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徭役的豁免

　　第五节 徭役的豁免

　　从表面看，秦汉的徭役与兵役在征发对象方面都具有普遍性与无差别性。如“更役”是凡成年男子每人每年应服的一月之役；又如戍边，是“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之役，“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的③，故盖宽饶之子“常步行自戍北边”④，被誉为美谈。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特别是通过徭役的豁免制度，使皇族、官吏、富人、地主都排除在服役对象之外，全部徭役与兵役实际上都落在劳动人民头上。这从秦汉时期免役的条件与对象的事实看，可明其徭役剥削的实质。

　　秦汉时期免除徭役的条件，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其表现形式也五花八门。但总的说来，不外“赐复”、“买赐”、“爵复”等三个类型。

　　 第一类型：“赐复”

　　第一类型的免役特权，来源于官府的赏赐，简称为“赐复”。它可分为下列六种情况。

　　（甲）给勤于耕织而纳粟帛多者赐复：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国就规定：“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①所谓“复其身”，即免除一人的徭役，其条件是：“大小僇力本业耕织”和“致粟帛多”。单讲前者，免役对象应包括农民在内，但结合后者，就只可能是私有土地较多的新兴地主阶级分子。

　　到汉代，这一免役条件发展成了如下二种情况：一是“为三老”者。如汉二年（前205年），“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②按照乡三老及县三老的条件而言，显然是农村中的地主分子。二是“孝弟力田”者，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③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冬十一月诏“朕……旅耆老，复孝敬。”④这种“孝弟力田者”，也是农村地主无疑。

　　（乙）给“高年”者的赐复：秦时还未见以高年免役的情况，到了汉代尊重老人的风气盛行起来了。贾山说：文帝“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颜师古注曰：“一子不事，蠲其赋、役也；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赋也。”①到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春二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注引张晏曰：“复甲卒，不预革车之赋也。”同年四月，又诏：“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身率妻妾遂其供养之事。”颜师古注曰：“若者，豫及之辞也。有子即复其子，无子即复其孙也。”②1981年9月，在武威出土的汉简中，有“王杖诏书令”木牍二十六枚，为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时之物，其中讲到“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鲲，女子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寡，贾市毋租，比山东复。”③（丙）给援军、“从军”有功者赐复：早在汉二年（公元前205年）二月，“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失中卒从事者，复家一岁。”④颜师古注“复勿租税二岁”语曰：“复者，除其赋、役也。”这次免役的对象，大多数是农民，但地区仅限于蜀汉与关中，时间分别为二年与一年。到了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五月，兵皆罢归家。诏：“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军吏卒……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颜师古注曰：“复其身及一户之内皆不徭赋也。”⑤这里的七大夫以下者，多系一般农户；诸侯子及有高爵者，都是贵族家属及官吏。故这次免役范围虽较广，其中农户并不多。

　　接着汉高帝又接连优复从军归者。如八年（公元前199年）三月，“令吏卒从军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复终身勿事”，其复除范围为平城附近诸城守卒及从军者。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六月，“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三月，诏：“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①这两次所复对象，虽然包括“士卒”，但绝大部分成了官吏、将领与勋贵，真正的农民是为数极少的。

　　（丁）给居于特殊地区的居民赐复：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四月，“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月诏：“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所与。”②这是刘邦优抚其故乡的措施，这中间自然包括农户在内。文帝时，给应募徙边者，“皆赐高爵，复其家”③，欲以鼓励应募者以加强边防，但实际情况却是“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颜注引张晏曰：“长爵，高爵也。虽受高爵之赏，犹将御寇，不得复除逸豫也。”又引苏林曰：“轻，易也，不易得复除，言难也。”④由此可见，虽有给徙边者“复其家”的规定，实际上却并未实行。另外，还有中岳山下居民三百户，“独给祠，复无有所与”⑤，实则这些居民“独给祠”，已经包括贡献与徭役在内。至于东汉，因刘秀生于济阳，故建武五年（公元29年）“诏复济阳徭役”⑥；建武二十年与三十年，分别“复济阳六年徭役”与一年徭役①。明帝以生于常山元氏县，故永平五年（公元62年），“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②。所有这些赐复，都以地区特殊之故。

