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血荐轩辕

　　广州革命政府以蒋介石为潮汕督办，张民达为梅属绥靖督办，罗翼群为东江剿匪督办，叶剑英任梅县县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周恩来为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他的任务是稳定地方秩序，防止逃窜闽赣边境的陈炯明残部的侵扰。

　　当东江战事甫告结束，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又在广州发动了叛乱。

　　在东征期间，右路军攻破林虎巢穴兴宁时，蒋先云等从林虎总部搜获的电报中，发现了杨希闵、刘震寰通敌谋叛的阴谋。在国民党“一大”上，杨希闵虽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刘震寰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但他们占驻广州以后，和陈炯明占驻广州一样，赌场、鸦片烟馆、娼寮星罗棋布，军人横行，盗匪充斥，杀人越货时有所闻，滇桂军阀盘踞3年搜刮民财，无恶不作，连以上的军官都是腰缠万贯，姬亲成群。杨、刘不听孙中山的号令，霸占税收机关。财政部长廖仲恺为黄埔军校筹款，还要常常夜间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的烟床旁，请杨签字。

　　刘震寰、杨希闵还勾结云南军阀唐继尧和皖系军阀段祺瑞，图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杨希闵、刘震寰常常潜赴香港，同唐继尧、段祺瑞、陈炯明、林虎、邓本殷的代表，以及陈廉伯密谈，并取得港英政府的军火支援。

　　杨希闵的部队于4月26日包围和占领了广州石井兵工厂，滇桂军开始移防，广州顿呈紧张气氛。

　　广州政府接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讨伐叛军的建议，于5月13日在汕头举行会议，廖仲恺、汪精卫、许崇清、蒋介石、朱培德、谭延闿及苏联顾问加伦参加了会议。会上研究了加伦提出的讨伐杨刘的计划，推举蒋介石为讨逆军总指挥，克日率粤军、党军回师平叛。蒋介石此时表面上拥护联俄联共政策，大力赞同共产主义，主张学习苏联，人称他“好话为先生说尽”。

　　6月4日，叛军公然占领广东省长公署、财政厅、市公安局及电报局、电话局等机关，杨希自称滇桂联军总司令，发表通电，诬指广州革命政府勾结俄人，实行共产，声称“希闵等断不容彼辈播共产流毒于社会，我军因此喋血疆场，亦所不恤”。

　　次日，广州革命政府下令免去杨希闵的建国滇军总司令、刘震寰的建国桂军总司令本兼各职，听候查办。接着胡汉民以代行大元帅职权名义发表通电，揭露杨刘通敌，勾结唐、段，密谋颠覆革命政府，发动叛乱的罪状。国民党中央总部发表告滇桂军士兵书，号召滇桂军士兵反对叛乱的官长，服从革命政府领导。谭延、许崇清、朱培德、程潜等将领也联衔通电，声讨杨刘叛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滇桂军中进行了分化瓦解的政治宣传工作。

　　6月6日起，东征军开始了平叛的军事行动，滇桂军平时胡作非为，恣意掠取，居民早已恨之入骨，多有持铁棒、菜刀、扁担等为武器配合东征军杀伤敌人。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铁路工人断绝滇桂军的交通，各地农民协会踊跃参战，叛军四面楚歌。革命军经过几天战斗，平定了叛敌，全歼滇桂军2万余人。杨希闵、刘震寰逃匿沙面租界，托庇于英帝国主义。

　　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改组大元帅府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建国军改为国民革命军案。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以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谭延、徐谦、许崇清、伍朝枢、于右任、张静江、张继、程潜、朱培德、林森、戴季陶、孙科、古应芬等16人为委员，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清、林森等5人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主席。下设5个部，以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许崇清为军事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以李文范为国民政府秘书长。聘请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国民政府任命了广东省政府的工作人员：古应芬为民政厅长，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许崇清为军事厅长，许崇清为教育厅长，孙科为建设厅长，宋子文为商务厅长，陈公博为农工厅长。以许崇清为省政府主席。

　　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以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清、蒋介石为委员，汪精卫为主席。

