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石勒① 石勒的少年时期和起兵伊始
石勒(274—333),字世龙,西晋时上党郡武乡县(山西榆社县境)羯族人,原名■,石勒这个姓名,是后来汲桑替他取的。他的祖先是匈奴别部羌渠种落的后裔,祖父名叫耶奕于,父亲周曷朱②,又名乞翼加,都曾为部落小帅。石勒出生后,经过西晋的短期统一,随即进入八王之乱的混乱年代。
少年时的石勒,健壮有胆力,善于骑射,很有才干。当他十四岁时,跟同邑人到洛阳做小买卖,曾倚上东门长啸,被大官僚王衍看到,王衍认为他有“奇志”,恐怕将来会扰乱天下,派人来抓他,幸而他已先离开①。年轻时他还曾代父督摄所部胡人,很得人心。
并州(山西省大部及邻近的河北、内蒙部分地区)一带,魏晋以来,官僚地主们拥有许多佃客。尤其是“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②。石勒青年时由于生活贫困,就曾当过邬人郭敬、阳曲宁驱的佃客。郭、宁认为石勒不同于一般人,所以对石勒另眼相待,并且在困难时还能对石勒予以周济。
西晋太安年间,并州发生饥荒,社会动荡不安,胡人佃客乘机散走,石勒就投靠于宁驱。北泽都尉刘监,要缚卖石勒为奴,宁驱把他藏匿起来,幸而获免。于是石勒潜行,拟转投纳降都尉李川,路上遇到郭敬,泣诉饥寒之苦,郭敬即以货卖所得,供给石勒的衣食。石勒目击当时灾荒严重和掠卖胡人为奴事,因而建议郭敬诱骗诸胡人到冀州(河北中、南部及山东西端与河南北端)就食,趁机卖掉他们,既可使饥胡免于饿死,自己也可得利,可谓“两济”。此事议而未行,而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已经采用建威将军阎粹之计,令将军郭阳、张隆等,虏捉诸胡,两人共锁于一枷,驱向山东(太行山以东一带)出卖。二十多岁的石勒,也在被掠卖者之中。幸而郭阳是郭敬的族兄,郭时是郭敬的侄儿,他们受郭敬之托,所以石勒在路上未吃大苦。到山东后,石勒被卖与茌平(山东茌平县)人师懽家为奴。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老百姓时常听到鼓角之声、或者产生鼓角之声的错觉,这是不足为怪的。石勒和诸奴在田野耕作时,就常听到这种声音。石勒还说到在家乡种田时,同样也曾听到这种声音。大家即将此告知师懽,师懽也因石勒相貌非凡,就免掉石勒奴仆的身份。
师懽的家邻近于西晋的一个牧马场,师懽与牧帅汲桑常相往来。石勒借机以善于相马结识了汲桑,从此开始了收揽人才、积聚力量的工作。起初召集到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接着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十人,也来投奔,号称十八骑。石勒就以这十八骑为基本力量,向茌平牧场东面的赤龙、骥等马苑中夺得苑马,乘马到远方掠夺丝绸珍宝等物,用以结好于汲桑。
这时,八王之乱已经进行多年。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早已被杀死于元康元年(291);赵王司马伦称帝于永宁元年(301),并在同年被杀;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也相继败死;永兴元年(304),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于荡阴大败晋惠帝,逼迁惠帝于邺(河北临漳县西南)。这时,东瀛公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举兵攻邺,成都王颖战败,挟惠帝南走洛阳,河间王司马颙又派大将张方,逼惠帝与成都王颖西入长安。就在这一年,匈奴刘渊称汉王于左国城(山西离石县东北),李雄称蜀帝于成都。次年,即永兴二年(305),东海王司马越起兵西攻长安,司马颙惧怕不敌,废除司马颖皇太弟的位号。但司马越的军队终于攻入长安,司马颙、司马颖最后都被杀死,司马越掌握了军政大权,拥立了晋怀帝,八王之乱结束。
当成都王司马颖西入长安后,邺城空虚,颖的旧将公师藩就在永兴二年起兵,以援救颖为名。石勒随即同汲桑一起,投奔公师藩。这时,“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石勒的姓名由此而来,从这里看不出与昭武九姓的石氏有何联系。于是,公师藩命石勒为前队督,攻打邺城。结果,公师藩被晋将苟晞所斩,汲桑、石勒逃匿于茌平的牧苑中。
石勒初次参加战斗就遭到失败,但他并不气馁。他率领苑中牧人,劫出郡县狱中囚徒,并招纳山泽逃亡之人,许多人都来归附,他就带领这支队伍协助汲桑。永嘉元年(307),汲桑自称大将军,以石勒为前锋,宣言替成都王司马颖报仇,讨伐东海王司马越及其弟弟东瀛公司马腾。司马腾这时已进爵为新蔡王,镇守邺城。邺城经过战乱,府库空虚,人民生活痛苦。司马腾自并州东下时,尽携府藏所有,又掠卖胡人,所得资财甚丰,但十分吝啬,不肯济人之急,因此,“人不为用”①。故汲桑与石勒一举攻下邺城,杀死司马腾。接着又向南进军,拟攻打兖州(山东省西南部及河南省东部部分地区)。东海王越闻讯大惊,急派将军苟晞、王赞等阻击,司马越还进屯官渡(河南中牟县东北),为苟晞声援。经过大小数十战,汲桑、石勒才被打败,死者万余人。二人收拾余众,想投奔刘渊,中途又被冀州刺史丁绍所拦击,汲桑败死,石勒奔于乐平(山西昔阳西南)。
这时,胡部大(少数民族的一部之长)张■督、冯莫突,拥众数千人,壁于上党(山西襄垣县东)。石勒前往相从,深被亲昵。石勒因向张■督建议:如果自己没有力量自立,就应归附于强有力者,大单于刘渊正是可依之人,何不前往归附!假若你的部下先往归附,那时事情就难办了。张■督接受了这一建议,随石勒归降于汉王刘渊。石勒不但自己招徕人马,而且扩大了刘氏势力,刘渊自然十分高兴,就封张■督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而封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率■督等。石勒改张■督姓名为石会,意思是■督幸而与石勒自己相会合。
