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刘知幾吴兢 第一节 刘知幾

  第二十三章 刘知幾吴兢 第一节 刘知幾① 好学少年,博览史籍

  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父亲刘藏器在唐高宗时任侍御史。善于词章,文史很有造诣。有三个儿子,知幾排行第三(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刚十岁出头的刘知幾学《尚书》,由于深奥难懂,学习不专心,常常被父亲责打。一天,知幾看见父亲给哥哥们讲《左传》,就放下手里的《尚书》,偷偷跑去听,听了几次,对《左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左传》中有很多生动的历史故事,像曹刿论战、卫懿公好鹤、唇亡齿寒等等,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还讲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比起类似文件汇编的《尚书》,显然好懂易学。他兴奋之余又想到自己功课,不禁叹息说:“书如是,儿何怠!”这话传到刘藏器耳朵里,就同意小儿子也学《左传》。知幾学完《左传》,这时刚十二岁。此后,他又学习《左传》的注疏文字,并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仍感到不满足。他的志向并不在于仅仅了解一些历史事实,而更喜好探究古今沿革状况和历史发展的大势。他读史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十七岁时,已广泛涉猎汉代以来的各种体裁的史书,包括唐朝皇帝实录。这些书多数是借阅的,有的部帙残缺。通过勤奋苦读,刘知幾不但获得了大量历史知识,而且也对各种史书的思想观点、叙事体例、文字特点,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掌握。

  读这些史书时,刘知幾不盲目崇拜前代史家,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他认为:《汉书》既然是写西汉一代之史,就不应有《古今人表》(班固《汉书》中的《古今人表》所收录人物起自远古的太昊伏羲氏,止于秦末陈胜、吴广等,未收录西汉人物);谢承的《后汉书》应该为西汉末起义军所立的更始皇帝(刘玄)立“本纪”。当时听到刘知幾这番议论的人,都责备他不该这般议论前辈大学者。后来他读到了张衡、范晔的文集,发现他们对《汉书》、《后汉书》的批评,竟与自己的批评一样,自己许多看法有与前人不谋而合之处。这极大增强了刘知幾在钻研学问上的自信心。从此,刘知幾更加活跃地独立思考,在钻研史书过程中,一有创见就随手写成札记。日子久了,学问就越来越渊博,为后来撰写《史通》打下了基础。

  以文知名,步入仕途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刘知幾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获嘉县(今属河南)主簿,这时刚二十岁。有了官职之后,他面临两条发展道路:一是以声名继续词章之学,以利于仕途发展,求名利双收;二是重新钻研历代史书,但此不为时人所重,影响个人的声望和升迁。他选择了后者,把精力投向史学。有一段时间,他去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从官方和私家广泛借阅史书,尽情披阅。

  刘知幾虽然对史学异常执著,但对政治也并非漠不关心。他在任获嘉主簿期间,曾多次上书皇帝,表达革新政治的意见。当时正值武则天当政。武则天一方面严厉打击长期把持政权的贵族集团,一方面不拘常规大量提拔下层地主阶级成员。文章写得好的人可以做官,普通人可以自荐当官,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做官。这样一些有才干者可以得到破格提拔,但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刘知幾上书请求淘汰不称职的官员。证圣元年(695),刘知幾再次上书,他指出:“每岁一赦,或一岁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说:“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可以看出,刘知幾的政治眼光是较敏锐的。他所指出的问题,触及到当时政治中突出的一些弊病。

  武则天见到刘知幾的几次上书,虽然很赞赏他的直率敢言,但却未采用。

  当时朝廷一方面大量任官,造成官爵泛滥;另一方面任用酷吏,致使法网严密。很多官员每天上朝前,与家人别离就像生死诀别一样。每任命一个官员,仆役们窃窃私语:“又来了一个鬼。”不到十天一月,可能就被满门抄斩。刘知幾深感置身官场祸福无常,于是作了一篇《思慎赋》放在案头,警戒自己时时保持小心谨慎。这时刘知幾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既想奋发有为地干一番事业,又担心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争斗的牺牲品。刘知幾很不善于在官场上周旋逢迎。他性情耿直,不得上司欢心,任获嘉县主簿一连十九年不能升迁。

