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蒋介石“摘桃子”

　　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党员。这次代表大会与上届大会相隔17年时间，是中共历史上空前盛大的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主持大会，作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任弼时、陈云等在会上发了言。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制定了党的路线，选出了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13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5人为书记处书记，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五大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主席。

　　中共七大的任务是：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命运。七大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中共七大通过一个重要的决定：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早在1942年3月，张如心（党的理论工作者）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的文章《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中提出；刘少奇在1943年7月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章中，再一次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词，几天之后，王稼祥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3年12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也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此后，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就成为中央领导人讲话和中央及地方组织的文件广泛运用的词句。

　　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概括和论述：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在国内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进行原则的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

　　刘少奇称毛泽东：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中国化这样艰巨的事业。毛泽东思想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

　　毛泽东开始并不同意用他的名字的某些提法，他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经过酝酿讨论，大会仍坚持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这时才说：“你们一要用毛泽东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一个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都是从你们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把它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

　　中共七大闭幕之后，中共中央及各解放区的负责人立即奔赴抗日前线。为加强东北地区的全面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并组织指挥各解放区开赴东北的部队和干部，海陆并进，日夜兼程，向东北进发。

　　在苏联红军未进入东北之前，斯大林就有了把东北主权交给蒋介石的考虑。1945年6月30日以后，宋子文和蒋经国在莫斯科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苏联要求中国正式承认外蒙独立，以及以大连和旅顺口的租借界限为准，将大连划入军事区，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明确保证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不援助中国共产党。8月10日，斯大林约见宋子文，警告说：

　　“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地同苏联达成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要进入满洲了。”

　　于是，宋子文作出让步，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其主要内容是：

　　（1）中苏两军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援助。

　　（2）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3）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籍人员担任，中国应将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于苏方，苏联经该口之出入口货物，均免除关税。

　　（4）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该海军根据地由苏联担任防护，苏联有权驻扎陆、海、空军；该区域内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但旅顺市主要民政人员之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之同意。

　　（5）苏联根据友好同盟条约所给予中国的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

　　斯大林为取悦于蒋介石，于1945年9月将苏联驻延安的3名代表召回，并撤走了无线电台。此后斯大林多次声明，他支持蒋介石政权，并将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精神，打算将东北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

　　斯大林在12月20日邀请蒋介石大公子蒋经国访问苏联，并亲自接见他。但是，蒋介石同斯大林之间又有微妙的矛盾。1946年1月13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凡东北境内的一切敌产均归中国政府所有。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即对蒋介石说：

　　“斯大林对中国政府这一声明很生气，中国政府的声明，既无根据，且无效力。”

　　驻东北苏军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向蒋介石提出：“如果苏联能得到东北日本企业股份的一半，则设备可以留下，否则，苏联将拆运回国。”

　　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结果，苏联将东北的日本企业设备大批拆卸，装运回国，价值达8．58亿美元，若加上拆装损坏，约达20亿美元。

　　斯大林的行动，引起蒋介石反感。1946年6月6日，斯大林邀请蒋介石访问莫斯科，或在边境等地会晤时，蒋介石道：

　　“斯大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斯惯玩弄他人，而余则不受其欺诈也。”

　　蒋介石为了夺取胜利果实，在日本正式投降前，就同美、日反动派暗中勾结，三方达成默契，决定利用日军、伪军打击八路军、新四军，绝不让中共部队受降。

　　8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浴血奋战，抗击了64％以上的日军和95％以上伪军，毙伤日伪军136万人，解放了广大的土地和上亿的人民，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重要地区，几乎都已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将近全部的伪军和绝大多数日军，都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纵队的包围之中，只有包围日伪军的部队，才有受降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具备受降的资格。蒋介石的军队，80多万人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和其它解放区，又有一大批装备整齐的军队留在后方，准备大打内战。山西阎锡山的部队，早在1939年就开始投敌。那时，阎锡山对他的部下说：

　　“抗战只是手段，存在就是一切。要学狡兔那样有三窟。我们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窟，才能存在：第一窟窿是日本人，第二个是国民党，第三个是共产党。”

