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间手工业

　　第二节 民间手工业

　　在官府经营的手工业外，秦汉时期的民间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其表现形式通常有三种：一为独立的民营手工业者所经营的手工业；二为大手工业主经营的手工业；三为同农业相结合并作为它的副业的个体小农经营的家庭手工业。三者各占多大比重，虽然很难准确回答，但三者同时存在却是可以肯定的。如当王莽时，“博征天下工匠”以建九庙。这些工匠被征发之前，显然属于独立的民营手工业者。《史记·平准书》所说的“诸贾人、末作”中的“末作”，当就是城市中的独立手工业者。由于他们大都拥有自己的手工作坊，故《史记》又称他们为“诸作”，《集解》引如淳释“诸作”曰：“以手力所作而卖之”，即以手工方式为市场而生产的独立手工业者。拥有大量奴隶或手工业劳动者，并用以采矿、冶炼和铸造器物的大手工业主，在《史记》、《汉书》的货殖列传中有集中的反映。至于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手工业，几乎比比皆是。因此，秦汉民营手工业一般存在这三种形式。

　　民营手工业的类别，也同官府手工业一样颇为复杂，但主要的要算采矿业、煮盐业、冶铸业、纺织业、造纸业及其他杂手工业。

　　 采矿业、煮盐业与冶铸业

　　我们知道，早在商鞅变法时，就“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①，“外收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②，随后就有“盐铁市官及长丞”的设置。这表明盐铁早已官营。但自从“汉兴，海内为一”，有了“开关梁，弛山泽之”的条件，于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③，私营工商业发展了，这中间自然也包括盐、铁的私营。加上文帝的“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的政策的实行，在“山东食海盐，山西食卤盐，岭南沙北，固往往出盐”的情况下，鲁国的猗顿“用监盐起家”；邯郸的郭纵“以铁冶成业”；巴蜀寡妇名清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也”；赵人卓氏“用铁冶富”，秦破赵迁之于临邛，仍“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长，拟于人君”；山东的程郑“亦冶铸”，秦灭六国后迁之临邛，仍营其业，“贾椎髻之民”；梁人孔氏，“用铁冶为业”，秦灭魏后迂于宛，仍“大鼓铸”，“家致富数千金”；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齐人刁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富数千万”④。

　　吴越一带，“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①，吴王刘濞得以“专山泽之饶”②，“擅障海泽”③，“即山铸钱，富埒天子”④。“邓通专西山”以铸钱，“财过王者”，以致“秦、雍、巴、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⑤。汉初所封赵国，也“以冶铁为业”⑥。封于山东之胶东国与鲁国，都以“鼓铸盐铁”为务⑦。所有这一切，除汉初诸封国之经营盐铁多少有王国经营的性质外，其余都是私营盐铁手工业主兼大商人。实则王国所经营盐铁，相对于西汉官府中央的官府手工业而言，也有私营性质。各王国君主，实为大的盐铁业主。

　　煮盐、冶铁、铸钱三大手工业，自汉武帝实行严格的从采矿、冶炼、铸造到销售的官营制度以后，私营的比重虽下降了，却并未绝迹。故西安城门外，发现刻有“汝南富坡苑里田戎卖”给官府字样的铜块⑧。元帝时，贡禹也说：“民坐盗铸，陷刑者多”⑨。即使在王莽严禁私铸钱币的情况下，私铸仍然不能断绝，出现了“坐……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人以至庶人，不可胜数”的局面，最后迫使王莽改变“私铸钱者死”的立法，“更轻其法”为“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⑩。到了东汉，郡国虽仍设盐、铁官，但只征税而已，实际上恢复了西汉初“纵民煮铸”（11）的制作度。因此之故，民营采矿、冶炼等民间手工业便迅速发展起来。以远在江南的桂阳郡来说，这里“县出矿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建武年间迁桂阳太守的卫飒，为了不使“招来亡命，多致奸盗”，就在这里“起铁官，斥罢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①。可见在卫氏“起铁官”之前，这里的私营采铁与冶铁手工业是十分发达的。又河内郡的林虑县，西汉在这里设有铁官，东汉这里仍然产铁。据《后汉书·党锢·夏馥传》，桓帝时，馥为人所陷，“乃自剪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家庸”。这个“冶家”既用钱雇人冶铁，其为民营手工业主无疑。其实，不单是一般平民，即使是皇亲国戚，也有私营冶炼之业的。《太平御览》卷八三三引壬子年《拾遗记》云：“汉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人，黄金为器，功冶之声，震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铸锻之声盛也。”显然，郭况实为一个大冶炼手工业主，不过像郭况所经营的手工业，就不能说是民营了，而是官宦人家的。

