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北易帜

　　张学良返沈后，并没有立即为其父举办丧事。为了掩人耳目，以张作霖名义发出“奉天省长公署令特派交涉员”电，电报发出后，使内外不知详情的人，都认为张作霖还没有死，就连日本特务机关、驻奉天总领事馆的人员也都摸不清底细，满腹狐疑，如坠十里雾中。

　　对于张作霖的继承人问题，奉系军阀的“老班底”和旧派军人都认为张学良过于年青，缺少统治经验，难以驾驭，因此，一致推让张作相为”东北王“；但是另外一派，新派军人，特别是留学日本的一些军官，都拥护野心早已锋芒毕露的杨宇霆接班。双方几争不下，最后还是素称稳健的张作相，看在过去同张作霖相处的面子上，认为继承张作霖的最合适人选是张学良。他说张学良少年英俊、干练有为，这样做可以理服人，可以团结东北的各方面人士，以应付当前比较困难的内外局面。他坚决辞去了让他接任张作霖的请求，力推张学良承担重任，并表示愿意竭诚辅政。同时，他还主动说服了旧派军人同意自己的主张，使认为接替张作霖非自己莫属的杨宇霆，也只好对此表示赞同。

　　于是，张学良在6月20日发出“张学良任奉天军务督办就职通电”后，于次日，由奉天省长刘尚清公布张作霖因伤重医治无效逝世的消息，并为张作霖发丧。

　　7月2日，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省保安司令。当天，张学良在沈阳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

　　张学良于1901年生于辽宁台安县，是张作霖长子。自幼在家乡学习“四书五经”，受过封建伦理教育。其后，进入洋学堂学习历史、地理和英语等知识，开始接受一些资本主义思想。1915年，其父升任27师师长驻沈阳，他亦随之赴沈。不久便同于凤至女士结婚。1919年3月，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学习，同年7月毕业，晋升炮兵上校。从此后，他一直活动于东北军中，经历和参与了连绵不断的军阀战争，张学良出身于绔绔，青年时也沾染上鸦片嗜好，但在长期戎马生涯中，特别是在与挚友郭松龄相处的日子里，深受其影响，改掉了吸鸦片的恶习，并振作起来。

　　冯玉祥、李宗仁等在张作霖被炸死之际，曾主张即刻挥师出关，乘胜追击，彻底解决奉军，蒋介石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日本人久欲侵入东北，一旦战事爆发，必不可收拾，济南事变可为前鉴。又认为张学良非张作霖，他早有厌恶战争、统一国家之思想，可以用和平手段解决东北问题。于是蒋介石便派方本仁、白崇禧派何千里去沈阳，一是代表国民革命军吊唁张作霖之丧，借以表示同情张学良的处境，并表示无进军东北之意；二是谋求和平统一途经，即或一时因日本掣肘，暂难换旗，亦应使双方军队不致发生误会、引起冲突，并设法先行恢复平奉铁路交通；三是希望奉方让出热河地盘，由方振武去任该省主席。

　　张学良接受了南京政府的条件。

　　日本方面期望能在东北找出一个同他们合作的代理人，这个人可以是杨宇霆，也可以是溥仪。他们在沈阳制造暴乱事件，以此作为借口，实行武装占领东北，同时鼓动张学良在东北宣布独立。日本派前驻英大使林权助去奉天，会同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名为吊唁，实则设法对张学良施加压力，阻挠东北和南方谋合。张学良同他们谈话时说：

　　“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是要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的事。我的决心，以东三省人民的意志为依归，我不能违背三省民心而有所为。”

　　张学良把同日本谈话的情况及时告诉方本仁、何千里，并表示忿懑难堪之状。他激动地说：“这不是人受的，我他妈的成了吊总司令了。”随之以手支额，泪涔涔而下。

　　方、何亦为之动容，对张深表同情，并认为日本对东北的野心难测，易帜之事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张愤以拳击桌说：

　　“我没可说的。你们相信我张学良不会甘当亡国奴的。”

　　张宗昌、褚玉璞与日本人勾结，他们率领的直鲁军于津浦线溃退后，张宗昌向张学良提出班师回奉、整顿军队的要求，并要求为他划出永久驻防区，企图强占东北。同时，他还伪称，要将部队开出关外，为张作霖报仇。

