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第三节 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隋唐两代,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由于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东西方各国无不向往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而中国很自然地就成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经济交流自西汉开辟通往西域的道路以来,这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大道,虽然也数次中断,但总的看来,还是向前发展的。到了隋唐时期,这条交通大道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了。

  汉武帝以后,中国的丝绸即大量畅销中亚、西亚各国,并通过这些国家的商人转往欧洲,被希腊、罗马贵族视为珍品,所以,欧洲人最早称中国为“丝绸之国”。三国两晋以后,绵、绢等丝和丝织品都列入正式税收项目,可见丝织业有进一步的发展。隋唐两代,丝织业的发展更胜过前代,唐代的丝织品,名目繁多,花样丰富美丽。同时,丝织品的工艺水平也大有提高,图案纹饰形成写真与浪漫相结合的特殊风格。另外,还受到波斯的影响,以纬线组成花纹,吸收了波斯织锦法的优点。

  由于唐代丝织业的发达,唐朝打败突厥以后,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所以对外的丝绸贸易甚为发达。从长安经西域而阿拉伯帝国,再由东罗马转往欧洲的丝绸是相当多的。

  中国的丝织品对日本也有很大影响。日本的遣唐使到唐,都带有丝织品。这些丝织品,有些是当路费用的,有些是送唐的礼物。反之,唐朝赠给使团人员的礼品中也有丝织品。互相赠送的礼物,当然都是珍品,各有特点。可见日本的丝织业也相当发达了。

  中国的造纸术也是在唐代传到西方的。天宝十载(751)七月,唐将高仙芝率军与阿拉伯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打仗,唐军溃败,三万之众,所余才数千人,很多士兵被俘。被俘的士兵中有些是造纸工匠,阿拉伯就利用这些工匠开始造纸。后来,阿拉伯人又把造纸术传到埃及、摩洛哥以至欧洲。

  由于隋、唐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当时世界上一些较有影响的国家无不与之有贸易关系。各国到唐的使节,均要贡献方物,唐对各国使节也要回敬礼品,还要对各国使节按照级别进行赏赐。实际上这是以国际礼仪的形式进行官营贸易。泥婆罗(尼泊尔)、天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波斯(伊朗)、拂菻(拜占庭)、阿拉伯、日本、朝鲜、林邑(越南中部)、真腊(柬埔寨)等等,都曾以这种方式多次与唐帝国进行贸易。

  除此而外,民间的商人贸易也颇频繁。例如,黑衣大食(八世纪中叶以后,阿拉伯帝国分裂,在西亚的部分称黑衣大食即东大食),除了多次向唐派遣使节外,商业上的往来则不可胜数。长安的西市,是黑衣大食商人的麇集之地。广州及东南沿海地区,还有许多从海路来的大食商人。他们成立特别的居留地,叫“蕃坊”,有暂住者,也有久居的。暂住者二年往返一次,久住的则在中国成家立业,深入中国社会,学会中国语言文字,甚至有能诗善赋的。

  唐朝初年,唐与波斯的贸易也很频繁,不管海路还是陆路,都有很多来往。波斯商人从东非、东南亚运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及动植物,交换中国的丝、纸、大黄等物品。庙朝的主要城市,长安、扬州、广州、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县)等地,都有他们开设的“波斯店”,做香料、珠宝生意。由于中国产品对人们很有吸引力,所以波斯常把中国产品冠以“中国”的名字,如白铜叫“中国铜”,制造瓷器的高岭土叫“中国土”。不难看出,波斯商人活跃于中国不是偶然的。

  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也很不少,从山东半岛的登州、牟平、文登,到江淮一带的扬州、楚州,都有他们的足迹,这些地方都有新罗馆,是新罗商人侨居的场所。新罗商人带来朝鲜的土特产,又从庙朝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为中朝贸易贡献了力量。

