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

　　第三节 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

　　瓜步之战，使宋受到严重的打击，北魏也蒙受重大的损失。公元451年，北魏大武帝为中常待宗爱所害。宋文帝闻讯，布署北伐，但没有得到胜利的战果。公元453年二月，宋文帝也为太子劭所害。至此，南北朝的历史进入一个南北对峙并同时都趋向衰弱的时期。一直到北魏六镇起义（523）的前夜，这一时期延续了七十多年，这期间包含了宋文帝死后的二十多年、南齐二十四年和梁武帝初期的二十年。六镇起义后不久，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梁也分裂出后梁，南北朝对峙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又向前发展了。

　　在这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北朝之间有和有战。像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那样规模大、影响大的战争是没有了，但也并不是没有相当大的战争，不过这并不足以改变南北对峙的形势。在南朝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其中包含皇权与宗室间的斗争和帝王与权臣间的斗争，也包含经济领域年的斗争。当然，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是经常存在的。在北朝方面，民族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而阶级矛盾往往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有名的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实质上也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孝文帝想缓解这一矛盾，但又引起了另外的矛盾。

　　本节叙述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并上溯到东晋初年。以后三节，将分别叙述江南经济的开发和农民起义，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还有北魏与南朝的和与战。

　　门阀大族和寒门庶族间政治权力的更迭

　　宋、齐、梁初，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状况，同东晋时期相比，有相当大的变化。

　　东晋时期，是门阀大族发展的顶峰，他们既掌握政权又掌握兵权。

　　渡江以后，权力最大的是王家。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说法。王导居中掌朝中大权，王敦领兵屯驻荆州，居战略要地。甚至，元帝在江东即帝位时，百官皆陪列，却令王导升御床共坐。玉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元帝才不说话。

　　王氏之后，有庾氏。庾氏也是既掌政权又握兵权。庾亮在朝廷作宰辅，庾翼、庾冰一直领兵。

　　庾氏之后是桓氏。桓温领兵，桓家子弟都领兵。桓玄还领兵自上游入建康，废了晋帝作起皇帝来。

　　桓氏之后是谢氏。谢安掌政，谢玄、谢石、谢晦都领兵。谢氏是门阀大族中最后一家掌握兵权的。他们也代表门阀大族作了最后挣扎。在寒门出身的刘裕兴起以后，谢晦还领兵居上游荆州重地，他与宋文帝之间的斗争，除他们个人间的恩怨和权力的斗争外，多少也反映了门阀大族和寒门的权力争夺。直到谢灵运一个文人，还想用兵夺权。

　　门阀大族的权力，在刘裕起来后受到挫折。寒门素族在政治上渐强起来。

　　刘裕集团，从文到武多出自寒门，可以说是个寒门集团。他的手下如刘穆之是“家本贫贱，赡生多阙”（《宋书·刘穆之传》）。徐羡之是“中才寒士”，傅亮是“布衣诸生”（《资治通鉴》卷一二○）。武将如刘毅“家无担石之储”（《宋书·武帝纪上》）。

　　门阀大族权力衰落了，并不是说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什么衰落。门阀大族丢掉了政权和兵权，政治地位却仍然很高，仍然享有高官厚禄，门阀大族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门阀大族之所以丢掉权力，一方面是由于新兴的皇家如宋和南齐都是要求加强君权的。要加强君权，他们就乐意用易于指挥的寒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门阀出身的人，轻视世俗事务，脱离实际，逐渐丧失了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这种情况，在东晋时已经出现。《世说新语·简傲篇》载有桓冲、王徽之这样一段故事：“玉子猷（徽之）作桓车骑（冲）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骑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①这个故事，很形象地描述了门阀士人既无行政能力，也不屑于过问行政事务。宋齐时期，寒门庶族逐渐取代门阀士族掌握了朝廷大权。《宋书·恩幸传序》：“孝建（宋孝武帝）、泰始（宋明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近，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宋文帝时，中书通事舍人秋当、周纠，出身寒门，并管要务。孝武帝时，巢尚之、戴法兴并为中书通事舍人，参与“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凡诏敕施为，悉决于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民间称戴法兴为“真天子”（《宋书·恩幸·戴法兴传》）。巢尚之出身是“人士之末”，戴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明帝时，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为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出身台小吏，王道隆初为主书书史，杨运长初为宣城郡吏。