还有乌桓族的张伏利度,拥众二千人,壁于乐平,刘渊屡次相招而不来。于是,石勒假装得罪了刘渊,投奔伏利度,伏利度和石勒结为兄弟,派勒带兵攻掠,所向无敌,深为诸胡人所畏服。石勒知道自己是众望所归,就借一次聚集的机会,抓住伏利度,并即当众询问:“如果发动大事,我与伏利度两人,谁能胜任为领袖?”大家皆推石勒。石勒当场释放伏利度,带领这支队伍归于刘渊。刘渊加封石勒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将伏利度部众拨与石勒指挥。从此,石勒既获得了张■督和张伏利度的部众,又是在汉刘渊政权的统领下,形成一支相当独立的军事力量,和初起时的依附汲桑、公师藩的情况大不相同,而且日益发展和壮大起来。
协助匈奴刘氏灭亡西晋
石勒归附匈奴刘氏的汉王国后,在名义上是接受汉王国的指挥,事实上也得到刘氏指挥下其他部队的声援和配合,从而成为匈奴刘氏的一支方面军,驰骋疆场,既助刘氏灭掉西晋,也逐步为自己建立后赵政权打下基础。
归附刘氏汉政权的次年即永嘉二年(308)正月,刘渊命令他的儿子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南据太行山,石勒则受命东进,攻打魏郡(河北临漳县西南)、汲郡(河南汲县西南)、顿丘(河南清丰县西南)等处,这里的垒壁望风而降者五十多所。石勒即假予这些垒主以将军、都尉的名号,给予印绶,而从这些垒壁中挑选强壮者五万人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于是,进而俘斩了魏郡太守王粹、冀州西部都尉冯冲,并攻杀乞活赦亭、田禋等。
石勒帮助汉刘氏严重打击了西晋,故在永嘉三年(309),刘渊封石勒为安东大将军,开府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等僚属。石勒继续进攻巨鹿(河北平乡县西南)、常山(河北正定县南)二郡,攻克冀州郡县的堡壁百余所,部队增加到十多万人。就在这时,石勒将在这一带所罗致的“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由于吸收汉族地主中的才智之士为其出谋划策,从此,石勒这支军队才真正成为多谋善战的军事力量。
说到张宾,字孟孙,赵郡(河北高邑县西南)中丘人,父亲张瑶,曾任中山太守。张宾博涉经史,而不泥于章句,尝言自己的谋略不在张良之下,只是没有遇到像汉高祖刘邦这样的人。及至见到石勒,即对亲近的人说:“吾历观诸将,无如此胡将军者!可与共成大业。”于是,“乃提剑诣军门,大呼请见”①。开头石勒没有器重他,后来他“机不虚发,算无遗策”②,石勒这才十分倚重他,称他为“右侯”而不名,对他言听计从。石勒能够据有中原,张宾确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石勒进军常山郡后,西晋安北将军王浚,命其大将祁弘,带领鲜卑段务勿尘等十余万骑兵来攻打石勒,由于步、骑的不敌,石勒被大败于常山的飞龙山,死者万余人,石勒只得退据黎阳(河南濬县东)。但随即转而进攻信都(河北冀县),杀晋冀州刺史王斌,并连败晋将。刘渊因授勒为镇东大将军。至永嘉四年(310),匈奴汉帝刘渊死,刘聪称帝,加封石勒为征东大将军,勒辞而不受。这时,石勒还转战于黄河南北的兖州、冀州一带。到这年冬十月,汉刘聪命刘粲、刘曜、王弥等率众四万进攻西晋都城洛阳,命石勒率领骑兵二万与粲等会师,大败晋军于渑池,石勒进至成皋关(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被晋将王赞所败。于是,石勒转而南攻襄城(河南襄城县),进驻于宛(河南南阳市)的北山。
此时恰逢王如、侯脱、严嶷等,起兵于江汉间。王如是京兆新丰(陕西临潼县东北)人,因乱流离到南阳。西晋下令流人皆还乡里,而关中荒残,众皆不愿归。西晋就派兵押送。王如等潜结许多少年,袭击晋军,取得胜利,因而归附者日多,结集到四、五万人,王如自称大将军。因为害怕石勒来进攻,王如就和石勒结为兄弟,并厚礼贿赂石勒。时王如驻地在穰(河南邓县),侯脱则据守宛城。王如与侯脱不和,就暗中联络石勒,要他袭击侯脱。石勒正拟扩张自己的势力,立即令军士夜中吃饱饭,喂好马,鸡鸣时出发,天亮时直逼宛的城门,攻下宛城,杀死侯脱。严嶷带兵救脱,脱已败死,因而降于石勒。石勒囚嶷送于刘聪,尽并脱、嶷之众。由于军队有了新的增员,力量加强了,石勒又再南攻襄阳,转而攻陷江西(泛指汉、沔以东、淮水以南、长江以北这一带)壁垒三十余所,还屯于襄城。王如派弟弟王璃率领骑兵二万五千,伪装前来犒军,实际上是想袭击石勒,却被石勒击毙。于是,石勒又再回军到江西。
石勒第一次转战和屯兵于江汉一带,从永嘉四年十月到五年(301—311)正月,经过了三、四个月,他很有“雄据江汉之志”。不过,由于粮饷不继,军中又遇时疫流行,死伤大半,并且琅邪王司马睿又派兵前来抗击,石勒这才接受了张宾的建议,于永嘉五年正月,渡过沔水,攻据江夏(湖北云梦县)。又继续北上,攻杀新蔡王司马确于南顿(河南项城县西),进占了许昌城。