  近代考古工作者在很多地方都发现有外国的货币。在新疆的乌哈、库车和吐鲁番,青海的西宁,陕西的耀县和西安,河南的陕县和洛阳,河北定县以及内蒙古的呼和浩特附近呗口子等地,都发现有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据统计,1949年以来共出土约三十起,总数达一千一百七十一枚,分属波斯十二个国王(四至七世纪中叶),其中以库思老二世时的铸币最多。当时,波斯银币是西亚、北非、东欧地区的通用货币。

  东罗马金币也有多处发现。先是在陕西咸阳隋独孤罗墓出土了一枚查士丁尼二世(565—578)金币,以后又陆续在西安市土门村唐墓中出土一枚希拉克略(610—641)金币仿制品,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一枚希拉克略金币。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了东罗马金币及其仿制品,内蒙古华克齐镇出土一枚列奥一世(457—474)金币,还在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夫妇墓中出土三枚金币。

  在西安市西窑头村一座中晚唐墓中还曾出土有三枚阿拉伯金币,它们同属伊斯兰古币“第纳尔”。

  日本的和铜开珎银币,铸于奈良朝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5)。此币曾出土于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又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窖藏(五枚)。

  从以上发现的各种外币说明,隋、唐皇朝在当时世界上的贸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文化交流以佛教为纽带的各国之间的互相交往,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佛教产生于印度,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以后,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它有利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面,从而逐步加以提倡,促使佛教日益发展,到南北朝就非常盛行了。

  到了唐代,佛教仍很盛行,玄类赴印取经,说明佛教有进一步发展。玄奘是唐代著名高僧,他赴印取经在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玄类于贞观元年(627)就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入新疆,沿天山南麓向西,转经中亚、阿富汗到达北印度。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回到长安,历时十九年,跋涉五万余里。他在其名著《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中亚细亚、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等国的各种情况,如地理环境、山川形势、物产气候、城邑关防、交通道路、种族人口、风土习俗、宗教信仰、衣食往行、政治文化等备方面。因此,玄类赴印求法取经,远远超出了佛教传播的需要。他的《大唐西域记》,为研究我国新疆地区、中亚、南亚各国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印度、中亚、南亚各国的历史资料十分缺乏,《大唐西域记》的内容对他们也十分有用。所以,该书又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有多种文字的译本。直至今日,在中西交通史、印度与中亚各国的历史及古代地理的研究方面,该书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关于印度的名称,玄奘写道:“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云贤豆,今从正者,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这个记载,对地名学,古音韵学都很有参考价值。至于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著作,也有大体类同的作用。这样一来,很自然地会使人想到,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增强了各国、备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加深了人们对自然、社会的认识,促进了各国、备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佛教又经过中国传到日本、朝鲜。朝鲜、日本经常派人到中国求取佛法。永徽四年(653),道照到唐,在长安向玄奘学法相宗兼学禅宗。他是第一个在日本传播法相宗的人。贞元二十年(804),空海到长安青龙寺学密教,他的弟子圆行、常晓,也曾分别到长安的青龙寺、淮南的栖灵寺学密教。先后回国时都带回大量经论、佛像、佛具等物。这些事实,无不说明日本的学问僧是把中国当作佛法的分店的。

  日本的学问僧也曾直接向印度学佛。咸通三年(862),真如法亲王(高丘亲王)由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经洛阳到长安,取得前往印度的官符,然后就经广州向印度进发,虽然因死于途中未达目的,但也可以说明佛教从印度到日本的传播,中国是起了桥梁作用的。

  到日本去传播佛教者,不仅有像鉴真那样的中国僧人,还有印度与西域的僧人。随鉴真东渡的弟子如宝,就是安国(今乌兹别克布哈拉)人。印度僧人菩提,经西域来到中国,后受日本学问僧的邀请,于开元二十四年(736)东渡日本。伴随菩提东去日本的还有林邑僧佛彻。这些外国僧人,通过中国去日本传播佛教,更说明中国在佛教的发展史上是起了桥梁作用的。

