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冶长第五

  以上四篇是孔门学问之道的纲要,本篇是拿事例来说明孔门的学问,对话录和讨论集的味道更浓。

  孔门学问之道多半是讲“用”——作人做事的应用。下面记录的都是孔子学生的故事,里面谈到孔子教育的方法,和在事实上面启发教育的作用。

  孔子选女婿

  这一篇以公冶长为篇名,他是孔子的学生,在《史记》孔门弟子传,乃至《孔子家语》中,对公冶长的资料都有限。不过散见其他杂学中的记载,公冶长是懂鸟语的。几十年前听到这种事还会哈哈大笑,现在并不稀奇了。因为现代研究生物科学的人,对于动物的语言和动作所表达的意思都懂了。所以科学发达以后,对古代人懂鸟语这种知识,反而并不觉得是笑话。所以我们的俗话有:“近水知鱼性,在山识鸟音。”这是很普通的事,也可以说是生活习惯上体验得来的。在现代来讲,因为古人不大有研究科学的精神,所以对于公冶长识鸟语,简直不相信。过去的儒家因此也就不敢说这个话,认为这是个笑话。但到现在由我们研究起来,它不会是笑话。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以其子妻之”的“子”就是女儿。古时候“子”字是男女通用的,所谓女子、男子、都用“子”。因此古代中国文化对自己女儿可以称子;而兄弟姊妹之间,妹妹可以称女弟;到后世反不大习惯用,也可说在另一方面看,中国过去是男女平等的。现在就孔子所讲公冶长的资料,只知道他坐过牢,为什么坐牢不知道,在历史上查不出来。在另外的杂书上,有一则关于他的故事说,公冶长因为懂鸟说话,有一次对鸟失了信用,鸟就害他,所以他坐了牢。为什么呢?传说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鸟对他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有头羊,你吃肉,我吃肠。”结果公冶长忘记了,把整只羊连肚里东西都吃掉了,鸟没东西可吃,就想害他。后来又对公冶长说南山有只羊,公冶长跑去,羊没看到,而看到一个被害死的人,有口难辩,结果坐了牢。这是我们小时候听过的故事。这种小孩子神话的传说,大概有几千年了,也是根据杂家的学问而来,当然这仅是传说而已。究竟公冶长为什么被关在牢里?就不知道了。但是孔子认为公冶长坐牢,不是罪有应得,因此孔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孔子的为人,绝对不是要选一个有财、有势或有学位的人,才把女儿嫁给他。而且最妙的是,他把女儿嫁给坐过牢的公冶长,又把侄女儿嫁给南容——南宫适。为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理由。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我们先要了解一个要点,孔子的出身很苦,他的生母是继室,孔子的前娘留下来一个残废的哥哥,家里很贫穷。孔子十一二岁间,就负担起了家庭生活,一切艰难困苦他都尝过,他是从艰苦中站起来的一个人。他的道德、学问、文章被后世尊称为圣人,这圣者不是偶然的。他对哥哥留下来的这个女儿,也是尽心的照应,最后将这个侄女嫁给南容。

  《论语》中好几处提到过南容,下面还说到南容“三复白圭”,孔子才把侄女嫁给他。白圭是什么东西呢?是白玉,“圭”就是做官的人上朝时手上拿的手板,秦汉以后又经改变形式为“竹简”;所谓“朝笏”的便是它。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第一是礼仪的规定;第二作为大事的记载。现在可以用日记本抄一下,古代没有日记本,遇到朝政大事,像对皇帝报告,如果忘记了怎么办?就把重要事写在朝笏上,这是它的第二个用处。所以我们看上古图画中的帝王,手里也都拿一块长型式的手版。

  古人之所以重玉,是有其意义的,并不像现代人爱好宝石的心理,说它是稀世奇珍。古人重玉,是因为“玉洁冰清”,人品要做到像玉一样洁白,拿玉来比自己人格学问的修养,所以重玉。后世相传,才戴玉的戒指、手镯。至于腰带挂玉佩,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据说人跌倒了如会受伤,则所佩的玉会先代人受伤。玉碎了,人就可以免于损伤。这种迷信的传说,是否真有其事?在力学上可能有这样一个作用,并不是玉有什么神灵。

  我们知道,白圭就是一块玉。上古有篇《白圭》,是专门赞叹玉的诗。赞叹玉,并不是因为宝石价值高,可值多少美金,而是赞叹它的“玉洁冰清”。玉的洁白,不能够有一点瑕疵、污点。南容读到这篇诗的时候,非常欣赏,再三地朗诵。孔子听到他再三朗诵这首诗,就把侄女嫁给他。如果说这记载的内容就只这样简单,那么我们年轻人看到哪家小姐漂亮,去她家门口唱几支歌试试看,不把你赶出去才怪呢?孔子就那么爱听歌吗?那为什么孔子听南容吟了三次诗就把侄女嫁给他呢?是因为孔子平日考察,如今日训导处之有资料,南容非常注重品德的修养,因此他读到这篇诗的时候,有特别的感慨,被孔子听见,这时就决定了把侄女嫁给他。到底孔子对南容学问、人品等修养的考察有何观感?一个时代——社会上了轨道的太平时代——就需要像南容这样的人才。他不会埋没,一定会出头。南容的才具由此可见。但是,凡有才具的人,多半锋芒凌厉,到不得势的时候,一定受不了,满腹牢骚,好像当今天下,舍我其谁?如果我出来,起码可比诸葛亮。有才具的人,往往会有这个毛病,非常严重!南容的智慧、才具是不会被遗弃的,太平治世自然少不了他;一旦到了混乱的时代,才能越高的人,艰难险阻也越多,甚至生命也越危险,但南容不会。因为当社会乱的时候,也有善于自处、清以自守之道,他绝不会遭遇杀身之祸,可以免于刑戮。换句话说,他擅于用世。不但有用世的才具,也擅于自处之道。因此孔子把自己的亲侄女嫁给他。

  我们把这两节合起来研究,就可见孔子处事有一定的原则。南容虽然善于自处,但公冶长在学问修养上,有更深的功夫,所以遭遇困逆还能够不怨不尤,涵养得平平淡淡。事实上比起来,他认为公冶长比南容更了不起。但是假如孔子把侄女嫁给公冶长,很可能遭到社会的批评,说他没存好心,把侄女嫁给坐过牢的公冶长,而把自己女儿嫁给世家公子的南容。可是他的做法,恰恰相反。在这些地方,我们虽有作吹毛求疵研究之嫌,但它是一个事实。重点在于“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这两句话是孔子处世的原则。一个人如何做到治平之世,才具不被埋没;混乱之际,不会遭遇生命危险,实在颇为不易。

  第三个评论的学生为子贱。子贱姓宓,名不齐,子贱是他的号。这是年轻人,《史记》上记载他比孔子少三十岁,《家语》记载他比孔子少四十多岁,到底小多少岁?在这里不是主题,反正这是孔子晚年所收的学生,以全部精神培植的年轻人之一。孔子对他的评语: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孔子大概在这里对学生们有所感叹。他说,子贱真了不起,是一个君子。“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周公之后封于鲁,鲁国保存的文化风规,是周代文化的代表。从春秋战国直到秦、汉之间,都是如此,也是中国文化中心的所在。但是从这一节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对鲁国文化也有感叹,指出文化要没落了,至少一些人物已经没有了。孔子特别提出子贱对同学们说,你们看,不论内在的修养品德,或者发挥于外的才能,宓子贱都可称得上是一个君子;假使现在有人认为鲁国没有一个君子,那么子贱这个人不就是君子吗?如果说这人不是君子,还有什么人可以说是君子呢?在此隐约透露出:第一,文化精神教育的目的,是在于培养承先启后的继起人才。第二,注意奖励后起之秀,导之使他发扬光大。

  以上是孔子对学生学问、德行的评论。讲过了三个人,下面是文章中的一个插曲,也等于一个转捩点。由此更显得《论语》文章的活泼。

   高高山顶立

  子贡问曰:赐也如何?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子贡看见老师评论了三个同学,自己忍不住了,突然起来发问,老师!你看我怎么样?孔子对他说,你是个东西。我们曾经提到过,中国人骂人的习惯,往往会说你是什么“东西”?人要构成一个东西,可也真不容易,等于说你有什么名堂?

  我自己想想,的确什么名堂都没有,只会吹牛。可是在这里孔子等于说子贡,你已经成了一个典型了。子贡又再问,那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孔子说,你是个瑚琏。

  “瑚琏”是古代的玉器,这个玉器,还不是民间普通老百姓可用的。是古代用来供于庙堂之上的,相当于中央政府、皇宫的布置,摆在上面,非常精洁庄严。为什么呢?它是“高”、“贵”、“清”的象征。子贡形成这种精神的典型,未免有点太高、太贵、太清了。古代要在国家有大典的时候,才请出瑚琏来亮一下相。平常的时候,只好锁在柜子里藏起来,保护起来。

  一天,同学拿了张钞票说:“好脏,要当心细菌。”我说:“这就是人生哲学的写照。”人如果拿了一张新钞票,喜欢它,总想多保留些时候;旧的钞票,先拿来用掉,所以钞票越破旧越容易流通。同样道理,好的东西深藏不露,保存起来。

  子贡就是这样一个被存起来,保护起来的人物。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孔子自己父母之国——鲁国——有难,孔子想要自己出马解决,同学们劝孔子,您老人家不要去,让我们出去替国家办外交。孔子说,自己国家的事,不能不管了,还是要去。后来子贡来了说,老师!我去。孔子立刻答应由子贡去。子贡是政治、经济、外交、工商,样样皆通的大通才。国际上走一趟,游说诸侯,就把鲁国稳定下来了。

  我们知道吴越之战等等大战争,最后的决战,是子贡挑起来的。子贡为什么要把战争挑起来?因为齐国要打鲁国,他就吴齐之战开始,一路挑下来,把越、晋也挑动了,这么一来,于是鲁国就泰然无事。他才具之高,本事之大,于此可见。但是后面还会讲到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后来他官不想当,什么都不想做,专门去做生意,而且做生意总发财,孔子晚年的生活好像都靠他照应的。子贡这个人就是豪迈慷慨,什么都不能拘束他,但是他绝不骄傲。所以孔子说他形成了高、贵、清的风格。对低下的事情不屑去做,就成了这“瑚琏”的典型了。

  深深海底行

  下面再说一个孔子的学生冉雍,号仲弓,比孔子少二十九岁,是平民出身,但是孔子认为这个学生有帝王之才。颜回固然是道德学问都好,可以传道,但并不一定能成帝王之才,或者做惊人的事业。这里提到冉雍。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或,是不定词。不知道谁看到孔子对冉雍太好,有点不服气,就对孔子说,你经常说冉雍非常好,他人是蛮好,仁慈、爱人、宽宏、厚道,优点不少,就是有一点,说起话来不大动听,态度上也不随和。——“不佞”,这个佞字的意义,以现代话来解释,就是既会吹牛又会拍马。不佞就是口才不好,态度也不很随和的样子。

  孔子听了这个人的话后,对他说:“焉用佞?”——一个人为什么要耍嘴皮子呢?