　　8月26日，军事委员会决议编组国民革命军，取消原有地方军的名称。将党军改为国民革命第一军，蒋介石为军长，建国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为军长；建国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为军长；建国粤军改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福字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为军长；程潜援鄂军和吴铁城部合编为第六军，程潜为军长。各军先后建立了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数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担任。

　　国民政府又先后成立了惩吏院和监察院。惩吏院以徐谦、邓泽如、林翔、邹鲁、林云陔为委员；监察院以林伯渠、黄昌谷、陈秋霖、甘乃光为委员。

　　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早就因廖仲恺竭力奉行与捍卫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国民政府成立后，廖仲恺统一财政、军政，更招来军阀政客之痛恨，尤其是占有防地税收的军阀魏邦平、梁鸿楷等，失意右派政客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等，特别忌恨廖仲恺。

　　朱卓文担任中山县县长时，因办事不力，受到廖省长的批评与处分；胡毅生在胡汉民支持下，在参加广州市长竞选时舞弊，又被廖仲恺奉命查办。朱、胡失意之余，转靠包揽捐务、沙田等自肥，牟取暴利供平日挥霍，廖仲恺又取消了他们的特权，不徇私情，废私包改为公投，朱、胡大为恼怒，欲置廖于死地而后快。

　　胡汉民在国民政府成立后，他的寓所成为右派集会策划对付廖仲恺的秘密据点之一。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邹鲁、邓泽如等十几人，常在胡宅开会攻击、诬蔑廖仲恺，叫嚷要让廖倒台，谋驱逐仲恺之办法。胡汉民对黄季陆授计说：

　　“在第一届中央委员里，我们还是多数。你赶快到上海去见季陶、右任等人，叫他们赶快到广州来，我们召开一次一届四中全会，再商量出一个办法。”

　　胡汉民一连写了十几封信要黄季陆带往上海、北京等地右派中央委员。胡汉民的这一阴谋被廖仲恺发觉而破产。

　　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林直勉等人，组织了文华堂俱乐部，到处劝反对共产党的人参加。又办了《国民新闻》日报，公开攻击廖仲恺“年将50，兼职10余，……对于政府、党务用个人包办”等等。

　　右派政客及军阀认为要推翻三大政策，首先要将亲共的廖仲恺除掉。被他们列入黑名单的还有共产党员谭平山，以及当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蒋介石等。他们故意将暗杀计划张扬出去，企图恐吓廖仲恺洗手不干。何香凝听到风声，劝丈夫说：

　　“既然有人谋算行刺，你也该多加两个卫兵防备一下才是。”

　　廖不以为然地回答道：“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挡住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各团体去开会或演说，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刺我，很可以装扮着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国家和民众的地方，他们如果安心想来暗杀，预防那也是没有用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廖仲恺甚至对朋友开玩笑说：“听说他们暗杀用的家伙，不是用手枪，是用盒子枪、手提式机关枪。我倒要尝尝它的滋味呢！”

　　有人向廖仲恺通报敌人要暗杀他的消息，他说：“余无负于国，无负于党，个人更不营私，不牟利，要暗杀便暗杀，余复何恤！”

　　他向汪精卫表示：“我们是预备随时死的，那有什么关系！”

　　右派加紧了谋杀活动。朱卓文收买了一群亡命之徒，密勘东山百子路鲍罗廷公馆地形，计划趁廖仲恺、汪精卫、加伦等在鲍罗廷家开会时，密遣死士以炸弹机枪袭击之，而使众人同归于尽，后事为广州卫戍司令吴铁城获悉，他要朱卓文顾全大局，切勿使他为难，但并不追究责任。

　　此计不成，朱卓文等便决定伺机刺杀防卫不严的廖仲恺。

　　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35分，廖仲恺、何香凝乘上103自备汽车，赶赴惠州会馆中央党部参加例会，路上遇见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秋霖，廖叫他上车一同前往。一路跟踪廖仲恺的刺客有40余人，他们布置在整条街上，躲在巷子里。在惠州会馆门内，也有数人在窥望，等待廖仲恺、何香凝的到来。