　　南齐时，任中书通事舍人的有：纪僧真、刘系宗、吕文显、吕文度、茹法亮、綦珍之，或门户低贱，或起自小吏，但“既总权重”，都“势倾天下”（《南史·恩幸·吕文显传》）。

　　中书通事舍人是中书省中的低级职位。魏晋时期，中书省权在监、令、侍郎；至南朝，中书省权在中书通事舍人。而监、令、侍郎成了清贵职务，但却无权了。茹法亮任中书通事舍人时，太尉王俭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恩幸·茹法亮传》）

　　南朝的门阀士族，一般已满足于无权的高官厚禄。虽然他们在经济上仍保有土地、部曲、客、奴隶，在社会地位上，还有“士庶之分，本自天隔”的高贵身份，但较之东晋时期，已大大的衰落了。

　　典签制，朝廷对宗室和地方的控制

　　来、齐时期，有一种典签制度。这是加强皇权，控制宗室和地方权力的制度。

　　宋、齐都用自己的子弟担任各州刺史。这原是一种保卫朝廷的办法。但从西晋以来，宗室封王，又兼任地方州镇长官，其结果不仅未起到保卫朝廷的作用，反而更多地成为威胁和颠覆朝廷的力量。宋、齐都接受了以宗室诸王任州镇长官的办法，但却指派皇帝的左右亲信去作诸王的典签，代诸王批阅公文。典签的职位虽低，实权却很大。朝廷通过典签控制诸王、控制州镇。典签权力之大，甚至诸王的生活、行动都要受典签的控制。《南史·恩幸·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年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宋世晚运，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宋孝武帝）、泰始，长王临藩，素族出镇，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齐书·武帝十七王列传论》称：“帝王子弟，……龆年稚齿，养器深宫。……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屈，动应启闻。……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弊也。”典签权重，其例甚多。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签赵渥，赵猩启其得失，即召还京。宜都王坚，举动每为典帅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南海王子罕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还，泣谓其母曰：儿欲移五步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子贞求熊白，厨人答以无典签命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侍读鲍僎，典签吴修之不许，乃止。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杀典签者，则必制以专辄之罪。鱼复侯子响愤杀典签吴修之，遂以抗拒台兵被杀。齐武帝闻之说：子响遂反？戴僧静大声喊：诸王都应反？帝问故。对曰：“诸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但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典签小官，权重如此。

　　典签之设置，即使把诸王、刺史的一举一动都管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朝廷与地方间的矛盾。皇帝、诸王，是亲父子兄弟。亲父子兄弟可以互相残杀。典签是皇帝的亲信，他们也可以参与诸王地方集团对朝廷的反抗。权之所在，即利之所在也。权利之所在，父子兄弟不相让。这在历代政治史上已习见，在宋齐时期，君臣、父子、兄弟间的斗争以至屠杀，比前后各朝代表现更为残酷。

　　宋文帝兄弟父子之间

　　宋文帝以弟彭城王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和扬州是长江流域经济开发的两个重点地区。《宋书·何尚之传》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沈约在传后又发挥了一句：“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彭城王义康“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宋书·彭城王义康传》）。文帝以义康为荆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是对这个弟弟的信任。

　　元嘉五年（428），左光禄大夫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天下事重，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资治通鉴》卷一二一）第二年春天，王弘又上表请求解职，让义康入朝主持政务。文帝接受王弘的意见，命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南徐州刺史，使义康和王弘共辅朝政。王弘多病，而且有意让义康主政。从此时开始，朝廷内外大权集中在义康手里。前面引录的文帝给义康的信，就是这时写的。