当石勒转战于江汉一带时,在洛阳的西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专擅朝政,杀害异己,搞得众叛亲离;尤其害怕匈奴刘氏的进攻,洛阳难守;就以讨伐石勒为借口,企图回到他的封国东海(山东郯城县北)以自全。因此,在永嘉四年十一月,率领甲士四万余人,以及王公卿士等大批人员,离开洛阳,经过许昌,进屯于项(河南沈丘县南)。晋青州刺史苟晞因移文州郡,声讨司马越的罪状。晋怀帝司马炽也痛恨司马越擅领军队离开京城,手诏与苟晞,令其讨伐司马越。越忧惧成疾,于永嘉五年三月,病死于项。众推太尉王衍为首,继续东行,要将司马越的灵柩送还东海。石勒知道后,率领轻骑追赶。这年四月,在苦县(河南鹿邑县东)宁平城追上,石勒用骑兵围住越的队伍,乱箭齐发,王公士庶兵卒十余万人,无一幸免,王衍和襄阳王司马范等被俘。王衍这位当时的清谈领袖被俘后,竟对石勒说他自己本无宦情,不豫世事,并劝石勒称帝,企图免死。石勒大怒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即于夜中,使人排墙杀之。王衍临死前才懊悔说:“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①。石勒同时斥责司马越是扰乱天下者,劈其棺而焚其尸。司马越的妃子裴氏、世子司马毗听到越死的消息,自洛阳赶来,也都被石勒所俘,并及宗室四十八王等许多士众,尽为石勒所杀掉。
东海王越离京时,带走了大批的僚佐和精锐的部队,所谓“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①,致使洛阳防卫空虚,公私匮乏。司马越、王衍这些贵族官僚本想保全自己,结果不但不能如愿,反而自取速亡,并且使洛阳守卫更加空虚,促使西晋更快地灭亡。所以,司马越、王衍这些人确是罪有应得。而石勒的消灭东海王越这股势力,既大有助于匈奴刘氏的灭亡西晋,也是他收拾人心扩大影响之举。
消灭司马越的力量后,石勒率领精骑三万,由城皋关而入,与匈奴汉帝刘聪所派遣的刘曜、王弥等会师,共攻洛阳。永嘉五年六月,洛阳陷落,晋怀帝被俘至平阳,石勒则率军再回屯于许昌,扫荡洛阳东南方的西晋力量,其中重要的一役,是在蒙城打败并捉住西晋大将军苟晞,任用晞为左司马。随后企图消灭王弥。
王弥是东莱(山东掖县)人,晋惠帝末年,随刘伯根起兵反晋,伯根败死后即自领一军,屡败晋军,后归附于刘曜,与刘曜、石勒等再次进攻洛阳。至攻破洛阳这一战,弥军先登,受汉帝刘聪封为大将军、齐公。在群雄角逐时,互有相图之心。王弥也想称霸一方,他接受刘暾的建议,想除掉石勒后称王于青州(山东德州市以东、渤海以南、泰山以北一带地方)。于是派刘暾到东方召还他的部将曹嶷,以加强实力。而刘暾在途中被石勒游骑所捕,搜出王弥与曹嶷的信,石勒暗地处死刘暾,也密谋消灭掉王弥,而弥尚未知。及石勒活捉苟晞后,王弥写信给石勒,故意这样说:“公获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①。石勒看出这是骄兵之计,即对张宾说:王弥位重而辞卑,这是有意图我。张宾建议及早除掉王弥,并劝石勒出兵。在时机成熟后,石勒请王弥赴宴,王弥毫无防备,石勒在酒酣时亲手杀死王弥,合并了王弥的部队。这样,石勒就除掉了他逐鹿中原时的一大对手。
王弥与石勒同为匈奴汉王国刘氏的大将,石勒杀了王弥,故汉帝刘聪大怒,曾遣使责问,但又无力驾驭石勒,只得还加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等虽降于勒,勒恐其叛走,即以谋叛罪名把他杀死,实即更彻底的消灭异己的力量。自杀王弥后,在名义上石勒仍为汉刘氏之臣,实际上他已在独立行动了。
自葛陂回师北据襄国经营四方
石勒既杀王弥后,在永嘉五年十月,继续向南攻打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陂(河南新蔡县北)”。到次年二月,方自葛陂北还。
石勒再次向南方活动于江淮一带,屯兵于葛陂四个月左右。在葛陂曾经修缮室宇营垒,劝课农耕,向临时任命的地方官征收“义谷”,以供士卒粮饷,并且制造舟船,准备进攻建业。于此足见其雄心。但为什么跟上次一样,还是回军北上呢?仔细研读刘琨《与石勒书》,可以窥见其中消息。
当初石勒被掠卖于茌平时,跟母亲失散了。并州刺史刘琨知道石勒母亲及侄儿石虎的下落时,派部下张儒护送他们前来,并写信给石勒说:“将军……发迹河朔,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谕。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周流天下而无容足之地,百战百胜而无尺寸之功,将军岂知其然乎?”①信的结尾,劝勒降晋,石勒没有答应,并且回信拒绝,这是意料中事,姑且不谈。而刘琨信中谈到石勒“饮马江淮,折冲汉沔”,即两次向南方进军,一次是在汉沔与王如交关的事,另一即这次即屯军葛陂的事,一般注意到葛陂屯军而忽略了前者。再则信中一再强调了石勒没有固定的立足点,虽然百战百胜而飘忽不定,未能掌握到必要的土地和人民,也就是没有立国之本,并且要石勒考虑这个重要问题。这对石勒的启发很大。要树立王霸之业,就必须拥有必要的土地与人民这样的据点,这样的据点应在何处才合适,这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必须选得其地。上次屯兵江西和这次屯兵葛陂,显然表明石勒要以汉沔或江淮之间为据点的。可是,这是否合适呢?应由事实来作回答。首先,江淮或江汉间的气候水土,北方士兵不能适应,霖雨和时疫流行,造成大批士兵的饥饿和死亡,石勒屯兵这里两次,就两次遇到这种情况。其次,南方习于水战,北兵非所敌,如自葛陂退兵时,石虎想夺取东晋粮船而大败,即是一证。再则江汉、江淮间是东晋对北方的门户或屏障,要保住江南政权,就必定以死力来保住这些地方,石勒两次南来,琅邪王司马睿就两次结集大军进行抗击。事实证明,以江淮或江汉为据点是不行的,必须重新考虑。刘琨《与石勒书》着重提出立足点的问题,这对石勒的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有很重要的关系。
从当时具体形势来看,江汉、江淮均不可作为据点,据点非北方不可。从北方形势来看,关中、河东各有其主,则唯有选择河北为当。这样重大的决策,在石勒集团中经过大争论,最后才由石勒本人作出决定,这是关系到石勒集团成败的关键,大争论必不可免而且是集思广益之方。
