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大军进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日，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从青海致电毛泽东和朱德：

　　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20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班禅又致电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恳请进军西藏。

　　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班禅，表示嘉勉：

　　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西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但是40年代初之后由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西藏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占了上风。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突然通知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处，要他们全体人员及眷属立即离开西藏，这即是所谓的“驱汉事件”。

　　中央人民政府为了促进西藏的和平解放，于1950年7月，派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前往西藏，但格达活佛7月24日刚刚到达昌都，就遭到英国特务福特部署的阴谋阻挠，不能前往拉萨，并于8月22日被福特在饮食中下药毒死。死后全身发黑，皮肤手触即行脱落。

　　同时，西藏反动分子扩军备战。组织应变机构，设立“外交局”，成立“藏军司令部”、“军饷收发局”，将藏军由14个代本扩充为17个代本。在阿里、黑河、昌都一带布防，企图与解放军对抗。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命令解放军向西藏进军。10月7日，解放军渡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向西藏进发。藏军在昌都进行顽抗，企图阻挠解放军前进。解放军向昌都发动猛攻。至10月19日，昌都战役结束，歼灭西藏军6个代本的全部。3个代本的一部，争取1个代本起义，共歼敌5700余人，解放了昌都。

　　11月1日，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发布政治动员令，向西藏进军。以大札为首的西藏反动分子眼看解放军就要挥师入藏，便挟持14世达赖喇嘛逃到亚东，企图把达赖带到国外，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卷土重来。

　　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于11月10日宣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解放军入藏后，保护西藏全体僧侣、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一切喇嘛寺庙，对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不予变更，各级僧侣、官员、头人等照样供职。

　　以大札为首的一小撮分裂分子的活动，引起西藏三大寺和一些官员的反对。1951年2月，大札摄政下台，由14世达赖“亲政”。达赖派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等5人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前往北京谈判。

　　阿沛一行在北京同中央政府代表李维汉等进行谈判，所有重要问题都获得解决。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签字仪式。17条协议的主要内容有：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逐出西藏，实现祖国大家庭的统一；西藏地方政府协助解放军进藏；巩固国防，藏军逐步改编为解放军；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各项改革必须实行；实现西藏内部团结，主要是达赖和班禅的团结；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发展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

　　协议签字后，毛泽东兴奋地说：“好哇！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靠我们努力。”

　　7月16日，中共代表张经武在亚东会晤了达赖，并交给他毛泽东的亲笔信。8月17日，达赖从亚东返回拉萨。

　　9月，西藏召开僧侣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和平解放协议。10月24日，达赖致电毛泽东，拥护和平解放西藏的决议。10月26日，解放军在张国华、谭冠三将军率领下，进抵拉萨。随后，解放军进驻黑河、日喀则、江孜、隆子、亚东等重要城镇和边防要地，把五星红旗高高地插上喜马拉雅山之巅。至此，中国大陆领土全部解放。

　　西藏解放后，中央政府大力帮助西藏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修通了西藏全境主要地区间的公路；在各地开办公费医院，为藏民免费治病；设立学校，让藏民子弟入学；开办工厂、农场和牧场，发展西藏的工业、农业和畜牧业；举办低利贷款，扶助西藏贫苦人民发展生产；设立国营产业机构，高价收购西藏土特产，廉价供应西藏人民的日用必需品，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措施，得到西藏广大民众热烈拥护，西藏的落后面貌迅速改变。

　　从1950年秋，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逐步展开。在总结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国后的新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对新区土地改革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将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改为保护富农经济；把没收地主全部财产的政策改为仅仅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均不没收；规定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在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200％者均保留不动；土地改革中必须注意团结和保护中农；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广泛的反对封建主义的统一战线，对使用机器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场、牧场，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不得分散；土地改革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分批分期进行，一般在冬春农闲时进行；要认真贯彻群众路线，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防止“和平土改”的偏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说：“现在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

　　土地改革的胜利，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亿万翻身农民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劲头空前高涨。195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26．9％。

　　但是，国民党不断向大陆派遣特务，同国民党在大陆的潜伏势力勾结起来，利用大批恶霸、土匪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组织反革命组织和反动武装进行破坏活动。仅贵州遵义地区，共产党就破获了“反共革命委员会”、“国民党后方救国委员会”、“反共救国军”、“反共保产动员会”、“平黔军”、“游击纵队”等几十种，人数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这些人一般拥有武装，盘据和流窜在一些较为偏僻的地方。

　　从1950年至1951年5月，仅广西一地，土匪特务组织暴动达52次，袭击区、乡政府247次，围攻县城52次，杀害农会会员、民兵、村干部3703人。1951年6月，贵州仁怀县，除县城及附近村寨外，其余乡镇全部为土匪所占，26个原国民党政权的乡镇长，有22个叛乱为匪。

　　在1950年春到1950年秋，全国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1950年秋，在北京破获了帝国主义间谍秘密测绘地图，准备武器，预谋在国庆节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案件。

　　1951年上半年，国民党土匪、特务在湖南零陵、广西恭城、湖北汉口等地纵火焚烧民房，抢劫财物，使数万人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严重。广西在匪患严重时期，交通阻塞，行旅不通，农民不能耕种，工人不能做工，商人不能经商，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制造混乱，威胁和恐吓积极分子，离间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除此而外，他们还制造事故，破坏生产，恐吓农民，破坏土改，腐蚀收买干部，刺探收集情报等。一向比较平静的东北地区，从1950年7月12日至8月11日，一个月内，铁路上共发生大小政治事故154起。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半老区，也不断发生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的事件，他们威胁农民退回土改中所分得的土地、耕牛和房屋。

　　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解放军和各级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理和镇压。在城市，勒令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登记，通令取消各种反动会道门，并破获了一批反革命组织，搜捕和杀、关、管了一批特务、土匪。在新解放区的农村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对盘踞在湘西、桂西、贵州等地的土匪进行了围剿。

　　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在西北、西南、中南、华东等地，先后剿灭土匪数十万人，搜捕特务分子1397人，缴获电台175部，破获国际间谍7起。

　　但是，对于镇压反革命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有足够的认识，一些干部滋长和存在一种和平、轻敌的麻痹思想。他们认为革命已经胜利，天下已经太平，有几个泥鳅翻不起大浪，对反革命分子一味宽大，对反革命活动镇压不力，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首恶分了镇压不够，该杀的未杀，该捕的未捕，重罪轻判，久押不问，甚至对捕获的匪特“4捉4放”、“8擒8纵”，致使一些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未能得到镇压，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一些坏蛋今日释放明日做案，此处释放彼处做案；有的地方土匪越剿越多；有的反革命分子把公安局叫“公安店”，把人民法院叫“司法旅馆”，甚至有的在监狱中公然叫嚷：“迟进来，早进来，迟早进来；迟出去，早出去，迟早出去。”

　　人民群众批评政府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有的民主人士批评政府“姑息养奸，遗害人民”，并说“能除暴安良者，万民才能归顺”。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开始纠正镇反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公安部召开了公安会议，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指示，规定镇压反革命运动，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必须坚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实行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3年，即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秋，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即发动阶段（1950年10—1951年2月）、镇压阶段（1951年2—5月）、清理积案阶段（1951年6—10月）、扫尾和建设阶段（1951年11月—1953年秋）。全国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50万人，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50万人，另外还有150万反革命分子受到管制。

　　镇压反革命运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大陆上基本上消灭了土匪、特务分子、恶霸分子，以及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广大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心情舒畅，搞好生产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焕发，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各项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