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蒋介石出山

　　中共中央虽然尊重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而大多数党员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组织，却十分怀疑。直到1923年初，这种状况并无多大改变。这年2月，北京地区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时，除李大钊等少数人外，多数同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他们只有领袖，没有群众；只有高级干部，没有中下层干部，里面有许多堕落腐化的政客，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出革命的因素。我们同他们建立联合战线，既失掉了我们的阶级立场，又损害了我们党的纯洁性。因而不愿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回广州任陆海军大元帅，设立大本营。1923年4月10日，孙中山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广州。为了促进国共合作，中共中央于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到会代表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完全对立的两派意见。一派以马林、陈独秀为代表，主张共产党员应全体加入国民党，在工人群众中也应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另一派以张国焘、蔡和森为代表，反对全体共产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

　　马林说：“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是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我们有了改组国民党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共产国际以为国民运动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科学文化的发展，震动了基督教会和经院哲学。其中对基督，苏维埃俄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内的工人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中国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

　　“现在就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群众性的共产党是一种梦想，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

　　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中去”的口号。

　　陈独秀在报告中，在批评不愿意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另外进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一次运用了“无产阶级专，自己很容易激动。他说中共中央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虚构的。

　　张国焘不同意马林和陈独秀的意见，他说：“一直只顾组织政府，进行军事行动的国民党，被迫同这个或那个外国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军阀搞妥协，因此，它已称不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了。国民党现在并不代表国民运动，它必须予以改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一种力量去迫使国民党进行自我改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我认为就很难有改组国民党的可能。

　　我们不要忘记，组织工人、提高他们的觉悟，乃是我们党的特殊任务。即使工人阶级还很年轻，力量还很弱，但它在斗争中已经显示出相当力量，这支力量不可完全被忽视，这是劳动运动，不能把它说成国民运动，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

　　“在现阶段，只有在共产党有强大力量控制的工人集中的地区，我们才能自行组织国民党支部；而在共产党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工人集中区，我们就不必为国民党在那里组织支部的历史改造任务，是以群众为主体来完成的；杰出人物都是，也不让其影响渗入。”

　　张国焘、蔡和森等人，怕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削弱自己的势力，因而不积极去参加国民党。

　　马林则坚持：“所有共产党员没有例外地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张国焘认为：如果中共全体党员都加入国民党，而且都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即陈独秀也要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而忙得不可开交，并须以国民党的身份对外发言义：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2．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那还有什么中共的独立性？他主张：担任中共各级领导的党员，和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人运动职务的党员，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做实际工作。

　　张国焘还声称：“中共并无义务在工人群众中为国民党发展组织，因为这样，将使独立的工人运动成为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

　　马林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是考虑到可用这种策略最有效地增加工人阶级利益，才去加入的。既然共产党人可以跨党，为什么工人、商人就该在国民党之外呢？我相信我们的精神力量，我相信凭这个策略，我们能取胜。”

　　两种意见争论激烈，各有偏颇。于是，与会者的多数，既反对张国焘等人的左倾观点，又不全盘接受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

　　毛泽东的观点与众不同。他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军队，如果共产党也注意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的局面。

　　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在代表中仍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最后就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进行表决，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被通过。《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民主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旧保存共产党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共产党组织，谨严党的纪律，以建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并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党革命之需要。

　　由于张国焘怀疑国共合作，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时，他落选了。会议选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邓中夏等5人为候补委员。

　　共产党再次作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对国共合作是个很大的促进。

　　再说越飞和廖仲恺在日本热海会谈。越飞说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这话使廖仲恺放心去做三民主义者。要做好三民主义者，必须交个好朋友，共产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的好朋友。

　　越飞还告诉廖仲恺说：“以往中国的革命，过于借重军阀之力，因而常导致失败。国民党必须组织培养自身的军队。”

　　廖仲恺甚以为然。经过会谈，廖仲恺与越飞达成协议，苏联政府每年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元的援助，其中70万元是军官学校的费用。苏联将援助国民党设立军官学校，并参照托洛茨基所订立的红军制度，拟定一项创设军官学校的计划。

　　廖仲恺由日本回国后，即大力协助孙中山做联俄的工作。孙中山和苏俄的关系日深一日。马林同孙中山保持每周会面三四次。5月初，苏联政府致电孙中出，表示准备给中国必要的帮助，即派第一批军事顾问5人，由苏联驻华武官阿纳托里·伊里奇·格克尔带领来到中国。

　　孙中山决定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学习革命经验。团员有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代表团在苏联3个月。当时列宁正患病，蒋介石拜会了托洛茨基以及苏维埃主席加里宁、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总司令加米涅夫、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等。还考察了红军的训练情况，参观了一些军事学校，访问了一些工矿企业。