争论发生在永嘉六年(312)二月。这时,逢到春季大雨,历时三个月而雨不止,加上时疫流行,石勒军中饿死和病死者大半,东晋又派扬威将军纪瞻督率大军集于寿春(安徽寿县),军情紧急。在此情况下,石勒召集众将商讨对策。右长史刁膺主张投降,并求扫平河朔以赎罪,等东晋退兵后再图他计。石勒听后,长啸而不应。中坚将军夔安,建议先移营高地以避水,石勒笑他太胆怯了。孔苌、支雄等三十多员将官建议,趁纪瞻的大军尚未完全集中时,他们各领步兵三百人,乘船分三十多路夜登寿州城,斩东晋将官的头,据其城,食其粟;要当在今年破丹阳,定江南,活捉司马家小儿辈。石勒听了,笑着说:这是勇将之计。各赐予铠马一匹。然后对张宾说:你看计将如何?张宾首先分析了不能投降的道理,指出杀王弥后进军江淮的错误,又说明如果退军,东晋不会追击,而主要的意见是:“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①就是北据邺城,以争天下。张宾在上次屯兵江西时,就主张北还,和这次的意见基本一致,可说是能够洞察当时形势者。石勒经过两次向南进军的实际经验教训,也认识到据点必须选在北方,而刘琨的启发,张宾的划策,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故石勒决策回军北上,在河北一带建立据点。
在回军北上途中,由于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石勒军队过处,都是“坚壁清野”,所以军士粮饷十分困难。从二月到七月,走到汲郡(河南汲县西南),分兵袭击向冰的军队,夺得了大批的军资粮饷,军势才复振,于是长驱至邺。因为邺的守卫犹固,一时难于攻下,而徒耗兵力,张宾又建议说:“邯郸(河北邯郸市西南)、襄国(河北邢台市西南),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王业可图矣。”石勒欣然从计,进据襄国,以为据点,再分兵攻取冀州诸郡县,运其资粮送于襄国,并上表于汉主刘聪,聪即封石勒为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上党郡公。石勒据有襄国,建立了稳定的据点,这就为统一北方、建立后赵政权奠定了基石。
不过,石勒据有襄国,就和晋大司马幽州刺史王浚发生正面冲突,永嘉六年十二月,王浚命鲜卑段就六眷、段末杯、段匹等①,进攻襄国。段氏鲜卑素以勇悍闻名,但石勒计擒了段末杯,随即与段氏讲和,放还段末杯。诸将有反对者,石勒说:辽西鲜卑与我素无怨仇,只是被王浚所驱使;如果杀掉末杯一人而结怨一方,不是办法;如果将他放还,“必深德我,不复为浚用矣”②。石勒以这样的策略来拆散王浚与段氏鲜卑的联盟,颇收成效,段氏从此倾向于石勒,而王浚的势力日趋衰落。
接着在建兴元年(313)四月,石勒派石虎攻克邺城,三台的许多流民都归附于石勒,勒以桃豹为魏郡太守,镇守于邺,不久,改用石虎代替了桃豹。就在这段时间内,石勒还俘虏了许多“乞活”,从中发现了曾经救济过他的郭敬,就用敬为上将军,将降者拨归他统领。这年,刘聪又加封石勒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封勒母为上党国太夫人,妻为上党国夫人。
石勒既取襄国,又占邺城,在河北的据点日益稳固,势力日益发展,消灭王浚就是指日而待的事。但王浚既是晋侍中、大司马,又是都督河北东夷诸军事幽州刺史,掌握一方的军政大权,有不小的军事实力,与其力敌,不如智取。因此,石勒采用了张宾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派使者携带了大量珍宝财物,并送表文,推尊王浚为天子,自愿为藩臣,以骗取王浚的信任。同时,利用王浚和刘琨之间的矛盾,张宾又建议石勒派使者送信与刘琨,说明过去得罪于晋朝,现在王浚有不臣之心,故要讨伐王浚来赎罪,使刘琨不但不助王浚,且给予石勒以进军的便利。一切准备就绪,就在建兴二年(314)三月,石勒亲率轻骑袭取幽州,表面上却伪装是亲来幽州奉戴王浚称帝的。于是迅速进入幽州,活捉了王浚,斩于襄国。
王浚既灭,石勒在北方的对手就数到刘琨了。刘琨为晋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自东瀛公司马腾离开并州后即由刘琨继任刺史,他虽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但力量有限,曾几次求援于鲜卑拓拔猗卢。建兴四年(316)冬,石勒进攻晋乐平太守韩据于沾城(山西昔阳县西南),刘琨新得猗卢之众姬澹等,即命姬澹率军拒勒,琨自为后援,结果,姬澹大败,奔于代郡(山西大同市东);刘琨部下长史李弘以并州降于石勒,刘琨只得奔投于段匹,后为匹所杀。
就在刘琨失掉并州的这年冬天,汉刘聪派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司马邺送于平阳。次年,琅邪王司马睿称晋王于建康,改元建武元年(317)。再过一年即大兴元年(318),司马睿称帝。而汉主刘聪病死于这年七月,临死前,召石勒至平阳受遗诏辅政,并任命勒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勒固辞不去。
石勒在攻取襄国为据点后,除上述军事上的经营外,在经济和文化教育上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如在占有邺城的这年,开始正式征收租赋;又立太学,简选明于经术、善于书史的人担任文学掾,选出将佐的子弟三百人,给予教育。及至消灭王浚后,幽冀一带渐趋安定,就令州郡阅实户口,按户每户征收帛二匹,谷二斛①。所规定的这个征收数字,可能比西晋还轻些。这些经济、文化教育上的措施,表明石勒已在作建立政权的具体准备。汉主刘聪的大臣在上表中就对刘聪说:“石勒谋据赵魏”;石勒派石越到并州招纳从平阳流散出来的流民二十余万人,刘聪遣使责让石勒,而“勒不受命”②。这都可说明石勒正在摆脱匈奴刘氏,自建政权。到刘聪死后,这个发展趋势就变成了现实。
