之罪“久当自明”,希望在朝的君子为他剖白。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宗元对自己得罪认识得比较清醒的文字,是《愚溪诗序》,其中说到“余以愚触罪”云云,似是有所觉悟的。现在看来,宗元之所以得罪,主要在“愚”,亦即杜甫所谓的“愚拙”。宗元之愚拙表现在:他太相信尧舜孔子之道,以为经由此道,就可以达到“利安元元”的目的。他却不曾知道当时统治者的要求乃在“利安天子”,他之所以得罪,首先是得罪了天子,至于他人的诋诃构煽,都在其次。

  但宗元正因愚拙,从此乃发愤著书为文,不再求仕进。这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也曾说到。他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穷愁著书,本是历代文人的一个传统。宗元既不得志,于是也要著书以贻后世。又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一面读书,一面著述,《非国语》诸作,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写出来的。

  宗元这时一面从事著述,一面开始着意于为文。他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特是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今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邪!”这段话是很重要的,由此可以看出,宗元贬官之前,虽为文已久,却不自重视。因为他是想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行“辅时及物”之“道”,而不想凭借文章取得名誉。到了被贬之后,感到这“辅时及物之道”行不通了,于是才想通过文章传给后世。垂文以明道,这是宗元贬官之后的为文的目的。

  到了元和十年(815),宗元与同时遭贬诸人被召回到京师,但不久又出为柳州刺史。中途有《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召而再贬,这是宗元等人所料不及的。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称他们这次召而复贬为“例召”与“偕出”,其实也有例外。《旧唐书》本传说宗元贬后不复起用,是因为“众畏其才高”,这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宗元之一贬再贬,主要还在他的为人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同样被贬的程异,就因为善于理财而得到擢用,“以钱谷奋而至宰相”。一为皇家敛财,一为生民除弊,天子的爱憎,历来是不同的。宗元遭遇不同于程异,无可怪者。

  宗元既为柳州刺史,虽然仍属远谪,但比为司马官职为高,这时他可以做些份内可行之事,尽管不得大“兴尧舜孔子之道”,而变革“土俗”,改易“乡法”,使贫人儿女免为奴婢,也算是稍遂其“辅时及物”之志了。与此同时,他也曾希望有人给他援助。元和十三年(818),李夷简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宗元以为其人可托,曾有《上门下李夷简相公书》说:“及今阁下以仁义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实拊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故敢致其辞以声其哀。若又舍而不顾,则知沉埋踣毙无复振矣。”这大概是宗元最后向人的一次求援了。故此书最后又说:“生死通塞,决在此举。”果然,此后不久,元和十四年(819)十月,宗元卒于柳州。《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六八均有传。著作有《柳河东集》。

  文章特征:立论新颖,出言多讽

  柳宗元文章著作之成就,主要得力于贬斥之时。处于贬斥的地位,不仅可以发愤读书,而且可以懂得更多的人情世故,对历史对现实都可以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宗元文章的深度也就由此得来。韩愈和刘禹锡说宗元之文“深博无涯涘”(《柳子厚墓志铭》),“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是看出了柳文的深度的。

  宗元文章之最有特色者大概可分两类:一为论说杂文,一为讽谕杂文。

  唐代前期好为议论之文者,与汉代前期有些相似。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到了韩愈、柳宗元时,虽然言路渐窄,但作者的政治抱负尚高,遇事敢言的风气未改,宗元怀着辅时及物之心,而又不得行道,于是就一寓于文了。首先就是论说杂文。论说杂文的代表作品是《贞符》和《封建论》。《贞符》动笔于被贬之前,写成于既贬之后。贬前贬后写这样的文章都是不合时宜的。被贬之后而向天子献上这样的文字,尤其不识时务。当时宪宗初继帝位,识时务者应该歌颂当今,而不要上论前代。宗元则是从上古说起,驳斥了前人关于帝王受命于天的言论。

  文章说:“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峻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只承于帝’……贞哉,惟兹德实受命之符。”但是,到了后世,一些“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鸟以为符。斯为诡谲阔诞,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贞。”至于汉之“封禅”,亦“《尚书》所无有”。下至魏晋,都没有贞符。什么才是贞符?当然要推唐代。但文章说,唐代受命之符也不在天而在于人:“人之戴唐,永永无穷。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文章后面还惩戒天子说:“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而且希望天子:“黜休祥之奏,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理,以敬于人事。”总的看来,这是宗元一篇文以明道的典型作品。在他看来,这里所说的,都是本之六经的孔子之道。

