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阵地战无阵地

　　蒋介石“剿共”已经得手，正在得意之时，忽有急电：“福建的19路军叛变了！”蒋介石大惊，击掌顿足，举止失措，夜不成寐，哀伤地说：“中正诚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弭乱，遭兹奇变，至可痛心。”

　　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军事部署，除命令西路军、南路军仍按原定计划“剿共”外，从主力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从宁沪杭地区抽调2个师，共11师组成第二、四、五路军，由第二路军总指挥蒋鼎文统率，分由江西、浙江进入福建。命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飞机于建瓯，轰炸福州，并将驻南京的两个炮团运到建瓯。海军军舰也调到福建海面，蒋介石亲飞闽北建殴坐镇，直接指挥这场战争。

　　19路军在福建，背靠大海无处可走，面向革命根据地，进退两难。原来蒋介石将19路军调往福建前线“剿共”，目的是以19路军消灭红军或假红军之手消灭19路军，以使两败俱伤，一箭双雕，坐收渔人之利。蒋光鼐、蔡廷锴等也知“剿共”难以取胜，但他们从保存实力出发，妄想排除共产党和红军势力出闽西，在福建搞一个“模范省”，联络两广，在福建造成割据偏安之势，因而率19路军在漳州、厦门登陆立足后，纠集土著军阀部队和反动民团，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行动，不断进犯，蚕食闽西革命根据地和闽西游击区，先后侵占龙岩、连城、新泉等大片革命根据地。红军东方军入闽后，连续消灭区寿年、毛维寿、谭启秀部5个团。蒋光鼐、蔡廷锴深深感到，如不进攻红军，则必被蒋介石消灭，如果进攻红军，亦必被红军消灭。

　　此时，原19路军老官长陈铭枢旅欧归国，经香港回福建，尔后去广州与两广领袖聚首，磋商进一步反蒋抗日计划。初步拟定成立西南国防政府在论论文集》、《怀疑主义和动物信仰》、《存在的领域》等。，与南京蒋、汪中央对垒，并设想以1933年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作为新政权成立的日子。计划拟出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十分积极，唯广东陈济棠因对闽方抱有戒心、坚持不为所动，致使这个计划流产。

　　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在困境下，受共产党共同抗日宣言的影响，决定把其原来的“反并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并派代表陈公培（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后脱党）去见彭德怀。彭德怀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同陈公培会谈，赞扬了19路军抗日反蒋的行动，批评了他们来福建“剿共”的错误，同时对蒋、蔡等响应共产党的抗日宣言表示欢迎，请他们再派代表到瑞金谈判。从此，红军同19路军进入休战状态。

　　陈铭枢、蔡廷锴等再派陈公培和徐名鸿带着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到瑞金谈判。中央决定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这次谈判，并决定潘汉年与徐名鸿商谈。毛泽东、朱德多次接见陈公培、徐名鸿。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苏维埃中央政府并决定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黄火青为秘书。

　　19路军领导人在与红军的合作关系初步形成后，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开始筹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反蒋反日力量，决定于11月20日发动事变。

　　李宗仁不满于闽方联共，致电福建：“切勿采取任何过激措施，徒给叛党卖国贼以口实，而陷自身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李宗仁虽然也同意“抗日重于剿共”，广西与红军也有“防而不击，互不侵扰”的“君子协定”，但不愿与共产党合作。李知闽变势在必行，为补救计，李急电广东胡汉民、陈济棠：“不如合粤、桂、闽，在粤成立革命政府，彼既有路可行，或不致铤而走险，如何？”广东方面对此未有回答。

　　蒋介石已获闽方情报，即邀请蔡廷锴至庐山会晤，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入闽诱劝陈铭枢，均告失败。蒋又派专机持亲笔函来福州接蔡廷锴往南昌，被蔡将飞机和飞行员扣留。

　　11月20日，闽变爆发，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黄琪翔、方振武、蒋光鼐、蔡廷锴、徐谦、何公敢、李章达、余心清等政府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年号，改用公历，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了上红下篮，中间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政府下设三会两部一院一局。李济深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将福建绥靖公署撤销，改组为人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司令部，保存19路军番号，将该路军扩为1、2、3、4、5军，总司令由蔡廷锴兼任。又成立了“生产人民党”，以示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由陈铭枢任总书记，发表了打倒蒋之国民政府的宣言。