在大兴元年(318)七月刘聪死后,子刘粲继立为汉帝,但为受遗诏辅政的大臣靳准所杀,准自立为汉天王。因此,石勒自襄国、刘曜自长安都向平阳进发,攻打靳准。刘曜在途中即汉帝位,封石勒为赵公,不久又进封为赵王。在消灭靳准势力的过程中,石勒与刘曜两个势力的矛盾逐渐加深。由于靳准的部下杀准而投奔刘曜,拒降于勒,勒即烧毁平阳宫殿,将浑仪、乐器等迁于襄国。在刘曜这方面,恐怕石勒势力的增长和袭击,杀掉石勒所派的使者,停止太宰的封授大礼。至此,双方闹僵了。石勒大怒说:没有我石家兄弟,你刘家能称帝吗!“帝王之起,复何常耶?赵王赵帝,孤自取之”。
于是,石勒在大兴二年(319),积极准备称王。他设置太医、尚方、御府诸令,修建正阳门,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所小学于襄国四门,简选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为学生而教之,并兼为击柝的卫士,还设置挈壶署,铸造丰货钱。不久,石勒下令指出,在大乱之后,律令烦琐,应采集其中的必要者,作为施行条制。即令法曹令史贯志,制订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这儿设置了为帝王服务的医疗、工巧制作机构,增置学校和选拔卫士,铸造货币,制定律令等等,都是为正式成立后赵政权作好准备的。
建立后赵政权后的文治武略
大兴二年(319)十一月,由于石虎、张敬、张宾、支屈六、程遐等文武一百二十九人联名上疏,请石勒称尊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以河内、魏郡、汲郡等十一郡和前封赵国、广平、阳平、渤海等十三郡合计二十四郡,计有二十九万户,为赵国;郡太守皆改称内史,又以大单于“镇抚百蛮”即管理少数民族,并罢去并、朔、司三州。石勒接受了这个建议,即位称赵王,改元称赵王元年,即以襄国为都城。由于汉主刘曜此前已经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故称石勒所建为后赵。
石勒既称赵王后,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权建设,举其要者如下:一、均百姓田租之半;孝悌力田及死义之孤赐帛有差。孤老鳏寡者赐谷每人三石。
二、建立社稷、宗庙、营建东西官署。
三、派使者巡行州郡,劝课农桑。
四、设官分职,各司其事:经学祭酒: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
律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
史学祭酒:任播、崔濬。
门臣祭酒:中垒支雄、游击王阳,专明胡人辞讼。
门生主书:张离、张良、刘群、刘谟,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
五、大执法:张宾,专总朝政,位冠寮首。
单于元辅:石虎,都督禁卫诸军事。
司兵勋:前将军李寒,教国子击刺战射之法。
六、编撰工作:《上党国记》:由记室佐明稭、程机撰。
《大将军起居注》:由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
《大单于志》:由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
七、封赏功臣,死事之子赏加一等。
八、厘定习俗:禁国人不准报嫂(即兄死不得以嫂为妻)。
禁止在丧婚娶。
其烧葬令如本俗。
以上诸项,均在赵王元年。至赵王二年(320),还继续进行了若干措施。关于礼乐方面,始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又造金根车、大辂、黄屋、左纛等,天子的车旗礼乐,至此具备。又徙朝臣掾属以上士族三百户于襄国的崇仁里,设置公族大夫来统领他们。还制定宫殿诸门的出入制度。特别注重选举,先是清定五品,以张宾管领选举事宜,又继续定为九品。以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协助张宾负责选举工作。命令群寮和州郡每年各举秀才、孝廉以至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确定士族品级,选举贤才,吸收汉族地主阶级分子参与政权,这对巩固后赵的统治是有利的。
石勒的建立后赵政权,不止于仅称赵王,还要称帝。建平元年(东晋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二月,石勒就进而称赵天王,行皇帝事。同年九月,正式即皇帝位。不仅石勒本人称帝,臣下也须升官晋爵,除石勒世子石弘立为皇太子、其他诸子及侄儿石虎封王外,在职官设置上有明显的改变,举例如下:石虎为太尉、尚书令。
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
右长史程遐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尚书。
夔安、郭殷、李凤、裴宪为尚书。
徐光为中书令领秘书监。
又论功封爵,封开国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县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像这样的尚书、中书等官职和公侯封爵,就是采用魏晋制度。固然还另有一套管理少数民族的大单于属下的政府机构,但上面所列这些职官,证明石勒已采用了汉人的官制,以此与刚称赵王时的官职相比,是个重要变化,亦即是后赵政权中职官制度的汉化,同时也是巩固后赵政权的措施。再则,石勒称皇帝的第二年,即营建邺宫,拟迁都于此,还以洛阳为南都。由此可见,石勒是不甘于以偏方政权而告终的。