  文章内容的特点是和传统的符命之说相反,驳斥了董仲舒以来的许多天人感应的说教。这样的文章是有见解的,不但超过了前代的董仲舒等,也不同于当代的魏徵诸人。与同辈的韩愈相比,更为独特。在他以后,这样的文章也就无人再写,可以说是一篇空前绝后的文字。

  宗元另一篇重要的论说文章是《封建论》。这也是一篇推原“圣人之意”的明道之文。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封建非圣人意”。他一开始便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封建既非圣人之意,当然是应该废除了。但秦废封建,却引起了后代许多非议。此中是非,不可不辨。文章最后作了一反前人的论断。

  苏轼《志林》卷五《秦废封建》对于这篇文章是赞同的。他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这是说宗元的文章超过了前代和同代的所有论者。在这以下,东坡还“附益”说“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自书契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无“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诸侯王不世袭者,盖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这些“附益”的话,对《封建论》作了重要的发挥,但他认为“后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云云,则大不然。宗元所论封建之祸,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都不曾杜绝。其影响也至深且巨。关键即在“继世而理”,荫封世袭,历代皆然。名虽不存,其实具在。宗元立意,极为深远。

  《贞符》和《封建论》,是宗元论说文章两种类型的代表作品,这两篇之外,与《贞符》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尚有《天说》、《■说》和《非国语》中的一些片断以及《永州龙兴寺息壤记》等,这些文章都是论证古今,学究天人,敢破传统,独立不惑。例如《非国语·卜》云:“非曰: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圣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圣人之用也,盖以驱陋民也。”这是从明道出发,对于占卜的批评,以为“道之所无用”。但圣人亦卜,如何解释呢?宗元认为,圣人用卜,实际上是愚民之计。“以驱陋民”,盖婉言之。在《非国语》中,像这样的议论不少,其《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曾反复说明著书之旨在明“圣人之道”。

  与《封建论》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还有《六逆论》、《晋文公问守原议》、《伊尹五就桀赞》、《梁丘据赞》以及《非国语》中的另一些篇章。这些文章也是论证古今,破传统之见,且针对时弊,不为空谈。例如《六逆论》云:“《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这是就《左传》隐公三年石碏之言而发的一篇议论。石碏所谓六逆,宗元反驳其三。石碏所谓“乱之本”者,宗元看作“理之本”,这也是破除传统之见。宗元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站在贱者、远者、新者的立场,反对贵者、亲者、旧者。宗元的《春秋》之学,本受陆质的影响,这样的观点,也不免受到《春秋辨疑》的启发;不过,更主要的,仍是宗元从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出发,才有这样的主张。前人或谓此篇系为王叔文个人而发,却不见得。

  柳宗元的讽谕杂文所包甚广。一类是杂说、杂感,有的近似寓言、小品。这类文章为世传诵者有《三戒》、《捕蛇者说》。此外,还有《敌戒》、《鞭贾》、《吏商》、《谪龙说》、《复吴子松说》、《罴说》、《观八骏图说》等。《三戒》有序,明言戒世人不可“乘物以逞”。《捕蛇者说》篇终亦明言“赋敛之毒”,都是假物而为说,因事而言理。其旨也在于明道,只是写法与前面的正面议论不同。这类文章写得寓意显然、言辞激切者,是《观八骏图说》和《鞭贾》。《观八骏图说》与韩愈的《杂说四》命意相似,都是从人才不得提拔而发的议论。但韩愈属望在于伯乐,而宗元则欲焚图。韩愈希望得到赏识,宗元则要打破标准。

  《鞭贾》也是杂说,近似寓言。其文谓鬻鞭者以高价欺人,富家子以高价受欺。这样的文章不仅讽刺了当朝执政的公卿,而且触及了最高统治者。中唐以前少有这样的文字,旁敲侧击,实开晚唐小品之先例。

  另一类是骚体杂文,这是杂说杂感之外别具特色的作品。骚体杂文在宗元的全部文章里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与他身遭贬逐不屈其志、一寓于文颇有关系的。宗元这部分文章也被后人看作“变骚”或“续楚辞”,以为与续骚之文同列,现在看来,这类骚体杂文还可分为两组。一为赋体之文,一为文体之赋。宗元主张“兴西汉之文章”,他在这里确实继承了西汉这类文章的传统。当然,宗元这类文章都有新的特色,与后人所谓“文必西汉”者不同。

  赋体之文的代表作品有《瓶赋》、《牛赋》、《惩咎赋》、《囚山赋》等。《牛赋》是一篇短制。其文虽名咏物之赋,实为讽谕之文。写牛的一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羸驴对比,一则有功无赏,一则不劳而获。前人论文,以为本篇与《瓶赋》皆有所托,或谓为王叔文而发,或以为自喻之辞。这样的文章寓意是比较深广的,可能有感而言,不必为一人一事而发。