  “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他说耍嘴皮子是最可怕的,会讲话的人,常犯一个毛病,喜欢用嘴巴得罪别人或刻薄别人。说话刻薄别人的人,常常被别人讨厌,有时言语给人的伤害,比杀人一刀还痛苦。所以“御人以口给”,用嘴巴和人家对抗的人,常被人讨厌。于是他进一步说:“不知其仁,焉用佞?”

  假如一个人没有做到仁的修养,光是利嘴有什么用么?这一节首先讲明人格修养的标准;其次说明了孔子再三强调以冉雍榜样的道理。

  立己易立人难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漆雕开是孔子学生中专门研究历史的,从《史记》上知道,他曾随孔子学习《尚书》。《尚书》就是现在说的《书经》,是孔子所整理中国上古的历史资料。

  他年纪比较大一点,只少孔子十一岁。漆雕是姓,名开,字子若。

  这里提到,孔子有一天对漆雕开说,你的学养已经可以为社会服务了,出去做官吧。可是漆雕开说,老师,谢了!对这件事,我没有自信。这句话蕴含的修养很高,他是说你让我出去做事,我真能够替国家,为社会做得了什么事吗?我的学问够吗?你吩咐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出来为别人担当大事这一点,我没有自信,我不想出去做官。孔子听到他这样的话,高兴极了,因为在他的学生中,也有许多是急功好利的。

  孔子周游列国。自己尽管穷,尽管倒楣,但每个诸侯对于他的推荐,还是要买帐的。同时,孔子的学生在外面了不起的也很多,当军事统帅的也有,当行政首长的也有,权位很高的也有。只是每一个诸侯都不敢用他,因为他的学生太多了,在当时那样少的人口——大约几百万人口,他就有三千弟子。以今日人口比例来说,他该有多少学生?而且学生们对他都很忠实,他只要动一下,任何一个诸侯之国都可能会动摇,谁敢用他?但是他的学生一个个出来都吃香,因此有些孔门弟子,很可能也想走他们老师的路线。由少正卯的聚徒讲学,拉走了孔子许多学生的例证,便可推想而知。但是漆雕开,听到孔子叫他出来,他反而说对做官这件事没有自信,由此可见他为学之诚,行道之笃。所以孔子听了非常高兴。

  孔子要出国

  老师论评学生的记载到这里,又一转,来一个轻松的题材。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这是孔子晚年感觉到,文化衰颓的振兴以及社会风气的挽回,有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即。所以他感叹地说,今日文教、德育的路是走不通了;世界变了,大家都现实,对于文化没人讲究了,还是出国吧!——这个出国,不比现在是好事,那时出国是很痛苦的,海外都还没有开发,完全是原始状态,那是去受罪。现在出国还了得,如果孔子要想为功名富贵而出国,就不是圣人,跟大家一样了。他当时还不是坐船出国,而是乘桴。

  古代交通不发达,把一根大木头中间挖空,就成为“桴”了。当时江南一带是用木筏、竹筏;在北方多半用桴。他感叹地说,万一自己在中国无法传道,无所作为,那只好做个独木舟,到海外野蛮的地方归隐,默默无闻以终此生。到那时候,大概子路还会跟我一块儿走吧?(子路武功好,是弟子中军事成就最大的,有统帅之才。)子路在旁边听了老师这句话非常高兴,好像孔子马上就准备出发的样子。

  所以孔子说,子路的武功、勇气都超过我,但是他的暴躁也超过我,对于事情,不知道仲裁,(无所取材的“取材”就是中肯的判断。)不明断,太过偏激了。

  孔门弟子画像

  讲到这里,来一串总评。同时可看出孔子说话的艺术。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这个人,我们前面介绍过,是鲁国一位大夫,当时的当政者,向孔子征询人才——要他介绍学生。因为孔子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仁。所以他先就孔子学生中最出名的几人问起,问他们有没有学养到“仁”的最高境界。

  首先他问子路的学问有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也就是说是否达到以仁道入世的程度?孔子说:“不知也。”这个“不知也”的意思,我与古人的解释又不同了。古人常解释说,孔子答复孟武伯,子路不知道仁。我认为不是这个意思。孔子说的是一句幽默的答辞,不肯定的话;等于有人来问我们说,你认为你的学生某某的能力,能不能当省主席?我们也许答复他,这个我不晓得。也许我们的心里认为这个学生的本事,还超过了这个地位,但口头上不能这样吹;也许我们认为这个学生当科员的本事都不够,也不能说得他太难堪了,否则害他没有前途、没有饭吃,我只有说不知道。所以孔子说“不知道”这句话时,是带着笑容说的,就是不作肯定答复,当然语意中隐含了子路还没有达到仁的境界的意思。这是我对这个“不知也”含义的看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因为孟武伯的这个问题,得不到结果,没有听到肯切的答复。所以下面又有“又问”的一层转折,由此便可自得证明。因此孟武伯又向孔子追问子路的成就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孔子就具体介绍自己的学生,他说子路如在千乘之国——在春秋战国时候,是一个大国——“可使治其赋也”,可以让他当统帅。“赋”在古代,包括了军事和赋税的征调,乃财、政、经,联合为一的制度。

  所以赋有时可以代表三军统帅中,后勤补给的联勤总务。所谓千乘之国,上古是车战时代,四匹马拖一辆车叫一乘,车上是兵员、战备、武器,千乘之国是最大的国家。他说子路是大将之才,前后方都可由他统领。至于学问修养是否已到仁的境界,这一点,在孔子的标准上来说,是很难通过的。

  孟武伯又问冉求这个人怎样?在《八佾》篇中曾提到过冉求,是在鲁国的权门季孙家当家臣的,等于说他有行政的长才,所以孔子答复孟武伯就冉求是最好的行政首长。以现在的官制来说,当一个相当于省主席的行政首长是没有问题,而且足以胜任愉快。“千室之邑”的千室,不能和现在比,像台北市有百多万人口,但是古代的“千室之邑”已经了不起,是很大的地方。“百乘之家”是古代宗法社会制度中的大家族,等于一个大的地方政治单位。冉求可以当这样的地方官,至于学问上也还没有达到仁的境界。

  孟武伯又问到一个人说:“赤也何如?”赤是孔子的学生,姓公西,字子华,少孔子四十二岁。孔子说,你问到公西华,他穿起礼服,仪态非常好,学问也过得去,有外国的首长、大使来,他是最好的外交官。“束带立于朝”,我国古代衣服都捆腰带,所谓锦袍玉带,就是说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现在外国的礼服也捆了腰带。虽然在外交应对上是上乘之选,但是谈到学问、修养,也还是没有达到仁的境界。

  我们从这一节,看到孔子对于“仁”的要求,严格到这个程度,几乎没有一个学生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学问真正能够达到“仁”的标准,只有一个颜回,但是不幸短命死矣。后来才传道给曾参,前面讲过:“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是晚年了。历史的记载,孔子三千弟子,优等的(贤人)有七十二人,但是见诸《论语》及《史记》所留下来的资料,出名的、有了不起成就的,一二十人而已。而且,这一二十个人,还是靠孔子宣扬出来的,都是孔子介绍学生,著书立说的也是孔子。

  我们怎么知道颜回?颜回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没有作过一首诗,也没有写过一个字留下来,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学问到了什么程度?都是他的老师说他如何好、如何了不起。武才方面,子路可以当元帅,但他没有像后来的孙子,还写了一部兵法。子贡也是如此,这些学生们多半是孔子宣扬出来的。

  由此可见人才之难,古今历史上一个大问题,总有“才难”之感!真正的人才实在难得。同时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有趣的问题:第一等人往往可以不写文章,不讲学;学问越好越不响。试看历史上有好几个真正了不起的人都如此。耶稣根本没有念大学,但现在研究耶稣讲的话,拿几百个博士学位也不止,但他没有写过一句话,都是他的门徒写的;释迦牟尼也没有写过一个字,所有的经典,都是弟子记载的;老子自己写了五千字;孔子最可怜,都是自己写,还是他反过来捧学生,学生无法捧他。所以我们当学生,最好找个像孔子一样的老师,不但有学问听,自己又省力气,他来捧捧我们蛮好的。且看孔子这些学生,都是他捧出来的。虽然这是笑话,但事实是从他嘴里讲出来,我们才知道。所以从另一角度来看历史,真正的人才的确是不易得的。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弟子里各种人才都有。军事的子路、外交的公西华、行政的冉求,至于子贡这一类,器也!有如庙堂上的瑚琏,精致高雅;乃至江湖上一诺千金,面孔难看的,各种各样,无奇不有,无所不包,所以他真是叫做“有教无类”。

