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普通民户的户籍：黄籍

　　第二节 普通民户的户籍：黄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户籍，有普通民户户籍和特殊民户户籍两类。普通民户主要包括地主、农民等，他们归州郡管理，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特殊民户主要有兵、僧尼、奴隶、杂户等，他们的户籍和普通民户不属于一个系统，国家统计户口，一般不包括这些特殊身份的人。

　　东晋南朝时期，普通民户的户籍被称为黄籍。顾名思义，黄籍是用黄纸制成的户口簿籍；但用黄纸制成的户籍不一定就称为黄籍。从西晋初年中正官的下属访问令刘卞“写黄纸一鹿车”②这一事实来看，黄纸在当时已普遍应用，西晋的户籍很可能就是用黄纸制成，但当时并无黄籍之名。盛唐的户籍用黄麻纸，当时亦不称黄籍。黄籍之名仅流行于东晋南朝。这是因为在东晋南朝境内有大量北来侨民，他们的户籍与土著居民不同，系用白纸制成。这样，东晋南朝普通民户的户籍就分为两种：用黄纸制成的土著居民的户籍和用白纸制成的侨民户籍。人们为区别这两种户籍，始以纸色对它们命名：前者称黄籍，后者称白籍。南朝后期白籍被废除后，黄籍虽仍然存在，但也渐渐地不称为黄籍了。

　　黄籍的形式，《太平御览·文部·札》引《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可见黄籍用纸的高度为一尺二寸，凡承担官府徭役的人都要登记入籍。据沈约说，东晋咸和三年（328）至宋元嘉的黄籍，皆“朱笔隐注，纸连悉缝”①。大概黄籍上字的颜色用两种：一般用墨笔，重要的籍注用朱笔。“纸连悉缝”，是指每张纸之间的接缝处都粘连得很好。这说明黄籍也是采取那时书籍的通行形式——卷轴式。

　　对于黄籍，统治者认为它是“民之大纪，国之治端”②，是极为重要的。用我们的观点来看，它无非是统治阶级赖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和征调赋役的工具。可以说，黄籍所登记的内容，都是以上述目的为出发点。

　　首先，在黄籍上要登记每个民户成员的名字和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晋书·礼志》中载有一个故事：东晋南平郡陈诜娶李氏为妻，生四子；后李氏被贼掠去，陈诜又娶严氏为妻，生三子。李氏归后，“诜籍注领二妻”。后李氏、严氏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发生了争执，征西大将军庾亮的司马王愆期议论说：李氏“子为首嫡，列名黄籍”，这证明李氏的身份为陈诜之嫡妻。在妻未死的情况下，陈诜只能纳妾，不能娶妻。由于“诜籍注领二妻”乃特殊情况所致，非故意犯法，可以不问，但严氏的地位只能是继室。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陈诜的户籍上首先列出的是户主陈诜的名字；下面是李氏、严氏，并注明为陈诜之妻；再下面是依次排列陈诜的七个儿子，并在李氏所生长子下面注明首嫡。

　　从这个故事还可以看出：在黄籍上妇的身份有嫡妻、继室、妾三种，子的身份除长幼顺序外，还分嫡庶。

　　两晋南朝的赋役和性别、年龄有密切关系。拿梁以后的制度来说，老（六十六以上）、小（十六以下）免赋役，男丁（十八至六十）服役并纳全额祖调，女丁（二十至六十）和男子半丁（十六至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五）纳半额租调。两晋、宋、齐的制度与此略异。因此，在黄籍上除要求注明性别以外，还要求注明年龄。如南朝宋何之平，“母本侧庶，籍注失实，年未及养（八十岁），而籍年已满”①；齐张岱“母年八十，籍注未满，岱便去官从实还养”②；萧道成说，宋、齐时人民为逃避赋役，在户籍上“盗易年月”③之风甚盛。这都说明在黄籍上要注明每个人的年龄。

　　由于死人、逃亡者、在役的人、患病者都不可能再服役，所以这些情况也要注在黄籍上。宋、齐之际户籍发生极度混乱，这方面的情况有“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即人在家而户籍上却注死和逃；“停私而云隶役”，即在家为私而户籍上却注为官府服役；“身强而称六疾”，④即身体健康而户籍上却注患多种疾病。梁初邓元起为益州刺史，有人对他说：“蜀土政慢，民多诈疾，若检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罚之，所获必厚”⑤。以上说明死、逃、服役、患病等情况，在户籍上都必须注明。

