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民及其他劳动者

　　第三节 农民及其他劳动者

　　秦汉时期的农民阶级，像在别的封建时期一样，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如上文所说，地主阶级内部有全国最高的地主，有世家、豪族和高资富人，还有各种中小地主。农民阶级内部也有各种不同身份的劳动者，有在官府授田制下劳动的农民，有租佃官田的农民，有在官田劳动的佃户和雇工，还有其他形式的依附农民及有较多人身自由的自耕农。这些不同身份的农民，基本上都在什伍编制之内，都称作“编户齐民”。不过“编户齐民”并不完全限于农民，也包含一定数量的新兴的地主。另外，还有牧区的牧民、官民手工业中的劳动者和奴隶身份的劳动者。

　　 秦代的农民

　　秦代的农民，以在官田劳动的佃户性质的劳动者占主要地位。这是由于秦皇朝时期对春秋战国时期已有的社会情况的继承和发展，也由于长期战争之后，官府直接控制了大量土地，因而有条件吸收广大农民，使其束缚于土地上。

　　秦代在官田劳动的农民，是通过“授田”的方式，从官府领取份地进行耕种。从战国时起，秦国就实行授田制。云梦秦简《田律》规定，被授予田地的农民，按照其受田的顷亩多少，无论其是否完全垦种，都要向官府缴纳刍藁作为租赋。每顷缴纳刍三石、藁二石。同时，还规定授予农民土地以“封”为界，不许私自移动。秦律《法律答问》说：“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佰（阡陌）。顷半（畔）封殹（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这就是说，私移阡陌封界、扩占土地是有罪的。于是，被授田的农民，通过授田被束缚在官田上，成为由封建统治者直接控制的依附农民，不再是奴隶，也不再是村社成员了。这种授田制度，自商秧变法以来，到秦朝统一以后，一直沿袭下来。

　　秦统治者除了通过授田以份地形式把官田分给农民外，还把官田直接租佃于贫苦农民，这是封建依附关系的另一种形式。秦律《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个答问：“部佐①匿者（诸）民田，者（诸）民弗智（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可（何）为？已租者（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为匿田。”这是指掌管官田的田官——部佐，为了把官田的地租据为己有，便“隐诸民田”，即隐瞒已经租佃与农民的官田，不向官府呈报，以便从中渔利。《法律答问》指出，如果部佐已把官田租给农民而不上报，即“已租者（诸）民，弗言”，便以匿田论罪。如果未租，即未曾把官田租给人家，“不论为匿田”，即不以匿官田论处。从这条答问中，可见秦代以授田方式形成的依附关系而外，还存在着以租佃方式出现的另一种封建依附关系。

　　这两种不同形式下的农民，虽同是依附于官田的佃农，但也略有差异。授田制下的农民对土地有长期使用权，或说是有一定的占有权。采取租佃形式的农民则未能保证对土地的长期使用，而且跟租佃私家土地的佃农相同。从封建国家对两种不同形式的官府佃农的剥削情况来看，授田制下的佃农每年“顷入刍三石，藁二石”，这是以赋税形式出现的地租，是地租与课税的结合。租佃制下的官府佃农，只能是按其租种的土地数额缴纳地租。他们虽同是缴纳地租，但在形式上却有差别。授田农民是以赋税形式出现的，与一般自耕农民差不多。而租佃农民缴纳地租的形式则与私家佃家完全一样，所缴纳的地租数额也同私家地租的“见税什五”差不多，其剥削率较之授田制下的农民要高一些。由此可见，官田的两种不同剥削形式：授田制与租佃制之间无论在土地的使用上和赋税的缴纳上都有些差别，从而他们对封建政权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程度上也有所不同。相对而言，采取租佃形式的佃农同封建政权之间存在着较为严格的封建依附关系，而官府对授田制下的农民的控制则相对地要松弛一些。

　　除了依附于官田的依附农民而外，还有依附于民田的依附农民。早在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耕种民田的依附农民和雇农的数量遂日益增多。由于当时对赋税徭役的繁重，“悉租税，专民力”，迫使农民或是“附托于有威之门，以避徭赋”①，或是离乡背井去佃种“豪民之田”，依附豪富地主，缴纳“见税什五”的高额地租，并为之服务。他们跟地主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农村中已有一部分破产农民，只有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成为受地主雇佣的雇农。《韩非子·外储说》：“齐桓公微服巡民家，人有年老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又说：“夫卖佣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由此可见，从春秋战国以来即已出现雇农。到了秦代，随着赋役的繁重和破产农民的增多，“卖佣而播耕”的“庸客”也就可能增加。如“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②雇农虽然同主人之间没有直接隶属关系，但他们没有自己的独立经济，而且还负担官府的徭役，生活非常困苦，一遇疾病灾害或征发远戍无法出卖劳动时，举家生活便难以维持，陷入绝境，出现老弱死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的悲惨景象。