　　廖仲恺的汽车在惠州会馆门前停下，他们下车后，何香凝被妇女部的一女同志叫住，廖仲恺同陈秋霖即向会场走去，廖的4名卫士首先登台阶入内。廖仲恺刚举步上头门石阶，突然有凶手5人，2人预伏两旁，3人在廖之后用左轮手枪，向廖袭击。廖先受两枪即倒地，尚以手撑石级，作欲起势，凶徒复发2枪，遂不能起。陈秋霖痛苦地挨了两步，也倒了下去，卫兵也倒下了。

　　正在与人谈话的何香凝听到枪声，忙转过脸去，看见廖先生已倒在地上，意识到有人行刺，急忙大喊：“救命！救命！”

　　“抓人！抓人！”

　　她边喊边俯身抚着廖先生，问伤在那里？又是一阵枪响，子弹从她头上嗖嗖飞过，随后凶手逃之夭夭，只有一名重伤倒在地上。

　　何香凝和那位女同志将廖先生架起，只见满地殷红！他的衣服上也是一片片鲜血，还往下滴着。她们将廖抬上汽车，叫司机赶快向公立医院开去。廖身中4枪，皆是要害处。当汽车到达医院，才发现他大概在路上已绝了气。

　　廖仲恺逝世后，国民政府公布廖遇刺殉国情况。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提议下，成立了由汪精卫、许崇清、蒋介石3人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以应付时局。随后又成立了以朱培德为委员长，李福林、吴铁城、周恩来、陈树人、甘乃光，杨匏安、陈公博等9人为委员的廖案检查委员会。在缉凶过程中，先后捕押了凶手陈顺、梁博及其他有关案犯林直勉、郭敏卿、梅光培、赵士伟和粤军将校梁鸿楷、杨锦龙、邵桂章、梁士锋、谭启秀、张国桢等50余人。胡汉民闻风逃往汪精卫处，适汪外出未归，便与汪妻陈璧君同乘汽车去找许崇清，也被扣留，随即解往长洲要塞司令部予以看管。

　　从凶手的口供和遗下的实物罪证中，很快查清了参加暗杀案的人及与案件有牵连的很多人。凶手除在押的陈顺和梁博外，还有冯灿、吴培、陈细、黄基、冯允财、陈瑞、黄福芝等9人已逃往香港等地。暗杀的主谋是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以及胡汉民。胡毅生、魏邦平接受香港200万金贿赂，网罗粤军右派将校及亡命之徒进行暗杀活动。胡汉民要拔掉廖仲恺“这个眼中钉”，先找“铁血团有名的枪手”陈世来，不料陈世来不干。胡汉民改找朱卓文，朱又通过郭敏卿物色到冯允财行刺廖仲恺。事后，胡汉民为冯办好护照、让他逃往南洋去了，通谋刺杀廖先生者有伍朝枢、吴铁城、傅秉常、陈其瑷等人。

　　但是，由于3人特别委员会中的许崇清，平时因统一财政事对廖不满，而对缉凶态度消极；蒋介石并不关心追查凶犯；汪精卫担心政局因缉凶而不稳，危害自己既得利益与权位。特别委员会迟迟才发出搜捕令，致使暗杀主谋与大部分凶手逃出广州，逍遥法外。甚至连已捕获归案的林直勉、梁鸿楷等人也越狱潜匿。检察委员会内又有吴铁城等人，给办案以诸多阻碍。对干涉及廖案的胡汉民等党政要员，汪精卫总以“说出去恐将摇动政府”为辞，不予究办。胡汉民也以养病为名得到释放。汪精卫叫他辞职离粤，拟派他为外交委员团主任委员，到京接洽外交事务，胡表示不就，汪派舰护送他去苏联游历，他去了莫斯科。

　　国民政府在处理廖案的过程中，分别解散收编了参与密谋的各部粤军，许崇清的老部下参与了廖案密谋，许遭到指责，又受到蒋介石的排挤，不得不辞去总司令职务，离开广州去了上海。