　　义康与王弘并录尚书事，又渐渐不满意。他想作扬州刺史。他对人说：“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讵可卧治！”元嘉九年，王弘死。义康改领扬州刺史，达到作扬州刺史的目的，并且独揽朝政。

　　义康仗恃天子之亲弟，又喜问政事，遇事常自己专断，不请求文帝的诏旨。有的人看见义康权力大，遂来依附。太子詹事刘湛和领军将军殷景仁本是好友，殷景仁还曾把刘湛推引给文帝。殷景仁得幸于又帝，官职比刘湛为高，刘湛便极不高兴。刘湛曾作过义康的长史，有这层旧关系，这时义康专掌朝政，刘湛便委心自结，希望因义康宰臣之力使文帝罢黜殷景仁。可是，义康愈是说殷景仁的坏话，文帝对殷景仁越是信任，加殷景仁官为中书令、中护军。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帝对义康的专权已经不高兴了。刘湛初到朝廷来时，文帝对他礼遇甚厚。他善论治道，熟悉前代故事，听者忘倦。后来结党朋比，煽惑义康。文帝对他极不喜欢，但表面。上还忍耐着。文帝对亲近人说：往日刘湛来见我，我“常视日早晚，虑其将去；比入，吾亦视日早晚，苦其不去也”（《资治通鉴》卷一二三，下同）。

　　文帝常常有病，刘湛就对义康等说：“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他还常到尚书议曹查看晋成帝末年立康帝的旧事，为文帝死后立义康为帝作准备。刘湛这些事，文帝也微有所闻，虽然为了义康间兄弟关系，还未有所发作，但“自是主、相之势分矣”。

　　矛盾终于爆发了。元嘉十七年（440），文帝下令收刘湛付廷尉，下诏暴其罪行，在狱中处死，并诛其子及党羽。义康上表逊位，文帝以义康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他向文帝辞别，文帝对他沉默哭泣，不说话。他动身去豫章的时候，文帝遣沙门慧琳去送他。他问慧琳：“弟子有还理不？”慧琳说，“恨公不读数百卷书。”史说义康虽然“性好吏职，纠剔文案，莫不精进”，“然素无学术，不识大体”。

　　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与丹阳尹徐湛之密谋杀文帝，迎立义康，徐向文帝告密，事败孔被杀。事情自然连及义康，被削爵治罪，义康及其子女皆降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今广西宾阳东）。义康在安成，读书读到汉淮南厉王长事，废书长叹说：“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为宜也。”

　　义康一再获罪能得不死，是靠了他姐姐会稽长公主的保护。会稽长公主是刘裕的长女，文帝对她很尊敬。她尝对文帝说：“车子（义康小字）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说罢恸哭。文帝指蒋山发誓说：“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负初宁陵。”（《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初宁陵，指刘裕的陵墓，墓地在蒋山。

　　元嘉二十四年冬十月，胡藩之子诞世杀豫章太守桓隆之，据郡反，打算推奉义康为主。事败，被杀。

　　义康不死，对文帝说终究是一块心病。胡诞世反时，江夏王义恭就对文帝说：“义康数有怨言，摇动民听，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请徙义康广州”（《资治通鉴》卷一二六）。义康不愿就徙。文帝犹豫未定。元嘉二十八年（451），拓跋焘大军南征，到瓜步。当时人情汹汹，文帝怕有人奉义康为乱，太子劭、武陵王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也都要文帝对义康早作处置，文帝遂赐义康死。骨肉关系终究抵不过权力之争，蒋山之誓也就不提了。

　　宋文帝太子劲，“好读史书，尤爱弓马。……意之所欲，上必从之”（《宋书·元凶劭传》）。看来，劭有文武才具，并且自幼为文帝所喜爱。瓜步之战，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善于抚御。上登石头城有忧色，劭曰：‘不斩江湛、徐湛之，无以谢天下’”。文帝欲兴师北伐，太子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等都表示反对，唯吏部尚书江湛、丹阳尹徐湛之善窥人主意，力主北伐。所以劭说不斩此两人，无以谢天下。由此，太子劭与文帝的宠臣徐湛之、江湛结下仇恨。元嘉二十八年以前，文帝对太子劭还很信任，为了防备宗室诸王谋乱，使太子东宫甲士数与羽林兵相等，有一万多人。但自二十八年以后，文帝和太子劭之间渐生嫌隙。

