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及其间的交通道路

　　第二节 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及其间的交通道路

　　古文献所反映的传说时代的交通

　　在有关远古的文献中，也有若干交通道路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披山通道，未常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至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据三家注的解释，则丸山当在今山东昌乐县西南。岱宗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县北。空桐山，一说当在今甘肃肃州市东南，一说即鸡头山，当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西。熊山当在今陕西商县西。湘山当在今湖南益阳市。釜山当在今河北怀来县。涿鹿当在今河北涿鹿县。根据这样的解释，黄帝的行踪殆将遍于全国。惟所至之地相距皆甚悬远，不审果遵何途而后能够到达。其后虞舜也曾远巡，据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汉时于今广东、广西两省间置苍梧郡，于今湖南、广西两省间置零陵郡，而九疑山即在零陵郡的东南。郡虽置于汉时，郡名当有所承受，当与虞舜所至之地有关。如果虞舜果曾出巡，而且到过这些地方，则其渡江之后，当出于湘水一途。这和传说中所说的湘山上娥皇、女英二妃故事相符合，或不至有若何参差。然取何道南渡长江？自来史家皆无所说，恐终难得其真象。后来到了夏禹，据《史记·夏本纪》所载，禹居外治水，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遂得“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其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相当巨大的。所通的九道何在？《夏本纪》于此下辑录了《尚书·禹贡篇》的全文，可见九道就在其中。《禹贡》一篇诚备载各州的贡道，其详密程度，超迈前世。然这一篇文字实出于战国人士之手，只是托名夏禹，其实并无若何关系。这种见解已为现代多数学者所公认，无烦在此多事赘述。然禹之治水确是得到世人称道，并非史家妄说。由于治水，禹也确实到过许多地方。《诗·大雅·文王有声》篇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是禹之治水曾经到过丰水流域。《尚书》言禹娶涂山①，《左传》言禹会诸侯于涂山②，《夏本纪》言禹东巡狩至于会稽，皆可以说是一代盛事。但禹果由何途而至于这些地方，仍是难解之谜。旧说涂山在今安徽寿县，会稽在今浙江绍兴布，皆距中原绝远。近人或有对涂山和会稽所在，不以旧说为是①，其间的道路更是难说了。交通道路也可由历来的战争过程中得知若干梗概。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争战双方进军退军都需要有一定的道路，才不至于贻误战机。古史质朴，往往未能备载。即今有所记载，其确地亦难于实指。黄帝曾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曾邑于涿鹿，而阪泉乃在涿鹿的附近。是炎帝、蚩尤皆远来寻衅，致起干戈。据《帝王世纪》所说，则炎帝初都于陈，后徙鲁”。《皇览》多记先代冢墓；据其所说，则蚩尤冢当在今山东东平县。古人冢墓多近于所居之地。如所言果确，则蚩尤亦当和炎帝相仿佛，其所居地皆距涿鹿、阪泉远甚，行军道路出自何途，似尚难于确定。

　　在远古许多战争中，汤之放巢应为一次大战。商汤与夏桀战于鸣条之野，夏师败绩，汤遂从之，又战于三■，而后放之于南巢。这是见于《尚书·汤誓》和《仲虺之诰》的记载。在鸣条战前，汤军升自陑。据《伪孔传》的解释，陑在河曲之南，而桀都于安邑，是汤军渡河北征。鸣条在安邑之西，桀既都于安邑，故其战地得在安邑附近。三■在今山东定陶。南巢，《伪孔传》仅说是地名，而未有确处。后人以春秋地名解释，谓在今安徽巢县。如所说果确，则这次战争实为奇迹。汤时居毫。毫地所在说者不一，要以在今山东曹县南者为是。即令此说尚有未审，总是在大河之南，自安邑视之，更当在其东南。汤伐桀是由毫西北行，渡过黄河，战于安邑的鸣条。桀军既败，反向东逃，逃至距毫不远的三■，由三■再至南巢，又须经过毫的附近，这样的争战过程，殆有戾于常理。当时太行尚非通途，不审夏桀何能越此东逃？或谓鸣条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南。其地距毫与三■皆非甚远，似较安邑之说为长，然由三■至南巢的道路，却还有待于稽考。

