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阵地战无阵地

  蒋介石“剿共”已经得手,正在得意之时,忽有急电:“福建的19路军叛变了!”蒋介石大惊,击掌顿足,举止失措,夜不成寐,哀伤地说:“中正诚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弭乱,遭兹奇变,至可痛心。”

  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军事部署,除命令西路军、南路军仍按原定计划“剿共”外,从主力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从宁沪杭地区抽调2个师,共11师组成第二、四、五路军,由第二路军总指挥蒋鼎文统率,分由江西、浙江进入福建。命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飞机于建瓯,轰炸福州,并将驻南京的两个炮团运到建瓯。海军军舰也调到福建海面,蒋介石亲飞闽北建殴坐镇,直接指挥这场战争。

  19路军在福建,背靠大海无处可走,面向革命根据地,进退两难。原来蒋介石将19路军调往福建前线“剿共”,目的是以19路军消灭红军或假红军之手消灭19路军,以使两败俱伤,一箭双雕,坐收渔人之利。蒋光鼐、蔡廷锴等也知“剿共”难以取胜,但他们从保存实力出发,妄想排除共产党和红军势力出闽西,在福建搞一个“模范省”,联络两广,在福建造成割据偏安之势,因而率19路军在漳州、厦门登陆立足后,纠集土著军阀部队和反动民团,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行动,不断进犯,蚕食闽西革命根据地和闽西游击区,先后侵占龙岩、连城、新泉等大片革命根据地。红军东方军入闽后,连续消灭区寿年、毛维寿、谭启秀部5个团。蒋光鼐、蔡廷锴深深感到,如不进攻红军,则必被蒋介石消灭,如果进攻红军,亦必被红军消灭。

  此时,原19路军老官长陈铭枢旅欧归国,经香港回福建,尔后去广州与两广领袖聚首,磋商进一步反蒋抗日计划。初步拟定成立西南国防政府在论论文集》、《怀疑主义和动物信仰》、《存在的领域》等。,与南京蒋、汪中央对垒,并设想以1933年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作为新政权成立的日子。计划拟出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十分积极,唯广东陈济棠因对闽方抱有戒心、坚持不为所动,致使这个计划流产。

  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在困境下,受共产党共同抗日宣言的影响,决定把其原来的“反并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并派代表陈公培(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后脱党)去见彭德怀。彭德怀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同陈公培会谈,赞扬了19路军抗日反蒋的行动,批评了他们来福建“剿共”的错误,同时对蒋、蔡等响应共产党的抗日宣言表示欢迎,请他们再派代表到瑞金谈判。从此,红军同19路军进入休战状态。

  陈铭枢、蔡廷锴等再派陈公培和徐名鸿带着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到瑞金谈判。中央决定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这次谈判,并决定潘汉年与徐名鸿商谈。毛泽东、朱德多次接见陈公培、徐名鸿。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苏维埃中央政府并决定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黄火青为秘书。

  19路军领导人在与红军的合作关系初步形成后,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开始筹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反蒋反日力量,决定于11月20日发动事变。

  李宗仁不满于闽方联共,致电福建:“切勿采取任何过激措施,徒给叛党卖国贼以口实,而陷自身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李宗仁虽然也同意“抗日重于剿共”,广西与红军也有“防而不击,互不侵扰”的“君子协定”,但不愿与共产党合作。李知闽变势在必行,为补救计,李急电广东胡汉民、陈济棠:“不如合粤、桂、闽,在粤成立革命政府,彼既有路可行,或不致铤而走险,如何?”广东方面对此未有回答。

  蒋介石已获闽方情报,即邀请蔡廷锴至庐山会晤,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入闽诱劝陈铭枢,均告失败。蒋又派专机持亲笔函来福州接蔡廷锴往南昌,被蔡将飞机和飞行员扣留。

  11月20日,闽变爆发,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黄琪翔、方振武、蒋光鼐、蔡廷锴、徐谦、何公敢、李章达、余心清等政府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年号,改用公历,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了上红下篮,中间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政府下设三会两部一院一局。李济深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将福建绥靖公署撤销,改组为人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司令部,保存19路军番号,将该路军扩为1、2、3、4、5军,总司令由蔡廷锴兼任。又成立了“生产人民党”,以示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由陈铭枢任总书记,发表了打倒蒋之国民政府的宣言。