　　二十九年，便发生巫蛊事。文帝宠爱潘淑妃，潘妃生子濬与太子劭一同搞巫蛊。文帝对潘妃说：“太子图富贵，更是一理，虎头（濬小字）复如此，非复思虑所及。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耶？”（《资治通鉴》卷一二六）巫蛊是刻木人，埋地下，诅咒文帝早死，故文帝有这样的话。

　　文帝欲废太子劭，赐濬死。潘妃密告太子劭和濬。劭遂起兵入宫杀了文帝，并杀徐湛之、江湛等人。

　　江州刺史武陵王骏起兵寻阳讨劭。经过一场战争，劭败被杀。武陵王骏即帝位，就是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与同姓王的矛盾

　　孝武帝刘骏是文帝的第三子。他即位时，他的叔父南郡王义宣任都督荆、雍、梁、益、湘、交、广、宁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孝武帝想调义宣为丞相、录尚书事。义宣不听调动。一些野心家如臧质、鲁爽等恭维他，劝他称帝。义宣遂举兵反。义宣是个庸才。司州刺史鲁秀听他哥哥鲁弘的话跟随义宣反叛，他到江陵去谒见义宣，出来后捶胸后悔说，“吾兄误我，乃与痴人作贼，今年败矣！”（《资治通鉴》卷一二八）。鲁秀说他是痴人，其才能可知。

　　宋朝廷以沈庆之、薛安都迎战鲁爽，以柳元景、王玄谟迎战义宣。战争的结果，沈庆之败鲁爽，于军斩之。柳元景大败义宣军。义宣兵溃，单舸逃走，不知所措，闭户而泣。臧质败回寻阳，被杀。义宣败回江陵。雍州刺史朱修之入江陵，杀义宣及其子十六人。

　　孝武帝杀义宣后，更大杀宗室。他在位十年，先后杀了武昌王刘浑、竟陵王刘诞、海陵王刘休茂、南平王刘铄等。

　　扬州刺史、竟陵王诞“宽而有礼，又诛太子劭、丞相义宣，皆有大功，人心窃向之。诞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孝武帝又怕又忌恨，“不欲诞居中，使出镇京口；犹嫌其近，更徙广陵”。并使心腹大臣刘延孙“镇京口以防之”。竞陵王诞也知道孝武帝畏忌他，也暗作准备，借口魏人入侵，修整广陵城池，积聚粮草兵器以自固。

　　有人告刘诞欲反。孝武帝命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将兵讨诞，围广陵。城破，杀诞，诞母、妻皆自杀。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免五尺以下死，其余男口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余口。

　　孝武帝听到广陵已破，诞死，高兴极了。他出宣阳门，命左右皆呼万岁。侍中蔡兴宗陪侍，独不呼万岁。孝武问他：“卿何独不呼？”蔡兴宗说：“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得皆称万岁！”（《资治通鉴》卷一二九）

　　孝武帝的儿子前废帝子业，是一个更为残忍的人。他自率羽林兵讨杀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义恭，并杀其四子。杀大臣柳元景并其八子、六弟及诸侄，又杀大臣颜师伯并其六子。又遣使诛杀江夏王义恭的世子湘州刺史伯禽。对大臣说打就打，如对待奴隶。又杀新安王子鸾，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及其母妹。又要杀徐州刺史义阳王昶，昶逃奔北魏。又杀会稽太守孔灵符、宁朔将军何迈，杀三朝元老大臣沈庆之和领军将军王玄谟。

　　湘东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都是前废帝的父辈。前废帝把他们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任意折磨。