　　 纺织手工业

　　由于纺织手工业的材料来源容易获得，又不需要有雄厚的资金，一般小农家庭往往又是纺织手工业的兼营者，以致当时的统治者言及社会生产时，总是以男耕女织为标志。这表明家庭的纺织手工业是私营手工业的主要形式。由于家庭手工业的原料来源，主要依赖于农业的种植范围和水土所宜，于是随着各个地区气候条件的不同，带来了农作物产品的差别和产量的多少与优劣，从而使得不同地区的家庭纺织手工业也发生了差别。如河内的丝纺织业就比较发达。《后汉纪》卷二○，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九月，载朱穆奏记曰：“河南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这里的“调”，是调发、调运之意，意即在质帝本初元年之前，朝廷每年要向河内郡调发缣、素、绮、縠等丝织品八万多匹，而这些丝织品，都是河内郡的农民以纳税形式交给郡里的。如果农民没有普遍从事家庭丝纺织业的情况，是不会有这么多丝织品上交官府的。再从“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的话来看，表明有官府以钱购买丝织品的迹象，但实际上都是取之于民，更见缴纳丝织品者都是农户。据《后汉书·郡国志》，河内郡有户十五万。以十五万户之民，一次调丝织品十五万匹，合每户一匹，则河内地区丝纺织手工业之发达可知。又《居延汉简释文》卷三有“河内廿两帛八匹，三尺四寸大半寸，二千九百七十八”简文，可见河内地区丝纺织品已远销至边郡居延地区，反映出河内丝纺织品商品化倾向之突出。又曹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诏“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等“答汝（指倭使）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勾文锦三匹”，而此皆当时“好物也”①，可见绛地、绀地，也早已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质丝织品的集中产地。至于蜀、汉之地，则盛产蜀布；齐、陶之地，盛产缣；兖、豫之地，多产丝、絺、紵。故“齐、陶之缣”与“蜀、汉之布”并称②。汉简中也屡见“广汉八稯布”及“九秽稯布”等简文；“兖、豫之漆、丝、絺、紵”，“为养生送终之具”①；齐地“织作”的“冰纨绮秀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②；蜀地之“女工之业，覆衣天下”③，其所产的“锦”号为“蜀锦”，以致汉末三国时成了这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所谓“决敌之资，唯仰锦耳”④。还有鲁地，“颇有桑麻之业”；粤地“女子桑蚕织绫”；燕、代之地，“田畜而事蚕”⑤；三辅地区，出“白素”⑥。特别是巨鹿郡一带和任城亢父等，也以产缣称著，故官府曾给马援以“巨鹿缣三百匹”⑦；而《西京杂记》卷一载：“霍光之妻遗淳于衍散花绫二十五匹。”至于任城亢父所产之缣，则远销河西走廊及西域，故《流沙坠简考释》中有“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十八”的简文。还有陈留郡的襄邑，由于盛产优质丝织品，故官府在这里设有服官，而《论衡·程材》则有“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的话。《陈留风俗传》也有“襄邑……有黼黻藻锦，日月华出，以奉天子宗庙御服焉。”⑧此外，房县出御绵，朝歌产罗绮，清河产缣总，也同襄邑的缣绣齐名，故左思《魏都赋》有“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的概括。所有这一切，不仅说明丝织品与麻织品各有不同的产地；而丝织品中，又有锦、缣、绮、纨、縠、缟、绫、罗、白素、帛、绢等之分，又各有其集中产地。如此众多的纺织业产品，其中固然有的出于官府手工业，但小农经营的家庭纺织业和手工业主经营的纺织业，也不可忽视，而且在纺织技术上锐意改进者和具有专门纺织技术者，多在民营纺织手工业作坊中。东汉崔寔做五原太守时，为了发展本地的民间手工业，“乃卖诸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工作机及纺以教民织”①，可见雁门、广武一带，早已有技术高超的民间“织师”，而且五原一带民户也普遍学会了纺织技术。边远地区的情况尚且如此，中原地区自然更不用说了。

