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商品种类的增多与生产中心的南移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手工业的发展,更多的商品进入市场,出现了高档商品向社会日用品普及,以及南方长江流域成为新兴商品生产中心的趋势。
隋唐时期的丝麻产地隋唐时期的主要商品,首推丝织品和麻织品。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前期到北齐、北周,绢帛的价格从每匹二千文以上下降到三四百文,直到隋及唐代前期,绢价大致仍保持在这个较低的水平上,显然因为绢帛生产量的上升,使它成为日常应用的普通商品。正如李肇《唐国史补》说:“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北方的丝织品在隋与唐代前期,闻名全国。如山东的青州,从汉代以来至隋代,“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唐代前期,黄河中下游的河南道境内“陈、许、汝、颍州,调以绵,唐州麻布,余州并以绢及绵”。河北道则“相州调兼以丝,余州皆以绢绵”,仍然是丝织品与麻织品的大宗出产地。特别是定州一带,是出产高级丝织品集中的地方,所贡绫、品种最多。但是,关中地区的丝织品则已衰落,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下诏说,关中地区蚕桑既寡,每年的庸调绢帛改为折收粟米,由河南河北折租米收绢代替关中。
与此同时,隋唐时期长江流域成为丝织品与麻织品的主要生产基地。长江上游的蜀地,早在隋代就已是“人多工巧,绞锦雕搂之妙,殆侔于上国”。进入唐代,剑南道的各类丝织品出产仍十分丰富,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逃往剑南时,在扶风一次就收到成都贡来的春彩十余万匹。川西平原诸州出产的锦、单丝罗和绫等高级丝织品,都被列为贡品。所谓“蜀土富饶,丝帛所产,民织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长江中游的荆州,丝织业也有相当的发展,方纹绫的织造列为贡品。元稹在荆州做官时,“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不过,南方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仍为长江下游。这一地区中,宣州的红线毯“一丈毯,千两丝”,质量之高冠于全国。越州所产的缭绫、宝花罗、交梭绫等,都是质量高超的丝织品。扬州则是高级丝织品如各种锦、绫的集中产地。以《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全国各道有丝织品和麻织品贡品的州数统计,超过十个州的道为河北、河南、山南东、山南西、剑南、淮南、江南东、江南西八道。其中在黄河中下游共有五十一个州,而长江中下游有五十个州,加上长江上游的剑南诸州,则共有六十五个州,唐代丝织品与麻织品的生产重心,已经向长江流域转移。
唐代的茶和糖茶是唐代新兴的商品。唐代中期以后,饮茶成为社会风尚,“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从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按《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全国出产优质茶的州有十七个,除河北道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外,其余均分布在南方,尤其是以长江流域为主。唐代的茶主要作为商品生产,供应市场,如歙州的祁门县(今安徽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宜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这一带与饶州浮梁县(今江西景德镇)所产的茶,数量巨大,于鄱阳湖水路外运,每年数量达七百万驮之多。长江流域地区是唐代茶的主要产地。唐代后期,“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而在陆羽《茶经》中所载全国产茶的三十一个州中,长江上游的蜀中即占七州,其中雅州蒙顶茶列为最上品,驰名全国。唐朝廷从德宗建中三年(782)开始征收茶税,十分税一,贞元年间以后直到唐末,每年茶税收入在四十万贯左右,推算全国每年产茶的商品价值为四百万贯左右,相当于唐天宝年间朝廷所收入庸调绢的商品总价值。
糖也是唐代的新兴商品。唐初太宗贞观年间,甘蔗制糖法由印度传入扬州。唐代中期以后,长江上游的成都、樟州(今四川三台)与珠江流域的广州已经能生产高质量的蔗糖。尤其是蜀中的遂宁(今四川遂宁)出产的糖霜,从代宗大历以后逐步发展起来,遂宁“繖山在县北二十里,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遂宁糖霜以其品质优良,成为闻名全国的产品。
隋唐时期的瓷器瓷器在隋唐时期已成为重要的日用商品。由于饮茶风俗的盛行,各种瓷茶具成为瓷器产品的大宗,迅速普及到民间。当时“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内丘属邢州(今河北邢台),为唐代著名瓷窑邢窑所在地。除邢窑外,唐代的著名瓷窑还有定窑、越窑等。邢、定两窑以白瓷为主,越窑以青瓷为主。此外,全国各地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瓷器生产基地。陆羽在《茶经》中叙述唐代瓷器产地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可见越窑生产的青瓷,在唐代享有很高的评价。陆羽所列举的唐代著名瓷窑中,除邢窑在北方外,其余均在淮河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而长江上游蜀中的邛州大邑(今四川大邑)瓷器,也以质量优良著称。
唐代的纸张与雕板印刷纸张与雕板印刷书籍也是唐代新兴的商品。造纸业在唐代得到很大发展,纸的品种增加,产量加大,质量也大大提高。唐代后期的名纸,“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蒲之白薄、重抄,临川之滑薄。又宋、毫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由唐代名纸的产地来看,主要产区仍在南方地区。尤其在长江上游的成都与长江下游的宣州(今安徽宣城)及浙东的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地,形成几个主要造纸中心。益州麻纸,以其质量优良闻名全国,唐代的宫廷藏书,就规定全部用益州麻纸书写。尤其是寓居成都女诗人薛涛所创制的“薛涛笺”,风靡全国文士。越州附近的剡藤纸,用藤皮为原料,致密白厚,是书写的上等纸张。唐代后期,雕板印刷的书籍作为商品开始普及。唐文宗时,“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可见长江上游的剑南东西川及下游的淮南地区,雕板印刷业已很发达。日本僧宗叡于唐懿宗时入唐,在长安见到“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当时西川雕板印刷的书籍作为商品,已被贩运到长安甚至海外。到唐未,成都地区出版的书籍更多,甚至形成了集中售卖的书肆。柳玭随唐僖宗入蜀时,“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可见,雕板印刷的书籍在唐代后期已成为大批出售的商品。
唐代中后期较为著名的商品唐代中后期,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传统商品,如粮食、木材、盐、铜铁器等,也以长江流域为主要生产地。长江下游的粮食,“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通过运河和海道运销北方。长江中游的“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利则数倍”。江淮沿海则是产盐的中心,唐代后期的盐铁使驻在扬州,江淮盐税在代宗大历末年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而“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扬州地区又是唐代著名的铜器产地。
由于唐代商品数量的增加,新兴商品的大量进入市场,以及商品生产中心向南方转移,唐代各类市场的规模扩大了,市场上的商品量较之秦汉时期有了较大的增长。唐玄宗天宝二年(743),水陆转运使韦坚开凿运渠,把全国各地商品用船只运到长安广运潭中陈列,“若广陵郡船,即于栿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绞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绎纱;南海郡船,即瑇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绫。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屦,如吴、楚之制”。韦坚通过运河运到京城展示的南方商品,正是唐代商品种类增加,并能进行长途贩运的集中表现,显示唐代社会商品总量的增加并导致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不过,由于隋店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与自然经济结构的局限,隋唐时期商品数量的增长与交换的扩大又是有限度的。
第一节 商品种类的增多与生产中心的南移
中国通史
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卷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