　　（戊）给有特殊身份者赐复：所谓有特殊身份者，包括许多种情况，如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五月，“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③，便是给诸宗室成员免役的措施；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者，复其属。”④这同样是给宗族绝嗣者免役；景帝时，遗诏“出宫人归其家，复其身”⑤，便是给宫人免役；武帝时，曾“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⑥，这是给博士弟子免役的规定；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三月，以霍光“功德茂盛”，“复其后世，畴其爵邑，世世无有所与”；又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五月，诏“复高皇帝功臣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其毋嗣者，复其次”⑦，这都是给功臣后代免役；元帝因为“好儒”，于是规定“能通一经者，复”，颜师古注曰：“蠲其徭赋也”⑧，这是给儒者免役；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二月，“复贞妇，乡一人”⑨，这是给贞节之妇女免役。所有这些宗室成员、功臣后裔、博士弟子、通经名儒及宫人、节妇等，无一不是剥削阶级成员。

　　（己）为了一定的目的和实行某种政策而实行的赐复：属于这种情况者，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十二月，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颜师古注曰：“勿事，不役使也。”显然这是为了奖励生育而实行的免役政策。文帝时，晁错上疏，主张“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颜注引如淳曰：“复三卒之算钱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颜师古曰：“当为卒者，免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耳。”①这显然是为了增强武备以防御匈奴而实行的政策。又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五月，“大旱，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三辅民就贱者，且毋收事，尽四年。”颜注引晋灼曰“不给官役也。”颜师古曰：“收，谓租赋也；事，谓役使也；尽本始四年而止。”又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九月诏：“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颜师古注曰：“不出算赋及给徭役。”②所有这些显然是为了安抚流民而采取的措施。

　　以上六种“赐复”，以官府对百姓施仁政、布恩德、行赈济和奖励等方式出现，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其实质在于给宗室成员及其后裔、官吏将领本人及其后裔、诸侯王子弟、博士弟子、通经名儒、三老力田、节妇宫人，丰沛亲故、高年老人子弟及从军有功者给予免役特权，主要是扶植与优待地主阶级的措施，贫苦农民获得免役权利者为数极少，即使有之，也都是临时性的。因此，表面上人人均等、没有差别的徭役、兵役负担，实际上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均等性与阶级性。

　　 第二类型：“买复”

　　 第二类型的免役特权，来源于服役者用钱财买得，简称为“买复”。它又可分为下面三种方式：（甲）以入粟于官府获得免役特权：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有“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①的规定；秦始皇时期，进而实行过“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②的制度。及西汉文帝时，因边郡“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③，于是晁错建议：“募天下人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④文帝从之。“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到了景帝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县官以除罪”⑤。其具体作法是：“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⑥从此入粟买爵制便进一步制度化了。按入粟买爵同入粟买复，实有一致之处。因为买爵“至五大夫以上”，就可以“复一人”⑦；秦时只要买爵到第四级“不更”，就可以不服更役。由于免役的特权可以随爵位的高低而来，故入粟买爵就等于入粟买复。因此，孝武帝时，桑弘羊“令民入粟甘泉宫各有差，以复终身”⑧，把入粟与复除徭役联系起来了。

　　（乙）以入奴婢于官府而获得免役特权：关于输奴买复之事，尚不见于秦时史籍。但汉代史籍中确已有之。如文帝时，晁错建议改变边郡的屯戍制度，实行募民实边制。其所募之人，首先是“募罪人及免徒复作”者，其次是“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最后才是“募民之欲往者”①。到武帝时，由于“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复终身”②。这里的输奴婢拜爵，同上述入粟拜爵而获得免役特权如出一辙。因此，到武帝时正式变成了“入奴婢得以复终身”的制度。故入奴婢于官府，也是一种“买复”的方式。

　　（丙）以入羊于官府而获得免役特权：武帝时，在实行“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制度的同时，又实行“为郡增秩及入羊为郎”的制度。③《汉书·食货志》亦载此制，颜师古注曰：“庶人入奴婢，则复终身；先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复终身；多者，得为郎；旧为郎，更增秩也。”依此言之，入奴婢复终身，同“入羊为郎”是同一性质的。且郎官，得以侍皇帝左右，官吏有缺，先以郎补；惠帝时，还专门规定给各种郎官赐爵的制度，事详《汉书·惠帝纪》。由此可见，“入羊为郎”，确是获得免役特权的又一方式，也是一种变相的“买复”。

　　上述三种买复的方式，都是对富商、地主有利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入粟、入奴婢和入羊于官府的条件，贫苦农民是无以问津的。因此，通过“买复”，使得大大小小的地主、商贾及其他高赀富人，都能买爵至“五大夫”和“千夫”而符合免役的条件，从而使得徭役与兵役完全落到了贫苦农民身上，连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使得“征发之士益鲜”①。元帝时，也因“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②。

　　 第三类型：“爵复”

