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第三节　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隋唐两代，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由于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东西方各国无不向往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而中国很自然地就成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经济交流自西汉开辟通往西域的道路以来，这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大道，虽然也数次中断，但总的看来，还是向前发展的。到了隋唐时期，这条交通大道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了。

　　汉武帝以后，中国的丝绸即大量畅销中亚、西亚各国，并通过这些国家的商人转往欧洲，被希腊、罗马贵族视为珍品，所以，欧洲人最早称中国为“丝绸之国”。三国两晋以后，绵、绢等丝和丝织品都列入正式税收项目，可见丝织业有进一步的发展。隋唐两代，丝织业的发展更胜过前代，唐代的丝织品，名目繁多，花样丰富美丽。同时，丝织品的工艺水平也大有提高，图案纹饰形成写真与浪漫相结合的特殊风格。另外，还受到波斯的影响，以纬线组成花纹，吸收了波斯织锦法的优点。

　　由于唐代丝织业的发达，唐朝打败突厥以后，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所以对外的丝绸贸易甚为发达。从长安经西域而阿拉伯帝国，再由东罗马转往欧洲的丝绸是相当多的。

　　中国的丝织品对日本也有很大影响。日本的遣唐使到唐，都带有丝织品。这些丝织品，有些是当路费用的，有些是送唐的礼物。反之，唐朝赠给使团人员的礼品中也有丝织品。互相赠送的礼物，当然都是珍品，各有特点。可见日本的丝织业也相当发达了。

　　中国的造纸术也是在唐代传到西方的。天宝十载（751）七月，唐将高仙芝率军与阿拉伯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打仗，唐军溃败，三万之众，所余才数千人，很多士兵被俘。被俘的士兵中有些是造纸工匠，阿拉伯就利用这些工匠开始造纸。后来，阿拉伯人又把造纸术传到埃及、摩洛哥以至欧洲。

　　由于隋、唐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当时世界上一些较有影响的国家无不与之有贸易关系。各国到唐的使节，均要贡献方物，唐对各国使节也要回敬礼品，还要对各国使节按照级别进行赏赐。实际上这是以国际礼仪的形式进行官营贸易。泥婆罗（尼泊尔）、天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波斯（伊朗）、拂菻（拜占庭）、阿拉伯、日本、朝鲜、林邑（越南中部）、真腊（柬埔寨）等等，都曾以这种方式多次与唐帝国进行贸易。

　　除此而外，民间的商人贸易也颇频繁。例如，黑衣大食（八世纪中叶以后，阿拉伯帝国分裂，在西亚的部分称黑衣大食即东大食），除了多次向唐派遣使节外，商业上的往来则不可胜数。长安的西市，是黑衣大食商人的麇集之地。广州及东南沿海地区，还有许多从海路来的大食商人。他们成立特别的居留地，叫“蕃坊”，有暂住者，也有久居的。暂住者二年往返一次，久住的则在中国成家立业，深入中国社会，学会中国语言文字，甚至有能诗善赋的。

　　唐朝初年，唐与波斯的贸易也很频繁，不管海路还是陆路，都有很多来往。波斯商人从东非、东南亚运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及动植物，交换中国的丝、纸、大黄等物品。庙朝的主要城市，长安、扬州、广州、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县）等地，都有他们开设的“波斯店”，做香料、珠宝生意。由于中国产品对人们很有吸引力，所以波斯常把中国产品冠以“中国”的名字，如白铜叫“中国铜”，制造瓷器的高岭土叫“中国土”。不难看出，波斯商人活跃于中国不是偶然的。

　　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也很不少，从山东半岛的登州、牟平、文登，到江淮一带的扬州、楚州，都有他们的足迹，这些地方都有新罗馆，是新罗商人侨居的场所。新罗商人带来朝鲜的土特产，又从庙朝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为中朝贸易贡献了力量。

