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蛮与越 蛮的主要分支

　　第七节 蛮与越 蛮的主要分支

　　蛮是对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秦汉时，槃瓠、廪君、板楯，是蛮的三个主要分支。

　　槃瓠蛮因以神犬槃瓠为图腾而得名。秦汉时，居住在武陵郡（今湘西、黔东及鄂西南边缘地区）、长沙郡（今湘中、湘南地区），故又称“武陵蛮”或“长沙蛮”。武陵郡的沅水有雄、樠、辰、酉、武五条支流，称五溪，故聚居于当地的蛮族又有“五溪蛮”之称。史称槃瓠蛮“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其人多居住山地，从事粗放农业，并与邻近民族有一定的交换关系，“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有家庭手工业，“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①。能织木皮为布，以草实染料，衣服五色斑斓。秦汉时，槃瓠蛮部落分散，“有邑君长”，各有首领，汉朝廷授予首领邑君、邑长称号，颁赐印绶。蛮语“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汉“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半匹），是谓賨布”，作为赋税。蛮族历史悠久，并早在传说时代的唐虞时，即与中原发生了联系。东汉时，“武陵蛮夷特盛”②。由于官府徭役失平，妄增租赋，槃瓠蛮屡起反抗，杀长吏，烧官府，终汉之世，连绵不断，经常挫败进剿的汉军。势力逐步有所扩展，往北达到南郡江陵一带，向东南发展到零凌、桂阳等郡。

　　廪君蛮，秦汉时有巴、樊、曋、相、郑五个氏族，其中巴氏首领务相，被推为五个氏族的共主，号为廪君。《录异记》云，廪君就是“求廪地”之君，其任务是率领五姓氏族寻找可耕之地。后遂以廪君为族名。他们早期活动在夷水（今鄂西南清江）流域，后发展到巴中、黔中（约当今川东南、黔东北、鄂西、湘西地区），其地约相当于汉的巴郡、南郡，故又被称为“巴郡南郡蛮”。相传廪君死后，“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廪君蛮有崇拜白虎和以人祠虎的习俗、表明他们以白虎为图腾。秦灭巴、蜀，巴氏仍世为廪君族君长，并娶秦女为妻。“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①这表明廪君蛮的家庭手工业已有一定的基础。汉时赋税仍依秦制。东汉时，廪君蛮人户发展增殖，建武年间曾因反抗东汉统治，有七千多人被强制迁徙于江夏郡（今鄂东地区）。但因东汉官府“收税不均”，廪君蛮仍继续起兵反抗。迁入江夏郡的廪君蛮，在大别山南麓的巴水、蕲水、希水（今浠水）、赤亭水（今举水）、西归水（今倒水）等五水流域生息繁衍。其中一部分向东北进入了庐江郡。

　　板楯蛮分布在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一带，沿渝水（今嘉陵江）居住，“其人勇猛，善于兵战”。因使用木板为楯，冲锋陷阵，被称为“板楯蛮”。相传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板楯人应募“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秦官府因奖励其功，与板楯人盟誓，相约“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楚汉相争时，板楯蛮从汉高祖还定三秦有功。战后，“遣还巴中”，免除其部落首领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纳租赋，余户岁纳“賨钱”四十。因此，又有“白虎夷”、“白虎复夷”或“賨人”之称。因居住巴地，又称“巴人”。板楯蛮从事农业生产，长于狩猎，俗喜歌舞。汉高祖刘邦赞赏其歌舞，“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各部落首领分别被封为夷王、邑君、邑长。由于板楯蛮英勇善战，东汉经常征调他们从军，北上汉中，两败羌人；东下武陵，镇压叛蛮；南入益州，助平南夷，屡立战功。但官府对他们“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虏”。板楯人“愁于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灵帝时，板楯蛮举行大规模反抗，“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①。与此同时，板楯蛮种姓“繁昌，分为数十姓”②。著名的李氏、范氏、泉氏、扶氏等就是后起的大姓。从板循七姓到数十姓的衍变，标志着板楯蛮种族的兴盛和势力的发展。

　　 百越的族系

　　越是我国古代东南部民族名。战国秦汉时期，越人分布地区很广。《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因这一地区为《禹贡》扬州之域，故对越人称“扬越”。因其“各有种姓”，各部杂居共处，互不统属，故又称为“百越”。“百越”，按当时的称谓举其著者，有东越（闽越、东瓯）、南越、西瓯、雒越等。

　　百越各部分布虽广，却具有共同的民族特征。他们的族名是共同的。从战国到两汉这一时期中，百越部落有三个共同的族名称谓，即“越”、“骆”、“瓯”。“瓯”和“骆”是本族的自称，“越”是华夏给的名称。他们有共同的居住区域。《汉书·地理志》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中国古代东南沿海，以至五岭以南和瓯江、闽江流域，都是百越分布地区。他们还有本民族的语言，即所谓“越语”。刘向《说苑》记有一段故事，说楚国有个王子泛舟于清波之中，听划桨的越族姑娘唱了一支歌。楚王子“召越译”翻译后，才懂得歌词的意义①。这可见越语不仅不同于中原华夏语言，也不同于邻近楚人的语言。他们的经济生产相同，各部落都以种稻田为主，兼营渔猎或狩猎。《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汉书·地理志》记儋耳、珠崖郡说：“男子耕农，种稻禾，紵麻；女子蚕桑织绩。”又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在战国时，于越冶铸的青铜剑就很有名，其锋利能“穿铜釜，绝铁■”②。岭南地区的越人，则表现为铜鼓的制作。传世的大量铜鼓，其铸造之精，雕镂之美，图案之丰富，均世所罕见。自东汉以来，我国历史文献记载了铜鼓的使用、流传和出土情况。马援南征曾获得“骆越铜鼓”③。今出土铜鼓最多的地方是广西，已达五百面以上。