　　如果以纺织品来说，无疑更以民营手工业为主。因为麻的生产者都是小农，而且其绩麻、纺织，技术性较低，麻布的生产也形成了不同地区的不同特产；而且麻布的类别也很多。以著名的麻布产地来说，除前述之蜀汉地区的“蜀汉布”及“广汉八稯布”外，还有产于越地的“越布”，曾使“光武帝见而好之”，令会稽以此为贡②；还有东莱惤县所产之“惤布”。《说文解字》释惤曰：“惤布出东莱。”即其证。更有“江东葛”，《太平御览》卷八六引《魏文帝诏》中有“江东为葛，宁可比罗纨绮縠”语可证。此外，少数民族地区也多产布。如氐人称殊缕布为“絣”，西胡人称毳布为“■”，南郡蛮夷所出布称“賨布”，又叫“幏布”③。至于麻布的类别，许慎《说文解字》中已有緆、絺、绤、绉、紵、絟、繐、紨等之分，并谓“緆为细布”，“絺为细葛”，“绤为粗葛”，“绉为絺之细者”，“紵为枲类布白而细者”，“絟为细布”，“繐为细疏布”及“紨 为粗细布”。如果按纺织时所使用的缕的粗细而分，又有“七稯布”、“八稯布”、“九稯布”及“十稯布”等不同名目。《说文解字·禾部》云：“布八十缕为稯。”“七稯布”大约是最粗布，故多为徒隶者之衣。《史记·孝文帝本纪》：“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令徒隶衣七稯布。”可证。云梦秦简《金布律》有“褐衣”的名称，且用为刑徒与“隶臣妾”之衣。“枲”是制作褐衣的原料，枲即粗麻。可见秦汉时均以麻布供徒隶衣着用。实则，一般贫苦农民，也多作粗麻布，故一旦发迹为官，便称作“释褐”，意即脱下褐衣而穿官服了。八稯布与九稯布，多为戍卒所服用，故居延汉简中常见此等布名。至于十稯布，可能是最细的布，可以为官俸。《汉书·王莽传》所云：“一月之禄，十稯二匹。”即其证。

　　 制陶手工业

　　早在战国时期，制陶手工业就很发达，产地遍及齐、鲁、燕、秦、楚诸国。秦汉时期，更有进一步发展。秦的制陶手工业，多集中于凤翔，凤翔彪脚镇画砖最为出色。秦汉官府手工业中，也有专门主管制陶业机构和官吏。《汉书·地理志》载汝南郡安城设“陶官”，《齐鲁封泥集存》有“安城陶尉”封泥，便是例证。根据西安汉城出土的各种瓦当文中有“宗百官瓦”、“都司空瓦”及“右空”等文字来看，表明宗正属官都司空令及少府属官左、右司空令，实为其主管机构。汉武帝时期，官府制陶手工业达到了鼎盛时期。据《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华峤《后汉书》云：“卓曰：武帝时，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窑数千处，引凉州材木东下以作宫室，为功不难。”裴注引《续汉书》云：“杜南山下，有孝武故陶处，作砖瓦一朝可办。”由此可见，在终南山有官窑区，专门烧制官瓦。除官府制陶业外，民营制陶业也同样存在。特别是今之咸阳县窑村，汉人称“咸里”、“咸亭”或“咸阳亭”，就是西汉民营制陶手工业的集中地。因为在这里出土的陶器中，有“咸里高昌陶鼎”、“咸里直章陶壶”及“咸里亭久陶瓮”等等字样的若干陶片或陶器，而这些陶器上的文字，大都写上了私人的姓名，这同官府手工业题名的作法大不相同，故知为私人制陶者所题，亦得知汉之咸里为民营制陶业的集中所在①。