　　在代表团访问苏联之际，孙中山决定创办军官学校，军校定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命蒋介石为校长，陈翰誉为教练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由廖仲恺负责军校筹备工作。当时广东各实力派人物，看到军校校长是块肥肉，纷纷向孙中山推荐校长人选，不同意由蒋介石担任校长。孙中山当即表示：“新办的军校，如果不叫蒋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孙中山视蒋介石为“如身之臂，如骖之靳”。他说蒋介石：“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

　　蒋介石乃浙江宁波奉化县溪口镇人，名中正，字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其父蒋肃庵在溪口镇上开设玉泰盐铺，经营盐、酒、石灰为主，有薄田30余亩，是一户中产人家。蒋肃庵前后娶过妻室3位，元配徐氏、继配孙氏、再继配王氏，蒋介石为王氏所生。王氏名叫王采玉，与蒋介石的父亲结婚是第二次嫁人。原来嫁给溪口曹家姓俞的，那姓俞的36岁去世后，王采玉回到娘家居住，曾在葛溪一个庵里守节，后经在蒋肃庵店铺任帐房的堂兄王贤栋的介绍，再嫁给了丧妻的蒋肃庵。蒋肃庵1895年死于时疫，当时蒋介石只有8岁。

　　王采玉在其夫病死后，茹痛抚孤，勤劳特甚，1921年，王采玉因患心脏病而死。蒋介石是个孝子，他将其母葬在白崖鱼鳞墺中垄。孙中山为其写了祭文，并在坟墓的墓碑上手书“蒋母之墓”。张静江为其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下联是“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蒋介石写了《哭母文》和《先妣王太夫人事略》。

　　蒋介石前后娶过妻室4位。第一个妻子叫毛福美，1901年同蒋介石结婚。她比蒋介石大5岁，给蒋介石生了个儿子蒋经国。1913年蒋介石娶姚冶诚为侧室，姚氏生了蒋纬国。但也有一种说法，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由姚氏抚养大的。蒋介石的第三个妻子叫陈洁如。陈氏受过中等教育，能说俄语。蒋介石的第四个妻子是宋美龄。蒋同宋结婚时在上海报纸登了结婚照片，写着“中美合作”，即蒋正中的“中”字，和宋美龄的“美”字。

　　蒋介石从小读过一些古书，16岁时考过秀才，未中。17岁到奉化城里进凤麓学堂，以后又到箭金学堂，19岁转入龙津中学读书。20岁这年，曾赴日本学习，未能如愿。返国后不久考入全国陆军速成学堂，次年被军校保送去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蒋在振武学堂学习期间，曾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1910年，24岁的蒋介石离开振武学堂以后，被分配在日本驻新潟县高田市野炮兵第13师团第19联队充当二等兵，以后升为上等兵，称士官候补生。蒋介石平常很少讲话，但他是留学生。

　　1907年，蒋介石同陈其美一见如故，即与订交。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入同盟会，并引他见了孙中山。

　　1911年夏，蒋介石接到已经回到上海的陈其美的电报，托故请假归国。他临行前，曾送给师团长冈外史一块匾，手书“不负师教”4字。蒋回上海参与陈其美“密商举义计划”，虽然假期不多，他还是参加了营救被关在牢狱里的同志张恭，和计划暗杀出卖张恭的刘光汉、何震夫妇。后因假期结束，返回日本。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电催蒋介石回国。蒋介石再次请假回上海。他回沪后，陈其美多次派他到杭州参加领导起义。沪军都督府成立后，陈其美派蒋介石为沪军第5团团长。

　　1912年初，蒋介石受陈其美派遣去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蒋介石同另一名刺客王竹卿于夜间2时许，撬开陶成章的住所的大门而入，守门者觉，询以何为？蒋回道“来看陶先生。”旋登楼，入陶成章卧室，蒋又呼曰：“陶先生！”即出手枪击之，子弹从陶左额入，斜穿胸部，陶成章不明不白地死去。

　　蒋介石杀陶后，又去日本，在日本办了《军声》杂志。他在《发刊词》中写道：“本社同人编辑《军声》，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喑，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缪之计者。”

　　1912年底，蒋介石返回中国，次年7月，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劝说下，跟随陈其美在上海开展反袁斗争，躬赴火线，往来指挥。此时，蒋介石已成为陆军少将。

　　1913年9月，蒋介石赴日本，在黄兴主办的东京军事教育机关“浩然庐”学习。后受陈其美指派赴东北活动。蒋介石又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向孙中山呈上了《上总理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