　　闽变发动后，闽、粤、桂3省联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陈济棠接受了蒋介石150万元重款后，以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出对闽变“绝不苟同”的通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公开声明：“奉行‘抗日剿共，亲仁善邻’八字，决不随便附和人家。”

　　但李宗仁又私下向闽方表白“心有余而力不足”。

　　尽管如此，当蒋介石出动大军、飞机、海军对闽大举讨伐，狂轰滥炸时，李宗仁联合胡汉民、陈济棠通电责蒋，给闽方道义上的支持。李、白还致电蔡廷锴，建议他集结军力，固守闽西南若干据点，依靠两广为后方，待机发展。

　　蒋介石调走了9个师，使他煞费经营之封锁政策，竟一旦而失全效。这是红军反“围剿”的极好时机。毛泽东立即提出：以主力红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不仅能粉碎蒋军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且能援助闽方新政权。毛泽东风趣地比方说：“这是和敌人换防。敌人要到中央根据地来，我们让他，我们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样一来，不但敌人的碉堡战术、敌人所建立的堡垒封锁线，统统失去作用；而且将迫使敌人不得不同红军打运动战，红军就可以发挥所长，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的这个作战计划是英明的，蒋介石几乎是倾全国之兵力出动进行第五次“围剿”，后方空虚，并已无兵可调，连守卫兵力也不敷调配，南京一带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依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维持。红军一旦突破封锁圈，突进到敌人后方，完全可以开展胜利的游击活动。

　　彭德怀也提出类似建议。他发了一个电报给周恩来转博古，建议留5军团守卫中央根据地，集中1、3军团和7、9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持19路军，推动抗日战争，打破第五次“围剿”。

　　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正击中蒋介石的要害，蒋最大的担心，就是怕红军由闽北进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那么必使蒋介石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而引起全国政局的变化。

　　但是，博古、项英等中央领导人和李德拒绝采取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建议，并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还认为，红军转向蒋介石部后方，是等于帮助了19路军，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博古曾请示在莫斯科的王明该不该与蔡廷锴联合？王明回答：“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

　　毛泽东写给中央的信，全无音讯，十分着急，便去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陈述自己的意见，但他得到的回答是：“蒋光鼐、蔡廷锴都是坏蛋，打过我们，我们不能同他们联合。”

　　毛泽东因反映了自己的意见，而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

　　周恩来、朱德几次向中央局和军委建议，红军应乘机伏击，痛歼入闽之蒋军。蒋介石怕红军和19路军配合作战，命令陈诚、李默庵等以7个师的兵力向东山、得胜关集中，以与入闽蒋军相呼应，并截断红军入闽通路。周、朱联名向中央建议：“立刻调1军团及14师，准备会同3、5、9军团主力，甚至3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敌决战。”这一建议也被博古和李德所拒绝。李德将主力红军西调，去进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线。

　　周恩来、朱德对李德、博古、项英误失良机，愤慨致电博古、项英，要求：“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

　　这个电报触怒了博古、李德、项英等人，于是，由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向中央局提出撤销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军委。中央局作出了相应的决定。1934年1月4日，周恩来、朱德被从前线召回瑞金，失去了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

　　蒋介石除以大军围攻19路军外，又用高官厚禄收买19路军军官，他竭力收买蔡廷锴未果后，又向其下属军官下手。

　　结果19路军5个军长，除第5军军长谭启秀力战外，其余各军军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等都做了倒戈将军，举兵投降了蒋介石。福建政府孤立无援，又有内变。1934年1月15日，福建政府首府福州陷落。不久、龙岩亦失守。1月底，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分别逃至香港，蔡廷锴不久亦逃港，福建事变乃宣告彻底失败。

　　蔡廷锴等为保存19路军的部分实力，同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后，在广西成立一个团，安插在闽变失败后离散的19路军官兵。该团表面上属桂军，但军饷由蔡廷锴以原19路军存下的公积金支付。这支武装力量，是为嗣后两广“六·一”事变时，蔡廷锴等人入桂重新组织19路军的基础。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即将进攻福建的部队组成东路军，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指挥。回过头来协同其他部队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进攻，他采取的新战术，不是长驱直入，而是“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二三里，一步一步地朝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和主力所在地进逼。