　　前废帝作恶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终日战栗，各有异志，中外骚然。最后，宫省内外结合把他杀掉。湘东王彧即帝位，是为明帝。前废帝于公元464年五月即位，465年十月被杀，在位一年有半。

　　宋、齐宗室的灾难

　　宋、齐宗室，特别是皇帝的近亲有资格继承帝位的人，往往被在位的皇帝及其拥护者视为潜在的威胁，成为猜忌的对象，以至成为斩除的对象。这在宋明帝和南齐明帝时特别显得突出，这时的宗室很难免于身亡家破的灾难。

　　宋明帝初即位，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起兵反对。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起兵响应子勋。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以及许多地方郡守都起兵响应子勋。“朝廷所保，唯丹杨、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资治通鉴》卷一三一）

　　明帝靠“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经过艰苦的大战，最后战胜子勋和各路放军，取得胜利，杀（时年十一岁）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并赐死。接着，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子趋、子期、东平王子嗣、子悦，并皆赐死。孝武帝二十八子，至此差不多全杀光了。

　　明帝后期，身体多病，以太子幼弱，深恐他死之后，他的弟弟们将不利于他的太子，于是又拿他的弟弟开刀。泰始十年（471），先从性情刚狠的南徐刺史晋平王休祐开始，命人把他从马上挤下来加以殴拉致死；继又毒死建安王休仁。休仁临死，骂道：“上得天下，谁之力邪？孝武以诛兄弟，子孙灭绝，今复为尔，宋祚其能久乎？”（《资治通鉴》卷一三三）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素胆小谨慎，但这更招明帝之忌，只有桂阳玉休范，以人才凡劣，不为明帝所忌，得保全生命。

　　明帝疑忌宗室，又疑忌功臣、大臣。吴喜在晋安王子勋起兵时，立了大功。但明帝晚年疑忌他在三吴颇得民心，他对亲信刘励等说，“（喜）泰始初东付，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而自破冈以东至海十郡，无不清荡。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自退，若非积取三吴人情，何以得洱伏如此！寻喜心迹，岂可奉守文之主，遭国家可乘之会邪！譬如饵药，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非忘其功，势不获己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三）因此，功劳卓著的吴喜便不得不死。

　　泰豫元年（472），明帝病更严重了。时后兄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明帝怕他死之后，皇后临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尊必为宰相，对儿子不利，便送毒药给他赐死。

　　明帝死，子苍梧王即位，年十岁。这时，宗室的势力是削弱了，但权臣的势力发展起来。萧道成逐渐掌握政权，杀苍梧王，立顺帝。不两年，萧道成消灭了尚书令袁粲和荆州刺史沈攸之等。串演了一场禅让剧，宋顺帝把皇位让给萧道成。

　　萧道成杀宗室子孙也是很残酷的。《南史·宋本纪下》记载：“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出死矣。”即皆被萧道成杀了。

　　萧道成曾告诫他的儿子武帝说：“宋氏若不骨肉相践，他族岂得秉其衰敝。”因此，当南齐武帝时，宗室尚得保全。但到了明帝时候，他就大杀齐高帝（萧道成）和齐武帝（萧赜，道成子）子孙。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差不多都被杀绝了。

　　宋、齐大杀宗室，是因为怕这些宗室起来夺取皇位。事实上，宋齐时期也是有不少宗室起兵争夺皇位，其中有的还是成功的，如宋孝武帝就是由江州起兵夺得皇位。但这些起兵的宗室王侯，多很年幼，如宋晋安王子勋起兵时只有十岁，那有几岁的孩子就能指挥大军起兵反叛。这与他们手下的官佐有很大关系，他们是想因起事而得到更大的富贵。

