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学的发展

  第二节 史学的发展

  武德四年(621)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面奏高祖李渊,说:“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缺。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是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⑤,“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①这说明如果不尽快修史,再过十数年修史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同时说明修史的目的是“贻鉴今古”,即为以后的统治者提供借鉴。李渊对此表示关心。武德五年(622)十二月二十六日,唐朝廷正式下达诏令,任命专门人选撰修前代史书,但因种种原因,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②。贞观三年(629),太宗再次下诏,重撰“五代史”(梁、陈、齐、周、隋)。可以说,令狐德棻的奏言,肇启了唐代以国家名义修史的先声。

   史馆的设立与初唐史书的撰修

  唐代以前,历代都设有史官,所谓“君举必书,书法不隐,所以慎言行,示劝戒也”③。史馆的得名,起自北齐④,当时邢子才作诗酬魏收有“冬夜直史馆”之句。唐朝建立后,因袭隋朝制度,置史官隶属秘书省著作局,设郎二人,佐郎四人组成。太宗贞观初,简省起居舍人改置起居郎二人,隶属门下省。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至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大明宫筑成后,史馆移至门下省南面⑤。同年,唐朝开始大规模的撰修“五代史”,这样,《梁书》、《陈书》、《隋书》、《周书》、《北齐书》以及《南史》、《北史》、《晋书》经数年相继修成。

  中国史学史中,父子相承修史多见史载,司马谈在弥留之际嘱咐司马迁承继己业,司马迁铭记父志,历经艰难,百折不挠,完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著《史记》;班固在其父班彪未撰成的《史记后传》基础上,“潜精研思,欲就其业”⑥,历经二十余年,修成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初唐史家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从而不仅保证了史书编撰的权威和质量,而且形成了初唐史书编撰的突出特点。

  《梁书》、《陈书》作者姚思廉,其父姚察曾任南朝陈代吏部尚书,入隋为秘书丞;临终前曾将未完成的梁、陈两代史序论及纪传阙略部分,嘱姚思廉按原有体例修撰,“思廉泣涕奉行”①。隋末大乱,姚思廉辗转四奔,难成其愿。贞观三年(629),太宗下诏,命其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代史,思廉才得以秉承父志。他兼采当时谢炅诸家有关梁、陈二代的撰述,在其父撰修梁、陈二代史的基础上,撰成《梁书》50卷,《陈书》30卷,“魏徵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②。十年(636)奏上。清人赵翼评述姚氏父子所撰梁、陈二代史,云:《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得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③《北齐书》作者李百药,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其父李德林“善属文,辞核而理畅”④。隋文帝开皇初受命撰《齐史》,书未成即病终。李百药贞观初官中书舍人,贞观元年太宗敕令撰《齐书》。他遵循其父的编纂意旨,并详加考论,于贞观十年撰成《北齐书》(区别于萧子显《南齐书》)50卷。宋人对《北齐书》多有评论,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对《北齐书》多用当时俗语就颇为推崇。另外,《北齐书》到北宋时就散佚不全,后经宋代史家校勘辑佚,才得以传流至今,如许多纪传即兼采《北史》,“今《北齐书》各纪各列传凡称神武、文宣及无论赞者,皆非百药作,皆《北史》也”①。

  《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人。其父李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对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的状况甚为关注,因而“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②,即编撰通史以正其缺略。李大师分别于隋末和武德九年(626)两次撰修此书,“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④。李延寿贞观中曾奉诏参与撰修《晋书》、《五代史志》,在修撰之余,“思欲追终先志”,将齐、梁、陈五代旧事他书未载的条目,昼夜抄录。这样,从贞观二年至十八年(628—644),李延寿终于完成《南史》80卷、《北史》100卷的撰写。接着,他将撰就的史书交与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详加勘正,“许令闻奏”,又“遍谘宰相”⑤,然后书《上南北史表》奏上。显庆四年(659),《南史》、《北史》获唐朝廷批准传布,唐高宗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就已失传③。《南史》、《北史》的作者一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所修史书的单一片面性,以统一国家的姿态撰述史事,体现了统一的唐朝思想上的需要及史书所反映出的社会现实。同时,《南史》、《北史》开启了唐朝编撰通史的先河。

  贞观十年(636),唐朝廷修成《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这五部史书原是一部书,即称为《五代史》。虽则《五代史》的修撰者分别为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和魏徵,但总负责人却是魏徵。魏徵不仅全面负责组织工作,而且撰写了梁、陈、周、齐诸史的总论和《隋书》的序、论。这种修史体制的完善,既便于对史书体例等的统筹规划,又可发挥撰修者各自所长,《晋书》、《五代史志》的撰修即是这样。