　　秦汉时期的制陶手工业中，值得注意的是釉陶的正式出现和彩陶的盛行。早在商代和西周，就已有在陶器表面上釉的开端。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商城遗址中，发现了一种豆青釉布纹陶尊，质地坚硬，有不吸水性。次年，在西安封普渡村西周长田墓中，也发现了带豆青色釉的陶豆。这说明商周时就已多少知道上釉的技术。不过，这时的上釉技术还仅仅是开端，陶器表面还没有光泽，色泽也不纯正。但是汉代北方的釉陶，不仅数量多，而且色泽或作浓黄，或作深绿；南方的釉陶，多是淡绿色或淡黄色，这说明上釉的技术已有发展。因为釉是一种矽酸盐，施于素底上，经过火烧，就成了有釉的光泽面，可以洗涤而不剥蚀，更不会被玷污。釉的色彩，取决于在砂酸盐里加入某些氧化物。如加入氧化铁即成黄色，经过还得火，又呈青色，即成青釉，也即青瓷的前身②。汉代的釉陶色彩纯正，这说明已经懂得加入氧化铁和掌握火候等技术。这就为瓷器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造船和造纸手工业

　　以造船手工业来说，属于官府者，《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缺载其主管机构及官名，但京兆尹有“船司空县”，颜师古注曰：“本主船之官，遂以为县。”以此言之，秦或汉初本有船司空一官。又同书水衡都尉属官有“辑濯令丞”，师古曰：“辑濯，船官，为檝櫂之假借。”《汉书·地理志》载庐江郡有楼船官，显然是郡国主管造船的官吏。从当时用船从事水战的需要量以及江南民间水上交通的需要来看，官府和民间的造船业应当都是存在的。从吴王刘濞能造“一船之载，当中间数十辆车”①的大船和公孙述能“造十层赤楼帛兰船”②等情况看，造船业的分工应当是很细致的。特别是长沙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型，前后有三舱，有桨十六支，后有舵，广州出土的木船一件，船上建重楼，桨十橹一。如无发达的民间造船业为基础，官府也无法造出这种大船来。可惜史料缺载，无以知当时民间造船业之详情。

　　造纸手工业的出现，是汉代历史上的大事。我国史学界公认：“纸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发明对人类文化传播与推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计量的。在中国，有了纸，才有印刷术的发明；有了纸，才能大量地抄书藏书印书，书籍才能流通，文化才能传播；有了纸，在世界艺术史上大放异彩的中国绘画才能得到蓬蓬勃勃的发展。纸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是同样大的。传到欧洲，就助成了世界历史上有名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进了社会的进化。”①事实正是这样，这些话一点也不夸张。西汉史籍缺载关于造纸的主管部门和官吏，但西汉时确已有纸的生产。《汉书·游侠·原涉传》，谓他在武帝时曾“削牍为疏”，可见这时尚无纸的使用。但《汉书·外戚·孝成赵皇后传》云：“时儿生八九日。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籍）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伟能即宫。”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蹏，犹地也，梁纸素令赤书而书之，若今黄纸也。”又引应劭曰：“赫蹏，薄小纸也。”由此可见，西汉后期，确已有纸使用。