　　三代迁都与交通道路的关系

　　夏、商、周三代皆曾频繁迁都。迁都大计自非轻而易举，往来道路当在审议之中。这样的道路似较帝王游幸巡狩和战争进步易于探寻。这里就从夏都说起。夏的建立始于禹。据说，禹受禅，都平阳，或都安邑，或都晋阳①。也有说在阳城②和阳翟的③。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晋阳可能就在今山西旧解虞县西北④；或以在今山西太原市西，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直到春秋时，晋国才驱逐所谓戎狄等游牧部族，取得汾水中游的土地，夏禹之时如何能以其地为都？其后，启居于黄台之丘，在现在河南郑州市和密县之间⑤。此事见于《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虽近于小说家言，然亦不能谓其毫无故实。春秋时人谓夏启有钧台之享。钧台在阳翟，阳翟本为禹都，亦黄台之丘的近郊，不能以出自《穆天子传》而见绌也。太康和最后的桀居于斟寻⑥，在今河南巩县西南。或谓桀曾都于安邑⑦，然西周时人谓“伊、洛竭而夏亡”①，安邑固与伊、洛二水无涉。战国时，吴起对魏武侯论夏桀之居，谓“羊肠在其北”②。羊肠在今山西晋城县，若桀居在安邑，就不能用羊肠说夏都。其后相居帝丘③，又居斟灌④。帝丘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⑤。又其后，帝杼居原，又迁居于老丘⑥。源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老丘则在今河南旧陈留县。再后，胤甲则居于西河。当在今山西省西南部黄河侧畔。据说，崤山有帝皋的陵墓⑦。古人陵墓与居处相距不远，崤山正近于山西省西南部的黄河。胤甲后两传为帝皋。帝皋及其父孔甲未见迁都事，当因胤甲之旧，以西河为都。或以西河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古代黄河曾流经今濮阳县西，春秋战国时东土之人多称那里的黄河为西河。然战国时亦有人称今山西西南部的黄河为西河⑧。夏人以西河相称，仅见于胤甲的都城。如上所说，帝相居帝丘，帝丘即在今濮阳县。如帝相时说西河，当指当地的西河而言。胤甲迁都是在帝杼居原后君丘之后，这已远离今濮阳县西的西河，如何还能称那里的黄河为西河？夏人累次迁都，除帝相而外，皆在帝丘之西。以帝相一时的都城，即肯定夏代前后皆以相当今濮阳县西的黄河为西河，那是难以与当时的实际相符合的。

　　商代也曾频繁迁都。从商的先王契至汤就已经迁徙过八次。所迁的都城有蕃、砥石、商、商丘、相土的东都和邶，而汤的都城则在毫①。蕃在今山东滕县境。砥石据说在今河北宁晋、隆尧两县间②。商与商丘当是一地，前后不只一次迁此，故名称亦少有差异。其地当在今河南商丘县。相土的东都据说是在泰山之下，邶则在今河南汤阴县南。泰山之下相当广阔，相土的东都究在何处，殊不易确定。以砥石置于宁晋、隆尧之间，亦只是根据文献考证的结果，因而有人就不以为然。古史渺茫，也只能暂作悬案。

　　自汤之后，至于盘庚的迁殷，其间尚有五次迁徙。所迁之地为嚣、相、耿、庇、奄③。嚣或作隞，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相在今河南内黄县南。庇在今山东旧鱼台县。奄则在今山东曲阜县。这四处所在今地，学者间尚无若何争论。耿之所在似略有歧义。旧说耿在汉时河东皮氏县耿乡，皮氏县为今山西河津县。此说不实，已成定论④。耿或作邢，因而别有两说：其一谓在晋广平郡襄国县，也就是现在河北邢台市。这是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邢、茅、昨、祭为说。其一谓在晋河内平皋县，也就是现在河南温县东北。这是据《左传》宜公六年的邢丘为说。邢丘距当时黄河甚近，故有“圮于耿”之说。至于邢国，则距黄河较远，黄河虽泛滥成灾，实不易使邢国的城池圮毁。祖乙所都当不能远在其地。