  《晋书》题唐太宗御撰,实际主持修撰的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参加撰修的有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辛玄驭、刘裔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等。在此之前,有关晋朝的史著已有十八家,唐廷重撰晋书,是因十八家《晋书》“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书亏实录”①。撰修者以臧荣绪《晋书》为底本,参考其他史著,“分功撰录,莫不传考前文,旁求逸蔓,举其精要”②。同时,著名史家令狐德棻等人“详其条例,重加考正”④,经数年撰修,至贞观二十年三月书成奏上,总10帝纪、10志、70列传、30载记,共130卷。后世对《晋书》多有评说③,但从总体来说,《晋书》的编撰还是比较成功的,如载记部分,天文、律历、五行诸志的撰修,皆堪称观采,特别是唐太宗御撰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更增加了《晋书》的权威性。由于《晋书》的广泛流传,此后十八家《晋书》多失传。

  《隋书》的编修起自贞观三年。史官孔颖达、许敬宗参撰,魏徵“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①。贞观十年(636),《隋书》纪、传部分修成,与已修讫的《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合称为《五代史》。然而,这五部史书都缺少“志”,于是,贞观十五年,太宗令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等续修《五代史志》。初令令狐德棻监修,后由太尉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9),《五代史志》30卷修成。《五代史志》起初单独流传,后晋时才与《隋书》纪、传部分合为一书。《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最为有名,编撰者首次将我国古籍以经、史、子、集四大类加以著录。《五代史志》是继《南史》、《北史》之后的又一部通史著作,反映了统一国家文治的需要。

  除初唐正史编撰之外,史官刘知幾私修的《史通》20卷,贞元年间(785—805)杜佑编著的《通典》200卷也很有名,开创了我国史评体著作和典章制度通史的先河。

   《汉书》、《史记》的传注

  早在南北朝时期,学者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就已开始。隋朝著名学者有兰陵人萧该、东海人包恺。萧该“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撰有《文选音义》一书。包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多有心得。曾“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②。隋末李密就喜读《汉书》,想以包恺为师①。后天下大乱,一些名儒流徙于乡野传授,形成了唐初许多各有源流的学问及其系统的研究风气。如颜师古就有家学渊源,其父颜思鲁“以儒学显”,其叔父颜游秦撰《汉书决疑》12卷,为当时学者称道。师古“少博览,精故训学,善属文”②,贞观中曾受命注《汉书》,他采用其叔父质义,“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③,太宗令编入秘阁,对颜师古亦予以嘉奖。后来,房玄龄认为颜氏所注《汉书》“文繁难省”,因而使“有良史之才”的著作郎敬播“摄其机要,撰成四十卷,传于代”④。同时代人姚思廉,其父姚察撰有《汉书训纂》,“思廉少受《汉书》于察,尽传其业”;姚思廉的孙子姚珽,据其祖所著,立意发挥,著成《汉书绍训》40卷。以上为有家学渊源的。高宗时人王方庆,“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并随之卒业。⑤祖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受班氏《汉书》亦见诸史载。曾经注解过《文选》的扬州人李善,撰有《汉书辨惑》30卷,高宗乾封以后“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⑥,以上为师授源流。到永徽以后,以长安、洛阳为中心,逐渐形成一种专门学问,即“汉书学”。当时著名学者有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等人,其中秦景通、秦纬兄弟“俱有名,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形成了独立的《汉书》学研究体系,在当时治《汉书》学者中影响最大;所谓“当时治《汉书》,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⑦;其次,乾封年间都水监主簿刘讷言给沛王讲授《汉书》。后沛王为皇太子,就是章怀太子李贤。李贤集诸儒共注范晔《后汉书》,刘讷言为主要参与者。可以说,太子李贤组织人力注《后汉书》,其兴趣多来自刘讷言讲授《汉书》所得。当时治《汉书》学的还有高宗朝的郝处俊、开元时的殷践猷及唐末的柳璨。

  研治《史记》的学者有褚无量、高子贡,而王玄感坚持不懈,“并所注《孝经》、《史记》稿草,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①;刘伯庄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20卷,从不同角度、侧面研究《史记》。武后长寿年间的许子儒,“其所注《史记》,竟未就而终”,实为憾事。这一时期研治《史记》的集大成者,是开元年间司马贞所著《史记正义》和张守节著《史记索引》,不仅是当时治《史记》的高水平之作,而且为后代进一步研究《史记》提供了详确的资料。

   谱系学

  近人章群认为“唐承隋祚,犹之汉承秦业,其相因袭者甚多,惟以唐而论,究以隋祚短促,与其谓因袭于隋,毋宁谓其祧于南北朝也”②。魏晋六朝时期选举以“九品中正”为前提,从而形成魏晋时代谱学大盛的局面。当时“晋散骑常侍贾弼、太保王弘、齐卫将军王俭、梁北中郎将谘议参军知撰谱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谱》”。另外,宋何承天撰《姓苑》,后魏河南亦有《官氏志》,谱学家以此二书为范本①。刘宋时谱学家王弘因“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为时人所仰慕。“唐代谱学本脱胎于魏晋六朝谱学,因而,这种鲜明的门阀观念和森严的等级界限当然也得以继续传播”②。尽管统治者自觉不自觉想削弱这种门阀观念,但官修、私修谱系本身,无疑对维系于统治阶级有利的等级制度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另外,谱学是唐代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皇朝不定期组织人力编撰,私家修谱亦多见史载,谱学名家亦层出不穷。

