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国”“野”与“国人”“野人”区别之泯除 “盟国人于毫社”

　　第三节 “国”“野”与“国人”“野人”区别之泯除

　　“盟国人于毫社”

　　西周未年，特别是春秋初年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逐渐有了变化，过去的那种“国”“野”区别以及“国人”与“野人”之身分地位的差别也逐渐在涡除。《左传》定公六年云：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毫社。

　　鲁国有两社：一为周社，一为毫社。周社自是鲁之国社，以其为周公后也。鲁因商奄之地，并因其遗民，故立毫社。鲁定公及三桓是周族姬姓。所以要盟于周社。毫社，《公羊》、《谷梁》二传并以为亡国之社，自然是指被征服的殷族之社。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盟于“毫社”者本应是殷族，当称“庶人”或“野人”，但在此处却说“国人盟于毫社”。这就说明：被征服的殷族此时已与西周时期不同，由于“国”“野”关系的混除，就被称为“国人”了。

　　晋“作州兵”与鲁“作丘甲”

　　《左传》僵公十五年又云：对曰：“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俱，庶有益乎？”众说，晋于是乎作州兵。

　　这个“作州兵”，古今注解，并不尽同。杜注云：五党为州；州，三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长各缮甲兵。”

　　沈钦韩《春秋左传补注》云：按《周官》，兵器本乡师所掌，州共宾器而已，今更令作之也。

　　惠栋《春秋左传补注》云：作州兵犹鲁之作丘甲也。

　　洪亮吉《左传诂》云：作州兵盖亦改易兵制，或使二千五百家略增兵额，故上云“甲兵益多”，非仅修缮兵甲而已。今人蒙文通在其《孔子和今文家》一文中，据《周礼》“遂”即“野”不出兵，则说：诸侯三郊三遂，《管子》谓统州者、谓之遂，作州兵就是取消三郊服兵役的限制，扩大出于三遂。按上五说，前二者谓“作州兵”是为了扩大兵甲制造所，似有未妥；后三说皆谓它是一种兵制改革，特别说它是“取消三郊服兵役的限制，扩大出于三遂”，颇有道理。

　　《周礼·地官·载师》注引《司马法》云：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

　　《管子·度地》又云：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

　　《司马法》的“州”，无疑是在“郊”外。从遂、术可以通假看来，《管子》“术十为州”的“州”也在“郊”之外。“州”在“郊”与子野”之间，适与《周礼·载师》职的“远郊”相当。我们知道，“州”本是“野人”所居地区，不服兵役，如今晋国为了扩充兵源，要“州”之“野人”也出兵，足见“国人”与“野人”的区别已经消失矣。按着礼法，晋国只能有一军的兵力，晋献公扩充军备，作二军（《左传》闵公元年）；晋文公搜于被卢，作三军（《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三年后搜于清原，作五军（《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八年后舍二军，复三军之教（《左传》成公三年）；到了公元前五八八年则改作六军（《左传》成公三年），永为定制。当时的军队来源，史载甚简，虽难推测，但是由其二军为三军、五军看来，当是“作州兵”的直接结果。其增加的军队大概包括“野人”无疑。又如，《左传》成公元年说：鲁国“作丘甲”；昭公四年说：郑自“作丘赋”。“丘”本来也是“野人”居住的地区，既不当兵，也不出“丘赋”。而今鲁、郑两国都要“丘”和“野人”出丘甲出兵赋，也与过去的旧习不同。所以《谷梁传》成公元年说：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这就说明，鲁、郑与晋国一样，“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已经泯灭，“野人”也能服兵役了。

　　春秋时代，各国扩充军队和以“野人”为军，在时间上虽然先后不一，但大体上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后，“野人”普遍地有了当兵资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楚国■掩司马，令尹“使庀赋，数甲兵”，大概也是编“野人”为军队的。所以楚王后来说：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皆赋千乘……诸侯其畏我乎！（《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六世纪以前，诸侯的兵力还不大。齐桓公称霸时也不过兵车八百乘（《国语·齐语》）；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军八百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后来的晋、齐鞍之战。晋军也只出八百辆（《左传》成公二年）而已。几十年后的晋国变得如此全国皆兵，大概与“国”“野”关系的消失、“野人”可以为军有着密切关系。