在后赵王国刚刚成立时,重点进行政权建设,采取若干措施、确立一些制度是必要的。不过,处于各个王国对峙时,军事行动还是频繁和时常出现的。石勒在建立后赵后,依然不断地进行军事活动,以期统一北方。
就在石勒称赵王的二年(东晋大兴三年、公元320年),东晋镇西将军豫州刺史祖逖,渡江北伐后取得不小的成就。早在东晋建武元年(317),祖逖就受命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渡江北进。祖逖善于抚纳,与士卒同甘苦,劝课农桑,招徕新附,有的坞堡曾经归降石勒,有任子在赵的,祖逖允许其两属,用以窥探石勒军情,因而多所克获,“黄河以南,尽为晋土”①,练兵积谷,为进取河北之计。石勒看到对祖逖难以取胜,就改变方式,以祖逖本北方士族,祖坟在幽州,就下令幽州修好祖氏茔墓,置守冢者两家。写信与祖逖要求互通使者,进行互市。祖逖的牙门将叛归石勒,勒斩其首送还祖逖,并告知祖逖,叛臣逃吏,你我之所同恶。石勒采用这样的策略,来缓和祖逖的进攻,颇有成效。祖逖于是也不接纳后赵叛将,禁止边界上的抄略,因而东晋与后赵的“边境之间,稍得休息”②。但到明年,祖逖死后,石勒又攻取了河南大片土地。
除经营河南外,在后赵王三年(321),石勒命石虎、孔苌等攻打鲜卑段匹等于厌次(山东阳信县东南),俘虏了段匹及其弟文鸯等,消灭了段氏鲜卑的势力。后赵王四年(322),石勒又命石虎率众四万,攻晋泰山太守徐龛,俘至襄国后斩之。东晋兖州刺史郗鉴,被石虎所逼,只得退至合肥。至是,徐、兖二州地方,多归于石勒。五年(323),石勒命石虎率领步骑四万,进讨曹嶷于广固(山东益都县西北),嶷部下东莱太守刘巴、长广太守吕披相继投降,曹嶷也只得投降,被石勒杀死于襄国。石虎要坑杀曹嶷的降卒三万人,新任命的青州刺史刘徵说:你任命我来当刺史,是要治理人民的,把人杀光,还要我这个刺史做什么?我还是跟你回去吧!石虎这才留下男女七百口与刘徵。于是,青州郡县也尽归于石勒。六年(324年、东晋大宁二年),石勒派将兵都尉石瞻,攻取东晋的下邳(江苏睢宁县西北)、彭城(江苏徐州市)、东莞(山东沂水县)、东海(山东郯城县北)等郡。又派司州刺史石生,攻杀前赵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河南新安县),破垒壁十余所,掠五千户而还。从此,“二赵构隙,日相攻掠,河东、弘农之间,民不聊生矣”①。
至此,石勒在北方的主要对手就是前赵刘曜,二赵间的决战,如箭在弦上了。在后赵王七年(325)石生据守洛阳,前赵中山王刘岳来攻,石虎率军救石生,大败刘岳于洛西,俘岳送于襄国。刘曜自长安来援刘岳,军队在夜中一再惊溃,无法作战,只好退还。
到后赵太和元年(东晋咸和三年、328年),石虎进攻前赵的蒲坂(山西永济县蒲州镇),赵主刘曜亲自来救,大败石虎于高候(山西闻喜县境内),进围石生于洛阳。后赵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皆降于刘曜,“襄国大震”。于是,石勒拟亲自带兵援救洛阳。程遐等还劝石勒“不可亲动,动无万全”。石勒大怒,斥出程遐,而召徐光计议。徐光力主石勒亲自出马,认为“定天下之计,在今一举”。石勒所崇信的和尚佛图澄,也认为“大军若出,必擒刘曜”。在这个两赵决战的关头,石勒决策亲征,率领四万人马,进援洛阳。途中石勒还对徐光谈到,如果刘曜陈重兵于成皋关,这是上策;如果阻洛水为阵,这是中策;如果坐守洛阳,则必为我所擒。及勒至成皋,各路军队集合,共有步兵六万,骑兵二万七千,而这里却没有刘曜的军队防守,石勒大喜,迳趋洛阳,大战于洛阳的西阳门。刘曜酗酒,战前还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大败落马,被石勒所俘处死。次年即太和二年(329)石虎攻入关中,俘虏了刘曜的太子刘熙,前赵势力被消灭。
到这时,中国北方除凉州张氏、代北鲜卑拓跋氏、辽西鲜卑慕容氏外,绝大部分均为石勒所统一。石勒的占地和建国规模,远远超过匈奴刘氏。至后赵建平元年(东晋咸和五年、330年),石勒的荆州监军郭敬,曾攻占襄阳。不过,自灭前赵以后,石勒死前,没有大的战事。而外国如高丽,即曾遣使送方物以结好;国内如西域高昌、于阗、鄯善、大宛,前凉张骏,都派使者送来方物;东晋陶侃,也遣使来骋,送来江南的珍宝奇兽。可见石勒的后赵,还和各割据政权以及国外通使通商,互相往来的。
除以上这些战胜攻取,统一北方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石勒继续做了不少工作。
一是继续劝课农桑。在石勒称赵王的第六年,命右常侍霍浩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农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从这里不仅可看到石勒的劝农,还可看到当时设有劝课大夫、典农使者、典农都尉等农官,课农应是经常的。并且石勒自己还曾亲行过藉田之礼,这在纷争割据的帝王中,也是难能可贵的。此外,石勒还禁止酿酒,以减少粮食的消耗。
二是日益重视文化教育。石勒在称王的第六年,亲到襄国的大、小学,考试诸生的经义,对成绩最优者,赏帛有差。八年(326),石勒用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胡三省注解,指明秀、孝要考试经书,原是晋朝制度,后赵至此也予以施行。则不止大、小学学生要试经,被推荐的秀才、孝廉也要试经,后赵对汉人文化经籍的重视,可见一斑。到石勒晚年时,还曾令郡国也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一百五十人,三考修成。不仅如此,石勒虽不识字,也经常教人读经史给他听,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见识,即在行军打仗时也是这样。他曾教人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之后,大惊说:此法大错,如何能得天下?及至听到留侯谏止这一措施,才说幸而赖此一谏。可见石勒本人学习汉族文化经史,是深得其奥的。另外,石勒还曾建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这更是取法于周制了。