  吾爱吾师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子贡、子路是孔子喜爱的两个学生。我们可以看到,子路有时拳头一挥,是最冲的;子贡是什么话都讲的。他们对老师特别一点,孔子对他们俩也特别一点。所以有一天就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孔子最欣赏的是颜回,这次他对子贡说,你讲老实话,你自己与颜回比比看,哪一个好?哪一个了不起?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子贡说,老师,谢了!我实在没法跟他比。“回也闻一知十”,颜回嘛,老师讲出一分,他懂十分。从子贡的答复,可见学问之难,所谓启发式教育也真不容易,告诉了他这个角,另三个角都懂了;告诉他那边有烟了,他便知道是起火了,如此才是英才。有的则是反应迟钝地还反问道:“那边有烟吗?”等到都烧光了,他还不知所以然呢!这就是智愚的差别了。子贡回答说,老师告诉颜回一分,其他九分他都知道了,不需要老师再教了。至于我——“赐也闻一以知二”,老师讲了一步,我顶多知道两步,第三步就不知道了。这是老实话,可见子贡很坦然,很诚恳。再看孔子的态度:“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这多谦虚呀!他说:“是的,你不如他,不但你不如他,我和你一样都不如他。”孔子那么欣赏颜回,这也不是过分,有一种人的头脑,特别聪明,品德又好,才具又高。后来的孟子认为天下有三件乐事,第一是父母具存,兄弟没有什么事故,尽到了孝道和友爱;第二是胸襟光明磊落,没有对不起人,没有对不起天地鬼神的事;第三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点孔子就得到了。不过有时得天下笨才而教育之,实在是一大苦事也。

  孔子对于颜回,他认为是得英才而教育之,是快乐的。由孔子对子贡说的这段话,可见孔子的教育和他的为人,是如此地谦虚,能够把握机会启发人,一点都不呆板。

  手倦抛书午梦长

  下面一个大问题来了: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

  宰予是孔子的学生,四科高弟之一。孔子说的言语、文学、德性、政治这四种才学分类,宰予等于是孔门那个“学府”里的后起“语文系”的系主任呢!言语嘛,宰予的长处就是“利口”。“宰予昼寝”据古人的解释是白天里睡觉——大概睡午觉,或睡懒觉。被孔子看到了,就骂他:“朽木不可雕也”。这个烂木头无法雕凿。

  “粪土之墙不可杇也”,这个烂墙去粉刷也粉刷不好。“于予与何诛!”该死!该死!因此中国过去守老规矩的读书人,不敢睡午觉,都是受这一段话的影响。我们知道,历史上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也是有名的理学家,他就不敢睡午觉,尽管忙成那个样子,还是不敢睡午觉,怕孔子会发牢骚“——粪土之墙不可杇也。”所以曾国藩改成睡晚觉。早上起得早,公事又多又忙实在受不了,没有办法,只有在吃晚饭以前,睡一下,然后夜里精神又好。这个昼寝的教训,在古人是这么严重的事。

  后来到了民国初年,洋学堂是学的西方文化,新的规矩一定要睡午觉,尤其那个时候,德日式的训练风气来了,早起有朝气,补充的休息时间便靠午睡,否则不合乎卫生。那么“宰予昼寝”的问题怎么办呢?有人便提出如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意见,说这个不是“昼”寝,是“画”寝的错误。因为宰予没有事,常常在寝室里头“画”壁画。除非幼稚园的学生,可能偷偷地在墙上乱画,宰予又不是小孩子,为什么要在墙上乱涂。读书不多真难,后来才知道受了康有为他们的骗。这个“画寝”的问题,最先提出的是梁武帝,后来宋代也有个人照此讲过,说宰予并不是白天睡觉被骂,而是他在寝室的墙上乱画,所以孔子骂他。康有为他们的说法,并非创见。

  然而,据我们的了解,古人对孔子这两句话,似乎都曲解了。据我的研究,这两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这根木头的内部本来就已经腐坏了,你再去在他外面雕刻,即使雕得外表很好看,也是没有用的;“粪土之墙”,经蚂蚁、土狗等爬松了的泥巴墙,它的本身便是不牢固的,会倒的,这种里面不牢的墙,外表粉刷得漂亮也是没有用的。等于房子烂了,你把他整理起来,像用现代的三夹板、甘蔗板、壁纸一敷,走进去看看很漂亮,但架子松散,这是不对的、靠不住的。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懂得他是说宰予的身体不好。只好让他多休息一会,你们对他不要有太过的要求。这个道理,我是从学生中体会出来的。因为我有几个学生,能力好、智慧高,他的才能见解,老实说我都佩服他。但要命的是,交给他一件事情,一个月都没有消息。骂他吗?不忍心。实际上他三天两天就患感冒,一天到晚都必须与床为伍,没有精神,只好躺下来睡觉。我才发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不是说他坏,而是他的底子太弱了。但是人很奇怪,身体弱的人头脑都好,试看《孟子·尽心章》里:“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一个有病的人,因为经常在病苦中,身体没有其他的活动,所以会多思想、会搞学问。

  体力好的人,运动得锦标的,要他写两篇,他很吃力。这两件事,不可得兼;体能好,智慧又高,文武具全的人太少了。学问、德业好的人多半体弱多病,这是事实。

  所以孔子说:“于予与何诛?”对于宰予不必过分诛求了。“诛”者求也,在此不可当杀人的“杀”字用。“诛”也是要求的“求”,这里“于予”的“予”就是宰予。换句话说,你们对于宰予,何必要求太过呢?就让他睡个觉吧!

  接下来: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于予与改是。

  孔子说,从前我听了一个人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年纪大了、人生经验多了,听了一个人说的话,还要观察观察他的行为。这个改变,是宰予给我的启发。

  古人根据这些话解释说,孔子对宰予恨极了。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从生活和教学的经验中体会,便可知孔子这样的话,是说他从前看到一个人,有思想、有才具,便相信这个人将来一定有成就——“听其言而信其行”。后来他发现并非如此,一个人即使有才具、有学问,但没有良好的体能、没有充沛精力,也免谈事业。一个人做事业,必须要强健的体力,饱满的精神。所以孔子说,我看了宰予,对人生看法有了改变,天下事实在并不简单。有人有思想、有能力、有才具,他却一辈子做不好事业,因为他的精力不足、精神不够。所以曾国藩的相法便说:“功名看气宇,事业看精神。”有道理!所以我认为这一节是这个意思,对与不对,还待大家再研究。不过我个人至少到今天为止,认为是这样的。只是古人把孔子描写得太古板、太迂腐了,其实孔子非常通人情。

  人到无求品自高

  这里讲到另外一个人了。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孔子有一天在感叹,他说我始终没有看见过一个够得上刚强的人。要注意这个“刚”字,脾气大不算刚,那是脾气大。刚的人是方正,并不一定脾气大,普通讲这个人很蹩扭,高帽子戴不上,骂他也不改变,这差不多有点像刚,但还要看他的品德、智慧、修养。前面我曾经提到有一个人讲过,他说上等人有本领没脾气,中等人有本领有脾气,下等人没本领脾气大。孔子这里的刚是指有本领没脾气的上等人而言。

  孔子讲了这句话,有一个人说,有嘛!申枨,他不是很刚吗?“子曰:枨也欲。

  焉得刚?”他说申枨这个人有欲望,怎么说是刚呢!一个人有欲望是刚强不起来的,碰到你爱好的,就非投降不可。人要到“无欲”则刚,譬如说,这个人真好!真了不起!就是一点毛病,爱钱。既然他爱钱,你拿钱给他,他的了不起就变成起不了。

  你说这个人品德样样都好,就是有一个毛病爱读书,遇到懂得手段的人就利用他了,什么都不和他谈,专谈书,他就中计了。历史上有些人,“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请他出来做官,他不干;任何权势拉拢他,理都不理。但是中国政治上有一个传统的手法,只要在人上者,肯“礼贤下士”,管你什么人,都要吃瘪、投降。

  有人认为你是天下第一人,你不出来,奈天下苍生何?这时候你想想,觉得还不错,不妨出来试一试。功名富贵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怕“礼贤下士”。只要以礼下人,任何英雄都不免来入彀中。不过要有道德作背景,如果没有道德的基础,仅是这样乱用,礼也是一把刀,有时要把自己杀掉的,这要特别注意!

  所以真正刚强的人是没有欲望的——无欲则刚。有一个学生要我写一副对子,我送他八个字。上联是佛家的思想,下联是儒家的思想:“有求皆苦,无欲则刚。”

  如果你说什么都不求,只想成圣人、成佛、成仙,也蛮苦的呀!所以有求就苦,人到无求品自高,要到一切无欲才真能刚正,才可以作顶天立地的人。

  孔子说申枨还有欲望,怎能算得刚?因此,引出了另一个人的话。

   推己及人难又难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这是子贡很得意地讲自己学问修养的心得。他说,我不喜欢人家加到我身上的那些事,我也不想有同样的情形加到别人身上。譬如有人骂我,我会觉得不高兴,因此我也不骂任何人。换句话说,别人给我的痛苦、烦恼,我不喜欢,因此我也不愿加给任何一个人痛苦、烦恼。你说一个人够做到这样的修养,多了不起!他向孔子报告了自己这个做学问的可贵心得。“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孔子听了便说:子贡呀!这是你做不到的呀!再下一句虽然没有写出来,但隐约中包涵有孔子自谦的意味,等于说,就算我为师的也不能完全做到,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为什么呢?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只要是活着,一定烦恼了别人,这是必然的道理。譬如我们大家在这里研究《论语》,蛮轻松的,等会儿回家一看:“太太!你怎么搞的?

