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左”祸肆虐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催促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京，并指责一方面军原地久待，给“群众不好影响”。

　　周、毛、朱、王发现北上地形于红军不利，敌人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并从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增援、固守城镇，认为红军应使敌人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

　　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周、毛、朱、王前线军事领导人为一方，在电报中你来我往地坚持各自意见，两方之间矛盾迅速激化起来。中央局蛮横地决定暂时停止红军的行动，在宁都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召开。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情绪支配下，对前线军事领导人，特别是领导红军打胜仗的毛泽东进行无理指责。说前方军事领导人对敌人大举进攻表现出“恐慌、失却胜利信心”、“有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礼记》，即今本《礼记》。，泽东表现最多”。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不少人给毛泽东扣上“不服从中央”、“右倾保守”等罪名。

　　由于会上有人提出要撤销毛泽东军队职务的问题，使毛泽东不便继续参加会议，他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后，退出会场。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坚持不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但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在前线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请病假去后方休息，必要时再到前方。

　　会后不久，临时中央宣布：周恩来兼任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撤销毛泽东总政治委员职务。毛泽东说：

　　“军队什么时候需要我回来，我会回来的。”

　　话是这样说了，但毛泽东的心情是十分不安的。他回到住所，坐在凳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半天都不起来走动，也不和别人讲话。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之前，革命根据地迅猛扩大，东起淠河，西迄平汉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囊括26个县，总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后来发展成为全国3大主力红军之一，创建了红四方面军；下辖3个军，计10个师，指战员4．5万余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有徐向前、曾中生、许继慎、旷继勋、蔡申熙、刘士奇等。这些人大都毕业于黄埔军校，有很高的军事理论素质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们创造性地制定出以红军之长，克敌之短的作战方针，指挥部队适应战场的形势，敌变我变，灵活而又果断地打击敌人。

　　张国焘和陈昌浩在1931年4月来到鄂豫皖根据地首府新集（河南省）之后，便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召开鄂豫皖边特委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撤销鄂豫皖边特委。决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为中央分局常委，张国焘为书记兼任鄂豫皖根据地军委主席。不久成立了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为省委书记。

　　从此，张国焘控制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领导权，他一方面推动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一面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根据地仅有8个县委，其中7个县委书记被撤换。

　　张国焘在军事方针上同红四军（红四方面军是后来在红四军基础上发展而来）领导人发生分歧，曾中生等提出红军主力应向南发展，张国焘不仅末采纳这个正确建议，反而指责这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命令红四军主力赴商城亲区，解决顾敬之反动民团。

　　红四军只得开赴商城，因顾匪及其所部大搞坚壁清野，裹胁群众逃离家园，红军追剿所到之处，荒无人烟，供给发生严重困难，还时遭反动武装袭扰，短时内很难取胜。红四军领导人复向中央分局和军委申明理由，希望采纳原来建议，又遭张国焘等人无理拒绝。

　　红四军领导人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再次提出红军主力向外发展问题。于是围绕着红军主力是否南下的问题，展开一场激烈争论。曾中生等人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主张，同意部队南下。

　　但张国焘不久又推翻了红军南下的决定，要红四军打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胁南京，并限1个月完成。红四军领导人不同意张国焘的冒险计划，仍主张先打英山，出蕲春、黄梅、广济，威胁长江，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同蕲、黄、广连成一片。张国焘则下了命令，红四军只得服从命令，进行南下英山，东出潜太的准备工作。张国焘免去旷继勋军长职务，任命徐向前为红四军军长。

　　徐向前同曾中生合作，厉兵秣马，南下作战。8月1日，攻克英山，全歼守敌，生俘敌人1800余人，缴获1200余枝长短枪、18挺机枪、迫击炮4门，其它大批子弹和军用品，出师首战告捷。

　　打下英山后，曾中生、徐向前等又分析了敌我力量，认为东进不如南下，如若东进，对红军不利。于是他们一面行动，一面将情况和决定报告中央分局。

　　8月3日，红四军主力南进，经过两日行军到达蕲春县境。曾、徐决定先取蕲水、罗田，打开战场，然后诱敌而歼。

　　红四军主力南下作战，在比较长的时间内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共歼敌7个团，俘敌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枝，建立了以英山为中心的英、罗、蕲、太大片红色区域，使红军和根据地的经济困难缓解。红四军改东进为南下，出师告捷，获得了重大胜利。