三是求贤纳谏。石勒曾准备到襄国的近郊打猎,主簿程琅劝谏他不要去,并举孙策行猎遇刺为戒;即使是枯木巧株,也能为害。石勒认为是书生之言,不听。及至猎时,所骑马触木而毙,石勒自己也几乎丧命,因而懊悔未听忠臣之言,是自己的过失。立即封程琅为关内侯,赐以朝服锦绢等物。由此,“朝臣谒见,忠言竞进”。以后,到太和二年(329),石勒在巡行州郡时,引见了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赐予谷帛;并令刺史太守宣告所属,凡有意见要说的,不要隐讳不说,朝廷正如饥似渴的希望听到忠言谠论啊!建平二年(咸和六年、331年)三月,石勒将营建邺宫,准备迁都于此,而廷尉续咸上书切谏,石勒怒,欲杀之。徐光力救,劝勒不可因直言而杀列卿,石勒叹息说:“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岂不识此言之忠乎,向戏之耳!”虽然石勒停建邺宫是暂时的,但他还是赐予续咸绢百匹、稻百斛,以为奖赏。并且,借此机会下令与公卿百寮,每岁推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等各一人,所考试的答策为上第者拜官为议郎,中第者为中郎,下第者为郎中。并令“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就在石勒死的那一年,他还选拔了太学生五人,担任佐著作郎。
石勒的招揽人才,重用贤能,可说是经常的和一贯的。他早期就成立了君子营,从实践中认识张宾确有出人之才,于是就重用他,并且用而不疑。及张宾早死,石勒痛哭流涕说:“天欲不成吾事耶?何夺吾右侯之早也!”张宾死后,石勒与程遐等议事,有所不合,石勒又感叹说,“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①。石勒既知人才的可贵,也领会到不得人才的痛苦,这大概就是他能选拔人才、重用人才,并且信任而不疑的道理吧!
四是减租缓刑,依法办事,以缓和矛盾。石勒称帝的这年,曾下令“均百姓去年逋调”,又赦免三年刑以下者。不久,又赦免五岁刑以下者。石勒又曾令州郡如有坟墓被发掘不掩覆的,必须推劾查处;暴露的骸骨,县政府要具备棺衾埋葬掉。还曾特别下令:“自今诸有处法,悉依科令”;如果是石勒自己在忿怒中下旨杀的人,而其德位已高,不宜训罚,或是因公致死的孤子,不期而得谴,门下都应奏明情况,石勒就会重新予以考虑。所有这些,是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措施,也是石勒稳定政权的办法。依法办案,在当时虽未必能贯彻执行,但在纷扰割据时期,能提出这点就很不简单。
抑且石勒立法虽严,而能灵活处理。如石勒称赵王后,宫门出入规定很严,并且,特别讳言“胡”字。适有醉酒的胡人骑马闯入止车门,石勒大怒,责问守门者,守门者十分害怕,忘了忌讳,说是“醉胡乘马驰入”,不可与理论。石勒听了,反而笑着说:“胡人正自难与言”,对守门者恕而不罪。又有一事,石勒因参军樊坦清贫,就任命坦为章武内史,可有较多俸禄。及坦来辞行,衣冠都很破烂,石勒见了大惊,询问何故一贫至此?樊坦未加思索,很直率地回答说:“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石勒听后还是笑着说:“羯贼乃尔暴掠耶?今当相偿耳。”樊坦这才发现自己犯了忌讳,赶快磕头泣谢。石勒说,“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不但没有处分樊坦,还给他车马衣装钱三百万。像这样的处理,执法而不拘泥于法,通情达理,缓和了紧张的局面,也收揽了人心。
五是防止贪赃枉法。石勒尝于夜间外出私访,带了许多缯帛金银财宝,贿赂守门者,求出永昌门。门候王假不但不受,还要把石勒抓起来,及至石勒的随从到后,才告终止。次日清晨,石勒召假,任命他为振忠都尉,爵关内侯。这是鼓励守法不阿,告诫贪赃枉法的办法之一。不过,私访很难经常,故意用财物作诱饵,未免陷人于法了。
六是不念旧恶,收拾人心。石勒称赵王的第三年,令家乡武乡县的父老到襄国来,大家叙齿列坐欢饮,叙述平生家常。有个李阳,原是石勒邻居,两人年年因争麻地,互相殴打,现在石勒当了赵王,故不敢来。石勒说他自己方取信于天下,岂计个人恩怨,特地将李阳找来,和李阳酣饮欢谑,并对李阳说,“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即赐予李阳甲第一区,封为参军都尉。并说明武乡是他的老家乡,死后他的灵魂要回到故乡,即免去故乡的三世课役。显然,这种以乡情打动人心的做法,会收到一定的成效的。
最后,石勒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上他的好学,见识大为提高,特别是提出了统一的愿望。在他称帝第三年正月,大宴群臣时,他问徐光自己可比古代哪个开国皇帝,徐光说他超过汉高祖、魏武帝,可比轩辕氏。石勒认为徐光所言过分,自从“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然犹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者,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朕在二刘之间,轩辕岂所拟乎!”①这段话固然表明石勒有自知之明,不如黄帝,不如汉高祖;也反映石勒要当一个光明磊落者;还有一点,比较含蓄些,即他要当汉祖、光武,这是统一天下者,不愿当魏武、晋宣,因为这是割据时期的霸主。希望统一天下,石勒在临死前说得更清楚,他对徐光说:“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每一思之,不觉见于形色。”不过,这个愿望未能实现,石勒就病死于襄国了。