　　第三类型的免役特权，来源于爵级，简称为“爵复”。这种因爵位而免役的情况，同上述因入粟拜爵及入奴婢拜爵从而获得免役者不同，因为它不属于“买复”的范畴，而是通过爵位而自然享有之特权。如前所述，据秦制获得“不更”爵者，就可以不服更役；达到公大夫（二十等爵之第七级爵）以上爵者，便可以与令丞亢礼③。因此，凡因军功、事功和官位而获得爵位者，都在不服徭役、兵役之列。这种因爵而得复者，无疑更是官吏、贵戚和将领，一般平民之爵，在多次“赐民爵”的情况下，也是不许超过第八级爵“公乘”的④，故《居延汉简》中屡见有“公乘”以下爵而仍为戍卒、田卒者，可见贫苦农民是根本无法通过“爵复”途径而免役的。

　　综而观之，秦汉免役的“赐复”、“买复”与“爵复”三种方式，除第一种可能包括个别一般农户外，其余都是以官吏、将领、贵戚、地主、富商为对象的。故秦汉徭役制度在外表上的关于服役者的普遍性与无差别性等规定，只是掩盖其不平等性和残酷的阶级压迫剥削性质的手段。

　　上述徭役“复除”制度的阶级性所造成的徭役负担的不合理和不均等状况，尚有一件合法的外衣。除此之外，还有通过非法手段而造成的免役群，更扩大了徭役负担的不合理性与不均等性。例如云梦秦简的《秦律杂抄》有“县毋敢包卒为弟子”的规定，违者县尉、县令都要受到惩处。“包”是什么呢？据《汉书·外戚传·孝武李夫人传》注引晋灼曰：“包，藏也。”即不许县令、县尉藏匿卒作为弟子。结合秦简《除弟子律》考察，表明官吏弟子有专籍和特权。县令、县尉既藏匿卒为弟子，必与弄虚作假和逃避徭役有关，否则无此必要。秦简《傅律》有不许“匿敖童”的规定，《法律答问》有“匿户弗徭使”的情况，这说明通过非法手段，使应服役免除徭役的状况，秦时已经大量存在，故有为此制定法令的必要。又如西汉时期以“循吏”著称的黄霸，曾“以豪杰役使徙云阳”。颜师古注曰：“身为豪杰而役使乡里人也。”①这说明不仅黄霸本人不服役，而且还役使他人为自己服役。更有何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其家“赋税、徭役不为众先”，甚至根本不纳不役②。东汉之安定地区，“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③。这种非法免役的人愈多，贫苦农民的徭役就愈重；豪强的私役愈烈，劳动人民的灾难就愈深，徭役负担的不合理与不均等状况，就愈为严重。

　　

　　③《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语。

　　④《汉书·盖宽饶传》。

　　①《史记·商君列传》。

　　②《汉书·高帝纪》。

　　③《汉书·惠帝纪》。

　　④《汉书·武帝纪》。

　　①《汉书·贾山传》。

　　②均见《汉书·武帝纪》。

　　③《汉简研究文集》中的《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令册》一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均见《汉书·高帝纪》。

　　⑤均见《汉书·高帝纪》。

　　①均见《汉书·高帝纪》。

　　②均见《汉书·高帝纪》。

　　③《汉书·晁错传》及注。

　　④《汉书·贾谊传》及注。

　　⑤《汉书·郊祀志》。

　　⑥《后汉书·光武帝纪》。

　　①均见《后汉书·光武帝纪》。

　　②《后汉书·明帝纪》。

　　③《汉书·文帝纪》。

　　④《汉书·平帝纪》。

　　⑤《汉书·景帝纪》。

　　⑥《汉书·儒林传·序》。

　　⑦均见《汉书·宣帝纪》。

　　⑧均见《汉书·儒林传·序》。

　　⑨《汉书·平帝纪》。

　　①《汉书·食货志》及注。

　　②《汉书·宣帝纪》。

　　①《商君书·靳令》。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四年十月条。

　　③均见《史记·平准书》。

　　④均见《汉书·食货志》。

　　⑤均见《史记·平准书》。

　　⑥均见《汉书·食货志》。

　　⑦均见《汉书·食货志》。

　　⑧《汉书·食货志》。

　　①《汉书·晁错传》。

　　②《史记·平准书》。

　　③《史记·平准书》。

　　①《汉书·食货志》。

　　②《汉书·元帝纪》永光三年条。

　　③《汉书·高帝纪》。

　　④参阅高敏《秦汉史论集》中有关赐爵制度的篇章。

　　①《汉书·循吏·黄霸传》及注。

　　②《汉书·何武传》。

　　③《后汉书·西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