　　不料，张国焘以中央分局和军委名义写信给徐向前和曾中生，指责红四军“不出潜太、安庆而出武穴，是放弃援助中央苏区的政治任务，政治上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张国焘命令红四军领导人接信后，立即率部队火速北返，不准有丝毫的停留。

　　徐、曾不得不放弃有利战机，遵命率红四军北返。当部队在北返中到达英山县鸡鸣河时，曾中生主持召开了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与会的大多数人不同意张国焘的无理指责。会议最后通过了曾中生起草的《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信》。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先行北返，向张国焘和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军事委员会面陈一切。

　　张国焘等无视曾中生等红四军的正确意见，而抓住曾中生召开鸡鸣河会议等问题，竟将曾中生撤职，另派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匆匆赶到驻在麻埠的红四军军部，宣布中央分局的决定。

　　张国焘并不以此罢休，他以中央分局名义，在泼皮河召开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斗争曾中生。但仍有不少干部支持曾中生，为曾中生的军事方针辩护。张国焘不得不承认原订计划在决定战略上是疏忽的，所选择的目标在战术上是错误的。但他竟然反污红四军南下取得的胜利是侥幸得来的，执行的是立三路线的盲动计划。给曾中生扣上“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最危险、最有利于敌人的行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等大帽子，宣布将曾中生调离部队到后方“考察”。

　　张国焘又以分局名义，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当时的中共中央站在张国焘一边，同意其报告。

　　张国焘是一个权势欲极重之人，他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3重身份，在清除曾中生在军队中的领导权之后，依靠陈昌浩、周纯全等人，开始了一场从军队到地方的以反对所谓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为主要内容的肃反运动。

　　在1931年9月中旬至1932年春，被逮捕和杀害的干部有军级17人，师级35人，团级44人。肃反开始后的将近3个月，杀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

　　地方干部被捕杀的情况也很严重。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有干部48人，被捕杀者达45人。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200多人，红山警卫团第8连从战士到连长100余人，一次被杀光。

　　张国焘的屠杀政策激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抗，黄安五区人民群众提出“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打倒张国焘、打倒保卫局”的口号，贴出“张国焘是帝国主义，是杀人的刽子手”的标语。曾担任黄安县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的来显安，起初肃反十分卖力，他亲手杀了不少所谓“改组派”、“第三党”和“AB团”分子，但他也被张国焘怀疑，3次遭到逮捕。

　　他在第三次被捕受审时说：

　　“我开始认为肃反是真的，我杀了许多人，后认为有假，放了许多人。今天才认识到完全是假的，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来显安亦被处死。

　　张国焘虽然把反抗他的人们镇压下去，但他又不得不改变做法，把以捕杀为主，改为自首为主，但仍有不少人被杀。

　　1931年8—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对地方武装进行了整编，把不脱产的赤卫队、守备队一律更名为赤卫军，并统一建制。全根据地共编成赤卫军15个师。在此基础上，整编并扩大了红军。在麻埠成立了红25军，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25军成立后，红四军改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辖红四军、红25军，共3万余人。

　　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积极开展外线进攻，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4大战役，共歼国民党“围剿”军40个团6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红四方面军由3万人，扩大为4．5万人，不久在皖西成立了红27军，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

　　1932年6月29日，蒋介石抵达武汉，部署第四次“剿共”，将63万大军分成左、中、右3路军，命何成浚为左路军司令官；蒋介石兼任中路军司令官，刘峙任副司令官；李济深为右路军司令官，王钧为副司令官。除以左路军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作战外，中、右两路军共26个师又5个旅，另有4个航空队，全力压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路军司令部设在河南信阳，右路军司令部设在安徽六安。蒋介石的意图是：从东北西3面发起攻击，攻占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从东南方向将红四方面军驱出鄂豫境；而后实施东西夹击，进占以金家寨为中心之皖西根据地，再由北而南，将红军主力压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其战术是：纵深配合，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追，四面堵截。蒋介石又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动员外逃土豪劣绅回乡执政。蒋介石拟定“剿匪”要诀：

　　“以少击众，以实击虚，以整击零，以正击奇。”