  三为史臣,再入东观

  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刘知幾被调任定王府仓曹,并参加编写大型类书《三教珠英》。原来北齐时祖珽等编有《修文殿御览》360卷,唐初高士廉等编有《文思博要》1200卷。武则天认为这两部类书还不够完备,于是命张昌宗、李峤、徐彦伯等二十余人编修《三教珠英》,在《文思博要》的类目之外,新增佛教、道教、亲属、姓名、方域等部。被挑选来的编修者多是天下饱学之士,这是刘知幾第一次同全国著名学者们共事。无疑,在两年多的修书过程中,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他的学识也被别的学者所了解。

  在《三教珠英》修成的第二年(702),四十二岁的刘知幾终于正式成为国家的一名史官,他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不久又升任左史,撰写起居注。他在晚年曾回顾说:尝欲自班、马以降,迄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愚俗,采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

  可见,刘知幾在进入史馆之前,以孔子自勉,对史学有一番宏伟抱负。

  刘知幾从四十二岁起,到六十一岁逝世,绝大多数时间都任史职或兼任史职,中间有几次短时间未担任史职,所以他晚年自称“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东观,是东汉时官藏图书之处,并在此组织集体修史,因而后来成为史馆的代称。

  刘知幾当史官后很快就发现,在史馆修史很难发挥自己的创见,往往要遵循一些陈腐的修史格式,或者违心地去歪曲历史真相。他在入史馆的第二年奉诏和李峤、朱敬则、徐彦伯、吴兢等编写《唐书》,即修撰本朝纪传体国史。领衔修史的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子,不学无术,只会争权夺势。由他来领导修史,怎么能写出真实可信的历史呢?更何况是写和当时政局、人物有密切关联的史事。史馆监修常以迂腐的见解干扰史官的写作。如刘知幾被分配写《李义琰传》,根据李义琰家在魏州(今河北大名)昌乐已经居住三代的事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这本无可非议,但监修一见则大笑,认为李义琰的祖先原是从陇西(今甘肃陇西)迁过来的,应改为陇西人。知幾无可奈何,只好改写。但后来在《史通》中说明了这件事,并指出:写人物的家乡籍贯应依据父祖以来的实际居住地,而不应依照先祖的发源地。他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追溯过远就失去了记籍贯的意义。

  刘知幾在史馆参加集体编修的史书,除《唐书》成书80卷外,还有《高宗实录》20卷、《中宗实录》20卷、《则天皇后实录》30卷、《睿宗实录》20卷。所谓实录,按年、月、日顺序记载皇帝在位时的事件。最早有南朝周兴嗣编修的《梁皇帝实录》,记载梁武帝萧衍之事。以后也出现几种皇帝实录,但直到唐贞观年间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后,史官编写在位皇帝或前朝皇帝的实录成为定例。实录的编写主要根据起居注,再参考其他朝廷档案文件。实录记载史事较详细具体,是编写纪传体正史的基础。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别的斗争,使史官在编写实录时受到很大干扰。因为对每个人物的评价和对每件大事的记载,都可能成为官场倾轧的材料。监修实录的大臣和史官有时凭个人的好恶,对某些人物和史事作歪曲性描写,实录不实是常见现象。刘知幾在编写实录时,感到处处受牵制。

  唐初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制度的确立,表明皇帝对修史的控制大大加强,史官要受到皇帝和监修大臣的严格监督。史馆监修往往把如何记载史事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一些才德不高但善于逢迎的人担任了史官。刘知幾是有独立见解的人,自然对史官所受的束缚更加敏感。

  刘知幾在史馆无法充分发挥才能,渐渐产生了脱离史馆的念头。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中宗李显率百官护送武则天灵柩由洛阳回长安,刘知幾请求留在洛阳,在那里闭门治学。过了三年,有人报告朝廷,说刘知幾身为史官,不为国事尽力,取乐于园林,私自著述。于是他又被石回京城。这时史馆的情况更复杂了,竟同时有五个宰相监修国史。长官多,意见又不一致。如记载某件史事,监修杨再思说必须如实书写。另一监修宗楚客说应该隐讳真情。这使刘知幾无所适从,难以下笔。这时,又有一个监修萧至忠几次责备他编写史书没有成绩。刘知幾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愤然写出辞职信交给萧至忠。信中,刘知幾尖锐批评了史馆现存的五大弊病:其一,人多观望。史官多而不精,又都妄自尊大,每记一件事、一句话,都互相观望,迟迟不写,所以等到头发变白也写不出史书。