　　当时除了广大的依附农民和雇农而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自耕农跟小农不是一个概念。自耕农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而小农主要是从生产规模方面说的。自耕农必然是小农，而小农则于自耕农以外，还包括有各种依附农民和雇农。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有自耕农的出现。他们之中，有的是反抗奴隶主贵族斗争中脱离奴隶制羁绊的奴隶和平民，从事垦荒，获得小块耕地；有的则是失势的破落贵族，下降到耕种小块土地的平民，如范氏、中行氏在晋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失败后逃往齐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①。自战国以来以至秦代，都保持一定数量的自耕农民。《吕氏春秋》所谓：“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②，这种有产业而重迁徙的农民，当即自耕农民。《韩非子·六反》：“今家人之治产也，相恶以饥寒，相强以劳劳，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这说的也是自耕农民，说他们如能勤劳治产，在他们的小块土地上尽力耕种，可致温饱，否则就有破产之虞。由于自耕农民处境艰难，因而有些自耕农民放弃种地，卖掉田宅从事别的谋生之道，如《韩非子·外储》所说：“中牟之民，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到了秦朝后期，赋役更加繁重，自耕农民的处境也更为困难，“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③，生活陷于绝境。自耕农的社会地位优于佃农和雇农，但在繁重赋役的压榨下濒于破产，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降为佃农或雇农，甚至沦为奴隶或刑徒。

　　以上不同阶层的农民，虽然在身份地位上有所差异，但仅是大同而小异，他们同是受着秦朝政权和地主阶级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自耕农民虽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然而官府却用强制手段，通过什伍组织、户籍制度和法律上的各项规定，把他们编制起来，束缚在土地上为官府纳税服役，同佃农、雇农一样地为地主阶级提供剩余劳动。秦统治者所制定的秦律，就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阶级的沉重枷锁和压迫农民的暴力手段。在云梦秦简中，就有强制农民从事无偿劳动的《徭律》和强迫农民缴纳田租赋税的《田律》、《仓律》，还有用暴力镇压农民的《捕亡律》、《傅律》等。这些刑律的规定是非常苛刻的。比如《徭律》规定，农民服役失期的就被处以罚款以至斩首的刑罚。在秦统治者急政暴敛下，“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死者相望”①。“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室而七。”②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终于爆发了推翻秦朝残暴统治的农民大起义。

　　 秦代的手工业劳动者

　　秦代，在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劳动者中，有具有一定自由身份的工匠，有丧失人身自由的刑徒和官奴婢，而后者比工匠所占的数量要大些。

　　具有一定自由身份的工匠，多系由民间个体小手工业者和农民中征调而来，即云梦秦简中所说的“工”。在秦律的条文中，凡官吏犯法较轻者皆处以罚款，而一些有关罚款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工，可见工在身份上与吏相近，说明他们具有一定的自由身份。

　　刑徒，是因犯法被判处徒刑的人，其中多数系贫苦的农民。秦始皇专任刑狱吏，采取“以刑杀为威”的统治政策，人民动辄犯法，以致出现“赭衣塞路，囹圄成市”①的情况。二世时，“法令诛罚日益深刻”，人民动辄犯法，被处刑罚。他们在服刑期内，丧失人身自由，从事各种无偿劳役（有时也被征发服兵役），其身份地位大抵同奴婢差不多。在当时官营手工业中，尤其是在筑城、修路、营造宫室的土木工程中，刑徒人数最多，仅修阿房宫和骊山墓的刑徒就多达数十万人。根据《汉书·刑法志》和云梦秦简所载，秦时刑徒的名称，有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候等。罪重的，要受黥刑（面上刺字）和劓刑（割鼻）。其中，舂、白粲皆为女刑徒。各类刑徒服役年限，秦律未有明文规定。秦律《法律问答》中规定刑徒犯有诬告罪的，在原来判刑的基础上“又系城旦六岁”，这说明城旦的服刑期是六年，可见秦代刑徒是有刑期的。

　　各种不同名称的刑徒，虽各有专职，如城旦之修治城垣，鬼薪之为祭祀鬼神采伐薪木，舂、白粲之舂米、择米，但实际上则兼任其他各种工种，并不完全从事原来规定的工种。如铜器铭文“上郡戈”云：“廿五年，上郡守庙造，高奴工师竃、丞申、工鬼薪戠。上郡武库。洛都。”文中郡守系这一铜器的监造者，工师、丞系主造者，制造者即直接生产者，称为工，由鬼薪戠承担。据《汉书·刑法志》，隶臣妾是刑徒中的一种，但据秦律来看，隶臣妾的服役是终身性质，除非立有斩首军功不能赎免。就是“老当免”的隶臣妾，也得有成年男子顶替才能获得自由。隶臣妾的子女仍为隶臣妾。一般刑徒带刑具，穿赭衣，有的还要受肉刑，而隶臣妾却同一般奴婢一样，不受肉刑，也不带刑具和穿赭衣，所以秦代的隶臣妾是奴隶身份，同汉律中的隶臣妾是服刑的刑徒有所不同。

　　在官营手工业作坊劳动，秦律中称为隶臣妾（男为隶臣，女为隶妾）的官奴婢为数不少。他们之中，有的是犯法的罪人及其家属；有的是秦统一六国中所俘获的战俘，如秦律所说：“寇降，以为隶臣”；有的是秦在统一以前原有的官奴婢及其子女；有的则是从罪犯那里没收而来的奴婢。秦统治者除以其中一部分官奴婢赐与贵族官吏作为家内奴仆或是用来耕种官田外，其余被认为能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被派往土木工程修建场所或其他手工业作坊。这就需要对官奴婢进行一番挑选的工夫。秦律《均工律》说：“隶臣有工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人仆养。”这是不允许让有技能的官奴婢终身丧失人身自由。但如要免除奴籍，则只有在被征发从军中立下杀敌斩首的战功，才能作到，如秦律《军爵律》所说：“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免除奴籍），昔令为工（工匠）；其不完者①以为隐官（监司刑徒役作的机构）工。”隐官工的身份地位高于一般官奴婢，而低于工匠。