　　近代考古工作者在很多地方都发现有外国的货币。在新疆的乌哈、库车和吐鲁番，青海的西宁，陕西的耀县和西安，河南的陕县和洛阳，河北定县以及内蒙古的呼和浩特附近呗口子等地，都发现有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据统计，1949年以来共出土约三十起，总数达一千一百七十一枚，分属波斯十二个国王（四至七世纪中叶），其中以库思老二世时的铸币最多。当时，波斯银币是西亚、北非、东欧地区的通用货币。

　　东罗马金币也有多处发现。先是在陕西咸阳隋独孤罗墓出土了一枚查士丁尼二世（565—578）金币，以后又陆续在西安市土门村唐墓中出土一枚希拉克略（610—641）金币仿制品，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一枚希拉克略金币。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了东罗马金币及其仿制品，内蒙古华克齐镇出土一枚列奥一世（457—474）金币，还在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夫妇墓中出土三枚金币。

　　在西安市西窑头村一座中晚唐墓中还曾出土有三枚阿拉伯金币，它们同属伊斯兰古币“第纳尔”。

　　日本的和铜开珎银币，铸于奈良朝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5）。此币曾出土于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又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窖藏（五枚）。

　　从以上发现的各种外币说明，隋、唐皇朝在当时世界上的贸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文化交流以佛教为纽带的各国之间的互相交往，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佛教产生于印度，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以后，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它有利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面，从而逐步加以提倡，促使佛教日益发展，到南北朝就非常盛行了。

　　到了唐代，佛教仍很盛行，玄类赴印取经，说明佛教有进一步发展。玄奘是唐代著名高僧，他赴印取经在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玄类于贞观元年（627）就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入新疆，沿天山南麓向西，转经中亚、阿富汗到达北印度。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回到长安，历时十九年，跋涉五万余里。他在其名著《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中亚细亚、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等国的各种情况，如地理环境、山川形势、物产气候、城邑关防、交通道路、种族人口、风土习俗、宗教信仰、衣食往行、政治文化等备方面。因此，玄类赴印求法取经，远远超出了佛教传播的需要。他的《大唐西域记》，为研究我国新疆地区、中亚、南亚各国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印度、中亚、南亚各国的历史资料十分缺乏，《大唐西域记》的内容对他们也十分有用。所以，该书又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有多种文字的译本。直至今日，在中西交通史、印度与中亚各国的历史及古代地理的研究方面，该书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关于印度的名称，玄奘写道：“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云贤豆，今从正者，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这个记载，对地名学，古音韵学都很有参考价值。至于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著作，也有大体类同的作用。这样一来，很自然地会使人想到，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增强了各国、备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加深了人们对自然、社会的认识，促进了各国、备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佛教又经过中国传到日本、朝鲜。朝鲜、日本经常派人到中国求取佛法。永徽四年（653），道照到唐，在长安向玄奘学法相宗兼学禅宗。他是第一个在日本传播法相宗的人。贞元二十年（804），空海到长安青龙寺学密教，他的弟子圆行、常晓，也曾分别到长安的青龙寺、淮南的栖灵寺学密教。先后回国时都带回大量经论、佛像、佛具等物。这些事实，无不说明日本的学问僧是把中国当作佛法的分店的。

　　日本的学问僧也曾直接向印度学佛。咸通三年（862），真如法亲王（高丘亲王）由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经洛阳到长安，取得前往印度的官符，然后就经广州向印度进发，虽然因死于途中未达目的，但也可以说明佛教从印度到日本的传播，中国是起了桥梁作用的。

　　到日本去传播佛教者，不仅有像鉴真那样的中国僧人，还有印度与西域的僧人。随鉴真东渡的弟子如宝，就是安国（今乌兹别克布哈拉）人。印度僧人菩提，经西域来到中国，后受日本学问僧的邀请，于开元二十四年（736）东渡日本。伴随菩提东去日本的还有林邑僧佛彻。这些外国僧人，通过中国去日本传播佛教，更说明中国在佛教的发展史上是起了桥梁作用的。