　　由于东晋南朝的士族享受免役优待，而是否士族主要决定于宦和婚，所以在黄籍上也要注明这两方面的情况。所谓宦，是指做过什么官。沈约说：东晋的黄籍“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又说那些在户籍上冒充士族的人，“罕知其祖，假称高、曾”①。可知由远祖直到本身所历官位，都要在户籍上登记。刘裕的诏书也说：“开亡叛赦，限内首出，蠲租布二年。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②。“资状”即指历代做官的情况。所谓婚，是指和哪些人家通婚。宋大明五年（461）孝武帝下诏说：“士族杂婚者皆补将吏”③。“杂婚”指士族和非士族通婚，按当时规定，士族杂婚即丧失士族资格，所以宋孝武帝才使他们补将吏。宋孝武帝怎样发现这些杂婚的士族呢？据记载大明五年孝武帝在户籍上又作了一些新规定④，为贯彻这些规定，政府必然要进行户籍检查，因此才能发现并处罚这些杂婚的士族。这说明户籍上登记有通婚的状况。士族如犯罪、犯清议，也会影响他们的士族地位，所以这些情况也要注籍。南朝各代开国皇帝的即位诏中都有这一类的话：“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除，洗除先注，与之更始”⑤，就是明证。

　　在黄籍上还要登记民户的门第等级。刘宋人武念，史称“本三五门”⑥。宗越“本为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条次氏族，“点越为役门，后宗越向宋文帝求情，才恢复为次门⑦。宋明帝时王僧虔为吴兴太守，“听民何系先等为旧门”⑧，后王僧虔因此被免官。《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大明五年胡注：“三五者，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盖“三五门”为服役之民户，亦即“役门”。《南齐书》卷四六《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称：“凡有资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看来黄籍上民户的门第主要分为两大等级：一为免役的士族，另一为承担力役的役门或称三五门。旧门、次门都是士族，但后者属低级士族。

　　三国两晋南北朝备代都实行给客制度，规定官员可以占有若干户佃客作为自己的合法荫户。如西晋规定九品以上官员可分别占有佃客一至十五户，东晋时又增加到五至四十户①。除了这些依法占有的佃客外，皇帝还向有特殊功绩的官员赐给客一类的生产者，这些赐客也属于合法的荫户。荫户只向其主人缴租，不向国家服役纳税。为了确认荫户的这种依附地位，国家规定“客皆注家籍”②。这就是说荫客也要在黄籍上登记，只不过他们没有独立的户籍，他们的户籍是登记在主人户籍的后面，称为附籍。目前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三国两晋南北朝国家户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佃客、部曲这类依附农民未被计算在国家户口之内。我认为，这有欠分析。按当时大族的依附农民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注家籍的合法荫户，另一类是不允许注家籍、版籍不载的非法隐户。前者因户籍上有名，应在国家户口统计数字之内；后者因版籍不载，则理应在国家户口统计数字之外。现存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残卷（斯0113号），其中有大府吏随嵩一户，注籍者四人，附籍一人，户口总计为“凡五口”①。可证附籍人口要纳入国家户口统计之内。

　　

　　②《晋书·刘卞传》。

　　①《通典》卷三《食货·乡党》。

　　②《南齐书·虞玩之传》。 ①《宋书·何之平传》。

　　②《南齐书·张岱传》。

　　③ ④《南齐书·虞玩之传》。

　　⑤《梁书·邓元起传》。

　　①《通典》卷三《食货·乡党》。

　　②《宋书·武帝纪》下。

　　③《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大明五年末。

　　④《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五年条有“近籍改新制，在所承用”之语。

　　⑤《南齐书·高帝纪》下。参见《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条、《梁书·武帝纪》中天监元年条、《陈书·高祖纪》下永定元年条。

　　⑥《宋书·宗越传附武念传》。

　　⑦《宋书·宗越传》。

　　⑧《南齐书·王僧虔传》。 ①分别见《晋书·食货志》、《隋书·食货志》。

　　②《隋书·食货志》。

　　①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