　　正在国民政府处理廖案之际，陈炯明残部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支持下，重新占踞东江，计划进攻广州。香港政府给陈炯明30万发子弹和100多万现金支援，段政府助陈军30万元，并派海筹、永绩战舰和福建的张毅部助战。陈炯明与广东南部的邓本殷部，北江的熊克武川军勾结，企图三面夹击广州。

　　广东省人民迫切要求彻底肃清陈炯明等军阀势力，统一全省，广州军政学商工农各界1000多个团体10余万人举行集会，林伯渠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持大会，汪精卫代表国民政府、陈公傅代表省政府、冯芝荪代表总商会、谭植棠代表对外协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大会发表了宣言，号召各阶级要在共同目标下团结一致，扫除一切障碍，达到广东的统一。

　　9月21日，国民政府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汪精卫为党代表，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罗加觉夫为军事顾问。东征军编成3个纵队，一纵队队长何应钦，二纵队队长李济深，三纵队队长程潜。10月6日，各纵队开赴前线。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东征出发前，搞了一个《重征东江训诫》：

　　一、军人最后目的是在于死，古语所谓“好汉死在阵头上”，孔子所谓“杀身成仁”是也。

　　二、打胜仗的秘诀：1、严守军纪，2、服从命令，3、保护人民，4、万人一心。

　　三、革命军口号：1、不要钱，2、不要命，3、爱国家，4、爱百姓。

　　四、革命军十不怕：1、不怕死，2、不怕穷，3、不怕冻，4、不怕痛，5、不怕热，6、不怕饥，7、不怕疲，8、不怕远，9、不怕重，10、不怕险。

　　五、保护百姓（不拉伕，不抢物，不捐饷，不占屋）就是实行三民主义。反之，扰害老百姓，就是违反主义反革命的强盗军队。

　　六、毋忘革命军的《连坐法》。

　　七、要紧记着革命军的《刑事条例》。

　　八、革命军只有前进，不许后退。退却是军人一生无上之耻辱。

　　九、革命军人，要忍耐到最后5分钟，非得到最后的胜利，决不放手。

　　十、我们的名誉，是已死同志们的头和血换得的。我们切不可忘了杀害我们同志的仇敌，大家要为已死的同志来报仇。

　　此次东征，得到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持，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总部3500人组成运输队，随军东征；东江农民军，奋勇配合作战。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东征军歼灭了陈炯明残部1万多人，完全收复了东江地区。盘踞东江多年的陈炯明军阀势力，归于覆没。身陷困境的陈炯明，只身逃往香港。

　　11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东江行政委员，管辖惠、潮、梅各属。

　　粤南军阀邓本殷乘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之机，调集大批军队，由阳江出动，向四邑进犯。陈铭枢率部奋起抵抗，双方激战3昼夜，但敌我力量悬殊，国民政府急调国民革命第三军和第二军一部增援。并任命朱培德为南路军总指挥，共产党员朱克靖为政治部主任。

　　南征军分4路进击，陈铭枢部为第一路，王均部为第二路，戴岳部为第三路，俞作柏部为第四路，会攻南阳，以期一举将敌歼灭。11月7日，攻占阳江。23日，攻占廉江。邓本殷率残部退到琼州。这时蒋介石又命李济深率部肃清琼州之敌。

　　1926年1月15日，李部开始渡海，至2月间，消灭了邓本殷残部，琼州大定。

　　1926年3月，广西李宗仁等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所部桂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广实现了统一。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桂林楙头村人。祖父是位名医，好宾客，喜游览，以结交各方豪杰为人生乐事，父亲雅重实学，澹视虚名，以设教自娱，平时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瘁心公益乡里，每有义举，无不参与。李家因人口逐渐增多，家用日感拮据。李父设馆不能劳作，收入又不足以敷家用，李母便一肩挑起家庭生活重担。

　　李宗仁兄弟5人从小便下田助母劳作，诸凡插秧、割稻、打柴、喂猪、舂米、织席，甚至清除牛栏，无事不做，皮肤晒得黝黑，身体十分健壮。由于经常赤足下田，纵在碎石锋利的山路上行走，亦如履平地。