　　是年11月，阎锡山密令19军军长王靖国、61军军长陈长捷派人同日军密谈，提出晋绥军一部改编，实行“剿共”，日军撤退一些据点，供晋绥军驻扎，日军接济晋绥军武器弹药，并帮助“剿共”等条件。12月，阎锡山在山西制造“12月事变”，杀害和绑架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千人以上，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损失3500余人。从此之后，阎锡山的部队，已暗中通敌。

　　华北已没有国民党的军队。蒋介石的军队距离日军所占的大城市很远很远，无法迅速受降。

　　当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传到国民党总部后，蒋介石一连发出4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给国民党部队，要他们加紧进军，勿稍松懈！千万不要等中共部队已经把包围圈中的日伪军解决了才到，并保证交通工具由美国负责，要火速进军！

　　第二道命令给沦陷区部队，通电所有日伪军将领，各原有阵地，向蒋介石的部队投降，要他们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第三道命令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要他的部队留守原地，听候待命，不准受降！

　　第四道命令，电请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要他在蒋介石的军队接受之前，当负责作好有效的防御，如有共军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中央接收部队。

　　蒋介石立即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对受降问题作了一番布置。到会的有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陆军上将顾祝同，海军上将陈绍宽等人。那何应钦已由军政部长改任陆军总司令，蒋介石鉴于何应钦主持军政部克扣军饷，迟发补给，造成官喝兵血，兵困扰民，中外舆论纷纷谴责，决计改组军政部，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调何应钦任陆军总司令，以陈诚接任军政部长。蒋介石宣布了指定日军投降地区及受降长官。并委任汉奸、投降将领庞炳勋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孙良诚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吴化文为第五路军总司令兼济南市市长，周佛海、罗君强为上海行动总队正副司令，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门致中为北平绥靖司令。

　　蒋介石这一倒行逆施的决定，不仅引起共产党的抗议、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而且也引起一些正直的国民党人士的不满。国民党老将冯玉祥大怒，当面质问蒋介石：“为什么偏偏不准劳苦功高的八路军、新四军受降？这究竟是为什么？”

　　冈村宁次在8月15日听到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感到无限忧烦，特别是听到日本陆相阿南在8月14日夜剖腹自杀，更使他惊魂不定。但他还是率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全体人员，按平时遥拜队形，在广场集合，收听天皇投降诏书，并对全军下达了“训示”：

　　蒙亲赐敕语，忧及圣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

　　值兹圣战中途，而逢建国以来从未曾有的最大恶事态，实无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职惟谨遵圣谕，以慰圣怀。

　　派遣军将士切勿削弱斗志，应愈益严肃军纪，坚持团结，根据既定方针，分别为完成新任务而迈进。

　　8月16日，惊魂不定的冈村宁次收到蒋介石要他“忠于职守”的电报后，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为“效忠”蒋介石，复电表示：“遵令执行，对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长统制下的部队，将断然采取自卫行动。”冈村宁次命令所属部队，未得统帅系统命令，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蒋介石派嫡系胡宗南、汤恩伯等到北平、上海等地接收。日本战犯成了蒋介石集团的贵宾，受到国民党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优待。汉口的中国国民党军司令部在重阳节时，竟特地向日军司令部赠送了满满一卡车月饼。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广泛地掀起了中日“亲善合作”的热潮。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不刺激对方，对投降的日军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到遣返为止，不解散日军的组织，保持部队的指挥体制。称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称各方面军司令官为“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

　　冈村宁次为了配合蒋介石反共，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写道：“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统帅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在华一切军用及国有各种设施、器材等严禁破坏损毁，如数向中央政府移交，以利其复兴。”

　　日军一投降，那南京伪政权也就到了停锣收场的时候。8月14日，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通知陈公博，说日本已决定投降。陈公博即打电话通知在上海的周佛海，催他快来南京商量后事，16日，周佛海抵宁，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在一片恐慌、内哄和混乱之中，由陈公博主持召开。会议决定解散“国民政府”，将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治安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副之。当晚广播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伪政权曲终人散，彻底完蛋。