　　周人也曾一再迁都。周人的历史可以远溯到后稷。这也和商的远祖为契一样，是相当悠久的。后稷居于邰①。邰在今陕西武功县。其后周人辗转于所谓戎狄之间。至公刘始居于豳②。豳的故地约有数处，在今陕西旬邑和彬县。这显示其居地仍在动荡不安之中。接着又相继迁于周原③、程④和丰、镐。再后，又曾一度迁于犬丘⑤。幽王于骊山覆败之后，平王更东迁于雒邑，是为东周。周原在今陕西扶风、歧山两县间。程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丰在今陕西户县东。镐在今西安市西南。犬丘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雒邑则在今河南洛阳市。

　　夏、商的交通

　　关于夏、商、周三代都城的所在地，学者间尚有不同的意见。这里所提到的也只是一般的说法。就是这样一般的说法，也可以说明这一时期交通的轮廓。可以说，各王朝的都城之间都应有交通道路以相联系，不然所谓迁都也将是不可能的。

　　夏人在今山西西南部的都城，有平阳、晋阳和安邑三地。这是由涑水流域北至汾水中游的一条道路。前文论彩陶文化时就曾经提到过这条道路，可见它是有由来的。胤甲居西河，其后帝皋亦因故居，未曾迁徙。此西河如前所说，当在今山西西南部，晋、陕两省间。再北为龙门山地，夏人都城不会舍平原而趋于丘陵之间。夏后皋之墓在崤山，则西河与崤山是有道路可以相通的。这样的道路不是由晋、陕两省间渡过黄河，并沿河东下，就是越中条山南行。尤其是越中条山一道，夏初当早已形成。如前所说，太康与桀皆曾都于斟寻，而斟寻就在洛水下游。周人亦称自洛汭延于伊汭，为有夏之居①。周人且称唐叔所封地②和虞仲所封地皆为夏虚③。唐叔所封在汾水下游，虞仲所封在今山西平陆县④。这几处夏人故虚迄至周初尚为人所称道，可知其当年的盛况。其间有交通道路是不容置疑的。

　　夏人的建国固以这几处夏虚为基础，然夏人却是向东发展的。帝相的东迁帝丘和斟灌，正是具体的表现。在此以前，帝启就曾居于黄台之丘。由伊洛二水间东行，经黄台之丘而达于帝丘和斟灌，正显示出当时黄河以南交通大道的所在。后来东进受挫，帝杼迁都于原，犹不忘情于东土。其再迁于老丘，而老丘正在由黄台之丘东去帝丘的途中。当时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

　　商人的建都不离黄河下游，或在河南，或在河北。其间交通道路也是相当具体和清晰的。汤居于亳，亳在今山东曹县南，这是无可非议的。相土之东都在泰山之下，这是商人都城东迁最远之地。其实在相上以前，契就曾经迁都到蕃⑤。蕃在今山东滕县境，乃在泰山之南。由亳至泰山之下，如要经过蕃，是不免稍稍绕道的。然继其先王已创的基业总比新修道路为容易。汤以后，商人又在庇、奄两地相继建都，而这两地又皆在由亳经过蕃而至于泰山之下的大道上。可知这条道路不仅已经形成，而且沿用了相当长久的时期。

　　亳在济水之南，汤时夏人虽已不再东进，然在东土却仍有相当基础。所谓韦、顾、昆吾，就都是夏人的与国。《诗·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即指此而言。韦在今滑县东南，顾在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也就是原来的帝丘。韦就在夏时由伊洛之间至帝丘的道路上。顾于斟灌偏于东南，盖由昆吾直东可以至顾。由毫至顾，越过济水即可达到。虽相距并非很远，却可使黄河以南的东西道和济水以南的东西道路相联系。

　　契之后，昭明曾迁于砥石①。如前所说，砥石在今河北宁晋、隆尧间。如所说果确，则其地应在大陆泽之北。昭明是由蕃迁往砥石的。蕃与砥石之间应有一条道路。道路何在？已难实指。然砥石之南，溯黄河而上，交通也不是不可能的。就在汤始居亳之前，相土曾于邶。盘庚迁殷之前，河亶甲又居于相。邶、相两地分峙于黄河的两侧，距河滨又皆甚近，对于水上交通的利用并非不可能的。祖乙圮于耿，为商代的巨变。河患的剧烈使商人不能不为之迁都。可是商人的迁都却还未能远离黄河，黄河水上的交通应是其中的一个诱因。史称商纣之时，“厚赋敛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②。又说：“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①。鹿台在朝歌。朝歌在今河南淇县东北。沙丘在今河北平乡县东北。邯郸当即今河北邯郸市。这些地方都是黄河流经的地区。巨桥为仓名，在钜鹿水上，距沙丘当不甚远。据说当地有漕粟②。漕运是怎么来的？这无疑是要假道黄河了。