　　秦统治者对广大奴婢、刑徒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秦朝廷为了加强对官手工业的管理，强制手工业工匠，特别是强制奴婢、刑徒从事生产劳动，制订了苛刻的刑律，如秦律中的《工律》、《工人程》、《均工》等篇。这些刑律是秦统治者套在奴婢、刑徒身上的沉重枷锁。从律文中反映出秦统治者对奴婢、刑徒的残酷奴役。

　　在秦官手工业作坊有不少的妇女儿童充当苦役。他们多是罪犯家属或奴婢子女（“奴产子”），即秦律中所说的“小隶臣妾”、“小城旦”。小隶臣妾成年后为大隶臣妾，即一般成年奴婢，如秦律《仓律》所载：“小隶臣妾以八月傅（登记）为大隶臣妾。”《仓律》还规定：“隶臣、城旦不盈六尺五寸①（约合今1.50米），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约合今1.40米），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约合今1.20米），皆作之。”身高1米20的小奴婢、小刑徒就要开始服苦役了。秦律还规定：“城旦为工殿者，治（笞）人百”；“大车殿，赀司空啬夫一盾（监工人员罚款），徒笞五十”。秦统治者明文规定，把鞭打作为维持劳动生产率的手段，用以镇压怠工。秦统治者的残暴，激起了广大奴隶、刑徒的愤怒。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就有不少的奴隶、刑徒参加起义，成为反秦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秦代的私营手工业，包括豪族富商经营的作坊、矿场，个体小手工业，以及地主、农民的家庭手工业等几种不同的组成部分。早在战国时期“工商食官”制被打破之后，私营工商业逐渐兴起，各地豪富、贵族为了广其产业，蓄养奴婢和一部分依附人口，或是从事家内劳动，或是从事生产劳动。秦朝统一全国后，实行徙豪富的政策，把关东各国的贵族、豪富分别迁徙到关中以及蜀郡各地。这些人中的一些豪商大贾迁徙到各地后重操旧业，冶铁煮盐，主要是使用奴隶劳动进行生产，生产规模还相当地大。

　　个体小手工业者多从事于纺织、陶瓷、锻打（金银器、铁器）、漆器、木器、鞋帽、制车、制盐、制酱等小手工业，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自己制造，自己销售，其身份地位类似农村中的自耕农民。在农村中还有一些闲散的手艺人。他们是农民中具有某种手工业技术专长的人。他们自己没有生产资料，也不参加销售，只是利用农闲时间为人帮工做活，受人雇佣，其地位类似农村的雇农。至于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当时“男耕女织”已成习俗，主要是生产布帛。

　　 秦代奴隶制残余的严重性及其历史地位的估计

　　秦代官私手工业中，是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在农业生产以及在其他各种非生产性劳动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从事劳动。由于秦法苛酷，人民动辄犯法，罪犯及其家属被没为奴者为数甚众。在统一战争中也有不少六国军民被虏为奴。还有一些贵族、官吏、地主及其家属因罪籍没为奴的。因而，秦代奴隶制的残余是相当严重的，一度出现了回升的趋势。秦律中关于奴隶的规定甚多，其比重仅次于防止农民反抗的“盗贼”条文。

　　秦代奴隶制残余虽然相当严重，但并不能因而改变封建社会的性质。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仍是农民阶级。其一，在当时作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生产中，虽也使用奴隶劳动，但耕种官田和民田的绝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是农民。在手工业中，除了官营手工业中奴隶劳动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大部分的手工业生产仍由个体手工业者和农民以及官私手工业中的工匠承担。农民阶级不仅是朝廷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也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其二，秦代奴隶制残余虽然相当严重，但自战国以来，这种奴隶制残余已经长期地同封建生产关系融合在一起，成为封建剥削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从奴隶的占有者来说，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要是为各级奴隶主所占有。战国、秦代虽有工商奴隶主，但他们占有奴隶的数量远远不如地主之多，地主是当时奴隶的主要占有者。当时的奴隶劳动是被控制在地主手中，已被纳入封建经济体系之中，成为其附属物。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中奴隶制残余所以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初期奴隶制残余之所以相当严重，除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之外，就是因为奴隶制残余已经成为封建剥削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

　　秦代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奴隶的身份地位已开始发生变化，已经不同于奴隶社会的奴隶。

　　第一，根据秦律的规定，奴隶的生命、人身虽仍然得不到保障，但对奴隶任意施加私刑以至杀害，是受限制的，不像奴隶社会那样可以对奴隶为所欲为了。例如秦律《告臣》爰书中说：“某里士伍甲”因其奴“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甲欲斩其左趾，将其“缚诣”官府，请“斩以为城旦”。又如《黥妾爰书》中说：“某里五大夫乙”因其婢妾“悍”，命家吏将其缚送官府，请求处以黥刑。这正如《史记·集解》引服虔注云：“杀奴婢皆当告官”，主人不得任意加以处置。这说明那时奴隶的地位较之奴隶社会有所改善，因而奴隶社会杀奴殉葬的陋习，在秦汉时期已基本扫除；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现象。