石勒的病亡
后赵建平四年(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六月,石勒病卧,召中山王石虎、太子石弘、中常侍严震等待疾宫中。而石虎伪造诏命,隔绝群臣亲戚,不许进宫探望病情。七月,勒病死①,年六十。石弘继立。石虎强迫石弘杀了程遐、徐光,石虎子石邃带兵入宫宿卫,原来卫士皆被撤换。次年,石虎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夺取了帝位。
石虎字季龙,是石勒的侄儿,勒常用他领兵专征,屡立战功,颇擅威权。太子石弘是光禄大夫右仆射程遐的妹妹程夫人之子,虚怀爱士,喜为文咏,其所亲近者多为儒生。石勒曾对徐光谈到太子文雅,不似将家子。徐光则以汉高祖马上取天下,文帝以玄默守之,胜残去杀,天道之所必然。石勒听了很高兴,石弘的太子位置也就固定下来。当石虎镇邺日久,威权日盛时,程遐建议修建邺宫,迁出石虎的家室,而用石弘镇守邺宫,配与禁兵万人,且将车骑所统六十四营皆配与之,又以骁骑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辅助石弘。因此,石虎痛恨程遐,派人夜入程遐家中,奸其妻女,掠其财物。到石勒称帝,用石宏为大单于时,石虎渴望得到大单于位置而不能,更加气忿,对其子石邃说:他自己亲自参加战斗二十多年,南擒刘岳,北走索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平定了十三州,成就了大赵之业,大单于的位置应该归于自己,现在却授与黄口婢儿,真叫自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等主上死后,一定杀他个不留种。石虎的这种怨忿之气,专擅之心,程遐、徐光等也看得很清楚,劝石勒早作准备。程遐指明石虎勇武而有权术,群臣皆不及,除主上以外,他全不在眼下,且久专征伐,威震内外,恐不可辅少主,该早日除掉他。但石勒却这样说:“今天下未平,兵难未已……中山佐命功臣,亲同鲁卫,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①你程遐是不是怕“不得独擅帝舅之权”,发此议论呢?程遐再泣诉理由,并告知徐光。徐光也向石勒建议,中山王无伊霍之忠,而势倾王室,轻视皇太子,恐怕主上万岁之后,宗庙必生荆棘。石勒这才叫太子石弘处理尚书事的奏事,中常侍严震予以协助,日常事务径行决断,征伐刑斩大事,才呈报石勒。不过,这是在石勒死的上一年,虽然旨在锻炼太子,让他取得统治的经验和掌握一定的权力,但为时已晚。抑且太子断事之时,严震又弄权,而中山王石虎之门,可以张罗捕雀,石虎更加怨恨。
到石勒病危时,对太子石弘兄弟说:你们兄弟“宜善相保,司马氏,汝曹之前车也。”对石虎说:“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②。看来石勒认识到天下未太平,还要打仗,既要打仗,即须将帅之才,当时后赵的将帅之才无过石虎,此石勒所以始终不能除掉石虎之故。又因石虎是自己的侄儿(有时又以兄弟相称),如同鲁卫之与周室的关系,想以此亲情来打动石虎,要他如周公辅成王、霍光扶幼主那样来辅佐石弘这位少主。不过石虎蓄志已久,不管石勒的遗言怎样讲,只等石勒眼睛一闭,后赵的政权就迅速落入石虎手中。就这点来说,石勒没有处理好他的身后事宜。
总之,石勒崛起于穷困的少数民族之中,能够统一中国北方的大部,在文治上也有若干建树,并且有统一中国之志,这在当时十六国中确是个杰出的帝王。当然,他屠杀了不少人民,已降者如曹嶷、徐龛等均所不免,尤其是因为戏谑之言,将其姊夫折足而杀之,何其残忍如此!至如弃旧怨而与李阳握手言欢,恕樊坦之失言而厚与赠送,则又俨然一个忠厚长者了。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石勒载记》,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②按《册府元龟》卷二一九《僭伪部》作周朱,无曷字。
①据《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所载,此条未必可信。
②《晋书》卷九三《王恂传》。
①《资治通鉴》卷八六。
①《资治通鉴》卷八七。
②《晋书》卷一○五《张宾传》。
①《晋书》卷四三《王戎传附王衍传》。
①《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
①《资治通鉴》卷八七。
①《全晋文》卷一○八刘琨《与石勒书》。
①《晋书》卷一○四《石勒载纪上》。三台即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
①就六眷亦作疾陆眷,末杯或作末柸。
②《资治通鉴》卷八八。
①《资治通鉴》卷八九。《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作“户赀二匹,租二石。”
②《资治通鉴》卷八九。
①《晋书》卷六二《祖逖传》。任子,以子弟为抵押者,义同质子。
②《资治通鉴》卷九一。
①《资治通鉴》卷九三。
①《晋书》卷一○五《张宾传》。
①《太平御览》卷一二○《偏霸部》引《十六国春秋》。
①石勒卒年,据《太平御览》、《资治通鉴》,《晋书》所载有误。
①《晋书》卷一○五《石勒附石弘载记》。
②《资治通鉴》卷九五。
第二节 石勒
中国通史
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卷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