　　张学良对张宗昌、褚玉璞等人的蓄有贰志，早有察觉。当张宗昌、褚玉璞于8月3日率部向东北军发起进攻时，东北军立即奋起反攻。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消灭了张、褚所部的直鲁联军。张宗昌狼狈地乘飞机逃往大连。

　　杨宇霆在滦州于8、10月间两次同白崇禧相见。2人密谋推翻张学良，以杨取而代之。事后白崇禧将此事密报蒋介石。不料，此时蒋正积极争取张学良实行东北易帜，便将此事转告张学良。此事当然引起张学良对杨宇霆不满，也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日本政府拟拨款6000万元，借给张学良以整理奉票，试图以此为诱饵，拉拢张学良，反对东北易帜。张学良很气愤，他在大元帅府中愤恨地说：“日方欺我甚，誓必易帜，即死于青白旗下，吾亦甘心。”

　　10月28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会议，研究易帜和裁军问题。决定以先不在东北设国民党部为条件而易帜。张学良已把北伐战争中截获的客货列车200辆，车头10个交给国民政府。11月12日，平奉铁路开始通车。

　　东北人民对于易帜一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纷纷举行活动，强烈要求张学良早日实现易帜。

　　12月中旬，国民党政府派张群、吴铁城、李石曾，方本仁到沈阳，送来旗帜和任命状。12月29日，张学良举行易帜典礼，宣布易帜。东三省在29日夜改悬青天白日旗。张学良向全国发出“易帜通电”，说：“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伏祈诸公不遗在远，时赐明教，无任祷盼。”

　　12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任命翟文选为奉天省政府主席，张作相为吉林省政府主席，常荫槐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为热河省政府主席。

　　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全国表面的统一得以完成。

　　此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全国编遣会议条例》。蒋介石提出全国共编50个师的指标（东北除外），供大家讨论。在第一次非正式的编遣会议上，冯玉祥首先提出一个编遣准则，即“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冯的第二集团军应编的标准样样俱全，应编的占多数，应遣的占少数。

　　何应钦问冯：“那么你打算编多少？”

　　冯应道：“多少还不敢说，在4个集团军里总该占第一位吧。”

　　蒋介石很不高兴，哼了一声说：“那你就提个方案吧！”

　　在第二次非常正式会议上，冯提出了一个方案，倒有点客气，没敢占第一位，而是和蒋介石拉平，即第一、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杂牌军编8个师。然而冯案一出，李宗仁、阎锡山就齐声反对。蒋介石没有表示可否，只说：“以后正式会议时再解决吧。”李宗仁讥冯说：“当了军政部长便洋洋得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可笑不可笑。”

　　其实，冯案被否决早在蒋预料之中，蒋之怂恿冯提出方案，只是为瓦解冯、阎、李阵线而设下的一个圈套而已。现在李、阎既不同意冯的方案，蒋便示意阎再考虑一个方案提交会议讨论。何应钦向阎转达蒋的意见说：“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蒋先生意思希望在4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1个中央区，最后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

　　阎考虑了片刻，说：“我可以准备个方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

　　阎召集部下，几经研究，便搞了一个方案，写成书面文字，交给何应钦，即第一、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非正式队伍编6—8个师，其余6—

　　8个师由中央处理。

　　1929年1月，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孙科，以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共60余人参加会议。所有出席列席人员都坐在主席台下，只有蒋介石一个人高高站在主席台上，邵力子坐在台上小桌的左侧、杨杰坐在右侧。

　　会上，蒋让众人就阎案表态，其时4个集团军中，冯部人数最多，有40余万，蒋部近40万，李部桂军约20万人，而阎部尚不足20万。因此，按照阎的提案，冯部裁减得最多，阎部裁减得最少，而由中央处理的6—8个师编制，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军事编制。这个方案是抑冯、拥蒋、利阎的方案。

　　李宗仁既已对冯案作了否决，倘对阎案再表示反对，自己必成众矢之的，李窥破蒋的用心，于是装聋作哑，在会上发困打盹，不作一辞，最后干脆提出：“早点休息，免得大家在路上过大年。”

　　冯因自己的提案被否定，就提议暂缓编遣。蒋哼了两声，提议成立编遣委员会，内设一个经理组，由阎锡山任组长。冯玉祥怒气冲冲地走出会场，从此称病请假，派代表出席，蒋提出各集团军分别设一个编遣区，指定第一集团军的主任为何应钦。并要求其他各集团军决定人选。于是，当场决定第二集团军为鹿钟麟，第三集团军为周玳，第四集团军为白崇禧。