　　东汉前期，已有纸写经、传者。《后汉书·贾逵传》云：章帝时，“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李贤注曰：“竹简及纸也。”所谓“简纸经传各一通”，即简写经传与纸写经传各一通。可见和帝之前，已有用纸写经传者。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传》云：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至冬，立为皇后。……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此事发生在蔡伦于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其新的造纸术以前三年，更见蔡伦之前早已有以纸充贡献之物者。近人劳榦在其《论中国造纸术之原始》一文中，说他于1942年秋天，曾在额济纳河流域的烽燧台下，在已掘旧坑中，发现了一张汉代的纸，尚可见三十余字，且此旧坑曾出土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及七年的兵器簿，还出土了一枚永元十年的木简。此纸出土的位置，在永元十年木简之下，表明它埋入地下的时间应在永元十年之前。由此可见，在元兴元年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已有纸的使用了①。1958年5月，在西安市郊灞桥的一座西汉墓中出土一叠大小不等的古纸片，共有八十八片。据鉴定，是用大麻的韦及树纤维制作的植物纤维纸。又1973年至1974年，在内蒙居延汉代遗址中，也发现了麻质纤维纸。可见，蔡伦之前确已有植物纤维纸，蔡伦只是改进了造纸术而已。到了东汉，官府造纸手工业正式规范化了，由少府属官尚方令主其事。《北堂书钞》卷一○四引《东观汉记》曰：“蔡伦典作尚方作纸。”又《太平御览》卷六○五云：“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伦纸也。”《后汉书·宦者·蔡伦传》云：“永元九年（公元97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李贤注引《湘州记》曰：“耒阳县北有汉黄门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后汉书补注续》云：“汉人能为纸者蔡伦之外，又有左伯。伯字子邕，东莱人。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又为之，而子邕尤得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邕之纸，妍妙辉光。’”由上可见，早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确已有纸的使用。不过这时的纸，多丝、絮参用造成。大抵这段时期，各地都在改进造纸的技术。故东汉和帝时前后，蔡伦、左伯同工造纸之术。他们的作法，显系总结大量民间造纸之法而成，并实现了从丝、絮参用造纸别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植物纤维造纸的飞跃。从此以后，用纸日多，如《北堂书钞》卷一○四引马融《与窦伯可书》云：“孟陵来赐书，见手书欢喜何量！书虽两纸八行，行七字。”又同书同卷引崔瑗《与葛元甫书》云：“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按马氏为顺帝与桓帝间人，崔瑗则为吏于安帝以后，可见在和帝时蔡伦发明造纸术以后不久，纸的使用便大为推广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造纸手工业的发展。

　　如上所云，东汉时期的民间手工业似有发展的趋势，至少采矿、冶炼与铸造手工业是这样。造纸手工业，则是新兴的手工业，官府未立专官经营，应以民营为主。造船手工业曾有官营者，但是主管机构并不很多，可能也以民营造船手工业为主。正因为如此，东汉时人王符曾以洛阳为例，描述当时手工业与商业等末业的兴盛情况时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千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①毫无疑问，这些为末业者，都是属于民营手工业。

　　

　　①《汉书·食货志》。

　　②《盐铁论·非鞅》。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④《史记·货殖列传》。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盐铁论·禁耕》。

　　③《盐铁论·错币》。

　　④《汉书·食货志》。

　　⑤《盐铁论·错币》。

　　⑥《史记·酷吏·张汤传》。

　　⑦《汉书·终军传》。

　　⑧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⑨《汉书·贡禹传》。

　　⑩《汉书·食货志》。

　　①《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①《三国志·魏志·倭人传》。

　　②《盐铁论·本议》。

　　①《盐铁论·本议》。

　　②《汉书·地理志》。

　　③《后汉书·公孙述传》。

　　④《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诸葛亮集》。

　　⑤《汉书·地理志》。

　　⑥范子：《计然书》卷下。

　　⑦《太平御览》卷八三一引《东观汉记》。

　　⑧《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

　　①《太平御览》卷二六三引崔寔《政论》。

　　②《后汉书·独行·陆续传》。

　　③均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有关字义。

　　①上所引陶器字样，均见《关中秦汉陶录》卷一；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②参阅：《中国青瓷史略》。

　　①《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②《后汉书·公孙述传》。

　　①季羡林《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11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①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册。

　　①《潜夫论·浮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