　　1915年2月，陈其美从日本返沪进行反袁斗争，派蒋介石留在东京处理善后。蒋介石在送陈其美回国时说：“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氏所害，余当为兄之第二化身，以成未竟之志！”

　　这年10月，担任淞沪司令长官的陈其美，要蒋介石回上海参与反袁活动。蒋介石回上海后，协助陈其美从事反袁的军事斗争。1916年5月，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杀害，蒋介石在祭文中说：“义弟蒋介石，致祭于英士义兄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丙午以来，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何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辞乎？而乃一死一生，卒至国事未成，誓辞未践，死者成仁成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

　　陈其美死后，富有的古董商和早期革命的财政家张静江（张人杰）很赏识蒋介石，用钱来支援他。于是蒋在黄金交易所大事投机，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不到1年就发了财。当时上海滩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个国际都市的市场上，从事交易买卖是极冒险的事业，在买卖供求中，充满着赌博、投机、欺骗、诱惑、冒险、凶残等，一人的发财建立在多数人的倾家荡产上。

　　1917年，张静江和经济非常拮据的蒋介石、戴季陶，共谋生财之道，乃和日本某企业代表协商开办交易所，在上海组织了“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谋划其事，又和浙江同乡虞洽卿等拉拢，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蒋介石同戴季陶在日本振武学堂相识，此时又走到一起，在饱尝经营的甜酸苦辣中结成了知己，互相间称兄道弟，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称蒋介石为“三伯伯”，这种亲密的程度，不是常人所能相比的。

　　在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虞洽卿、陈果夫等人开始了密切交往。这几个浙江人以地域作为纽带，紧紧地抱成一团，成为江浙财团及上海帮会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为今后的权势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

　　蒋介石原是光棍一条，一无所有。他对张静江说：“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

　　张静江为蒋介石在交易所认股4股，每股1000元。蒋在交易所里担任了经纪人，其牌号叫“恒泰号”。半年后，蒋介石获得50多万元。

　　蒋介石、戴季陶等人，真所谓空手人翻云覆雨，白手起家，凭空发了大财。交易所获利越来越多，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便将股票价格越抬越高。由于交易所得利这么快这么多，搞交易所的人纷纷而起。交易所的价格，时时飞涨，到了1921年夏秋，交易所竟至过盛时期，终于酿成绝大风潮，各交易所先后停闭歇业，蒋介石、戴季陶等也陷于破产，从买空卖空的巅峰上一下子跌落下来。蒋介石欠了一屁股债务。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拖延到1922年2月，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成为废纸，大富翁变为穷光蛋。虞洽卿和青帮首领黄金荣研究之后，仗义援助，给蒋4万多元，年老的张静江给蒋介石还了3万多元的债。

　　蒋介石虽然做投机生意失败，但他在生意场上交结了张静江、虞洽卿等江浙财团，后来江浙财团扶持蒋介石爬上政治舞台，此是后话。

　　蒋介石在陈其美死后，设法全力投靠孙中山，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1917年9月，蒋介石写了《对北军作战计划》，10月又写了《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送给孙中山。1918年春，蒋介石南下广州后，参加孙中山的军事活动，先后在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任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第二军前敌总指挥官。这年3月，蒋介石向孙中山呈上《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7月又呈上《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由于蒋介石同陈炯明有矛盾，几度辞去军职。而孙中山对蒋介石越来越信任，尤其在军事上，孙中山于1920年10月29日给蒋介石的信说：“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尤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1921年1月12日，孙中山给蒋介石去电说：“援桂尅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延迟为幸。”3月29日，孙中山再次给蒋介石去电说：“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军事筹划，兄来更速进行，幸即趣装！”4月之后，孙中山5次致电蒋介石：“速来相助”；“节哀速来，臂助一切”，“一切仍俟兄来商榷”。1922年6月2日和6月16日，孙中山2次致电蒋介石：“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事紧急盼速来”。6月29日，蒋介石由沪来粤，在永丰舰上同孙中山见面。孙中山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2万援军。”

　　孙中山渡过难关，蒋介石著书《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记录了孙中山从6月15日至8月15日的62天的各方面活动情况。1922年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部参谋长。1923年2月，孙中山又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决非一朝一夕，而是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尽管孙中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并命他为新办的军校校长，但蒋介石对这个职务的重要性，开始却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对孙中山的任命采取消极态度。他从苏联回到上海后，并不立即赴广州向孙中山报告，却于当日下午返回浙江奉化原籍。在廖仲恺的一再去电催促下，蒋介石才不得不动身去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