  饭没做好!”我们在这里享受,那个烦恼是加在太太身上的。人活在世上,都是把自己的痛苦加在别人身上,然后自己得到一点所谓“享受”,所谓“幸福”。所以子贡说了这些话以后,孔子说他做不到,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人活在世界上是互助的,我们的幸福享受,一定有赖于人,甚至妨碍了别人。不过,如能常生警觉,想到妨碍了别人时,尽量少妨碍一点,已经是最好的道德了。所以说,绝对无私,绝对无欲,是做不到的。

  老子也认为绝对无私是不可能的,做到“清心寡欲”、“少私寡欲”,已经很了不起。少私就公了;绝对无私行不通;绝对无欲做不到;少欲就是了不起。所以替自己想时也能替别人想,就是很了不起的公德。当我想到需要拿扇子的时候,也问问他:“你要不要?”就了不起。假如说当我拿扇子的时候,我买扇子送给天下所有需要扇子的人,是做不到的,不但没有这个财力,而且也缺乏这种能力。况且世界上有些人,你给他扇子,他拿了丢掉,为什么?他有病还吹不得风呢!由此可知作人之难,道德修养之难。

  有人说,我们后世的人景仰孔子,知道他了不起,那都是子贡的功劳。为什么?

  孔子晚年的生活,很可能都靠子贡维持的。乃至扬名天下,子贡也大有功。当时国际之间,不论外交策划,工商界的声望,战略政略的顾问,子贡样样都行。而且子贡对孔子的认识非常够,孔子死后,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大多都服心丧三年——就是对老师像对父母一样,内心服孝三年。只有子贡庐墓三年——守孔子的坟墓守了三年。中国人讲究看风水的“堪舆”学中,相传孔子在曲阜的坟墓也是子贡勘定的。起先孔子死后,同学们先看中了一个坟地,便是后来葬汉高祖的地方,但是子贡认为这个地方用来葬我们的夫子,是不够的,因为那只能算是一个帝王之地,我们夫子是千古圣人,这个地方是不够格的。因此子贡决定葬在曲阜,这是风水家的相传,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孔门文武事功的二子

  子贡如何的捧孔子,下面便是明证: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以子贡的学问与成就,终于说出孔子的伟大来。他说,我们跟了夫子这么多年,所晓得的,只是他的文章。说到“文章”一词,我们要注意,在这里并不是写稿子的那种文章;古人的所谓文章,包括美好的言语、思想、行为、举动、待人、处世等表之于外的都叫作文章;事理成了一个章法,蕴含艺术的气氛,就叫文章。后来变成狭义的文章,写成某些形式的文字才叫文章。子贡在此说,老师的学问文章,我们都常听到;可是老师有关于人性的本源,与形而上生命的来源的本体论,以及宇宙最初是怎样开始的?究竟谁造的?是唯物的或唯心的?这个天道——哲学的问题,因我们的程度还不够,老师也就没有跟我们提。所以我们后世只有研究《易经》,才看出孔子谈形而上道的哲学和科学问题,四书中关于形而上道的阐述非常少。因此,后世研究孔子的学说,如果有人提出孔子对于形而上的观念是如何如何的,多半是他的孔子如此认定,难为笃论。譬如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内容上说孔子认为如何,如何;多方引证一番,那只能说是我们的孔子,并非孔子的我。这是什么道理呢?根据子贡的话:“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见他因这班弟子的程度还不够,所以很少跟他们提到。

  本篇到此,话题一转,这里说子路的好处了。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子路尽管那么粗暴,那么冲动,但子路的品德特别好,武功也好,孔子的确喜欢他。他是后来在卫国出大乱的时候战死的。卫国发生变乱时,他刚从外面回来,原来他可以躲开这场祸乱的,但他没有逃避,他听到消息认为“见危授命”,更应该前去,不能逃避。他进去以后,正在战乱,他参加作战而死亡,临死时一身都是创伤,但他认为儒者之死,应该整其衣冠。所以临命终时,抱着重伤,戴上帽子,整理好衣服,端端正正,然后才断气。一个人一身创伤,还如此从容,知道大限已至,整理衣冠,扣好扣子,死得端正,这种精神修养,太不容易,他能如此,决非偶然。所以这里说子路最怕听见孔子讲话,为什么?因为他怕听了做不到,有愧于为学。道理明白了,行为要配合得上,此即所谓“履践”的工夫。他因为怕做不到事理合一之境,等于是自欺,所以他最怕老师的教诲。

  盖棺成定论

  本篇这一节之前,都是讲学生的故事。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这节开始讲到孔子对于当时及其前后时代人物的评论。这个人物的评论,包括了如何作学问与整体的文化精神。现在这里先介绍一个人。他就是孔文子,姓孔名圉,是卫国的大夫。文子的“文”的来源,是中国古代的谥法,从周朝开始,一直流传下来的,民国以来,因为几十年都在战乱之中,国家多故,我们文化中的这一点还没有恢复。

  什么是谥法?简单一句话,就是一个人死后的定论。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只有中国历史文化才有的,连皇帝都逃不过谥法的褒贬。我们要晓得,这一点便是中国文化春秋大义的精神所在,同时更应该使下一代记取这具深义的特点。中国古代做皇帝、做官的最怕这个谥法,怕他死后留下万世的骂名,甚至连累子孙抬不起头。

  因此他们为国家做事情,要想争取的是万世之名,不愿死后替子孙留下臭名,更不愿在历史上留个骂名。这个就叫谥法——也就是死后的一字之定评。皇帝死了就由大臣集议,或史官作评语,像汉朝的文帝、武帝,称谓“文”、“武”,都是谥法给他们的“谥号”。“哀帝”就惨了,汉朝最后那个帝为“献”帝,也含有奉献给别人,送上去的悲哀。可见这个谥法很厉害。王阳明,是他本人的号,后来加谥为“文成”。曾国藩,后人称他曾文正公,“文正”两字是清朝给他的谥号。死后的评语够得上称为“文成”、“文正”的,上下五千年历史,纵横十万里国土,虽然有几亿的人口,其中却数不出几个人,最多一二十人而已。这是中国文化中谥法的谨严。所以中国人做官也好,做事也好,他的精神目标,是要对后代负责;不但对这一辈子要负责任,对后世仍旧要负责任。如宋代的名臣,也是理学家的赵拤,他一度放到四川作“省主席”——比拟现代的官位来说。他自己骑一头跛脚骡子,带了一个老仆人、一琴、一鹤去上任,到了省城里,全城的文武官员,出城来接新主席,却看不到人,谁知道那个坐在茶馆里面,一琴、一鹤相随的糟老头子就是新上任的主席。当然他不止是当主席,也当过谏议大夫,是很有名的名臣——历史上成为名臣不容易。有所谓大臣、名臣、具臣、忠臣、功臣、奸臣、佞臣等等。所谓忠臣、奸臣,看小说都知道,不必细说了。要够得上成为一个名臣,很不容易,够得上一个大臣,更难。大臣不一定在历史上很出名,可是他一定有安定天下后世的功业。我们不希望看到奸臣,也不希望看到忠臣,这话怎么说呢?我们晓得文天祥是忠臣,岳飞也是忠臣,但是我们不希望国家遭遇到他们当时那样的时代。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名臣、大臣,像赵拤就是名臣、大臣。他最后退下来,回到家里,写了一首诗:“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世人欲识高斋老,只是柯村赵四郎。”

  不要看错了,说他腰里都是黄金美钞所以退休了。这个黄金不是黄金美钞,看京剧就知道,所谓“斗大黄金印,年高白玉堂。”古代方面大员的印信,实际上是一颗铜的大印,叫作“黄金印”,有如现在中央部会的印,铸印局用铜铸的,也可叫黄金印。“腰佩黄金已退藏”,是说退还了那颗黄金印。“个中消息也寻常”,一生风云人物,其实很平常。“世人欲识高斋老”,他下来以后所住的地方叫高斋,他说你们以为住在高斋的这个老头子有什么了不起,而想认识认识他是何等样的人吗?

  “只是柯村赵四郎”,其实还是当年住在柯村的赵老四啊!他是那么平淡,那么平凡。所以一个最了不起的人,是最平凡的人。真做到平凡,才是真了不起。而赵拤最后的谥号是两个字“清献”,历史上的赵清献公,就是赵拤,他一生都奉献给国家,而一生清正,到达这个程度是很难的。其他的名臣很多,在这里一时也说不完。

  总之,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非常重视这个谥法,而我们现在呢!大有陆放翁诗的:“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管他的!死了就拉到,老子死后,你要骂就骂吧!只要我现在活得舒服就对了。我们不要忘记了,谥法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等到邦有道时,这些东西仍然要恢复起来才对。试看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精神,不管文人、英雄,死了就死了。像法国人,一提到就只有拿破仑。拿破仑又有什么了不起,崛起只有二十来年,五十多岁就死了,而且是个失败的英雄,比楚霸王还差劲,什么拿破仑的!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英雄多得很,只因为历史上多是同情失败的英雄,所以“徒使竖子成名耳”。现在的西方文化更搞不清楚,“死后是非谁管得,生前拚命自宣传。”可是我们中国人要懂中国文化谥法的道理和精神。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像日本明治维新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伊藤博文的名言:“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是吸收中国文化的东西,日本人自称东方文化,其实都是道地的中国文化。我们这一代青年,那种短见,那种义利之不分,实在“匪夷所思”。刚才我们几个人谈到现代青年对现代知识的贫乏,什么都没有,一谈就是考什么学校,为了待遇多少,为了求生活,这些是从前我们从来不考虑的。

  现在搞成这个样子,真是文化精神的衰退,实在值得我们多加注意。这是谈到谥法引出来的题外感想。

  现在回到原文。卫国的大夫孔圉,死后谥作文。子贡问孔子“何以谓之文也?”