  其二,资料不足。前代是把天下各种史料汇送史官,可是如今史官只能自己采集史料,而且得不到各部门支持,困难重重。

  其三,权贵干涉。史馆人多嘴杂,保密很难。一个史官要是记载某人恶事,著述未完,内容已传遍朝野上下。因此史官畏惧权贵的干涉报复。

  其四,监修牵制。史官修史要处处秉承监修意见,而监修多,意见分歧,好比十羊九牧,史官无所适从。

  其五,职责不明。监修不定具体章程,史官各自分工不明,使得写作无所遵循,遇事互相推诿,坐等时光流逝。

  由于刘知幾久居史职,对史馆里的弊病洞若观火,因而所言皆击中要害。萧至忠见信后大为惭愧,实在无言以对,但又舍不得刘知幾这个人才,于是不批准他辞职。而其他监修则对刘知幾的批评大为恼怒,这样一来,刘知幾受到的排挤更加严重,处境愈发艰难。

  发愤著作《史通》

  刘知幾在史馆里郁郁不得志,满腹才华无所寄托,他又担心后世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初次成书是在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后又作修改。他写此书时,就有人嘲笑他愚。书成后,由于臧否了许多古今人物和史书,因而又引来各种指责。唯独集贤院学士徐坚深知此书的价值,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刘知幾的著作很多,如《刘氏家史》15卷,《刘氏谱考》3卷,《刘子玄集》30卷,但最重要的而又流传至今的,只有《史通》。

  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刘知幾的大儿子刘贶因罪流放。刘知幾感到不平,上书辩解,惹得唐玄宗发怒,将他贬职为安州(今湖北安陆)都督府别驾。六十一岁的老人,经不住长途跋涉,加之心情悲愤,很快就病逝了。

  刘知幾的一生虽抑郁不得志,但《史通》却为他树立起一座永远的丰碑。

  《史通》的基本宗旨是对过去的史学作出批判性的、建设性的全面总结。

  刘知幾依照流派和体例,将众多史书概括为“六家”和“二体”。所谓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所谓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由于当时二体中,纪传体占优势,其编纂技术也更为复杂,所以《史通》对纪传体的分析较多。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五篇,专门探讨纪传体各个组成部分,《论赞》、《序例》、《序传》则兼论纪传体与编年体共有的部分。刘知幾评析史书体例的通常方法是,先追溯该体例之渊源,然后述其流变,再归纳一个简洁的定义,接着便用此定义去检讨相关史书的违例之处。

  例如,关于世家,《史通》中的《世家》篇首先指出:“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以此衡量,《史记》就有毛病,因为陈胜起义称王仅六个月就兵败身死,子孙未嗣,封地亦无,“无世可传,无家可宅”。因而《史记》列陈胜于世家,是“名实无准”。另外,世家之作应区别诸侯和大夫,“家国本别”,但《史记》竟将一些大夫记入世家,“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刘知幾还认为,世家应记“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者,而汉代的诸侯王和古代诸侯有很大不同,“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才经数世”,应入列传。而《史记》将汉代诸侯与先秦诸侯并列世家,“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

  刘知幾对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均用类似方法评论。其优点是严整了史书体例,循名责实,促进了历史编纂技术的提高。但缺点是有时过于拘泥体例,不免有一些迂腐之见。如指责《史记》将项羽列入本纪,陈胜列入世家,既表现出比司马迁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又未通史书变例之义。

  刘知幾对于史书编写方法的探讨是相当细致的。如关于史书结构编排,《载言》篇谈到如何处置辞章、诰令、章表的问题。《断限》篇谈到收载史事的起讫时间问题。《编次》篇谈到纪、传区分和纪元采用等问题。《品藻》篇谈到对史书所记人物的品评分类问题。

  关于史书内容取舍,《书事》篇谈到取舍的标准,即在荀悦所说的“立典有五志”外,增加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三科。《人物》篇谈到史书应记“恶可以惩世”,“善可以示后”之人,舍去“才非拔萃”、“行不逸群”之人。

  刘知幾甚至还费了不少笔墨探讨史书行文的技巧、风格等问题。《因习》、《模拟》二篇指出,不能盲目照搬前代史家的记事方式和言辞,不要“貌同而心异”的模拟,而要“貌异而心同”的模拟。他又进一步展开论述了史书“叙事”的三个要点,即“尚简”、“用晦”、“戒妄饰”。此外,《采撰》篇具体论述了史料的选择和使用方法。