  闽变发动后,闽、粤、桂3省联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陈济棠接受了蒋介石150万元重款后,以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出对闽变“绝不苟同”的通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公开声明:“奉行‘抗日剿共,亲仁善邻’八字,决不随便附和人家。”

  但李宗仁又私下向闽方表白“心有余而力不足”。

  尽管如此,当蒋介石出动大军、飞机、海军对闽大举讨伐,狂轰滥炸时,李宗仁联合胡汉民、陈济棠通电责蒋,给闽方道义上的支持。李、白还致电蔡廷锴,建议他集结军力,固守闽西南若干据点,依靠两广为后方,待机发展。

  蒋介石调走了9个师,使他煞费经营之封锁政策,竟一旦而失全效。这是红军反“围剿”的极好时机。毛泽东立即提出:以主力红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不仅能粉碎蒋军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且能援助闽方新政权。毛泽东风趣地比方说:“这是和敌人换防。敌人要到中央根据地来,我们让他,我们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样一来,不但敌人的碉堡战术、敌人所建立的堡垒封锁线,统统失去作用;而且将迫使敌人不得不同红军打运动战,红军就可以发挥所长,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的这个作战计划是英明的,蒋介石几乎是倾全国之兵力出动进行第五次“围剿”,后方空虚,并已无兵可调,连守卫兵力也不敷调配,南京一带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依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维持。红军一旦突破封锁圈,突进到敌人后方,完全可以开展胜利的游击活动。

  彭德怀也提出类似建议。他发了一个电报给周恩来转博古,建议留5军团守卫中央根据地,集中1、3军团和7、9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持19路军,推动抗日战争,打破第五次“围剿”。

  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正击中蒋介石的要害,蒋最大的担心,就是怕红军由闽北进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那么必使蒋介石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而引起全国政局的变化。

  但是,博古、项英等中央领导人和李德拒绝采取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建议,并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还认为,红军转向蒋介石部后方,是等于帮助了19路军,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博古曾请示在莫斯科的王明该不该与蔡廷锴联合?王明回答:“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

  毛泽东写给中央的信,全无音讯,十分着急,便去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陈述自己的意见,但他得到的回答是:“蒋光鼐、蔡廷锴都是坏蛋,打过我们,我们不能同他们联合。”

  毛泽东因反映了自己的意见,而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

  周恩来、朱德几次向中央局和军委建议,红军应乘机伏击,痛歼入闽之蒋军。蒋介石怕红军和19路军配合作战,命令陈诚、李默庵等以7个师的兵力向东山、得胜关集中,以与入闽蒋军相呼应,并截断红军入闽通路。周、朱联名向中央建议:“立刻调1军团及14师,准备会同3、5、9军团主力,甚至3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敌决战。”这一建议也被博古和李德所拒绝。李德将主力红军西调,去进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线。

  周恩来、朱德对李德、博古、项英误失良机,愤慨致电博古、项英,要求:“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

  这个电报触怒了博古、李德、项英等人,于是,由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向中央局提出撤销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军委。中央局作出了相应的决定。1934年1月4日,周恩来、朱德被从前线召回瑞金,失去了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

  蒋介石除以大军围攻19路军外,又用高官厚禄收买19路军军官,他竭力收买蔡廷锴未果后,又向其下属军官下手。

  结果19路军5个军长,除第5军军长谭启秀力战外,其余各军军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等都做了倒戈将军,举兵投降了蒋介石。福建政府孤立无援,又有内变。1934年1月15日,福建政府首府福州陷落。不久、龙岩亦失守。1月底,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分别逃至香港,蔡廷锴不久亦逃港,福建事变乃宣告彻底失败。

  蔡廷锴等为保存19路军的部分实力,同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后,在广西成立一个团,安插在闽变失败后离散的19路军官兵。该团表面上属桂军,但军饷由蔡廷锴以原19路军存下的公积金支付。这支武装力量,是为嗣后两广“六·一”事变时,蔡廷锴等人入桂重新组织19路军的基础。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即将进攻福建的部队组成东路军,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指挥。回过头来协同其他部队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进攻,他采取的新战术,不是长驱直入,而是“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二三里,一步一步地朝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和主力所在地进逼。