  一个人一生作人做事,要怎么样才够得上称作“文”?“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一个人聪明——聪明的人不大好学的,而且聪明的人往往以为自己的学问够了,尤其我们现代人,容易犯这个毛病,好像自己什么都懂;而且现代人犯一个更大的毛病,地位越高了,好像自己学问也随之而越高深了,这是很成问题的。要敏而好学,越聪明越好学,为自己,为事业都好,这才是了不起的人物。第二点更难了:“不耻下问”,什么叫下问?比我不如的人,也要虚心向他请教求证。人要有自知之明,那样行就是行,即使行了,以能问于不能,作为参考,这才叫能够集思广益。孔子说一个人能够敏而好学,再加上不耻下问的谦德,才符合“文”这个字的内涵。曾国藩的了不起,就是幕府中的人才多,他的智囊团组织大,第一流的人才都参加,大家的智慧变成他的智慧。诸葛亮的了不起,也是幕府人才非常多。所以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才叫做“文”。

  名臣的典范

  孔子又批评一个人,是当时春秋时代,比孔子稍稍早一点,郑国有名的首相,对郑国有了不起的贡献的,名叫子产。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产是历史上有名的好宰相,好政治家,孔子非常佩服他,说他特别有四点君子之道,不是普通的常情、德业、修养等等可比。因此孔子对他四个长处,在历史价值上加以评论。他说子产自己严肃得很,管理自己非常恭谨,不马虎,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人对自己最易放松,往往认为错处总是他人的,很少对自己的错失反省,而子产做得到“行己也恭”,实在难得。同时又“事上也敬”,子产做首相,对于主上非常恭敬。恭是自己内心的肃诚,敬是对人对事态度上的严谨。换言之:对上接受命令时,不只是服从,有好的意见时要提出力争。执行命令,要尽心,不只是敷衍了事。最怕的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你要他提意见办法,他表示没有异议,你教他执行,他又呆在那里。而子产对上对下都能敬于其事。“其养民也惠”,他能促使经济繁荣,对于社会百姓,大家能得其所养,安定生活,对于社会有贡献,有恩惠给人民,因此老百姓感恩于他,他有命令下达时,各个服从。但是“其使民也义”,他又非常合理、合时、合法,人家乐意听他用,的确是大政治家的风范。所以郑国有子产才能兴起来,因为他有四点君子之道。这四点长处并不仅是政治家才应该具备,而我们不是政治家就用不着,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拿这四点来作人处世,就是成功的一半,所谓君子之道,大有可望了。

  孔子讲到另外一个人,就是晏平仲。齐国人,曾任宰相,年纪比孔子大一点,但与孔子同时。孔子到齐国所以不得志,就是小矮子不让他去,齐国本来想请孔子去,小矮子告诉齐王:“你能有这度量,可以请他来吗?”这个话皇帝一听,心里有数了,就不敢请孔子去。但是孔子对于晏子很佩服。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他说这个人作朋友了不起,历史上有他的专门著作——《晏氏春秋》。晏子是大政治家,可说是孔子前辈,年龄虽然差不多,但比孔子出道早。《古文观止》上有一篇,辑自《史记·管晏列传》,提到晏子的车夫,一天回家时,太太要求离婚。

  车夫问什么原因,他的太太说,我今天在门缝中看到你驾车载晏子经过门口,晏子那么矮,做了宰相,名震诸侯,还是简朴无华,自居人下的样子。而你身高八尺,只是他的仆役,却显得意气扬扬、自足自满的样子。你竟是这样没有出息,不长进的人,所以我要离婚。晏子的车夫听了这番话,就马上改过,力学谦卑,第二天驾车都变了。晏子看见他突然一反常态,样子变了,觉得奇怪,问明了原因,晏子就培养他,从此立志读书,后来官拜大夫。从这个故事可知晏子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孔子尤其佩服他这个人对于交朋友的态度。他不大容易与人交朋友,如果交了一个朋友,就全始全终。我们都有朋友,但全始全终的很少,所以古人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到处点头都是朋友,但不相干。晏子对朋友能全始全终,“久而敬之”,交情越久,他对人越恭敬有礼,别人对他也越敬重;交朋友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字——“久而敬之”。我们看到许多朋友之间会搞不好,都是因为久而不敬的关系;初交很客气,三杯酒下肚,什么都来了,最后成为冤家。

  讲到这里,我们想到中国人的夫妇之道——“相敬如宾”——宾是客人,对于客人无论如何带几分客气,如果家人正在吵架,突然来了客人,一定暂行停战,先招待客人,也许脸上的怒意没有完全去掉,但对客人一定客气有礼。夫妇之间,在最初谈恋爱时,西门町电影院门口等了两小时,肚子里冒火,对方来了,还是笑脸迎上去,并且表示再等两小时也没关系。如果结了婚,再这样等两小时,不骂一顿才怪!因为是夫妇了嘛!所以夫妇之间,永远保持谈恋爱时的态度——相敬如宾,感情一定好。不但夫妇如此,朋友也如此。扩而大之,长官对于部下,部下对于长官,也是这个道理。

  这个“敬”的作用是什么?好像公共汽车后面八个字的安全标记:“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少碰为妙。

  普通人交朋友,恰恰与晏平仲相反,时间久了,好朋友变成冤家,这对五伦中的友道,实在有亏。尤其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对任何人都不大相信,友道根本上已成了问题。必须急图匡正。以便维系“久而敬之”的交友原则。

  玩物丧志

  接下去,谈到了臧文仲。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我们首先要了解的,臧文仲是孔子父母之邦——鲁国的大夫,为臧孙氏,名辰。

  “居”字在这里,和“囤积居奇”这句成语中的那个“居”字的意义相同。“蔡”

  是大乌龟,就是在街上特产店中可买到的玳瑁。讲到乌龟和狗,在中国上古的文化中,都是很受重视的东西。平常碰到广东朋友,就往往会谈到吃狗肉。为什么广东朋友欢喜吃狗肉?因为广东、福建一带,直到现在还保存了不少唐代以前的文化。

  同时在中文音读方面,广东、福建的语系,很多地方还保有唐代的中州音。我们研究诗词、读古文、讲音韵平仄。假使用现在的国语发音,有时候会有很大的困惑;我们如用国语来朗诵古诗词,就会常常读错音的。例如一个字的平、上、去、入四声,现代改为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但第四声(入)往往和平声没什么分别,所以原来的四声等于只有三声。原来的上、去、入等三声都是仄声,但现在听见有人用国语朗诵诗词,对入声字就念成了平声,这就是因为现在的国语,一、四两声不容易分而发生的毛病。

  我们中国字的念法,不但有平、上、去、入四声,事实上以中原音为准,有宫、商、角、征(知矣切)、羽、变宫、变征等七音。(笛谱上有合、四、一、上、尺、工、凡等七个音阶。)所谓中原是古南阳,现在的河南、鄂北一带,为中原的中心地带。京戏中皮黄的黄,就是指湖北黄陂、黄冈一带而言,如“大王”这个名词,在京戏里念成“代王”的音,广东话的“大佬”也念成“代佬”,这就是古音。所以现在要研究中国的文学、文化,都必须懂得广东话,乃至福建话(包括台湾话)。

  因为广东话、福建话有七个音,尤其闽南话到了八音,它的鼻音非常多,有些是国语没有的音。

  为什么我们说广东人的吃狗肉,也是来自上古的文化?我国自古以狗作祭品。

  自三代以来,差不多到商周时代,祭品中才取消狗,改用牛、猪、羊等作祭祀的牺牲。老子《道德经》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话——一般人批评老子这句话为阴险、刻薄,看事情太透彻。因为他们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地无所谓仁不仁,生了万物,又把万物当刍狗来玩弄。这是对老子思想的误解,或者故意曲解来作幽默用的。老子“刍狗”的本意,就是草做的狗。狗在古代本来是作祭祀用的牺牲,在祭祖宗、祭天地等典礼中,如现在的冷猪头、牛、羊等。后来由于社会风气的演变,不再用真的狗,而用草扎一只狗形来代替。相当于后世在拜拜的时候,用面做的猪头来代替真的猪头一样。刍狗做好以后,在还没有用来祭祀之前,大家对它都很重视,碰都不敢随便碰;等到举行祭祀以后,就把它丢到垃圾堆里去了。

  儒家常说天地有仁心,滋生了万物;老了则说天地无所谓仁,也无所谓不仁。

  天地生了万物,并没有想取回什么报酬。人帮助了人,都往往附带了条件,希望有所回报。于是老子说人要效法天地。天地生了万物,他没有居功;天地给万物以生命,他没有自认为荣耀;天地做了好事,使万物生生不息。凡是能做的,做了就做了,没有条件。所以真正要成为圣人,就要效法天地的这种精神,养成这样的胸襟。

  所以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真正意思是:天地看万物和那个丢掉的草狗一样,并没有对人特别好,对其他的万物特别差。人之所以对万物差,是因为人的主观,人的自私的观念;这是老子的本意。

  总之,这是说明上古把狗肉看得很重要,同时也把乌龟看得很重要。刚才说过了,研究古代文化,比较接近的,要从广东、福建两省的文字、语言、风俗、习惯着手。本省同胞的祖先,都是来自闽粤的,他们祭祀时用米做的乌龟很多。而在大陆其他各省,对乌龟就很忌讳。实际上乌龟在唐代以前都是好的象征。认为它的寿命很长,又代表了厚道、富贵,所以本省现在还保留这个风气。