  判断一个史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还要看他的史学观及史学思想。刘知幾提出的史家“三长”论和“一家独断”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有不小的影响。

  所谓史家“三长”,即“才”、“学”、“识”。《史通》的《核才》、《鉴识》、《杂述》等篇,对“三长”分别有论述,但较详细的说明还是他和礼部尚书郑惟忠的一段对话,见于《旧唐书·刘子玄传》。

  礼部尚书郑惟忠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刘知幾回答道:“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柟斧斤,终不能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如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由此看来,史识,指正确的观点、见解和秉笔直书的精神;史才,指编纂史书、叙述史事的能力;史学,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学问渊博。这“三长”,是对优秀史家的标准的恰当而贴切的说明,不仅当时人觉得精辟,而且得到后世史家的公认和发挥。

  刘知幾长期任职于史馆,强烈感受到官修制度对史家自主性的压制,因而提出了“一家独断”的主张,他在批评史馆的种种弊病后,说:“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辨职》)这是当时史学领域里官方控制与反控制矛盾的反映,表明刘知幾不愿向史馆中的恶势力低头的坚定信念。史馆之积弊在修史中的最坏影响,莫过于“曲笔”。刘知幾对撰史中故意歪曲史实的“曲笔”现象给予了愤怒的批判,鲜明地提出了“直笔”论。他认为,直笔,象征一个史家的气节,是史家最可贵的道德表现,“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他称颂历史上敢于奋笔直书的史家为“壮夫”、“烈士”,“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直书》)

  曲笔和直书,一虚一实,一恶一善,是非既如此分明,为何世间还是多曲笔而少直书?刘知幾指出,曲笔的总根子在统治者身上,“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笔获罪”(《曲笔》)。说真话要招来灾祸,说假话却可安然无事。当然,刘知幾不可能超越阶级的、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将主直反曲的观点贯彻到底,他说:“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曲笔》)

  此外,“疑古”、“惑经”论表现出刘知幾史学思想上的一些进步因素。他指出:《尚书》、《春秋》虽经孔子编定,为史书之楷模,但也不可盲目轻信。孔子修《春秋》,存在很多毛病,如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真伪不分,是非不清,省略大事,保留小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刘知幾之所以“疑古”、“惑经”,是由于他认为孔子修史态度、方法和《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存在谬误,非加以纠正不可。这些错误既造成古史的混乱不实,又因书法体例不一而给后世史学带来不良影响。由于世人多认为儒家经典很完美,“善无不备”,会愈加以讹传讹,所以他要大胆批评,纠正错误。

  隋唐时代,史学批评进入繁荣阶段。刘知幾集前代史学批评之大成,撰成近九万字的《史通》,《史通》奠定了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纂学、史学史研究、史学批评学的基础。《史通》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较全面的理论系统,表明史家已能够对史学研究的各个环节进行整体的审视。《史通》对于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后代史家无不从《史通》中受到教益,汲取营养。封建史家虽然多指责刘知幾“侮圣”,“离经”,为“名教罪人”,“工诃古人,拙于用己”,“高自标榜,前无贤哲”,但是对于《史通》的成就也给予肯定。宋人黄庭坚把《史通》与《文心雕龙》视为史学、文学领域之双璧,“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焉。”

  刘知幾的许多合理意见为后人所采纳和发挥,促进了史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如刘知幾认为,在纪传体史书中可以增加《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这一意见为宋代史家郑樵所采纳,郑樵的《通志·二十略》中就有《氏族略》、《都邑略》、《草木昆虫略》。清代考史名家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举出了《史通》启发后人的几个例子:“刘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欧、宋新唐,往往采其绪论。如受禅之诏策不书,代言之制诰不录;五行灾变,不言占验;诸臣籍贯,不取旧望;有韵之赞全删,俪语之论都改;宰相世系,与志氏族何殊;地理述土贡,与志土物不异。丛亭(指刘知幾)之说,一时虽未施行,后代奉为科律,谁谓著书无益哉。”刘知幾对清代史学批评家章学诚的影响就更明显了,章著《文史通义》对《史通》的许多观点都有明确的继承和发展。

  

  ①本节主要依据《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 传》、《唐会要》卷三六《修撰》、卷六三《史馆上》、卷六九四《史馆下》、《史 通》、《全唐文》卷二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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