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外戚、宦官、党锢。黄巾大起义 第一节 外戚、宦官与东汉政治

　　第八章 外戚、宦官、党锢。黄巾大起义 第一节 外戚、宦官与东汉政治 外戚、宦官的轮番专政

　　光武帝建立东汉后，“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朝廷机构中设尚书台，总揽行政权柄，丞相（大司徒）一职变成徒具其名的空衔。尚书权重职卑，权力更高度地集中于皇帝，这就为外戚、宦官扩展势力，干预朝政提供了条件。外戚专权多是凭借充任侍中，以至大将军录尚书事等内朝官职而得逞的。侍中有权审察尚书奏事，能够和尚书一样秉持朝政。当然，根本上还在于有临朝的母后，而外戚以皇帝的外家操纵皇权。东汉时，宫廷内官全部由宦官充任，“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①，宦官成了皇帝身边唯一依赖的对象。出入禁中的中常侍，“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黄门侍郎则“掌侍从左右，关通中外”，而小黄门又是掌“受尚书事”②。这样，宦官便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操纵或干预尚书政务。由于承担此等职务的宦官，较之尚书更处于宫廷内层，更接近皇帝，且便于接近临朝的母后，加以皇帝又往往依靠他们消除外戚势力，因此，他们更能控制皇权。当时人朱穆痛陈宦官专权的问题与危害时，指出：“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殇帝年号）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珰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恬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①东汉末，太子多年幼即位，年轻的太后临朝，不便接触大臣，不得不重用她娘家父兄来协助处理政事，这就为外戚窃取大权造成了机会。外戚自恃亲贵，骄横擅权，无视幼主，朝中大臣均仰承其鼻息行事。正如仲长统所指出那样，他们“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②他们为所欲为，简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及至皇帝成年懂事，不甘外戚胁持，为了把大权夺回到自己手中，就结纳在身边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皇帝亲政后，自然重用夺权有功的宦官，于是又演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可是，皇帝死后，宦官身份卑贱不能辅政，立新皇帝后，接着又有新的外戚上台。这种围绕皇权的争夺而出现的外戚、宦官的起伏交替专政，便成为东汉后期封建政权的一个特点。

　　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太后兄窦宪以大将军位加官侍中，“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甚”。出入宫廷，内管机密，出宣诰命，实际上掌握政权。许多地方大吏常由窦氏擢拔，“刺吏守令多出其门”。“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令百官总己以听”，“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窦宪以“仁厚委随”的老臣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以与自己呼应。窦氏的“奴客缇骑，依倚形势，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有司畏懦，莫敢举奏。”①和帝年龄稍长，对窦氏弄权不满，但在深宫中与内外臣僚隔绝，可以依靠的只有贴身的宦官。永元四年（公元92年），他用中常侍郑众掌握的部分禁军，诛除窦氏集团在太后身边的党羽，下令收宪大将军印绶，遣归封国，迫令自杀，窦氏宗族宾客都免官放归本郡。郑众从此参预政事，并受封为鄛乡侯，“由是常与议事，中官用权，自众始焉”②。

　　公元105年，和帝二十七岁死。其子刘隆（殇帝）立，次年八月又死。邓太后及兄邓骘掌政，立和帝侄刘祐（十三岁），即安帝。邓太后除了并用外戚、宦官，又起用名士杨震等，以图取得士大夫的支持。尽管如此，邓氏一门，仍权倾朝廷。邓太后死后，安帝亲政，邓骘以弟被告谋逆受株连，遣就国，自杀，邓氏势力破败。安帝重用宦官李闰、江京，皇后阎氏兄弟阎显等也在朝居位，短暂形成宦官，外戚共同专权的局面。