　　张国焘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和估计，他在党的会议上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了7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国民党的军队已成为偏师，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是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蒋介石集中所有残余力量同我们作最后的挣扎，我们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或对敌人围剿一个打击一个的问题，而是要根本消灭‘围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张国焘我行我素，他令红军继续向罗山进逼，以破坏京汉路，然后沿京汉路南下，消灭宋埠、黄陂一线之敌。

　　徐向前等鉴于敌人正在加紧新的“围剿”部署，建议停止出击平汉线的行动。他说：

　　“我军连续作战，疲惫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把主力摆至鄂豫皖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辟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这样老区既能巩固，新区又能发展，同时部队主要就食于新区，还可以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乃一举数得之策。”

　　陈昌浩同意徐向前的意见。而张国焘、沈泽民坚持红军主力南下进攻麻城的意见，他们说：“红军应乘胜利余威立即南下麻城一带击敌，开拓南部工作，威胁武汉。”

　　徐向前、陈昌浩的正确意见被否决后，便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进攻麻城。动员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

　　这样的作战行动正中蒋介石的圈套。麻城是敌人长期经营的一个坚固城池。蒋介石下达固守麻城，拖住红军的命令。他要在麻城牵制红军主力，以便东西相援，中路、右路配合作战。

　　红四方面军虽然在江石堰、七里桥和李家集、靠山店、甘棠铺一带的战斗中，歼敌3000余人，但不仅未实现攻克麻城的计划，又要分兵阻击援敌，使红军主力被敌人吸住而失去主动。结果是消耗、疲惫了红军，敌人却能从容部署和展开“围剿”。

　　红军主力在麻城作战。麻城守敌凭城坚壕深，固守不出，红军屡攻不克。分布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之敌开始紧缩包围圈。张国焘下令旷继勋的红25军守住霍丘县城。旷继勋明知这个决定不妥，但不敢违背张国焘的指令，同敌人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与敌人拼搏5昼夜后，红25军遭受重大伤亡，7月20日，霍丘县城陷落。

　　这个战斗失败的原因是张国焘的错误决策，然而张国焘却撤了旷继勋军长职，由蔡申熙接任。

　　蒋介石见国民党军队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包围“进剿”，均未遭到有力的反击，便改变原定“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于8月7日下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总攻”。要求主攻纵队迅速插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寻找红四方面军主力决战。

　　张国焘见形势严重，惊呼“今天打出了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于是赶忙命令撤麻城之围，命令已经十分疲惫之红军昼夜兼程，回师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

　　徐向前心急如焚，率红军一夜走了130里，来到黄安。陈赓的红12师在黄安以西徐家、冯寿两地区与敌先头部队第10师遭遇。趁敌立足未稳，突然发起攻击，给敌以很大杀伤。

　　蒋介石对第10师失利甚为恼怒，急电卫立煌纵队加强防守，并命陈继承第二纵队限3天内占领七里坪。蒋命令道：

　　“如有违误，当予以最严厉之处分。”

　　徐向前带领几个人到前沿的一个山头观察情况。只见在错综连绵的山头上已有敌人筑好的固守工事。一个侦察员向徐向前报告：“敌人正向红军两翼迂回。”

　　徐向前立即返回指挥部。从后方赶来的张国焘正躺在床上休息，见徐向前进来，便问：“情况怎么样？为何听不到枪声？”

　　徐向前答道：“部队正停止待命，我看应立刻转移。”

　　张国焘从铺上跃起身来：“是不是情况对我不利？”

　　“如不转移，两侧敌人迂回上来，更是不利！”

　　于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人决定转移七里坪，寻机会歼敌军。

　　徐向前集中5个师的兵力，同敌军在七里坪激战，虽然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却不能改变整个战局。

　　七里坪战役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北移檀树岗、新集。蒋军两个纵队尾追而至，红四方面军主力在胡山寨同敌激战后，向皖西转移。

　　革命根据地重镇红安、新集、商城相继失陷和红军连续撤退，以及敌军的步步逼进，使狂妄自大、盲目轻敌的张国焘一变而为右倾恐敌，惊慌失措。

　　张国焘等在撤退途中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援助。

　　在中央根据地前线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建议红四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方式疲劳与分散敌人，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部后迅速转移，以便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