　　第二，奴隶赎身机会的增多。商周时代的奴隶终身为奴。到了春秋后期，开始出现奴隶可以通过立功赎身的事例。奴隶赎身的途径逐渐增多了，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是人赎，即以亲邻代其为奴以求赎免，如秦律《仓律》所说：“隶臣欲以丁邻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隶臣妾欲以丁邻一人赎，许之。赎者皆以男子，以其赎为隶臣。”这种以二人赎一人、以壮赎老小的赎取条件是比较苛刻的。二是“冗边”赎，即在规定的服役期外自愿戍边五年来赎取其母或姊妹一人，如秦律《司空律》所云：“百姓有母及同生为隶妾，非谪罪也，而欲为冗边五岁，毋赏（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许之。”三是以爵赎，即以归还爵位来赎免，如秦律《军爵律》规定：“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许之。”这种办法是对有爵位的官吏、地主的照顾。四是以军功赎，即奴隶本人或其亲属立有军功者，可以赎免其本人或其亲属为庶人，如秦律《军爵律》所云：“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至于家奴婢，则是“偿身免”，可以由主人放免，免去其赎偿身价。

　　第三，秦代奴隶中出现少数有自己独立经济的奴隶。其中有的是夫妻双方只有一方被籍没为奴者，则其家得保有财产。如夫妻未离异，应共同享有财产，则被没为奴的人仍享有财产。如秦律《法律问答》所说：“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服当收不收？不当收。”“妻有罪以收，妻媵臣妾、衣服当收？畀夫？畀夫。”有的未有家室者，法律虽然未有明文规定允许其私有财产，但实际上是有私有财产的，如秦律《金布律》所说：“隶臣、府隶之无妻者”，夏季得缴纳夏衣费五十五钱，冬季得缴纳冬衣费一百一十钱；“隶臣妾之老小不能自衣者”，“冬入钱五十五，夏卅（三十）四钱；其小者，冬卅（四十）四钱，夏卅三钱”。如无独立经济，是无法缴纳这些钱的。至于民家奴婢，也很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如《法律问答》所说：“人臣甲谋遣人妾乙盗主钱”；“人奴妾盗其主父母，为盗主”。假如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则盗主何为①？上述史实，说明秦代奴隶跟奴隶社会的奴隶相比，他们的身份地位已开始有所提高。

　　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秦代奴隶制残余之同封建制逐渐结合，并成为它的补充形式，但这并不是说落后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同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完全解决了，也不影响封建经济的发展了。在封建经济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奴隶制作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并不自愿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在起着桎梏的作用。秦代的严刑峻法，迫使众多的农民被沦为奴婢、刑徒，使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大为减少，从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秦朝末年农业生产的萎缩，与农民沦为奴婢、刑徒人数的日益增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可低估的。

　　 两汉时期的自耕农

　　在两汉时期，战国秦代以来封建经济结构基本上形成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此外，也还有相当数量的个体手工业劳动者和奴婢。两汉时期的阶级结构同秦朝没有什么差别。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广大劳动人民的身份地位没有显著的改变，但在不同程度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从农民阶级来说，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依附农民。自耕农在农民中的比重有了一定的增加，但自耕农的地位不稳定，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两汉时期自耕农比重的升降，对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和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都有影响。

　　两汉时期，尤其是西汉初年，自耕农的数量曾经有过大幅度的增加，在农民中的比重显著上升。汉初七十年间，自耕农数量之所以增加，主要是由于秦末农民大起义给予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为广大的依附农民、刑徒、奴隶恢复人身自由并获得小块耕地创造了条件。

　　西汉建立之后，针对当时社会生产凋敝、人口大量减员的情况，高祖为招抚流亡，奖励垦荒，于五年（公元前202年）下诏，令兵解甲归田，赐以田宅。其中少数功高地多者转化为地主，多数兵则转化为自耕农。在同一诏书中还规定：“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户籍），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①这包含以下两项内容，一是招抚在战争中流亡山泽的人口还乡，恢复他们的田宅爵位，其间既有地主，也有自耕农；二是赦免在战争中因饥饿自卖为奴的人为庶人，给以从事个体经营的机会。在当时土地大量荒芜、人口“十才二三”的情况下，这些人很可能成为从事垦荒的自耕农民。汉统治者解放他们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使其垦荒，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

　　高祖以后，惠、文、景各朝相继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减轻刑罚，使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如《汉书·食货志》所载：“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以民田及奴婢为限。”“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西汉初年，自耕农的个体经济当一度出现相对稳定的局面。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自耕农的个体经济毕竟还是很难稳定的。在号称承平盛世的“文景之治”时期，就已产生了不稳定的因素，出现了土地兼并的苗头。