　　佛教在朝鲜的传播，更胜过日本。东晋中期，佛教就从中国传入朝鲜，从此，朝鲜僧人到中国求学佛法者，络绎不绝。隋、唐时期，更蔚然成风。因此，日本的学问僧也曾到朝鲜留学。从七世纪到八世纪，日本到朝鲜留学的学问僧就有十几人。同时，朝鲜僧人也曾通过中国去印度求佛取经。在新罗统一前，就有朝鲜僧人阿离耶跋摩从中国陆路到印度，他因病而死，未能回国。八世纪初，新罗和尚慧超又从中国经南海到印度，走遍了五天竺的佛教重地，历时八年，由陆路经伊朗、阿拉伯、叙利亚，于开元十年（722）到长安，后病死于五台山。他著有《往五天竺国传》三卷，记述了他长途旅行的见闻。他精通汉文和梵文，翻译过佛经，对佛教的盛行贡献了力量。这就充分说明，佛教在朝鲜的流行也与中国密切相关。

　　另外，阿拉伯人创立的伊斯兰教，波斯人创立的摩尼教，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景教，也都在唐朝传入中国。随着这些宗教的传入，中国与中亚、欧洲诸国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同时，中国的道教也传入印度。唐太宗时，右率府长史王玄策出使天竺，“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可见这时印度已经对道教有所了解了。

　　由于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各国人们之间就需要在语言方面进行沟通，从而就开始了对外国语文的研究和介绍。唐代佛教的盛行，玄奘去印度取经以及翻译佛经的影响与需要，就出现了一些梵汉字书。如智广和尚所撰《悉昙字记》，为唐人撰著的一部梵文字书。另外，义净还撰了《梵语千字文》（即《梵唐千字文》）。这是梵汉对照的梵文读本。义净说，读了他的书，一二年即可翻译。全真所撰的《梵唐文字》，与义净的著作大体类同。在此以前，翻译佛经多是西域的胡僧，唐人也从事翻译，就使翻译事业不再是非常神秘的了。同时，也给懂汉语的朝鲜人、日本人学习佛经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艺术方面，音乐和舞蹈是重要的部门，唐代乐舞非常盛行，其中外国乐舞占相当比重。例如，隋炀帝制九部乐、唐太宗制十部乐，其中都有外国乐。《秦王破阵乐》（即《秦王破阵舞》，又称七德舞），是当时最受欢迎、最负盛誉的乐舞。其后传入日本，风行一时。玄奘到达印度，戒日王根据《秦王破阵乐》向他了解唐太宗的情况，可见《秦王破阵乐》在印度也有一定影响。

　　中国的医学是自成体系的，从古代到唐朝，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著作。在唐代，中医又传布于日本与朝鲜。经过日本与朝鲜的补充和发展，实际上成了东方的医学体系。拜占庭、阿拉伯、波斯、天竺的医学，多有互相承袭的共同处。特别是阿拉伯医学，是今天欧洲医学的基础，水平较高。这些国家的医学互相承袭，形成另一体系，唐人称其为“胡医”。在唐朝，这两个医学体系是互相交流的。印度医学早在南北朝或隋时传入中国，拜占庭、阿拉伯的外科医术在唐时传入中国，拜占庭、印度眼科医术也传来中国；中国的切脉和一些重要医书也传到了中亚和西亚，影响了阿拉伯医学。这两个医学体系的互相影响，唐朝是起了枢纽作用的。

　　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范围也很广，内容很多。日本学者认为：“唐朝的文化，并不单是汉人的文化，而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文化，尤其是夹杂着印度系统和伊朗系统的文化，这是很显著的事实。因此，留唐的日本学生和学问僧当然直接间接地受到这些影响，特别是在奈良时代，印度、波斯、西域等人经过唐朝前来日本直接传播文化，这是其他时代少有的例子。”既然印度、波斯、西域的文化通过中国传到日本，日本也就受到影响，无疑中国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了桥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