  佛教在朝鲜的传播,更胜过日本。东晋中期,佛教就从中国传入朝鲜,从此,朝鲜僧人到中国求学佛法者,络绎不绝。隋、唐时期,更蔚然成风。因此,日本的学问僧也曾到朝鲜留学。从七世纪到八世纪,日本到朝鲜留学的学问僧就有十几人。同时,朝鲜僧人也曾通过中国去印度求佛取经。在新罗统一前,就有朝鲜僧人阿离耶跋摩从中国陆路到印度,他因病而死,未能回国。八世纪初,新罗和尚慧超又从中国经南海到印度,走遍了五天竺的佛教重地,历时八年,由陆路经伊朗、阿拉伯、叙利亚,于开元十年(722)到长安,后病死于五台山。他著有《往五天竺国传》三卷,记述了他长途旅行的见闻。他精通汉文和梵文,翻译过佛经,对佛教的盛行贡献了力量。这就充分说明,佛教在朝鲜的流行也与中国密切相关。

  另外,阿拉伯人创立的伊斯兰教,波斯人创立的摩尼教,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景教,也都在唐朝传入中国。随着这些宗教的传入,中国与中亚、欧洲诸国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同时,中国的道教也传入印度。唐太宗时,右率府长史王玄策出使天竺,“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可见这时印度已经对道教有所了解了。

  由于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各国人们之间就需要在语言方面进行沟通,从而就开始了对外国语文的研究和介绍。唐代佛教的盛行,玄奘去印度取经以及翻译佛经的影响与需要,就出现了一些梵汉字书。如智广和尚所撰《悉昙字记》,为唐人撰著的一部梵文字书。另外,义净还撰了《梵语千字文》(即《梵唐千字文》)。这是梵汉对照的梵文读本。义净说,读了他的书,一二年即可翻译。全真所撰的《梵唐文字》,与义净的著作大体类同。在此以前,翻译佛经多是西域的胡僧,唐人也从事翻译,就使翻译事业不再是非常神秘的了。同时,也给懂汉语的朝鲜人、日本人学习佛经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艺术方面,音乐和舞蹈是重要的部门,唐代乐舞非常盛行,其中外国乐舞占相当比重。例如,隋炀帝制九部乐、唐太宗制十部乐,其中都有外国乐。《秦王破阵乐》(即《秦王破阵舞》,又称七德舞),是当时最受欢迎、最负盛誉的乐舞。其后传入日本,风行一时。玄奘到达印度,戒日王根据《秦王破阵乐》向他了解唐太宗的情况,可见《秦王破阵乐》在印度也有一定影响。

  中国的医学是自成体系的,从古代到唐朝,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著作。在唐代,中医又传布于日本与朝鲜。经过日本与朝鲜的补充和发展,实际上成了东方的医学体系。拜占庭、阿拉伯、波斯、天竺的医学,多有互相承袭的共同处。特别是阿拉伯医学,是今天欧洲医学的基础,水平较高。这些国家的医学互相承袭,形成另一体系,唐人称其为“胡医”。在唐朝,这两个医学体系是互相交流的。印度医学早在南北朝或隋时传入中国,拜占庭、阿拉伯的外科医术在唐时传入中国,拜占庭、印度眼科医术也传来中国;中国的切脉和一些重要医书也传到了中亚和西亚,影响了阿拉伯医学。这两个医学体系的互相影响,唐朝是起了枢纽作用的。

  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范围也很广,内容很多。日本学者认为:“唐朝的文化,并不单是汉人的文化,而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文化,尤其是夹杂着印度系统和伊朗系统的文化,这是很显著的事实。因此,留唐的日本学生和学问僧当然直接间接地受到这些影响,特别是在奈良时代,印度、波斯、西域等人经过唐朝前来日本直接传播文化,这是其他时代少有的例子。”既然印度、波斯、西域的文化通过中国传到日本,日本也就受到影响,无疑中国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了桥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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