　　冯的代表针对蒋说募兵制募来的都是些无赖、流氓、土匪，大谈第二集团军的士兵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所以决不是土匪、游民、无赖等语。说得蒋当场难堪，会议冷场。此后休会两天。

　　冯称病请假。蒋介石先派孔祥熙前来慰问，孔走到院里，听见冯正大声和许多人说话，孔一进屋，冯却倒在床上，蒙上棉被，连声呻吟。李宗仁也去冯住所探病。只见冯卧房里炭火熊熊，冯则卧在床上，盖了两床棉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好像有大病的样子。蒋介石两次偕宋美龄亲往冯处探视慰问，并嘱他好好静养。冯谓：“近日失眠，胃病等症复发，据医者云，系神经衰弱症。”

　　马拉松式的编遣会议，在蒋的主持下，开了近1个月，最后制定了一个《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并将由南京政府下令，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各部队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这样一来，各集团军司令方才醒悟，他们都中了蒋的圈套，立即由互相猜疑攻讦转为相互同情，设法作最后努力以抵制蒋的编遣计划。冯玉祥首先提出动议，称“刚刚打完仗，不是编遣军队的时候，应当休整一个时期再编遣。”李、阎一致附和，而后嚷嚷要求散会，会议通过的大纲成了一纸空文。

　　编遣会议收场后，冯、李、阎都认识到蒋不把他们搞垮，不会罢休，他们岂肯束手待毙？于是回到基地后，更加厉兵秣马，准备与蒋一争高低。蒋见“削藩策”有夭折危险，也定下决不中辍之心，顾虑到四面出击力量不足，转而采取各个击破的惯技，拟收杀一儆百之效。

　　蒋介石采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首先拉阎、冯，把矛头指向与其矛盾由来已久的桂系。然而，冯已同情桂系，他曾对方振武说：

　　“4个集团军总司令除桂军外，均有要职，连张学良也一样，独有第四集团军的人，大半闲散，未免有向隅之感，天下事不平则鸣，蒋处置问题如此不平，为时局前途之隐忧。”

　　桂系派温乔生到辉县百泉村和冯联络，争取联冯反蒋。冯表示愿与桂系合作。他说：

　　“我一定也打蒋，但布置军队需要时间，希望李、白发动后，能够撑持两个星期，到时我一定响应。”

　　蒋介石派邵力子、刘治洲偕已投蒋的冯之老部属马福祥携带重金奔往华山，极力向冯讨好，要求冯从河南出兵讨桂，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冯道：

　　“论公论私，皆不能使蒋独任其难，我方可出兵20万，留14万维持地方安宁。”

　　但冯又表示对蒋不满，谓：“蒋如不改变其专制独裁，纵能战胜桂系，继之而起者，仍将大有人在。”

　　冯玉祥召集部属将领说：“邵力子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我出兵讨桂，以保证我担任行政院正院长及两湖主席为条件，并答应济南问题解决后，将山东全部交给孙良诚。但我做事以国家为前提，如果有利于国家，我决不计及私人利害。如果以权位相饵，而陷国家于不可救药之境地，此市井无赖之所为，这决不是我老冯所能干的。北方人多爽直义侠，而南方人轻佻浮躁，易合易离，最终收拾大局者往往为北方人。”

　　冯玉祥致电蒋介石，表示出兵13万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出武胜关。冯令部队进驻武胜关后，按兵不动，坐观形势变化。其实，冯使用两面开弓的手腕，一面联桂反蒋，削弱蒋的势力；一面利用蒋、桂交战，夺取武汉，把湖北拿到手里，使河南和湖北连结起来，既能控制长江形势，又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阎锡山受蒋拉拢，却发出了拥蒋讨桂通电。

　　编遣会议一结束，李宗仁、白崇禧便酝酿反蒋。蒋、桂的力量不相上下，但桂系势力纵贯大半个中国，军事上缺乏纵深配备，极易遭截击，一旦有事，首尾不能相顾，实为兵家所忌。李宗仁急欲完全控制要冲地的湖南，祛除内部隐患。湖南主席鲁涤平原为谭延闿的第二军副军长，以后升为第3军军长，为谭之嫡系。谭、蒋勾结得很紧，鲁就是楔入两湖的一个亲蒋卒子。卧榻之侧，难容他人酣睡，桂系驱鲁已刻不容缓。