　　门阀大族离开必争的“权力”，倒是因祸得福了。他们一般满足于高官厚禄的荣誉地位。他们起家都作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秘书丞等官，这些官职品位虽然不高，却极清选。当时有所谓“黄、散之职，故须人地兼美”（《陈书·蔡凝传》）、“秘书丞，天下清官”（《南史·张裕传附曾孙率传》）的说法。他们不须争斗，就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他们中有点野心的，也不过如王僧达，“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附子僧达传》），或加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南史·王弘传附曾孙王融传》）。他们优游岁月，无案牍之劳神，不必为政治斗争互相残杀而惊心，也不必为改朝换帝而动容，君统变易，朝代更迭，与己无关。他们像别人结婚时的宾客一样，有时为受禅者授玺而已。有这样一个故事：宋末司空褚渊的儿子褚责去看望从叔褚炤，炤问：司空今日何在？贲回答说：奉玺绂在齐大司马（萧道成）门。炤不高兴地说：“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南史·褚裕之传附从孙炤传》）对待改朝换代，他们漠然置之，因为改朝换代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地位和荣誉。《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称：“自是（指魏晋）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天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改，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南朝帝室间的杀戮和门阀大族对政治风云的漠不关心，只是当时政治斗争和腐败的不同表现。

　　梁武帝的协调政策

　　梁武帝萧衍，是南齐的皇室。其父萧顺之在萧道成代宋的过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在南齐明帝大杀宗室的过程中，顺之的一家没有被杀。

　　萧衍是萧顺之的第三子。史称他“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南史·梁本纪》）。他与萧子良结交，是“八友”①之中的佼佼者，在仕人中颇有影响。东昏侯统治时，“内难九兴，外寇三作”（《梁书·武帝纪》上）。萧衍看到齐朝统治已不会很久，已立意取而代之。他在襄阳暗中大作准备“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南史·梁本纪上》，下同）。永元二年冬（501），萧衍于襄阳举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装舸舰，旬日大办”。因当时南齐的统治已腐朽之至，完全丧失了民心，故萧衍起兵后“百姓愿从者，得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一时声势大振。经过二年多时间，终于废齐建梁。

　　梁武帝统治的时间近半个世纪（502—548），是南朝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统治，可分两大时期。前期的统治较为安定，《梁史·武帝纪赞》称：“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只是到了晚年，委事群幸，政治也就不清不明了。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称帝之前，在基层政权机构干过一些年，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即位后，所实行的政策大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发展有益。

　　梁武帝重视统治阶级内部门阀大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在用人上采取调和政策。他一方面采取重用门阀中人，维护和扩大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使这部分人成为稳定政权的支持力量。同时，也注重寒门才学之士，起用他们担任机要之职。例如，他十分宠信的朱异，“遍览五经，尤明礼、易”（《南史·朱异传》），就出自寒门。门阀大族和寒门并重，是梁武帝选拔官吏的基本政策。

　　梁武帝认为宋、齐动乱，是皇帝御下太严所致。他竭力宽厚待人。在皇室内部，他想用骨肉恩爱来代替骨肉相残。他早年无子，将侄儿萧正德作嗣子。后来生了萧统，又将萧正德送还。萧正德从皇帝当然的继承者变成普通王侯，心中忿恨，竟引魏攻梁。后来萧正德又从魏逃回。梁武帝不但不治罪，还毫不责备。梁武帝对待兄弟也很宽容，他的六弟萧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南史·梁临川王宏传》）。他原以为萧宏在私藏武器，后来看到只是财物，便称赞他会积财。

　　梁武帝还令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制定出《梁律》。以后又令尚书令王亮、吏部尚书范云、尚书仆射沈约等加以修订。宋齐只沿用晋律，无所创制，至此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刑律。但《梁律》“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隋书·刑法志》），对官吏犯罪几乎没有约束。

　　梁武帝这些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对于维系统治集团内部团结，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但“急于黎庶”，终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缓于权贵”，又使统治集团无法无天，最后终于酿成恶果。但在梁武帝统治的前期，这些矛盾还未激化，在政治上尚能保持一个粗安的局面。

　　

　　① “不问马”，“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论语》中语。 ①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召揽文学之士，萧衍、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沈约、谢眺聚集于其间，号为“八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