  贞观五年(631),唐太宗以“山东人为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因而诏令吏部尚书高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定姓氏”,收聚天下谱牒,考其真伪,褒进忠贤,贬黜悖逆,撰成《氏族志》一书,定山东崔幹为第一等。太宗览后大为不满,明确指出撰修《氏族志》“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③。经修订,贞观十二年,《氏族志》100卷面世,列皇室为第一等,后族为第二等,山东士族崔幹为第三等。由于编撰者多精于谱学,该书又几经修改,《氏族志》修成后,“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④。

  高宗显庆四年(659),许敬宗为奉迎皇后武则天,认为“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①,中书令李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上奏要求修改《氏族志》。高宗诏令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②为标准。高宗自裁体例,制写序言,总括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书成后,搢绅大夫多以入选为耻,称此书为“勋格”。从《氏族志》到《姓氏录》,唐政权内等级门阀的覆盖面增大,而一些士族门阀以此为耻的心情亦可理解。

  中宗景龙元年,左散骑常侍、谱学家柳冲认为,自贞观年间诸儒修《氏族志》至此七十年间,此书“甄差群姓,其后门胄兴替不常”,故上奏请求改修,中宗诏柳冲及尚书左仆射魏元忠、史官张锡、徐坚、刘宪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当时“共取功、德、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③,然而,由于参加编撰的魏元忠等相继去世,撰修一度中止;到玄宗先天中,又诏柳冲、徐坚、吴兢、魏知幾、陆象先、刘知幾等接撰,书成,名《姓系录》200卷。开元初,玄宗又诏柳冲及薛南金“复加刊窜,最后定式”。这样,《姓系录》撰修前后历经十一年,经三次大规模的修撰,最后得以成书。《姓系录》是官修谱书的集大成者,也标志着唐代谱学研讨达到顶峰。

  除此之外,乾元年间(758—759)著作郎贾至撰《百家类例》10卷,永泰二年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谱》20卷,开成四年翰林学士柳璟撰《续皇室永泰谱》,都是以唐皇室作为谱本的。元和七年(812),太常博士林宝撰《元和姓纂》10卷,是官修质量较好的谱书之一。

  私家撰修的谱学著作有:武则天时太子左庶子王方庆撰《王氏家牒》15卷、《家谱》20卷;四门博士王玄感撰《姓氏实论》10卷。史家刘知幾撰《刘氏家史》15卷、《谱考》3卷,考其先世源出,“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④;开元时左散骑常侍韦述“好谱学……,乃于《柳录》之中,别撰成《开元谱》二十卷”①;天宝时集贤校理萧颖士,“通百家谱系”②,著《梁萧史谱》20卷;孔至著《姓氏杂录》1卷。唐代著名的谱学家,除上面提到的之外,最有名的有武德年间文学馆学士、天策府仓曹参军李守素,时称“肉谱”③,即活的人物典。武则天时太子司仪郎路敬淳,“尤明姓系,自魏晋以降,推本其来,皆有条序”,著《姓略记》20卷、《衣冠谱》60卷。此后的谱学家,如柳冲“博学,尤明世族,名亚路敬淳”,韦述、萧颖士、柳芳,虽“各有撰次,然皆本路氏”④,柳芳自己更认为“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足见路敬淳对唐代谱学界影响之大。

  

  ⑤《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①《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②令狐德棻:《请修近史奏》,《全唐文》卷一三七。

  ③《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④《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总序》。

  ⑤《唐六典》卷九《史馆》。

  ⑥《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

  ①《后汉书》卷四○《班彪附班固传》。

  ②《陈书》卷二七《姚察传》。

  ③《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

  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

  ①《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②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五。

  ③④⑤《北史》卷一○○《序传》。

  ①《北史》卷前说明。

  ②《修晋书诏》,《全唐文》卷八。

  ③④《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①《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五。

  ②《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①《隋书》卷七五《儒林传》。

  ②《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③《新唐书》卷一九八《颜师古传》。

  ④《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⑤《旧唐书》卷一八九《敬播传》。

  ⑥《旧唐书》卷八九《王方庆传》。

  ⑦《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李善传》。

  ①《新唐书》卷一九八《秦景通传》。

  ②《旧唐书》卷一八九《王玄感传》。

  ①章群:《唐史》第一册《序》,香港龙门书局1978年版。

  ②《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

  ③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第108页。

  ④《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①《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②《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③《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④《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①《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

  ②《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

  ③《新唐书》卷二○二《萧颖士传》。

  ④《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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