　　李宗仁接到何键密报：“蒋介石秘密运了二三百万发子弹绕道江西接济鲁涤平。”李宗仁便秘密指示在武汉主持局面的第18军军长胡宗铎，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作出罢免鲁涤平湖南省政府主席、罢免谭道源50师师长职务的决定。同时宣布以何键为湖南省主席，并派了有力部队，星夜进兵长沙。鲁涤平猝不及防，仓皇逃离，所部撤入江西，桂军控制了湖南。

　　湘变发生后，李宗仁以目疾加重为词，悄然离开南京，住进上海法租界，他佯装对事变毫不知情，发出通电为事变辩解，责备鲁涤平，要求中央承认武汉政治分会的决议。又于3月8日表示要辞去国府委员职，以示引咎，期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蒋介石在事化得悉湘变消息后，即返回南京，聆听鲁涤平陈情，心中忿恨无已，但由于讨桂尚未部署就绪，为避免打草惊蛇，对李、白不动声色，并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命何键代行湘省主席，将胡宗铎、张知本、张华辅3位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免职、交中央监委议处，对李宗仁则表示安慰。蒋致函李宗仁说：“惟武汉自兄来京后，领导无人，中央因鞭长莫及，几等于无权，而兄之命令也不能有效，此显而易见之事实，至今也无可讳言。”

　　胡宗铎等3人致电中央，表示服从，看来事态趋于平静。而事情远非如此。蒋介石为寻找讨桂借口而绞尽脑汁，一时的隐忍是因为时机尚不成熟。而李、白知蒋决不肯善罢甘休，暗中开始调兵遣将。

　　桂军李、白自知兵力分散，战线太长，自编遣会后，白便以“天气渐冷，所部单衣草鞋，痛苦不堪”为名，屡电中央，请求班师。蒋介石也看破了桂系布防上的弱点，正欲由此下手，将桂系这条“长蛇”，分别砍头、击腹、切尾。他便一再命令，要白勿遽班师回南，仍宜继续暂留北方。

　　“立唐倒白”，便是蒋之“灭桂策”中首先实施的“砍头”招。驻津沽的白崇禧部绝大多数为桂系西征时收编的唐生智旧部。唐为桂军所败后，避走日本，是年初已由日本返国，蛰居上海。蒋闻之后即派唐的老搭档、此时已为蒋之政客的刘文岛赴沪接洽，请唐出马，抓回时为白崇禧指挥的旧部。蒋又亲自去沪，央请陈公博为其找到原唐生智部军长刘兴，要刘替唐先行潜往天津，并嘱“如可以把白健生捉住，便杀了他，所需军费，找子文商量”。蒋还派出亲信，充实北平行营各机构，一时间，平、津、唐等桂军驻扎地传遍了唐生智要复职的消息。军队中也出现了“打倒桂系！”“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的标语。

　　白崇禧素来精细，闻见风声不对，不敢再住北平，乃潜赴53师师长廖磊住所。廖是广西人，虽也是唐旧部，他为人讲义气，与白关系素笃，廖为安全计，亲自护送白，白由塘沽搭英轮，化装南逃。

　　说来也巧，白所搭英轮载走的是白崇禧，送来的是唐生智。唐抵塘沽，其旧部极大多数重要将领均到码头迎接，幸白抢先一步逃脱，否则必入罗网无疑。

　　白崇禧从塘沽脱身后，因风声走漏，蒋介石探得白的行踪，当即决定，俟白所搭之轮驶入吴淞口时，即派员登轮搜捕，务必将白拘捕解京，并示意吴淞炮台：如英轮不服检查，即行开炮，将该轮击沉，宁愿事后与英方办理外交赔偿交涉任何损失，在所不计。

　　白蜷伏轮上，毫不知情，一心盼望早日抵沪，与李宗仁面商一切。

　　事又有凑巧，蒋在上海的布署为一对白钦仰的特工人员所泄，往报李宗仁，李情急之下，往请时居上海的军界耆宿许崇智鼎力相救。许乃通过其与日本驻沪领事以及关东军司令在日士官学校的同学关系，花10万块钱雇了一艘日轮，高速行驶，赶上白所搭之英轮，接白过轮，直驶香港，白方得幸免于难。

　　白虽从北方逃脱，但唐生智已抓回旧部，正式就任讨伐桂逆的第五路军总指挥。蒋介石不动一兵一卒，一夜之间把河北10万反蒋军改编为“拥蒋军”，“灭桂”第一招顺利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