  中共临时中央于1934年1月15日,即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讨论和研究了形势与任务、苏维埃运动与任务等问题,补选了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新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秦邦宪)、王明(陈绍禹)、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康生、毛泽东等12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为:刘少奇、关向应、邓发、凯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

  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此时,张闻天对博古的一些错误做法不满,同他发生过争吵。博古把张闻天安排在人民委员会主席位置上,目的是既削弱毛泽东在政府的权力(毛泽东原来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又把策略问题上与自己存在一定分歧的张闻天从党的领导圈赶出去。

  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鼎盛状态。它不但对革命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左”的估计,夸大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成分,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的政策,在组织上进一步对领导机构的宗派主义改造,而且在军事上仍然强调进攻路线,接受了李德反对堡垒主义的“短促突击”战术,提出“为夺取新的苏区与中心城市而斗争”的口号,使红军由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

  会后,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实行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在双方兵力和武器装备悬殊的条件下,自1月下旬至3月底,红军进行的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失败。

  4月中旬,蒋军集中了11个师分两路,分别沿抚河西岸和河东岸,进攻广昌采用梯次配备,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的战法,交替筑垒推进,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坚守广昌。由博古、李德赴前线直接指挥,提出“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为保卫广昌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口号。他们组织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任政委,顾作霖代总政治部主任。红军主力1、3、9军团9个师坚守广昌,实行以集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保垒的阵地战,结合所谓的“短促突击”,同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决战,蒋军用飞机轮番轰炸,用大炮猛烈轰击。

  蒋介石集历次对付红军的经验,担心红军又转移他去,未料正好相反,红军主力死守广昌,蒋介石大喜过望,自问:“匪共怎么变得如此愚蠢?”令大军攻击勿怠,激战18昼夜,双方死伤甚众。蒋介石大喜:“我拼得起,匪共拼不起!”

  留守在瑞金的周恩来于4月27日致电博古、李德,建议红军撤离。此时,抚河东西岸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红军反击未能奏效,不得不于当晚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28日,蒋军进占广昌,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果被蒋军打开。

  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伤亡达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A5。蒋军也有重大伤亡。蒋军自广昌战役得手后,气焰更加嚣张,相继又占领了建宁和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

  7月上旬,蒋介石集中了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动新的进攻,并且相互联络通报,谨防红军主力转移。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形成“6路分兵”,节节抵抗的阵地战。这正中蒋介石下怀,红军兵少,分而为六,则益少,犯了兵家大忌,蒋介石得悉红军如此布阵,兴奋不已,知自己已稳操胜券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匪共处处犯兵家之忌,得不败乎?”

  红军在高虎垴、万年亭战斗中,虽然杀伤蒋军三四千人,自己的伤亡也很惨重,被迫后退。8月31日,广昌的驿前失陷。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都被蒋军突破,西线和南线也更加困难。中央苏区的70个县,只剩下6个了。

  9月,蒋军进逼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毛泽东此时献上一计:打破“围剿”还有最后一线希望,即蒋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江西的蒋军到湖南中部而歼灭之。博古说:“毛同志又来他的游击主义了。”遂不用,依旧分兵把守各地。

  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成瓮中之鳖,忍不住长嘘一口气,几年“剿共”之战,到此已接近全胜了。于是又在庐山开办了训练团。从7月至9月,先后办了3期,每期仍为3周。这次的中心内容仍然是反共,但着重进行精神教育,即所谓的“军人魂”教育。因为共军即将被消灭,所以不再是满嘴的反共词句,而是从更高的角度开展精神教育。蒋介石说:“本团长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们全国的高级和中级官长到此训练,就是要将这个做人的道理与做革命军人的道理,传授于大家。”

  蒋介石在这次训练中,先后作了29个讲话。其主要内容是:(1)鼓吹军人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便是蒋记的三民主义,其基本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2)鼓吹“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3)鼓吹“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4)将过去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诈、夺权夺利之一切颓风恶习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动,一扫而空。蒋介石的目的是想改善军队的面貌,使官兵能结成一体来为他卖命。

  这次训练果有效果,如第18军各师,军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这不仅表示与士兵同甘共苦,使士兵激动不已,打起仗来能效命沙场,同时减少军官在战场上的目标,以避免遭到红军的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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