　　越人有共同的习俗。如建筑住宅，用柱搭架为楼阁，人居楼上，牲畜家禽则圈养在楼下。这种住宅，称为“干栏”。晋张华《博物志》称：“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如断发文身，《史记·赵世家》说：“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汉书·严助传》：“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越人性习于水，善于水上活动。《越绝书》卷八称：越“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淮南王刘安在上武帝书中也说：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①从上述几方面的共同情况看，可以认为百越在战国、秦汉时即已形成为一个族系。

　　 百越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分布在东南广大地区的百越部落，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南越的番禺（今广州），商品经济发达，汉代已成为我国南方海外贸易的门户。番禺通过秦水（今北江）、郁水（今西江）可与江南及西南广大的内地密切交往。蜀地产的枸酱，通过夜郎，可转输到南越②。临邛的程郑“冶铸，贾椎髻之民”。《史记索隐》：“谓通贾南越也。”③由此沿海航行，往北可达会稽（今江苏长江以南地区）、东冶（今福建福州）等地，因而贸易兴盛，成为岭南与内地商品交流的中心。古代岭南最先兴起的城邑主要是分布在河道沿线，著名的于番禺外，还有广信、布山、合浦等地。这些城邑，人口较密集，交通较方便，经济文化发展早，最先成为百越的地区性经济中心。在广大的农村和山区，经济文化则处在闭塞落后状态。如闽越地区，“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谿谷之间，篁竹之中”，“地深昧而多水险……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东汉末年，到过海南岛的薛综说：“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①九真郡的骆越，东汉以前尚“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

　　 百越之走向民族融合

　　百越先民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即与中原发生了联系。春秋时期，越族中的先进部落联盟于越，在江浙一带建立了越国，不仅吞并了毗邻的吴国，而且与其他诸侯国逐鹿于中原，因而更接受了中原华夏族的影响。战国时期，楚灭越，“而越以此散”，“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②。同时，楚势力向南发展，“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③，相当部分的越族地区成为楚国的版图。

　　秦汉时，百越各部正式纳入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体系中。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继灭楚之后，降服了越君，秦以其地置会稽郡（今江苏苏北）。秦统一六国后，在瓯闽地区置闽中郡（治今福建福州），在南越、西瓯及骆越地设置南海郡（治今广东广州）、桂林郡（治今广西桂平西南）、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境），大徙中原之民与百越杂处。但西瓯部分余众退据丛林继续抵抗，并曾挫败秦军。秦军将领屠睢死于此役。秦末农民起义爆发，不少早已徙居淮北的越人参加了起义军。被废黜的越君无诸和摇也率领越人随着鄱君吴芮投入起义行列，在推翻秦朝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秦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当时代行南海尉事，乘机起兵割据，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无诸以助刘邦灭项羽之功，复立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治（治今福建福州）。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举高帝时越功”，摇也复立为东海王，都东瓯（治今浙江温州），时俗号为东瓯王。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汉封赵佗为南越王，都番禺（今广东广州）。十二年，立越裔南武侯织为南海王，遥领揭阳（今广东揭阳）。这时，西瓯君长也“南面称王”，南徙雒越（今越南北部）的蜀王子也称安阳王。这种百越地方政权相对独立的局面，随着汉朝集权的逐步加强而发生变化。吕后末（公元前180年前后），西瓯王、安阳王为赵佗所灭，在雒越设置了交趾、九真二郡。文帝初（公元前179—前174年），南海王反，汉击平之，徙其民于上淦（今江西新干）。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攻东瓯，东瓯请举国内徙，“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王反汉，次年汉出兵灭南越，以其地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并开珠崖、儋耳二郡。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闽越反，汉出兵讨之，闽越诸将杀其王以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至此，百越各部全置于汉郡县统治之下。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推动下，百越地区的经济、文化有明显的发展。有些地区的出土文物反映出：汉武帝以后，铁制工具显著增加，文化面貌上的民族特点逐渐减弱。部分百越与汉族在共同的经济生产与贸易活动，以及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①《后汉书·南蛮传》。

　　②《后汉书·南蛮传》。

　　①《后汉书·南蛮传》。

　　①《后汉书·南蛮传》。

　　②《太平御览》卷一二三引《十六国春秋·蜀灵》。

　　①《说苑·善说》。

　　②《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篇》。

　　③《后汉书·马援传》。

　　①《汉书·严助传》。

　　②《史记·西南夷列传》。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①《三国志·吴志·薛综传》。

　　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③《后汉书·南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