　　到了武帝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经济势力逐渐膨胀起来，汉初七十余年间经过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被分割掠夺，兼并之风日益加剧，以致自耕农随时有破产及濒于死亡的危险。为了加强集权，汉武帝以“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①，在打击诸侯王和富商大贾的同时，曾经采取了一些打击豪族势力的措施，对敢于反抗朝廷的地方豪族大肆诛杀。但由于西汉朝廷究竟还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它对豪富的打击，只能局限在加强朝廷集权的范围内，并不能真正解决兼并的问题，对于改善农民的地位也不能带来什么好处。此后不久，豪富势力更加嚣张起来，以致宣帝时涿郡人民有“宁负二千石，毋负豪大家”的谚语。西汉后期，这些豪富大族伙同封建贵族，照旧兼并，并把破产农民沦为受其奴役的依附农民。元、成以后，西汉朝廷日趋腐朽，“大兴繇（徭）役，重增赋敛，征法如雨”②，包括自耕农民在内的广大农民，生活条件日益恶化。哀帝时，鲍宣曾上书指出：“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七亡”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无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等。七死是“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无辜”等。这时，广大农民的生活已经陷入绝境，因而，鲍宣向朝廷提出“欲望国安，诚难”③的警告。西汉政府和新莽政权为解决由于土地兼并、自耕农破产而引起的社会危机，曾先后提出“限田限奴议”和王田制，都以失败告终。

　　东汉初年，由于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又一次给予封建统治和奴隶制残余以沉重的打击，一部分失去土地的自耕农以及农民战争中摆脱奴役地位的奴隶和依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东汉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在光武、明、章三朝相继实行了释放奴婢、招抚流亡、减轻赋役、奖励生产等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因而自耕农的地位又有所上升，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云：“是岁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东汉政权是在豪族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东汉建立以后，这些豪族地主又取得了世家地主的贵族身份。东汉时期的豪族势力较之西汉更为猖獗。东汉初年度田政策失败后，土地兼并逐渐加剧，自耕农的个体经济也就日益萎缩，破产的农民越来越多。

　　 两汉时期的依附农民

　　两汉时期，虽然自耕农的数量增加了，特别是农民战争之后更有了增加，但自耕农仅占有小块土地，而且他们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定。总的说来，全国大部分土地仍然掌握在官府和不同等级的地主手中，依附农民仍占农民中的多数。

　　两汉时期的官田，一般是授田制与租佃制的并行。关于汉代授田制，见于记载者不多。但对于已经赐封中的封户，一般当系授田制下的农民。因只有这种农民，才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才得成为被封的对象。租佃制，是以租佃方式假与无地贫民。这些假官田的农民同授田制下的农民，都是官府的佃农。昭帝时，在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曾与贤良文学就“假公田”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辩论。贤良文学认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之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公田转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尽”，不如以“‘公田’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这就是主张以“公田”分与自耕农民，由官府征收赋税。这就是授田制的形式，这受到桑弘羊的反对。他认为：“池鄣之假”可以“致利以助贡赋”，是朝廷的财源之一，“今欲罢之，绝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殚，困乏之应也”，驳斥了“公田转假，利归权家”之说。会议结果，仍然维持桑弘羊的原议。因而西汉后期与东汉时期“假民公田”的记载，史不绝书。当时租种官田的佃农向朝廷缴纳的租税，称为“假税”。武帝、昭帝时期的“假税”大致与当时自耕农缴纳的赋税差不多，所以《盐铁论》说：“假与税殊名，其实一也。”同时，官府佃农同朝廷之间的依附关系，比起民田的佃农来，相对地说，也比较松弛一些。但到了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假税的税率逐渐加重，达到生产物价格的百分之五十①，同耕种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相同。

　　汉初，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募民徙塞下”，为汉代进行屯田之始。到了武帝以后，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在西北边郡进行大规模的屯田。屯田有民屯与军屯之分。民屯是迁徙内地贫民到边郡屯垦，如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①。这些内地移民到达边郡后，由政府假与公田，贷与耕牛、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开始屯垦时，由政府供给衣食，屯田民则向政府缴“假税”。这些在边郡租种官有土地从事屯垦的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存在的封建依附关系，同租种官田的农民，同是朝廷的佃农。军屯，在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②。次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③。后来又在天山南北进行屯田。从事军屯的，除戍卒外，还有刑徒同弛刑士（遇赦的刑徒）。他们每人垦田二十亩④，由官府供给种子和生产工具。耕者及其家属也由官府供给衣食住宅。每年向政府缴纳地租四斗，余粮由官府收购。屯田戍卒、刑徒、弛刑士在缴纳田租上虽与招募的屯田民相同，但是他们耕种屯田仅限于戍守和服刑期间，具有徭役劳动的性质，并非长期依附在官田上，因而他们的身份并未因从事屯垦而改变。

　　在两汉时期的依附农民中，除官府佃农外，存在着大量的私家依附农民，而又以豪富及世家大族控制下的依附农民占多数。

　　如前所述，从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剧烈，豪强势力的急剧发展，封建依附关系不断地加强，沦为“徒附”的依附农民越来越多。在豪富大地主的田庄里，有大量的“徒附”。此外，还有不少的奴婢。依附农民是豪富田庄的主要劳动人口，奴隶劳动居于辅助地位。