　　西周交通的发展和道路的修整

　　周人的兴起及其向东发展，使当时的交通呈现系统化和网络化。周人始建都于歧下，和殷人争衡，实施翦商大业。其都城也步步东进，由周原东至程，更至于丰镐。丰镐虽建为都城，周人并未忘情于周原。周原与丰镐间的大道，实为周人本土的主要道路。周武王东征，由盟津渡过黄河，直抵朝歌，与殷纣战于牧野。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洛阳市北。武王灭殷归来，营周居于雒邑，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③。雒邑即今洛阳市，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县南，桃林在今河南灵宝县。这条道路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还继续沿用，其间也不免有若干变化，总的趋向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

　　作为周人统治地区的东西交通干线，由周原经丰镐至于雒邑的道只是其间的一段。由雒邑往东，还继续伸延。周公于殷人既灭之后，东向残奄。奄为殷人与国，为周人东方次于殷人的大敌，不能不用兵征讨。奄既被残，周人因以其地建立鲁国。与鲁国并建的为齐国。齐、鲁两国拱卫东土，使殷人余孽不能再事反抗。当时的东西交通干线，最东就通到齐、鲁两国。这条道路和商人以亳为中心的东向交通路线不尽相同。春秋初年，周王使凡伯聘于鲁，戎伐凡怕于楚丘①。楚丘在今山东城武县西南。凡伯聘鲁，力戎所伐，正显示这条道路是要经过楚丘的。楚丘近汤所居之毫，是周时的道路仍有个别段落是因殷人之旧的。

　　由雒邑经盟津至朝歌是武王灭纣的旧路。纣灭之后，其故土为卫国的封地。卫国之北，尚有邢国。邢国和凡、蒋等国皆为周公之胤②，也是一个重要的封国。邢国故地在今河北邢台市。邢国在朝歌至邯郸这一地区之北，似已出宁殷纣的京畿之外。如以砥石在今宁晋、隆尧之间，则邢国所封还未出于商人迁都的地区之外。何况殷纣的沙丘又在邢国故他的东北。这条道路似仍因殷人之旧。邢国以北未闻有所建置，这条道路可能暂止于邢国。

　　对于夏人的故土，尤其是唐叔所封的夏虚也未少有疏忽。唐叔所封在汾水下游，汾、涑之间。与唐叔同封尚有其他封国，其最北的封国当为霍国。霍国与管、蔡、鲁、卫等国同为文王之子所封③。其地在今山西霍县，亦即在霍太山之南。周初循汾、涑北行的道路可能即止于此。或谓唐叔所封乃在今太原市。唐叔所封实不能远至今太原市，其证甚多，无须在此一一缕述。唐叔既封于夏虚，夏虚何能亦远在今太原市？这条道路的南端，如前所说，一由河曲渡河，东至于崤山；一越中条山，渡河南行。然自周人建制，则由丰镐东行，渡河之处已移至渭水入黄河处之北。春秋时，秦、晋两国曾经频繁战争，其渡河的地方就在这里。晋侯使吕相绝秦，所说的“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①，就指这条道路而言。王官在今山西临猗县南，羁马在今山西永济县南，涑川即涑水，固皆在这条道路上。

　　殷商之时，曾经对于“居国南乡”的荆楚进行过征讨。《诗·商颂·殷武》所说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衷荆之旅”，即指此而言。郑玄释殷人南征，乃是踰方城之阨。方城之阨在今河南方城县，曾长期为南北交通大道经行之地。殷人南征为高宗时事。其时殷人已久居于相当于今河南安阳之殷，由其都城南征可能要经过方城，惟不见史册记载，殆近于想当然之辞。周人克殷之后，对于各方皆大加经营。雒邑的营建为一时少有的重大设施，对于南方各地也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不过这在文献记载上似尚未能见到具体的证明。直至东周初年才略显出一些端倪。骊山之役，幽王为犬戎所诛杀，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②。申侯应即宣王时受封的申伯。申伯所封在谢，并因谢人为之建城修庙。其地在今河南南阳。《诗·大雅·崧高》一篇，就是专咏申伯受封之诗。诗中一则说：“亹亹申伯，王纉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再则说：“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而且还说：“申怕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这显然是要申伯担负控制南国的任务，所谓“南国是式”，“南土是保”，就是这样的意思。申国地位既是如此重要，当然就具有一定的国力，它可以为平王立国的交柱。申国位于雒邑的南方，相距又不很远，其间往来无须假借他途。只是途中崇山峻岭，互相隔绝，仅方城一途可以通过。这就可以证明这是当时由雒邑通往南服的道路。