　　公元125年，安帝三十二岁死。废太子刘保十一岁，宫人李氏生，不得立。“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③，乃与阎显等迎立章帝孙北乡侯刘懿（少帝），但不终年而死。其时宦官孙程等十八人聚谋，共斩江京等人，拥立废太子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阎显被杀，阎太后被迁，阎氏倒台。孙程等皆得封侯，宦官权势大为增长。安、顺帝时期的宦官能随意寝奏，矫诏。安帝建光年间，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上奏请废除“大臣得行三年丧”的规定，而尚书陈忠以为不可，上疏争辩，“宦竖不便之，竟寝忠奏而从讽，布议”①。《后汉书·杨震传》载：安帝“诏遣使者大为阿母修第”，杨震上疏切谏。中常侍樊丰等见帝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寝章、矫诏，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可谓弥天大罪，宦官竟可随意妄行，这是宦官势力大盛的一个重要标志。

　　后来，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后父梁商和商子冀为大将军。顺帝死后，外戚梁氏掌权。梁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冲帝刘炳（二岁，公元144年）、质帝刘缵（八岁，公元145年）、桓帝刘志（十五岁，公元146年），成为外戚执政的极盛时期。梁冀所立质帝聪明，在朝会时目指梁冀对朝臣说：“此跋扈将军也！”遂被梁冀毒死。冀以大将军领尚书事，“机事大小，莫不谘决之。”百官迁召，须先到冀府谢恩，然后方敢至尚书台言事。梁冀擅权二十余年，“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②梁冀毒死质帝后，以议立帝事询问朝臣。太尉李固、大司农胡广等均以清河王刘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议可立为皇帝。而梁冀一党则以蠡吾侯刘志娶冀妹，坚立拥刘志即位。双方争持不下，梁冀气势汹汹地要挟。胡广等人恐惧，均改口说：“惟大将军令！”独李固、壮乔坚持原议，结果李固被诬陷致死。在梁冀专权的二十四年中，梁氏一门出了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卿相尹校共五十七人。梁冀擅权时，强占洛阳周围黄河南北大片土地，“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在洛阳城西修建兔苑绵连数十里，到处调发活兔，兔刻毛为记，误杀者罪至死。冀犹未满足，又时“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掳取民间子女做奴婢，多达几千人，诡称为“自卖人”①。冀妻孙寿封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梁家宾客遍布各地，恃权请托，胡作非为。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皇后（桓帝妻，梁冀之妹）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方除掉梁冀，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被连及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②。梁冀被抄的家财达三十余万万。官府获得这笔巨大收入后，得以在这一年减收天下租税之半，以收揽民心。

　　 桓、灵帝时期宦官的骄横

　　梁氏灭门之后，宦官独揽政权。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及小黄门左悺、唐衡，因参与谋诛梁冀有功，五人同日封侯，人称“五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他们执政之后，骄横跋扈，“手握王爵，口含天宪”③，权势达于顶点。单超死后，其他四侯，专横更甚。当时人称呼他们是“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④，可见其气焰之嚣张。灵帝刘宏时，宦官气焰更盛。曹节、王甫、张让、赵忠等把持朝廷。灵帝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①太傅陈蕃与外戚窦武“志诛中官”，上疏揭露宦官罪恶，未被采纳，事泄。宦官残暴地清除异己势力，矫诏诛窦武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杀窦武、陈蕃。次年又杀李膺、杜密等百余人，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使宦者为令，列于内署。自是（内廷）诸署悉以阉人为丞、令”②，把东汉宦官的势力发展到顶点。