  文体之赋的代表作品有《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憎王孙文》,以及《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等。这些作品名虽为文,实皆赋体。

  宗元之文最为世间传诵者是几篇山水游记。但在宗元笔下,山水游记,实亦骚体。山水游记中最著称的,是“永州八记”。这几篇作品尤其带有骚体的特点。游记而带骚体,这是宗元文章的新特征,与前代的模山范水之文有所不同。例如《水经注》一书,固然是集山水记之大成的著作,但其中有关山水的刻画,都是一些片段,不是独立的篇章。著者虽然有时也发表观感,却与永州诸记不同。永州诸记不仅独立成篇,而且多写骚人的感受。宗元于论说杂文和骚体杂文之外,还写过一些传记,这也是同他欲“兴西汉之文章”有关系的。刘禹锡称他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固然是讲他的文风,但宗元的志向也未尝不在史乘。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中曾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第不能竟其业,若太尉者,宜使勿坠。”由此可以看出,宗元对于韩愈做史官非常重视,希望他能够继司马迁的“史道”,认真写史,不要“苟过日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讲到当初他和韩愈曾经“期为史志甚壮”,就是说,两人曾有共同的愿望要做史官的。但如今自己被贬,无能为力。可是遇到段太尉这样的人物事迹,还希望韩愈采入史传。

  宗元虽然因被贬废,不曾担任史职,但他对于写史的责任之感极强。当韩愈做了史官而不敢尽职之时,他曾严加指责。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说:“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宗元认为,以韩愈的学问、文辞,又善于议论,且以正直自命,是个合格的史才。有这样的史才而不敢尽史职,是令人痛惜的。宗元和韩愈是好友,对韩愈这样的表现不仅痛心而且有些气愤。认为他既“恐惧不敢”,就该辞职不干。不敢而又不辞,害人不浅。宗元自己未任史职,是不能写史的。因此,除了写过《段太尉逸事状》这样的史传材料之外,就只能写些不入史乘的传记文章。

  《段太尉逸事状》虽然只是一篇提供史馆立传的材料,却也可以从中看出宗元的史道和史笔。首先,宗元热情地为段秀实这个敢于为民除暴、为民请命而自己不畏强暴的人物立传,就表现了他的一片辅世及物之心,段太尉的为人大节,正合宗元的理想。作为史家的是非爱憎,在这里已经可以概见。

  其次,宗元在这篇逸事叙述之外,还附有呈给史馆的一段文字。其中说道:“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障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这段文字可以看作状文的继续,其用心命笔都似有意追随司马迁。而且,宗元行文如此,都是依据事实,并非徒事文字模拟,这是不同于后人那种形式主义的摹古之文的。

  宗元的史笔还表现于几篇不入史乘的人物传记。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梓人传》、《李赤传》等。还有,虽然非人却也与人同类的《■蝂传》,亦体现宗元的史道和史才。《宋清传》写的是个“长安西部药市人”。此人卖药致富,然非唯利是图者,更不趋炎附势。宗元认为,宋清虽“市人”,而人品比某些士大夫高尚。

  总的看来,宗元文章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立论新颖,打破传统;一是牢骚太盛,出言多讽。这两大特征,也是其人的个性特征。在韩、柳之后,世之学为古文者,学韩者多,学柳者少。大概由于柳文个性太强,苟非其人,难以学到。特别是在金元明清几代,文人思想如宗元之笃于行道而又能破传统者亦少,这里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在封建统治、文化专制日渐严密的几个朝代,韩文可学,柳文则不可学。桐城派之尊韩抑柳,不是无缘无故的。

  诗风如文风:迁客骚人之音

  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与韩愈相似,主要在文;但他作为诗人,也是一代名家。

  柳宗元的诗风,亦如其文,多骚人之气,迁客之音。例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连、封四州刺史》一诗云: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远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这是宗元贬居柳州的一篇名作。对于此诗,前人评论甚多。严羽《沧浪诗话》云:“深得骚学。”所言甚是。

  又如《别舍弟宗一》诗云: 零落残魂倍黯然,双重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这也是宗元的一首名篇。所言“去国”、“投荒”,自是迁客骚人的遭遇;“荆门郢树”,犹多楚人怀土之思。手足分离之际,满腔忧愤,倾泻无余。凄清孤寂之感,是表达得淋漓尽致的。

  宗元还有一些小诗,如《江雪》,所抒孤寂之情,尤为深至。此诗云: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短短四句,孤寂、凄冷,诗人的身、心、处境,尽在其中。

  

  ①本节材料主要参考新、旧唐书本传及《柳河东集》,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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