　　李宗仁6岁时，父亲要他开蒙入塾读书，父亲教他读《三字经》、《百家姓》、《幼学诗》，以后又教四书五经。但李宗仁宁愿上山打柴也不愿在书房受苦，虽有严父督促，学业上终无突出表现。自谓“读书平平，没有太高的悟性”。父亲后来应募出洋，李宗仁被其父的一位至友带到省城桂林的高等小学读了1年书，但每学期终了，榜上都是最末一名，受到同学讥笑，遂辍学回家。

　　李宗仁学文的不行，习武倒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邻村拳师李植甫武艺高强，为人豪爽，李宗仁跟他学得了好几手拳脚功夫和舞枪弄棍的本领。然而舞枪弄棍不能当饭吃，15岁那年，他进了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半年后回到家中，父母专门为他买了一部新式木机，让他从事织布。谁知，他在习艺厂学到的技术仅为一些皮毛，一旦上机，随织随断，弄得十分尴尬。以后虽几番操此手艺，都未成功。读书上断了希望，从业又如此艰难，使他怅然无着。

　　1907年，李宗仁闻知桂林的陆军小学招生，陆军小学学生入学后，除供膳食、服装、靴鞋、书籍、文具外，每月还发有津贴。正在从业无着的李宗仁感到，自己天性好动，并能冒险，家中又无财力供他自费求学，便去报考了陆军小学。他虽未入正榜，但以备取第一名获得入学资格。不料，李宗仁在入学时迟到了10多分钟，失去了机会，沮丧而回。

　　1908年，陆军小学招考第三期学员，17岁的李宗仁被正式录取。

　　在陆军小学任职的，有不少是出类拔萃的同盟会党人，如李书城、冷遹等人，李宗仁个性向来持重，他的抱负是当一名合格军人，未加入同盟会。但他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同学，如黄绍竑、夏威、陈雄、尹承纲等，日后这些人成了他的支持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陆军小学学生一大半北上援鄂，学校因之停办。陆荣廷将陆军小学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李宗仁便入速成学堂学习。毕业后被陆荣廷选派到南宁的广西将校讲习所供职。

　　李宗仁在将校讲习所仅为准尉助教，他十分满足，工作十分勤勉。但讲习所开办不到一年，便停办了，李宗仁等候派遣毫无结果，只得郁郁返回乡里，在家中务农。此时他已结婚，妻子是邻村的李秀文。

　　李宗仁从南宁讲习所回到乡间，村里人多所不解，难免有絮絮闲言。家中经济又入不敷出，迫使李宗仁跑到桂林，在朋友的帮助下，在省立模范小学谋得一体育教员的差事。当体育教员很辛苦，月薪又低，为了多挣钱，他又设法在另一学校兼了体操课。尽管十分劳累，总算暂时解决了生计问题。

　　李宗仁感到用非所学，前途渺茫，心中郁郁不乐。

　　1916年复，李宗仁突然接到一位在广西将校讲习所一起供职的同事来信，这位同事已在李烈钧护国军中当上了营长，热情地来信邀他前往共事。朋友的邀约，正合李心，他立即辞去学校职务，应召去南宁投军。

　　李宗仁乘船来到梧州，准备再搭船去南宁时，却被几位熟识的军校朋友留了下来，碍于同窗之谊和朋友的热心，李便留在梧州在护国第二军充任了排长。

　　但护国第二军是滇军部队，李宗仁乃一广西人，虽有同学提携，在滇军中也难有发展。于是，李宗仁由同乡兼同学托人介绍，改投护国第六军桂军林虎部。林虎乃有名的“彪虎将军”，李在林部第13团任排长。

　　不久，部队奉命向肇庆开拔，接着开赴北江地区。在粤汉路南段沿线与龙济光军发生激烈战斗。连长李其昭临阵胆怯佯称肚痛，不肯上前线，把部队交李宗仁代行指挥。战斗打响后，士兵畏葸不前，李宗仁情急之下，举起连旗，带头冲锋，不料一颗子弹飞来，由右颊射入上腭骨，立时满嘴碎牙，血流如注。李宗仁将碎牙吐出，继续指挥战斗，最后支撑不住，被送往后方包扎。李伤愈出院后，因战功而被升为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