　　桓、灵帝时期宦官干预政治，与以往相比较，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干预察举。察举为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是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所享受的一种权力，本与宦官无关。桓、灵帝时期察举演变为宦官手中结党营私的工具，宦官甚至可以保任其子弟为郎官。《后汉书·杨秉传》说：桓帝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枝叶宾客布列职署，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造成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③的局面。（二）涉足司法。东汉宦官专权时，有座特殊监狱叫“北寺狱”，因为属黄门署，故又曰“黄门北寺狱”。北寺狱是一座由宦官掌管的特殊监狱，它主管监禁、审讯将相大臣。凡重大案件，均由中常侍出面审理，然后直接向皇帝呈报。《后汉书·李云传》：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自马令李云上疏指责“桓帝用非其人，政化日损。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诏尚书都护剑戟送黄门北寺狱，使中常侍与御史廷尉杂考之。”宦官掌管北寺狱，是宦官势力扩张到司法部门后的结果。（三）典领禁军。汉代禁军系指侍卫宫省的皇帝亲兵，其中包括虎贲、羽林、厩驺等。宦官典领禁军，始于桓帝诛灭梁冀外戚集团时。《后汉书·梁冀传》：桓帝“诏诸尚书入，发其事。……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侯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灵帝时，曹节、王甫、蹇硕等宦官也曾典领过禁军。《后汉书·曹节传》：“建宁元年，（曹节）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北迎灵帝，陪乘入宫。”（四）亲属多参预政事。随着察举制的蜕变，宦官集团打破以往那种“中人无外党”的局面，“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①，“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②。（五）在争夺权力的关键时刻，宦官集团甚至使用武力逼迫制诏或自拟诏书。《后汉书·窦武传》说：灵帝以幼年登基，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等人想借此机会剪除宦官，中常侍曹节、长乐五官吏朱瑀等先发制人，挟灵帝“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镇压窦武等人，夺取了控制皇帝的权力。《何进传》曰：灵帝死后，外戚何进等人谋诛宦官，张让、段珪等知其谋后，“诈以太后召进，……斩进于嘉德殿前”。让、珪等自拟诏书，举兵作乱。这些特点表明，桓、灵时期是我国宦官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宦官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已经完全成熟。

　　 外戚、宦官专政与东汉政治的腐朽

　　外戚、宦官专政时期，东汉政治日益腐朽。外戚、宦官以及他们的党羽，都公行贿赂，搜刮财货，兼并土地。外戚梁冀被诛，抄没的家财竟达三十余万万，抵上东汉全年租税之半。宦官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势，也公然受贿。如侯览，“桓帝初为中常侍，以佞猾进，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①。敲诈勒索，如《后汉书·杨彪传》：“光和中，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又大肆兼并土地，“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②为己有。中常侍侯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③。黄门侍郎张让，“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④宦官们聚积了无可估量的财富，便尽情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竞起第宅，楼观状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⑤灵帝后期，“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⑥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专制制度下的尖锐表现。专制制度的完备，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成为一切权力的化身，觊觎权力的人，都力图挟持皇帝。豪族政治势力的发展以外戚专权的形式出现，从而架空了皇权。而皇帝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不得不求助于宦官，因而宦官能够专权。无论外戚或宦官专权，都力图控制皇帝，或拥立幼主，以便自己继续操纵。他们又都趁权力在手时排除异己，大肆搜括，竭泽而渔。从封建士大夫看来，宦官是身份卑贱的暴发户，所以，在外戚、宦官的争斗中，外戚较多地得到士大夫的支持。

　　

　　①《后汉书·宦者传序》。

　　②《续汉书·百官志》三。

　　①《后汉书·朱晖传附孙朱穆传》。

　　②《昌言·法诫》。

　　①以上所引均见《后汉书·窦融传附窦宪传》。

　　②《后汉书·宦者郑众传》。

　　③《后汉书·皇后纪》下。

　　①《后汉书·陈忠传》。

　　②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①《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②《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③《后汉书·宦者传序》。

　　④《后汉书·宦者单超张让传》。

　　①《后汉书·宦者单超张让传》。

　　②《后汉书·灵帝纪》。

　　③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

　　①《后汉书·宦者单超传》。

　　②《后汉书·宦者曹节传》。

　　①《后汉书·宦者侯览传》。

　　②《后汉书·党锢刘祐传》。

　　③《后汉书·宦者侯览传》。

　　④《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典略》载董卓上表。

　　⑤《后汉书·宦者单超传》。

　　⑥《后汉书·宦者张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