　　“野”有“乡校”

　　“国”“野”区别消失后，改变了西周时期的只有“国人”能够建学受教育的局面，因而“乡校”不仅存在于“国”中，在“野”里也逐渐普及起来，“野人”也有了建学受教育的资格。《国语·齐语》云：管子于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里为乡，乡有良人。

　　这个“良人”是乡长，也即韦昭注所说的“乡大夫也”。这个乡大夫的任务之一则是：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君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国语·齐语》）这里既然指出国君桓公正月之朝要问乡中有无“好学”者，可知齐国必定有“乡校”。《管子·小匡》的“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陈力尚贤，以劝民知（智）”；《君臣下》的“乡树之师，以遂其学”，亦足互证。“国”以外叫“鄙”，也就是“野”。齐国的“鄙”即“野”中也置乡。例如，《国语·齐语》云：管子对曰：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这个乡是三千家，比起“国”中所辖的乡要大，实际上是指“野”。《齐语》又说：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桓公择是寡功者而谴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独寡功？数不善则政不治。”……桓公又亲问焉，曰：“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这里既言“教”，又言“好学”，可知齐国“野”中的平民即过去的“野人”也能受教育矣。

　　郑国的“国”中有“乡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已经谈及。那么，郑闰的“鄙”即“野”中有无乡校呢？乍看起来，好象没有，细审史料，还是有的。《左传》襄公三十年云：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一年，舆人诵之，曰：……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海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这里都鄙对文，都，指“人听聚日都”（《谷梁传》僖公十六年）的“都”；鄙即鄙野。杜注云：都鄙“国都及边鄙”（《左传》襄公三十年注），是也。所谓舆人，当指“国都及边鄙”的人。都鄙之人既然都说子产教诲他们的子弟，可知郑国的“野”里也有乡校之设，“野人”也都可以受到教育。

　　《左传》闵公二年，在说到卫文公“训农、通商、惠工”之后，接着又说：“敬教、劝学”，那么这个“教”和“学”是针对农工商而言的了。再从其后接着又说“任能”看来，其与《论语·为政》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国语·齐语》所说的乡长进贤、《周礼·地官·乡大夫》职的“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相同，说明当时卫国的“国”“野”之中都有乡校之设。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云：晋侯（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恭）”。这里既然也说到“民”、“教”问题，那么这个“教”无疑也是指乡校的民教。

　　在“国”“野”区别的消失、在“乡校”的普及和不分“国人”、“野人”都可以建校受教育的情况下，孔子才能提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的“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主张来。

　　“国人”干政的衰泯

　　我们知道，“国人”在公社组织残存到商周社会之后，他们虽然构成了与国君、贵族鼎立而三的势力，但是它的那种干预政治的力量毕竟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他们平时影响当时政治的行为一般都是出自一种舆论，因而是消极的，贵族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所以，周厉王虐，“国人谤王”，厉王怒，派卫巫监视，谤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史记·周本纪》）。到了“国人”忍无可忍，必须出之于暴动时，都是与贵族共同发动的，象陈国“役人相命，各杀其长，遂杀庆虎庆寅”（《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并非常例。到“国”和“野”、“国人”和“野人”的区别逐渐走向泯除时，“国人”离开故土，不仅难以谋生，且又遭到异乡人的排斥。《诗经·小雅，黄鸟》云：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此邦之人，不可与明（盟），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这反映了“国”“野”关系消失，“国人”流入他乡后，他们梦想恢复“邦族”的情景。但是，公社组织一旦走向解体，“邦族”也不是那么容易“复”的。氏族共同体的遗留，造成一股力量，使贵族不敢轻侮他们。现在公社解体，“国人”一流亡，“国人”的干政力量也就随之瓦解，商周城邦制特色也就濒于尾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