　　其实远在申伯封谢以前，周人对江汉之间就已有所经营。《诗·国风》以周召二南开篇。《诗序》解释南的意义，谓“言化自北而南”。郑笺说：“从北而南，谓其化从歧周被江汉之域”。按之《汉广》篇所说：“汉之广矣，不可咏思，江之永也，不可方思”；《汝墳》篇所说：“遵彼汝愤，伐其条枚”，不仅提到江汉，而且涉及汝水。《江又汜》篇更说到江之有汜、有渚、有沱，就显示出对于江汉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其间的交往也较为频繁。周人灭商之后，汉阳诸姬的受封，更是具体的设施。周人对于江汉地区也曾使用过兵力。昭王南征不复，直至春秋之时，齐桓公还以之作为对楚国问罪之辞①。宣王也曾丧南国之师②。昭王为何不复？楚人的答辞是“君其问诸水滨”！杜预解释说：“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楚人虽不承担此事责任，昭王曾经达到过汉水之滨，却是可以肯定的。宣王时的南国，韦昭以“江汉之间”作解释，并引《诗》所说的“滔滔江汉，南国之纪”作证。这都是无可非议的。这里的问题乃是昭王和宣王究竟是取哪条道路南征的。周初封国，楚国也是其中之一。楚国封于丹阳。丹阳所在说者不一，然以在丹水之阳最具胜义。丹水发源于汉时上雒县③。上雒县即今陕西商县。越过秦岭就距丰镐不远。这应是周初由半镐通往东南的道路所经过的地方。在西周一伐，楚人并未离丹阳南迁。楚人答齐桓公的责难，诿昭土的丧亡非其力之能及，其实楚人徙都十郢，迟至楚文王元年，其时为鲁庄公五年，周庄王八年①。杜预欲为之摆脱，是不可能的。周昭王宣王时，楚都既尚在丹阳，则丹水一途还应是畅通的。前面曾举出《崧高》之诗，诗中说到申伯受封赴国的过程：“申伯信迈，王饯于郿”。郿在今陕西眉县，距周原不远。当是其时宣王方有事于周原，放得在其附近为申伯饯行。申国固然与雒邑相近，然申伯赴国当不会舍丹水之途而绕道于雒邑方城也。以申国所在地而论，实可控制丹水和方城两条道路，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故申伯赴国之后，“周邦咸喜”。

　　就在西周初年，由于平定所谓淮夷，东南的交通也有所开发。淮夷居地当在淮水下游，因淮水上游周初已有若干诸侯封国，淮夷不能远至其地。周人之所以征讨淮夷，是由于淮夷助管、蔡、武庚反周。战事结束后，周人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微子封于宋，是为了奉殷祀②。卫本殷人故土，若为了奉殷祀，是无过于卫了。揆诸当时情势，周人是不会以卫归诸殷人的。宋在商丘。商丘固为商人旧都，然商人旧都甚多，又非汤所居邑，何以微子必封于此？可能除奉殷祀外，还以之控制东方。微子将徵于武庚的覆灭，自必唯周人之命是从，不敢再有所反侧。而周人欲通往东南，宋国也是必经之地。淮夷虽经用兵征讨，对于周人却不是就此恭顺下去。宣王时，还曾再次出师。《诗·大雅》的《江汉》和《常武》两篇都是歌诵宣王在这方面的武功。《江汉》篇中固然明确指出：“既出我车，既设我，匪安匪舒，淮夷来铺”。可是以江汉名篇，篇中又屡提到江汉，似与淮夷的具体所在无关。《常武》篇中则显得更为明确。它一则说：“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再则说：“翟征徐国”，而后又说：“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这里所说的淮夷，实际就是徐国。徐为东方之国。后来战国时人托名大禹所撰的《禹贡》，犹以淮海之间为徐州，可见徐国是有相当力量和影响的。宣王时东征之师，就可能经过宋国，而与江汉无涉。这里还应该提到：周人灭商以前，太伯和仲雍奔吴的往事。太伯为了让位于季历，与其弟仲雍相借奔吴，为吴国的初祖①。吴更在淮夷的东南。后来吴国季札北使，还曾道经徐国，是徐国实力东南大道必经之地②。至于太怕仲雍东奔，是否道经徐国，则书阙有间，难以具知了。