  现在讲到“蔡”,就是大龟——玳瑁,是龟中特别好的一种。战国时代,对大龟看得很珍贵。如果现在有人以此为题写博士论文,一定也可以拿到一个学位。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就提到过乌龟。所谓“日者”

  在古代包括了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占卜、算命等都在内。过去对于这些像科学,又像哲学,又像玄学的东西,都归“太史公”掌管。所以当时太史这个官,就是专管历史和这些事情的。司马迁的《史记》中,常有“太史公曰”,因为他是历代世袭的太史,他是把父亲捧出来:“我爸爸说的。”后来司马迁承袭父职也做了太史公。他自己要骂人的时候,不好意思直骂,就说“太史公曰”——“我爸爸当年说的”,这是司马迁写文章调皮的地方。

  司马迁在《日者》、《龟策列传》中,写到卜卦用乌龟的事。古代认为乌龟有神灵,卜卦要用乌龟的壳。卜卦的人如何找得到那么好的乌龟壳?古代的情形不知道,据我们所看到的,就很残忍了。是把乌龟上下夹住,然后在乌龟后面用火一烧,乌龟被烧痛了,拚命想逃走,可是壳又被夹住了,最后向前猛窜,龟肉飞了出去,壳就留下来,所谓“脱壳乌龟”就是这情形。这种龟壳,就被认为有神灵,拿来作卜卦之用。

  司马迁因为世代研究这类东西,天文、气象、卜卦等等都会,因此他在《龟策列传》中,对这件事写得很妙。他说乌龟如何如何灵,如何如何神。在春秋战国以前,遇到国家大事,连大臣们都不能决疑的时候,就用卜卦来决定。他还举出了许多例子,来证明乌龟如何灵验,但写到最后,妙了!他写道:“江淮人家,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最后这么一句,意思是说:据小子我遍游名山大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了南方一看,江淮之人,长江以南,湖南、广东一带的人,他们还吃乌龟的肉呢!这篇文章到此就完了。你说他迷信不迷信?这可不知道了,也许这是他的历史哲学。上面说了乌龟很灵验,既然很灵验,又自己保不住,江淮的人还吃乌龟肉,就可见不灵验。假如不灵验,又何必去迷信?但一定说是迷信,上面又举了很多灵验的事实。由此我们知道古人写文章,不像现代的人写文章没有根。古人写文章不但有根有据,而且不轻易下结论,非常客观。

  现在回到本文。如上面所说的,因为古人对于乌龟非常重视,鲁国的大夫臧文仲居蔡,把一个玳瑁藏起来。当年没有博物馆,臧文仲是一位大夫,在自己家里,修了一间房子,把这个玳瑁供起来。这间供玳瑁的房子,漂亮极了。“山节藻棁”,就是古代木质的建筑物,在梁柱上雕刻有山水。“藻”是海藻形的花纹浮雕。

  “棁”就是接棁的地方。为了供一只乌龟,特别在家里修一栋建筑物,又修得那么漂亮、华丽、奢侈。一般人都认为臧文仲很有智慧,很有学问。孔子就说:“何如其知也?”——这个“知”读“智”——像他做这样事情的人,为什么一般人说他很有智慧呢?孔子认为臧文仲做这件事,太不懂事,几乎是近于无知。他相信一个人到了某种地位时,在言行上,一举一动,一句话,都会影响到社会风气。以现代社会而言,如果一个有权位的人家,养一只小狗,给它盖栋小洋房,就未免太过分了。当一个社会艰难困苦的时候,这样做是不应该的,这不能算是智。

   进退揖让之间

  这里又批评当时历史上另外一个人——令尹子文: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子文是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名宰相。姓斗,名谷于菟。楚国是当时南方新兴的国家。研究春秋战国的历史文化就知道,北方大概偏重于传统守旧;到了南方,楚国是后起的国家,气象就不同,文化思想都有新兴开展的现象。同时他也有很好的政治家。

  令尹子文,令尹是官名,等于后世所谓的宰相、首相。子文是封号。他的道德、学问都很有修养,而他当时在国际间的声望,大致相当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的名相伊藤博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他三次上台做首相,并没有觉得了不起,一点也没有高兴过。“三已之,无愠色。”三次下台卸官,他也没有难过。人在上台与下台之间,尽管修养很好,而真能到淡泊的并不多。一旦发表了好的位置,看看他那个神气,马上不同了。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难免。如果上台了,还是本色,并没有因此而高兴,这的确是种难得的修养。下台时,朋友安慰他:“这样好,可以休息休息。”他口中回答:“是呀!我求之不得!”

  但这不一定是真心话。事实上一个普通人并不容易做到安于下台的程度。所以唐人的诗说:“逢人都说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这是描写当时在朝做官这种情形,古今中外都是一样,不足为怪。不但中国,外国也是一样。“不喜不愠”,这是很重要的修养。此其一。

  其次,上台终有下台时。爬山的朋友就知道,爬上去时固然很难,下山的时候更危险。因为向上爬很费力很痛苦,一定会小心。走下坡的时候,就满不在乎了,但往往在这时出毛病。我们可以从爬山体会人生。人“上台终有下台时”,而且老是站在台上,永远演上去就没有意思了。和电影、电视界的人一接触就知道,再好的明星,演上十年,也就不再受欢迎了。大家看惯了的面孔,就会生厌,必须要换新人。所以有时下来,换个面孔,蛮好!同是一个人,到别的地方站站,蛮好!此中也其有人生哲理。此其二。

  在权位、名利之间,大家都说对富贵功名不在乎,但有人问我喜欢什么?我一定说喜欢钱。问我有钱没有?我老实回答没有钱。当然,不应该要的钱不会去拿,危险的钱不敢去拿,所以一辈子也没有钱。但钱是人人喜欢的,所以要讲老实话。

  如果说“我绝不要钱”,这个话真不真?很难说了。同样的说“我绝不要做官”,这个话是不是真心的,也很难说。富贵功名我很喜欢,可是绝不乱来,绝不幸致。

  这是坦白话、良心话,我喜欢,但不苟取、不乱来,这已经了不起,是很好的素养了。如果说我绝对不喜欢,那是假话。人要诚恳。所以做官,必须要学学令尹子文,三次上台,不喜,三次下台,不愠。我们看书时往往把这种地方很轻易带过了,如果自己切实一体会,才知道他真是了不起。上台,应该的,你交给我做,只要能够做的我尽力去做;下台,最好,我休息休息,给别人做,心里无动于衷。这还不怎么难,最难的是:“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定详详细细告诉后面接任的人该怎么办。普通交接,只说:“这事我办了一半,明天你开始接下去。”就这样了事,令尹子文,则把事情的困难、机密,全部告诉来接印的新人。多数人都会有经验,新旧任交接,在交印时总不是味道,多半不愿把困难的所在告诉新任的人。即使双方是好朋友,也是一样。甚至原来两个好朋友,一个在台上的病危了,另一个到医院去探望,关心的是哪一天可以去接他的印,而不是病情何时好转。看了几十年人情,颇恨眼睛还很亮,不太老花,耳朵也颇灵光,这真不是件快乐的事!

  这里是说令尹子文对国家的尽忠负责。对来接任的人,看成是工作的接班人。

  他这种态度,在表面上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在外面做事的人,对这些要牢记,这是对国家尽忠,对自己尽职。在一个团体,就为团体尽忠,不为私事。所以子张问到令尹子文时,孔子便说:“忠矣。”指出令尹子文是国家的忠臣,因为他把私人的利害得失丢开了,完全为国家尽忠。“曰:仁矣乎?”子张又问到像令尹子文这样的做法,他的学问修养,有没有达到“仁”的境界?“曰:未知,焉得仁?”

  孔子说,“仁”是什么他还不知道,他怎么能算得“仁”者?他只是忠臣,仁还不够。

  对于孔子说的仁,我们在《里仁》篇中曾提到过的,这里不再重复。

   濯足沧浪哪得清

  崔子弑其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事情。齐国是鲁国的邻邦,当时有一大臣崔杼叛乱,杀掉了齐国君王庄公。孔子写《春秋》的微言大义,前面已经说过,他常用一两个字标明,衡论是非。这里的“弑”字,就是《春秋》大义的微言。凡是叛变的人杀了上面的都称为“弑”,所以在历史上看到弑,就知道是叛变杀了上面,在历史上永远留下叛变的罪名。这是中国历史哲学的精神,也是历史的道德观。无论怎样成功,如果做了不对的事,千秋万世都要负这个历史道德的罪名,弑就是弑,杀就是杀。对敌人打胜仗就是克,不是敌人就不能用克。这是一定的、刻板的,所以崔子叛变杀了齐君就是弑。

  陈文子也是齐国的大夫,和崔子是同事,地位相当。古代的交通工具,一部车子为一乘,用四匹马驾驶。有马十乘,就是有十部马车,一共四十匹马。以现在来说,小轿车就有十辆以上了,直升飞机几架不去说他。“弃而违之”,对崔子的叛变看不下去,把自己的偌大财产都丢掉不要,逃离了齐国。“之于他邦”,又流浪到别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每个国家都很乱,到别的国家一看,“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他说,这个国家的大臣们,也都是混蛋,和齐国的崔子一样,都不是好东西。“违之”,因此又走。周游列国,到处走。“之一邦”,又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又是感叹!整个世界都是一样,都在混乱,大臣都和崔子一样,没有好东西!“违之”,离开了。这个陈文子,后来不知到瑞士或者非洲的什么国家去了(一笑)。子张就问孔子,老师,像陈文子这个人,你看,了不起吧?“子曰:清矣。”孔子说,好!很清高。清高的人往往比较自私,只顾自己,不能算是忠臣。否则,为什么自己国家有难,弃而不救,到处乱走?这里看不惯,那里看不惯,难道国家太平了,就非要你来住吗?