　　在两汉时期封建依附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依附农民的数目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身份地位也日益低下。西汉末年，王莽在下令改制中曾说：“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①所谓“分田劫假”，《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云：“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利也。假，亦谓贫人赁富人之田也。”由此可见，西汉末年耕种豪富地主之田，缴纳的田租占耕耘所得百分之五十。到了东汉时期，豪富对依附农民的剥削更是变本加厉。后汉人荀悦所说：“豪强占田逾多，浮客输大半之赋”②，这比百分之五十，还要多了。广大依附农民不仅经济生活困苦，而且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③，沦入农奴化的境遇。奴役他们的豪富地主们，则“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极尽奢侈腐化之能事。所以荀悦《汉纪》说：“豪强之暴，酷于亡秦。”

　　 两汉时期的宾客、“宗族”和雇农

　　两汉时期隶属于豪富大地主的依附农民，除佃户外，还有宾客和“宗族”。

　　宾客，简称客，是与地主不同宗族的依附人口，其地位略高于一般的佃客。他们来源于战国时期诸侯、贵族所养的“士”，原是自由身份，有的还居于幕僚、贵宾的地位。到了西汉前期，一些诸侯王和贵族官吏，如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丞相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等，皆以喜宾客著名当世。他们所养宾客，多为文学、计谋之士，为之出谋划策。他们的地位大抵与战国时宾客相同，保持着自由身份。但当时宾客之中，也有一些游食之徒，投在贵族门下，供其驱使，甚至依仗主人权势欺压平民，充当其剥削压迫人民的鹰犬，如将军灌夫“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今河南禹县）”①。这样，宾客与主人之间就已具有人身依附关系。西汉中叶以后，豪富地主们为了扩大他们的势力，纷纷招纳宾客。当时豪富地主的田庄，有的就不仅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也是武装割据的据点。于是，为这一势力服务的宾客，便逐渐地降低身份，参加田庄内的生产活动和军事组织，成为一些豪富地主的依附农民和家兵部曲了。在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中就有不少的宾客充当地主武装，参加作战。如南阳豪族岑彭“王莽时守本县长。汉兵起，彭将宾客战斗甚力”②；颍川豪族臧宫“少为县亭长、游徼，后率其客入下江兵中为校尉，因从光武征战”③；又一南阳豪族邓晨“世吏二千石，……及汉兵起，晨将宾客会棘阳（今河南南阳附近）”④。这样，宾客的身份地位便一落千丈，从过去贵族官吏的座上贵宾下降为豪族驱使的依附人口，同其他依附人民没有什么差别了。因此，宾客的成分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很少有文人谋士厕身其间，而是以游食之徒和破产农民为主了。东汉时，宾客地位进一步下降。他们的户籍一般附属于主人户籍之内，不再由官府管辖。例如东汉末年济南豪族刘节的“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节家前后未尝给繇（徭）”①。未尝服徭役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在刘节的庇荫之下，没有正式的户籍。这说明宾客与主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东汉末年以后，宾客和奴婢并称为“奴客”。三国以后，宾客与佃客合二而一，统称佃客，连名义上的差别也消失了。

　　“宗族”，是与豪族地主有着同宗关系并隶属于豪宗地主的依附农民。两汉时期，各地豪族地主多是聚族而居，但由于同族中的不同人家有贫富贵贱之分，因而分化为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与被统治的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民与依附农民）。宗族人口中的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大都租种豪族地主的田地，隶属豪族地主。豪族地主不仅利用这种隶属关系来控制同宗的依附农民；而且还利用血缘关系以族长的身份来控制他们。按照封建宗法的风习，族长是宗族中最有权威的人物。豪族地主利用他们的权势占有族长的地位，并施行一些小恩小惠来笼络同宗族的贫苦农民，借以加强其对同宗依附农民的统治，并借此建立起一个以族长为核心的血缘集团，用以割据称雄，反抗官府。一旦有事，他们便合族相随，或举兵屯聚，或转徙避乱。同宗的依附农民的身份地位虽然略高于非同宗的依附农民，但他们跟非同宗依附农民一样，既受高额地租的剥削，又要为同族豪富打仗卖命，充当其家兵部曲。宗族和宾客是构成两汉时期地主武装的部曲和家兵的基干力量。三国以后，宗族仍然是在门阀士族的依附人口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除依附农民、自耕农民外，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还有雇农。两汉时期，雇佣劳动的范围较之秦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部门都使用雇工，当时称之为“佣”或“佣作”。雇佣劳动在当时农业生产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在农村中特别是在农忙季节，雇佣劳动是相当普遍的。不仅地主有雇工，农民也有雇工。当时农业生产中，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雇佣劳动。一种是自愿的雇佣，来去有一定的自由。这种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农，其地位相当于自耕农。当时称这种雇佣劳动为“市佣”、“卖佣”。据《汉书》和《后汉书》记载，两汉时期，有一些贫寒出身的官吏，寒微时曾经当过这种“卖佣”的雇农。如西汉兒宽求学时“贫无资用，带经而鉏”①。元帝时人匡衡出身贫寒，“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佣作以助资用”②。东汉第五访“少孤贫，尝佣耕以养兄嫂，有暇则以学文”③。除此而外，另一种则是带有依附性的雇佣劳动。在当时赋税徭役繁重的情况下，有一些逃避赋役或是逃荒逃债逃罪的贫苦农民，远走他乡，投靠有权势的豪门大姓，在其庇荫下从事雇佣劳动。由于他们受到主人的庇荫，同主人之间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其身份类似于佃种地主土地的依附农民，当时人称之为“隶佣”或“赁仆”。史籍所载的“流庸”，可能就是指这类与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农，如《汉书·昭帝纪》所载：“（始元四年）七月，诏曰：‘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还。’”在赋役繁重的荒年，这类远走他乡的“流庸”当是不少的。