　　就在伪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潜伏在南京的军统局南京站少将站长周镐便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宣布自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京行动总队总队长。那周镐原是戴笠于1943年应周佛海之邀派往南京负责策反伪军的特工人员，任军统局南京潜伏站少将站长，他又是密码员。他同军统局报务员陈士达一起架起电台同戴笠保持联系。

　　周镐自任南京区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即在南京新街口伪中央储备银行大楼挂出司令部牌子，在市内张贴布告，并在当天晚上，指挥周佛海的伪财政部警卫队800人的武装，在南京市内采取行动，接收各伪党政机关，强迫各报馆改变名称，并分头捕人。将伪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伪宣传部长赵尊岳、伪南京市长周学昌及伪市政府各委员，一一捕获，并送至中央储备银行关押，打伤了拒捕的军政部长肖叔宣，肖因伤重，两天不治而死。17日下午，周镐派人往伪中央军校进行接收，并要对陈公博采取行动。

　　周镐的行动，使南京城内的大小汉奸胆战心惊，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汉奸头目陈公博吓得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伪考试院长陈群惊吓之余，自感罪孽深重，难逃法网，自杀身死。许多汉奸浑身哆嗦，抱头痛哭，如末日之将至。有的准备送金银财宝，有的准备送花园洋房，以图苟全性命。而广大人民则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周镐派人捉拿伪军校总队长鲍文霈，将其关押。不料第二天伪军校的千余名被煽动的学员，包围了周镐的指挥部，要求放还鲍文霈，否则就动武。周镐只有800人的武装，面对千余名荷枪实弹的学员怕不相抵，不得不暂时将鲍文霈释放。

　　周镐对于身份已经暴露的或隐蔽在伪政府内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没动一根毫毛，相反，他通过各种关系，将其中一些人秘密送往解放区。

　　周镐的这些行动，被坏人偷偷向军统局告密。蒋介石、戴笠得知后，对周镐竟敢“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的“胆大妄为之举”，大为震怒，怀疑周镐有“个人野心”。周镐率先搜捕汉奸，引起了刚刚被蒋介石委任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官的任援道等伪军头目的不满，任援道急电蒋介石，报告了周镐发动的“南京之变”的情况。任援道等人又要求日军出面“维持地方治安”，他们宣称：“决不能容忍周镐这种无法无天的举动。”那遭到枪击身亡的伪军政部长肖叔宣和重庆也早有联系，周镐并不知情。肖之死也成为重庆怪罪周镐的缘由之一。

　　各种因素凑在一起，周镐的厄运终于来到了。经陈公博、任援道等人策划，驻南京日军于18日派兵包围了周镐的指挥部，迫令周镐释放被捕汉奸，立即停止接收南京的一切活动。

　　周镐费尽心机发动的“南京之变”，便宣告结束。

　　周镐被大汉奸任援道逮捕，送进南京先遣军司令部，尔后被押送到上海，关押到军统局上海监狱里，后来又被送回南京拘押。关关放放，完全丧失了自由，听候发落。但周镐受此次重大挫折后，竟申请加入共产党。1946年10月，经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副书记谭震林批准，周镐成为中共特别党员。

　　周佛海于8月19日乘车离南京到达上海。是日，周佛海发表谈话，宣布自己奉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业已成立行动总司令部，负责维持治安。周佛海为阻止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对上海等地的接收，调集由其指挥的全部伪军，加强上海周围及上海到杭州地区的布置，调伪中央税警团及警察编成6个纵队，驻守上海各军事要地，并设杭州区与宁波、绍兴区两个指挥部，周佛海又勾结上海日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及陆军部长川本芳太郎，要日军必定要听候中央命令。

　　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副司令的伪上海市警察局长罗君强，发布紧急命令，宣称：今后上海治安，在过渡时期由上海行动总队司令部负全部责任，所有官警及保甲人员，自应归顺中央，服从蒋委员长命令。各官警未得许可，不得任意参加任何团体，更不许有自由行动。

　　周佛海还在经济上为国民党文武官员及军队提供大量资金及物资保障。

　　蒋介石在利用日伪汉奸势力，维持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杭州、广州、武汉、香港8大都市“治安”的同时，还在美国的援助下，大量地向上海、北平、南京等地运兵。9月5日，国民党新编第六军空运至南京，次日，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一部空运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