　　这里所说的道路都是以丰镐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这是当时主要的道路。此外，还有其他的道路，不过难于和这几条主要的道路相提并论了。《诗·大雅·船》篇就是歌诵周王的巡守和祀岳河海的诗篇。诗中说：“于皇时周，涉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这是说，周王巡守四方时，登上高山，从事祭祀。就那些小山高岳，也按山川之图，循序祭之。又合九河为一，以大小次序为之祭祀。这样巡守所经的道路，在当时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不过似不易和那几条主要道路相提并论。因为那几条道路正是周王由中枢控制四方的大道。

　　夏、商两代对于交通道路的修整，由于史文简略，已不易稽考。周人在这方面却是相当重视的，《诗·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这是说周道像砥石那样的平整，像箭那样的端直。这样的道路只供统治阶级所使用，一般平民只好在旁边看看而已。《诗·小雅·四牡》还说：“周道倭迟”。周道当然是相当长远的。这都显示当时修治道路的功力。周人对于修治道路有种种规定。如“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又如：“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直到春秋时期，还为诸侯封国所遵循。陈国以道路为草秽所塞，艰于行走，还曾受到单襄公的批评①，即此可见一斑。

　　

　　①《尚书·皋陶谟》。

　　②《左传》哀公七年。

　　①钱穆：《西周地理考》，刊《燕京学报》第10期。 ①《诗·唐风·郑谱疏》。

　　②《汉书·地理志·注》，臣瓒引《世本》及《汲郡故》。

　　③《汉书·地理志》：“颖川郡，阳翟，夏禹国”。

　　④《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晋阳故城今名晋城，在蒲州 虞乡县西三十五里。”

　　⑤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 分册。

　　⑥《水经·巨洋水注》及《汉书·地理志》，注引《竹书纪年》。

　　⑦《尚书·汤誓·伪孔传》。 ①《国语·周语》伯阳父所说。

　　②《史记》卷六五，《吴起传》。

　　③《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④《水经·巨洋水注》引《竹书纪年》。

　　⑤《汉书·地理志》。

　　⑥《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

　　⑦《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⑧《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

　　①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②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

　　③《尚书·盘庚篇》：“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释文》引马融说：“五邦，谓商丘、毫、嚣、相、耿也。”疏引郑玄说：“汤自商徒毫，数商、毫、嚣、相、耿为五。”案：盘庚所迁，不当计入。《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纪年》：“仲丁自毫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帝开甲居庇，南庚更自庇迁于奄。”其于祖乙，仅引《纪年》说：“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而未及其迁都事。按：《书序传》，“祖乙圮于耿”。是祖乙亦曾迁都。合计为五。其说较诸家为胜。

　　④《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耿》。

　　①《史记》卷四《周本纪》。

　　②《诗·大雅·公刘》毛《传》。

　　③《诗·大雅·緜》篇。

　　④《周书·大匡解》。

　　⑤《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①《史记》卷四《周本纪》。

　　②《左传》定公四年。

　　③《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

　　④《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⑤《水经·渭水注》：“渭水又东迳峦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阚骃曰：‘蕃在郑西’。然则今峦城是矣。”按：商人建都无在崤山以西者，郑西之峦城，必非契都，王国维《说契自至于成汤八迁》以《汉志》 鲁国蕃县当之，诚是。

　　①《书·正义》引《世本》。

　　②《史记》卷三《殷本纪》。

　　①《史记》卷三《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

　　②《史记》卷三《殷本纪·集解》引许慎说。

　　③《史记》卷四《周本纪》。

　　①《左传》隐公七年。

　　② 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①《左传》成公十三年。

　　②《史记》卷四《周本纪》。 ①《左传》僖公四年。

　　②《国语·周语上》。

　　③《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①《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

　　②《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 ① ②《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

　　①《国语·周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