  绝大多数清廉之士,最高的成就只到这个地步。他们清,很清。他们批评什么事情,都很深刻,都很中肯,很有道理。但是让他一做,就很糟糕。高尚之士谈天下事,谈得头头是道。不过,天下事如果交给他们办,恐怕只要几个月就完蛋。国家天下事,是要从人生经验中得来。什么经验都没有,甚至连“一呼百诺”的权势经验都没有尝过,那就免谈了。否则,自己站在上面叫一声:“拿茶来!”下面龙井、乌龙、香片、铁观音,统统都来了,不昏了头才怪,你往地上看一眼,皱皱眉头,觉得不对,等一会就扫得干干净净。这个味道尝过没有?没有尝过,到时候就非昏倒不可。头晕、血压高,再加上心脏病,哪里还能做事?一定要富贵功名都经历过了,还能保持平淡的本色,最了不起时是如此,起不了时还是如此;我还是我,这才有资格谈国家天下事。不然去读读书好了。至于批评尽管批评,因为知识分子批评都很刻骨,但本身最了不起的也只能做到清高。严格说来普通一般的清高,也不过只是自私心的发展,不能做到“见危授命”,不能做到“见义勇为”。所以古人的诗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也是从人生经验中体会得来,的确大半是如此。屠狗辈就是古时杀猪杀狗的贫贱从业者,他们有时候很有侠义精神。历史上的荆轲、高渐离这些人都是屠狗辈。虽说是没有知识的人,但有时候这些人讲义气,讲了一句话,真的去做了;而知识越高的人,批评是批评,高调很会唱,真有困难时找他,不行。

  讲到这里,想起一个湖南朋友,好几年以前,因事牵连坐了牢。三个月后出来了,碰面时,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三个月坐牢经验,有诗一首。是特别体裁的吊脚诗,七个字一句,下面加三个字的注解。他的诗是:“世态人情薄似纱——真不差,自己跌倒自己爬——莫靠拉;交了许多好朋友——烟酒茶,一旦有事去找他——不在家。”我听了连声赞好。这就和“负心多是读书人”一样,他是对这个“清”

  字反面作用的引伸;对社会的作用而言,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孔子对于陈文子这种人的评论只给他一个“清”字。总之,“水太清则无鱼,人太清则无福。”这话很有道理。子张又问陈文子这个人,够不够得上“仁”的程度?孔子就说,他对仁的观念都还没有,怎么可能达到“仁”的修养?

   想得太过了

  上面列举出“忠”的榜样和“清”的榜样,接着讲一个道理。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姓季孙,名行父,谥文,是鲁国的大夫。做事情过分的小心,过分的仔细。“三思而后行”,一件事情,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三思”。孔子听到他这种做事的态度,便说:“再,斯可矣!”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从前老学究们的解释认为:“做事情要特别小心,孩子们,想三次都不够,孔子说‘再斯可矣!’还要再想一次哪!”这种解释是不对的。其实,孔子认为他想得太多。作人做事诚然要小心,但“三思而后行”,的确考虑太多了。学过逻辑就知道,学过《易经》的道理更懂得。世界上任何事情,是非、利害、善恶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

  的。但是要三思就讨厌了,相对总是矛盾的,三思就是矛盾的统一,统一了以后又是矛盾,如此永远搞不完了,也下不了结论的。所以一件事情到手的时候,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就可以了。如果第三次再考虑一下,很可能就犹豫不决,再也不会去做了。所以谨慎是要谨慎,过分谨慎就变成了小器。大家都有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过分小心的朋友,往往都犯了这个小器的毛病,小器的结果,问题就多了。所以孔子主张,何必三思而后行,再思就可以了。

   难得糊涂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宁武子是春秋时代,卫国很有名的大夫,姓宁,名俞,武是他的谥号。经历卫国两代的变动,由卫文公到卫成公,两朝代完全不同,宁武子却安然地做卫国的两朝元老。“邦有道则知”,这个邦就是古时国家的别称,国家政治上了正轨,他的智慧、能力、才具发挥出来,了不起!可是后来到了卫成公的时候,政治、社会,一切都非常混乱,情况险恶,他还在朝,也参加了这个政治,可是他在“邦无道”

  的时候,却表现得愚蠢鲁钝,好像什么都很无知。但从历史上看出他并不笨,他对于当时的政权、社会,在无形之中,局外人看不见的情形下,在努力挽救。表面上好像他碌碌无能,没有什么表现,可是他对于国家、社会真的做了事。所以孔子给他下了一个断语:“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他说宁武子那种聪明才智的表现,有的人还可做得到,但处于乱世那种愚笨的表演,就难以学到了。

  人们到了社会历史发生变动的时候,尤其是古代帝王政权变乱时,在前一个君王手上,充分表现了政治才能的人,本来是很容易遭忌的。这是政治上千古以来不移的定例。何以如此?有点莫名其妙的,也许是人类心理的通病,能干了会有人妒忌的。为什么妒忌?只能说是人类天生的劣根性,我们必须以学问、道德来消磨它。

  这种妒忌心理,到了事业或利害相对的时候,就忌刻别人。所以学问之道,就要了解自己的心理,把这些罪恶的心理,消磨了、转化了,那才是真正“仁道”之“仁”。

  所以孔子说到宁武子,当初他的才能表现得那么高,应该遭人家的妒忌;但是到了变乱的时候,他表现很碌碌无能,没人打击他,也没有人仇恨他,这一点修养是别人做不到的。人在得意时,聪明才智很容易露锋芒;“其知可及也”,这点大家还可以做得到。但是其实无华、老实平淡、笨笨无能的样子,“其愚不可及也”,这就很难做到了。

  这里我们就想到清朝名士郑板桥,说过几句很了不起的话:“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绝顶聪明的人,不是故意装糊涂,而是把自己聪明的锋芒收敛起来,而转进糊涂,这就更难了。下一句话说待人接物,遇事退一步,把利益权位都让给人家,心里很舒服,并不希望人家事后报答,只要当时心里舒服就好。这也是孔子说宁武子的“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另一引伸。

  不如归去

  下面讲到: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归与的“与”字是惊叹词。这一节等于孔子的一段传记。这是孔子周游列国,到晚年的时候,要想回来讲学的自白。这里谈到学问之道。我们要特别了解的是,孔子在这段时间周游列国,对于国家天下大事,了然于心。有很多很多拿到政权的机会,但是他不要,他认为国家天下所以安定,必须要以教育文化为基础,于是他决心回到自己的国家讲学去。此时他很感叹地说:回去吧!回去吧!

  “吾党之小子狂简”——小子是年轻人。党是指古代的乡党,也就是鲁国这一些跟随他的学生们。“狂简”是两个典型。豪迈、慷慨,多半年轻人喜欢的个性和作风就是“狂”。轻易、草率,对国家天下事掉以轻心,就是“简”。我们知道宋代的名诗人陆放翁,(在清末民初,有更多的文学家喜欢捧陆放翁,誉他为爱国诗人。)他的一首名诗:“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与伯仲间。”这是他当时的自述。他在少年时代,希望带兵打仗,把金人赶出去,那种幻想中的气魄,非常可爱可嘉;后面四句则说到年纪大了,头发白了,一无所成的感慨。现在引用他的诗“早岁那知世事艰”,说明年轻人虽然富有冲劲,但容易犯轻狂的毛病,太过冲动,这就是“狂简”的狂。第二种典型“简”,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了,自己想到就好像做得到一样,年轻人也容易犯这个毛病。“吾党之小子狂简”,是说跟自己的这班年轻人,蛮有豪气,看天下事太容易了。虽然文采不错,“斐然成章”地议论纷纷,毕竟还未成器。像现代许多年轻人搞的书刊著作,大谈国家天下事,头头是道,但文章是文章,天下事是天下事,这完全两回事。要做到事理合一,非有几十年亲身艰苦的经历,是不会了解的。所以孔子认为,必须要回国教育后一代,决心把精神放在教育上,培养国家的根本。“不知所以裁之”这句话,是说年轻人有够狂的豪气,凡事看得太容易太简单。文章见解固然有,却不知道仲裁,不知道裁取。如何是该不该?怎样是能不能?都不考虑。学问之道,最难的是如何中肯仲裁。像做衣服的技师一样,要把一块布裁剪成一件合身而大方的衣服,这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所以他一心要回到鲁国,献身于文教的千秋事业。

  这一段,在时间上说,很可能是孔子晚年回国讲学的情况。为了整篇《论语》的行文,特地安排在这一篇。也很可能是孔子在陈蔡之间,遭遇困难以后,决心要回国讲学了,于是发出了这个“宣言”说明他回国讲学,对一些人或事,所采取的态度。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孔子对于伯夷、叔齐、吴泰伯三个人是非常佩服的。关于吴泰伯,在下面还有专篇。中国历史上这三个人,都是薄帝王而不为的人,他们本该当君主的,可是他们都谦让了,自己不要。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老大让位给老三,老三也不干,结果两人都逃掉了,只好由老二勉强担当政权。伯夷、叔齐这样让国,吴泰伯也是这样的人。孔子到处提到他们,非常尊敬他们、崇拜他们。在这里又提到伯夷、叔齐有不念旧恶的美德。过去有人对不起他的,过了就算了,不怀恨在心。这有什么好处呢?有!“怨是用希”,能够不怀恨别人,宽恕了别人,所以和别人之间的仇怨就没有了,而坏人渐渐也会被他们所感化。

  为什么《论语》编到这里,把这句插进去呢?因为孔子在鲁国做过一任司寇,至少也有现在电视上《包青天》节目中,包公的那种政风。上了台就把少正卯杀掉了,雷厉风行的作法,不免在政治上有些恩恩怨怨。不过他走的是正路,所以大家也拿他没办法。既然要回国讲学,政治上的恩怨可以抛诸脑后了。过去有人对我不起的,不要放在心上,随他去。我们回去教学吧!