　　 两汉时期的手工业劳动者

　　两汉时期的官营手工业，基本上继承秦制，在朝廷和地方都设有工官。当时朝廷的一些行政部门如少府、大司农、水衡都尉以及太常、宗正、中尉、将作大匠等都设有工官或兼管手工业的官署。各工官、官署分别控制一些手工业作坊，从事铁器、铜器、铸钱、兵器、玉器、漆器、染织、衣服、木器、锻打、造船以及建筑材料、土木工程等生产。一些有条件的郡国县也分别设立铁官、盐官和工官。官营手工业生产，由护工卒史、工官长、工官丞、掾、史、令史、佐、啬夫等直接管理。在官营手工业作坊、矿场中，有工、卒、徒、隶四种不同身份地位的劳动者。

　　工，就是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自由身份的工匠。官营手工业生产中工匠的来源，如同秦朝时一样，多是从民间手工业者和农民中征调而来。考古发掘出土的两汉器物，多勒有制造器物工匠名。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铜器上就勒有“工充国”、“工丙”的字样。有的出土器物除勒上工匠之名外，还勒上监制器物的管理人员的名字。这些工匠中的一些能工巧匠，有的受到汉统治者的赏识，被提拔为管理手工业的官吏，如武帝对“工匠阳光，以所作数可意，自致将作大匠”，升迁到九卿之职。

　　卒，是指为封建官府服徭役的“更卒”。按照汉代制度规定，从二十三岁到五十六岁的男子，都要向政府服兵役和徭役。“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①这就是说，成年男子每年都要服一个月的徭役，称为“更卒”。另外，一生中还要服两年的兵役，一年当军队中的正卒，一年当戍守边境的戍卒。当更卒是一月更换一次，轮番服役，所以称为“更”。有的不能参加服役，可以出钱三百（一说二千）交官府雇人代替，称为“过更”。所出雇人代替之钱，称为“更赋”。既然更卒是轮番服役，还可雇人代替，所以其身份地位与工匠相同。更卒在服役期间，从事各种劳役，除担当本地修桥、筑路、运输等劳役外，还参加官营手工业劳动，如《汉书·贡禹传》所说：“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更卒）、徒（刑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可见更卒是官营手工业中的主要劳动人手。充当更卒是向朝廷承担的一种义务，是一种无偿劳动。

　　徒，是暂时失去人身自由的刑徒。汉承秦制，根据犯法的轻重将徒刑区分为若干等级，并在秦法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刑徒在服役期间被押解到工地服劳役，称为“输作”。汉代同秦代一样，刑徒从事各种劳动。在官营手工业中，特别是在冶铁、冶铜以及修建宫室、陵墓等土木建筑工程中，使用刑徒劳动最多。据考古发掘，在陕西咸阳附近的汉景帝陵和洛阳附近，都发现不少的刑徒墓。他们生前就是陵园和洛阳城的修建者。

　　两汉封建统治者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曾多次下令赦免刑徒或减其刑期。但得到赦减的是极少数，大多数刑徒的境遇仍然非常凄苦，备受虐待和残害。据洛阳东汉刑徒墓发掘报告：“根据对四百四十二个死者骨骸所做的鉴定，……其中又以二十五至三十四岁的死者最多，占了总数的将近一半。在数十个刑徒的骨骸上留有被各种器械砍击或刺杀所造成的创伤。”在这批墓葬的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酷刑甚至随意屠杀等直接暴力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这也是大批刑徒死于青壮年的主要原因之一。汉景帝陵墓附近的刑徒墓也有类似情况。

　　另外，在官营手工业作坊劳动的，还有一部分官奴婢。这些官奴婢有的被称为“工巧奴”。工巧奴分布于官府各部门所属的工官。在武帝时杨可告缗之后，从商人那里没收了大量的田宅、奴婢，“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①在西汉末年，据《汉书·王莽传》记载：“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钟官是水衡都尉所属上林三官之一，一下子就收容了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官奴婢达十万人，数目是够大的了。

　　在当时的私营手工业中，个体手工业劳动者拥有少量生产资料，凭借自己的技能，自造自售。以纺织精美著名的齐（今山东临淄一带）、蜀（今四川成都一带）、襄邑（今河南睢县）各地，就有不少的个体手工业者。《论衡·程材》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布，钝妇无不巧。”《后汉书·公孙述传》说，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纺织业而外，采铜、铸钱、冶炼、制盐各业，也是当时个体手工业者比较集中的行业。《汉书·食货志》载：“今农事捐弃而采铜者日繁，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浮食寄民欲擅干山海之货，以致富。”此外，在城市还有一些从事陶瓷、漆器、车辆、竹木器、鞋帽、制酱等行业的个体手工业劳动者，当时称为“以手工所作以卖之”的“诸作”。在农村，还有农民“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也生产了一部分布帛。