　　中共临时中央于1934年1月15日，即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讨论和研究了形势与任务、苏维埃运动与任务等问题，补选了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新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秦邦宪）、王明（陈绍禹）、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康生、毛泽东等12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为：刘少奇、关向应、邓发、凯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

　　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此时，张闻天对博古的一些错误做法不满，同他发生过争吵。博古把张闻天安排在人民委员会主席位置上，目的是既削弱毛泽东在政府的权力（毛泽东原来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又把策略问题上与自己存在一定分歧的张闻天从党的领导圈赶出去。

　　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鼎盛状态。它不但对革命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左”的估计，夸大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成分，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的政策，在组织上进一步对领导机构的宗派主义改造，而且在军事上仍然强调进攻路线，接受了李德反对堡垒主义的“短促突击”战术，提出“为夺取新的苏区与中心城市而斗争”的口号，使红军由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

　　会后，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实行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在双方兵力和武器装备悬殊的条件下，自1月下旬至3月底，红军进行的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失败。

　　4月中旬，蒋军集中了11个师分两路，分别沿抚河西岸和河东岸，进攻广昌采用梯次配备，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的战法，交替筑垒推进，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坚守广昌。由博古、李德赴前线直接指挥，提出“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为保卫广昌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口号。他们组织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任政委，顾作霖代总政治部主任。红军主力1、3、9军团9个师坚守广昌，实行以集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保垒的阵地战，结合所谓的“短促突击”，同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决战，蒋军用飞机轮番轰炸，用大炮猛烈轰击。

　　蒋介石集历次对付红军的经验，担心红军又转移他去，未料正好相反，红军主力死守广昌，蒋介石大喜过望，自问：“匪共怎么变得如此愚蠢？”令大军攻击勿怠，激战18昼夜，双方死伤甚众。蒋介石大喜：“我拼得起，匪共拼不起！”

　　留守在瑞金的周恩来于4月27日致电博古、李德，建议红军撤离。此时，抚河东西岸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红军反击未能奏效，不得不于当晚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28日，蒋军进占广昌，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果被蒋军打开。

　　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伤亡达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A5。蒋军也有重大伤亡。蒋军自广昌战役得手后，气焰更加嚣张，相继又占领了建宁和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

　　7月上旬，蒋介石集中了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动新的进攻，并且相互联络通报，谨防红军主力转移。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形成“6路分兵”，节节抵抗的阵地战。这正中蒋介石下怀，红军兵少，分而为六，则益少，犯了兵家大忌，蒋介石得悉红军如此布阵，兴奋不已，知自己已稳操胜券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匪共处处犯兵家之忌，得不败乎？”

　　红军在高虎垴、万年亭战斗中，虽然杀伤蒋军三四千人，自己的伤亡也很惨重，被迫后退。8月31日，广昌的驿前失陷。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都被蒋军突破，西线和南线也更加困难。中央苏区的70个县，只剩下6个了。

　　9月，蒋军进逼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毛泽东此时献上一计：打破“围剿”还有最后一线希望，即蒋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江西的蒋军到湖南中部而歼灭之。博古说：“毛同志又来他的游击主义了。”遂不用，依旧分兵把守各地。

　　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成瓮中之鳖，忍不住长嘘一口气，几年“剿共”之战，到此已接近全胜了。于是又在庐山开办了训练团。从7月至9月，先后办了3期，每期仍为3周。这次的中心内容仍然是反共，但着重进行精神教育，即所谓的“军人魂”教育。因为共军即将被消灭，所以不再是满嘴的反共词句，而是从更高的角度开展精神教育。蒋介石说：“本团长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们全国的高级和中级官长到此训练，就是要将这个做人的道理与做革命军人的道理，传授于大家。”

　　蒋介石在这次训练中，先后作了29个讲话。其主要内容是：（1）鼓吹军人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便是蒋记的三民主义，其基本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2）鼓吹“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3）鼓吹“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4）将过去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诈、夺权夺利之一切颓风恶习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动，一扫而空。蒋介石的目的是想改善军队的面貌，使官兵能结成一体来为他卖命。

　　这次训练果有效果，如第18军各师，军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这不仅表示与士兵同甘共苦，使士兵激动不已，打起仗来能效命沙场，同时减少军官在战场上的目标，以避免遭到红军的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