  虽然如此,他又讲了一件事。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微生高,姓微生,名高,是一个鲁国人,人家说微生高这个人很直爽、坦率,但是孔子认为大家的话说过分了,他并没有符合这种修养。“或乞醯焉”,有人向他要一杯醋浆。他没有,自己便到别一家去要一杯醋来,再转给这个要醋的朋友。

  孔子认为这样的行为固然很好,很讲义气,但不算是直道。直道的人,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必转这个弯。微生高转了这个弯,就不能算是直。

  这一点值得我们研究了。我们要注意,孔子的思想——在下面还会讲到——是“以直报怨”,这也就是后世儒家思想的争论点。什么是“以直报怨”呢?你打我一记耳光,我不打你一拳,但吐你一口唾沫,不过分吧!总可以吧?因为你打我,我实在生气。至少,你骂了我,我可以不恨你,但我不理你,这总可以吧?这就是“以直报怨”的道理。孔子一直是这个主张。“以德报怨”是老子的思想,后世也把它代表了道家的思想。就是说,你对我不起,我不恨你,不报复你,反而对你好,乃至把你感化了。孔子“以直报怨”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和墨子思想以及侠义思想,有相同看法,都主张“直”。所以中国侠义的思想和墨子的思想,普遍流传于民间,所谓“睚眦必报”,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由这种精神演变而来。那么孔子这个思想对或不对呢?我们不管他圣人不圣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先把圣人这头衔供到上面去,问题则要讨论。

  拿中国传统的侠义思想或道家的思想来说,对于一个有困难,有急用而来借钱的朋友,正好自己没有钱,于是转向他人借来,给这困难的朋友,这是义所当为的事。但孔子在这里却并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不是直道的行为。

  就我们现在研究的方法,《论语》是整篇连贯的,不能一节一节拆开来看。而且二十篇《论语》,也可说是全部连贯的一篇大文章。那么在这一个基本观点上,来看这一句话的含义。正如我刚才所讲的,孔子晚年周游列国后,要回国讲学了。

  他发表“宣言”,首先提出来“不念旧恶”,过去的都过去了,所有恩恩怨怨,大家都不必去说他。现在应该回去,为自己国家、为天下人,打一点文化的基础,来教育后代。第二点他也说明,虽然过去不问,但好的还是好,坏的还是坏。并不因为既往不咎,坏的就一下子变好了。这里不过借用这个“直”字来作说明而已。如果一定要说这一点,是孔子解释直道行为的要点,那么,后世的儒家就发生问题了。

  汉、唐、宋、元、明、清以来,所有读书称儒家的人,都变成胸襟狭窄,结果就成为刚才所例举过古人的诗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了。难道说读书人多半不管别人,不能具有这种侠义的精神?这是误解了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我的观点,连贯全篇的思想看起来,孔子是故意向当时鲁国一些因政治上恩怨而怕他回国的人,透露了一个消息——虽然对于你们,在我心里并不同意,但是各走各的路,你们不要害怕,我要回来了。

  何以见得是这样的呢?下面孔子还有一句话。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这个丘是孔子的名字。我们过去老式的念书,念到这里不称丘,不敢念,念了犯忌讳,要挨揍的。于是另外拿一个字来替代,而念成“某亦耻之”。现在时代的忌讳不同了,无所谓。这里孔子又说,一个人讲一些虚妄的、好听的话;脸上表现出好看的、讨人喜欢的面孔;看起来对人很恭敬的样子,但不是真心的。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明就是写《春秋左传》的左丘明,古人认为左丘明是当时的闻人。古代所谓的闻人,就是名气非常大,可并不是官,也不是一个固定型的人,所以称闻人。后世对帮会领袖称作闻人,这个观念,古今是有出入的。)孔子这句话是说,左丘明讨厌这种说假话做假事的人,我也和左丘明一样,讨厌这种人。

  “匿怨而友其人”,明明对人有仇怨,可是不把仇怨表示出来,暗暗放在心里,还去和所怨恨的人故意周旋,像这样 的人,他的行径就太不对,用心也太奸险了。

  左丘明作人的态度不屑于这样,我也不屑于这样。

  把孔子这两句话,和对微生高的话连在一起,再把上面“归与……归与……”

  连贯起来,如我刚才所说的,是孔子归国办教育前的“宣言”。等于是对鲁国政治上这班怨恨他、怕他回来的人说,我对你们是不同意的,但没有仇恨,我要回来了。

  一连串贯通起来,便成了这个意思。但非定论,我只是作如此说而已。对与不对,另俟高明。

  下面接着孔子回到鲁国了,我们把它连起来,就像是孔子的一段传记历史。也可当一部小说,也可当一部电影看。

  一乐也的对话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有一天,颜渊和子路站在孔子旁边闲谈,孔子就说:“盍各言尔志”。“盍”

  是一个虚字,中国古文里经常有“盍”“夫”这类虚字,等于我们现在的“嗯”、“那么”。他说,:你们年轻的一代,把你们的愿望、志向讲出来听听看。在这里,我们等于在看话剧,台词中表现了孔子学生的个性,也烘托出孔子的教育手法。

  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这完全代表了子路的个性。子路是很有侠气的一个人,胸襟很开阔。他说,我要发大财,家里有几百部小轿车,冬天有好的皮袍、大衣穿,还有其他很多富贵豪华的享受。但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希望所有认识我的人,没有钱,问我要;没饭吃,我请客;没房子,我给他住。气魄大!唐代诗人杜甫也有两句名诗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是子路这个志愿的翻版。他说修了千万栋宽敞的国民住宅,所有天下的穷读书人都来找我,这是杜甫文人的感叹。而子路的是侠义思想,气魄很大,凡是我的朋友,衣、食、住、行都给予上等的供应。“与朋友共”的道义思想,绝不是个人享受。“敝之而无憾”,用完了,拉倒!

  颜渊却是另一面的人物,他的道德修养非常高,与季路完全两个典型。他说,我希望有最好的道德行为、最好的道德成就,对于社会虽有善行贡献,却不骄傲。

  “伐善”的伐,就是夸耀。“无伐善”,有了好的表现,可是并不宣传。“无施劳”,自己认为劳苦的事情,不交给别人。“施劳”的意思,我主张这样解释。在上面也提到过,圣贤与英雄的分野: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克服自己;圣贤不想征服天下,只想征服自己。所以圣贤比英雄还要难。换句话说,英雄可以施劳,把自己的理想,建筑在别人的烦恼、痛苦上。圣贤则不想把自己的烦恼、痛苦放在别人的肩膀上,而想担起天下人的烦恼与痛苦。所以颜渊讲“无施劳”,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烦恼痛苦放在别人身上,这是颜渊的所谓“仁者之言”。

  一文一武这两学生的理想志愿完全不同,都报告完了。孔子听了以后,还没说话,我们这位子路同学,可忍不住,发问了,老师!你先问我们,你的呢?也说说看。孔子说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礼运篇》中大同思想的实现,这是最难做到的了。这三点一看就与众不同。孔子之所以为圣人,成为了不起的教育家、哲学家……总之什么家都被他“家”上了,了不起就是了不起。

  “老者安之”,社会上所有老年的人,无论在精神或物质方面,都有安顿。“朋友信之”,社会朋友之间,能够互相信任,人与人之间,没有仇恨,没有怀疑。“少者怀之”,年轻人永远有伟大的怀抱,使他的精神,永远有美好的理想、美丽的盼望。也可以说永远要爱护他们,永远关爱年轻的一代。我们仔细研究,如果这三点都能做到,真是了不起的人。这样的人,如果要为他加一个头衔,就是圣人,或者神仙,或者如来。因为这三点,对上一代,自己这一代,以及下一代都有交代。此即所谓圣人境界,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

  讲到这里,这篇对于学问之道实际的讨论,引用孔子的话,作个结论。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这就是学问之道的点题。主要的要与第一篇《学而》连起来。孔子这几句话,用白话文翻译过来是:算了吧!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能随时检讨自己的过错,而且在检讨过错以后,还能在内心自我审判。怎样受审判呢?就是自己内在打天理与人欲之争的官司,就是如何善用理智平衡冲动的感情。这是学问的基本;也是中国文化儒家情操的中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随时会碰到,而无法避免的事。例如吸烟的人,戒烟非常难,看见了烟,理智告诉自己要戒,然而手下意识地会伸出去取烟。其实人生随时随地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有理智,都很清醒,有的事不愿做,但欲望一起,就压不下去,理智始终克服不了情欲。所以孔子儒家的学问重点,在于内讼和自省,自己在肚子里审察一番。孔子在这里就讲到,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可以随时自己反省、随时检讨自己、责备自己的。这是特别提出孔子讲作学问的重点所在。

  在下面还补充一句。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根据孔子上面所说,以他活到六七十岁的年纪,周游世界各国,竟然没有看到过一个随时反省的人,顶多只有一个,是他的学生颜回。似乎抹煞了天下人,但是孔子并没有那么偏激的思想。十室之邑——等于我们说在三家村里。(古代的“邑”,等于现代的邻或里。汉唐以后,“邑”的观念又不同了,相当于现代的县。如果把汉唐以后的“邑”的观念,拿来看春秋战国时的“邑”,那就错了,这是研究学识上要小心的地方。)所以他接着补充说,就是在十户人家的三家村里,也一定有讲学问道德的人。对事的忠、对人的信,都像我一样,只是不像我一样肯努力去多方学习而已。孔子认为许多人有天才,但没有加上学识的培养,因此不能成就。就道德心理而言,问题也是一样。任何人都有道德的基本因素,只是因为没有学养,不知道把这种道德心理的基本因素培养出来。要使这种心理上善良的本质见之于行为,就必须加上学问的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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