　　在城乡各地，还有豪富地主经营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和矿场，其中的主要劳动者是奴隶，其次是与工商业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隶佣”。两汉时代，以经营盐铁业致富的豪民，如蜀之卓氏、程氏，宛之孔氏，皆役使僮与“放流人民”从事生产。卓氏之僮多至千人，程氏等亦有僮数百人。僮是当时对奴隶的一种称呼。“放流人民”则多是来自他乡逃避赋役或是逃债逃荒逃罪的破产农民。他们在主人的庇荫下从事雇佣劳动，因而与主人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被称作“隶佣”。在世家地主中也有在手工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如张安世“夫人自纺绩，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是以能殖业资，富于大将军（霍光）”①。

　　 两汉时期的奴隶制残余和奴隶身份的变化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两汉时期虽然封建经济有大的发展，但在社会生产领域中，奴隶劳动仍然占有一定的比重。虽然汉律中不许擅杀奴婢的限制比秦律更严一些，但是私杀奴婢的事例仍然发生。至于虐待奴婢，更是常事。王褒《僮约》说：“奴不听教，当笞一百。”王充在《论衡·程材》说：“人奴之道，得不笞骂，足矣。”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两汉时期奴隶制残余仍然相当严重。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汉代奴隶身份在封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其一，汉代奴隶中出现一些富有家财、仗势欺人的豪奴。秦代奴隶已开始有了少量的财产。到了汉代，更出现了一些拥有大量资财、仗势欺人的豪奴。比如高资地主刁间使用一些机智的“桀黠奴”外出经商。为了“尽其力”，允许他们“自饶”，可以分沾利益。这些“桀黠奴”善于经商，“连车骑，交守相”，生活阔绰，结交官吏，不但给主人赚了大笔财产，自己也富饶起来。所以《史记·货殖列传》称赞刁间生财有道，“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又如汉哀帝“赐董贤苍头奴婢人十万钱”①。董贤的奴婢也因主人得到皇帝的宠爱而沾光受益，成为富裕的豪奴。不仅私家奴婢有致富的，就是官奴婢中也有发财的，如《盐铁论》所说：“百姓无斗筲之储，官奴累百金。”豪奴们还依仗主人权势欺压平民，甚至公然抢劫行旅，如“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将刀兵入市”②；大宦官侯览“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③。这些情况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两汉时，达官贵人之家的奴婢习于奢侈，官私奴婢中不从事生产的非生产人口逐渐增多。当时贵族官吏家的奴婢不从事生产，有的甚至随从主人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比如西汉成帝时，“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多蓄奴婢，被绮縠”④；东汉安帝时，“走卒奴婢被绮縠，着珠玑”⑤。不仅私奴婢如此，官奴婢亦沾染了终日游戏的习气。如《汉书·贡禹传》所说：“官奴婢十余万游戏无事，税良民以给之。”因此，贡禹向汉统治者提出“宜皆免为庶人”的建议。奴婢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口日益增多，多是由于豪富地主及封建贵族表示阔绰，因而大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其三，两汉时，出现不少要求改善奴隶身份地位的舆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提出一些改善奴婢身份地位的主张。如西汉时董仲舒向武帝提出“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的建议。王莽改制时，下令禁止奴婢买卖、禁止杀害奴婢，以为“逆天心，悖人伦”。汉光武帝也曾下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①此外，两汉时代还颁布了一些赦奴、减刑、灸灼奴婢依法治罪、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等诏令。这些主张和诏令虽未能贯彻执行，甚至成为一纸具文，效果不大，但在舆论上谴责了买卖奴婢、虐杀奴婢的罪行，提出了释放奴婢、改善其地位的主张。这对于改善奴隶身份地位是有利的。

　　以上这些变化，虽远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奴隶制残余仍然存在的现状，但却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两汉时期奴隶身份地位之相对的改变。

　　

　　①部佐：乡部之佐，主管官田收赋税的田官。

　　①《韩非子·诡使》。

　　②《史记·陈涉世家》。

　　①《国语·晋语》。

　　②《吕氏春秋·上农》。

　　③《汉书·食货志》。

　　①《汉书·严安传》。

　　②《汉书·晁错传》。

　　①《汉书·刑法志》。

　　①不完，指成功不能达到规定的程度者。《商君书》以斩首三十三级以上为完整。

　　①秦尺一尺约合今0.23米。

　　①高敏：《云梦秦简初探》。

　　①《汉书·高帝纪》下。

　　①《汉书·主父偃传》。

　　②《汉书·谷永传》。

　　③《汉书·鲍宣传》。

　　①《汉代的公田和假税》，见《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2期。

　　①《汉书·武帝纪》。

　　②《汉书·匈奴传》。

　　③《汉书·食货志》。

　　④《汉书·赵充国传》：“田事出赋入二十亩。”

　　①《汉书·王莽传》中。

　　②《汉纪》卷八。

　　③崔寔《政论》。

　　①《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②《后汉书·岑彭传》。

　　③《后汉书·臧宫传》。

　　④《后汉书·邓晨传》。

　　①《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

　　①《汉书·兒宽传》。

　　②《汉书·匡衡传》。

　　③《后汉书·循吏·第五访传》。

　　①《汉书·食货志》。

　　①《汉书·食货志》。

　　①《汉书·张汤传》。

　　①《汉书·尹翁归传》。

　　②《汉书·尹翁归传》。

　　③《后汉书·侯览传》。

　　④《汉书·成帝纪》。

　　⑤《汉书·食货志》。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