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携手赴国难

　　1916年春，李大钊乘海轮返回上海，参加国内的革命活动。

　　林伯渠早李大钊两个多月回国，他们两人分别后保持书信往来，建立了革命友情。

　　林伯渠，名祖涵，湖南临澧凉水井村人，1886年生。父亲林鸿仪是前清副贡生，但终生未曾入宦，一直赋闲乡里。尽管家中尚有祖上留下的几石薄产，也常常是入不敷出。于是只得像当时多数落第文人一样，很早便开始了教书生涯。他先是在本地乡塾教书，后被聘至澧州城中执教，不久便颇有名声，于是被召回本县县城道水书院任山长。

　　林伯渠的母亲李氏，是邻县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略通文墨。林伯渠童年体弱，在10岁之前，一直没有正式入学也。”孔子主张以义为立身标准，认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由母亲教他识字，《三字经》、《百家姓》，他都背得滚瓜烂熟。

　　林伯渠有一位比他大6岁的隔壁堂兄林修梅，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1921年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这小兄弟俩很要好。林修梅从小爱读书，并酷爱习武，林伯渠常向他问这问那。一天，兄弟俩走进村口乐二庵，将菩萨推翻，闯了大祸。

　　父亲得到消息，急忙赶回家来，将儿子责打一顿，向村中父老陪情，并和林修梅家立即请人塑了一个观音金身。

　　父亲决定让他上学，先是送到邻近的家馆寄读。林伯渠生性颖异，学习进步特快，不到两年，四书五经养浩然之气的精神修养途径。另阐述伦理学与认识论相统一，便已授完。父亲把他带到身边，亲手编成一套《励志文选》、《励志诗选》、《励志词选》、《励志曲选》，严加教授。他要求林伯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得有半点差池。

　　林鸿仪治学，素以严谨著称。对儿子更是毫不放松。每每夜阑人静，他总是秉烛临案，反复讲授“三统”、“三世”的理论。

　　1902年，16岁的林伯渠以优异成绩考取常德西路师范。林伯渠在常德读书期间，结识了常德府中学堂学生覃振。由于覃振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被学校开除。覃振被开除后，写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文章《死里求生》，同学们争相传抄，并且张贴在大街小巷，吸引了不少读者，覃振在常德名声为之大振。林伯渠支持覃振的活动。俩人友谊日趋加深，后来覃振成了林伯渠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之一。

　　林伯渠还支持同学蒋翊武的革命活动。后来蒋翊武被开除学籍，并遭到通缉。林伯渠暗中邀集同学，秘密捐资，帮助蒋翊武潜往上海。

　　父亲不幸早逝，母亲为了家中有个帮手，要林伯渠提前结婚。

　　林伯渠的这桩婚事，本是指腹为婚。父亲林鸿仪在澧州城教书的时候，城里人有个名叫司马瀚的同窗学友，两人一向友善。司马瀚新近中了举人，被朝廷选了四川浦江县令。司马瀚比林鸿仪稍长，而两人几乎是同时婚娶。一日，司马瀚邀林鸿仪饮酒，席间，司马夫人一旁作陪。酒过三巡，林鸿仪看了一眼身怀有孕的嫂夫人，笑着对司马瀚说：

　　“辛砚兄今年真的是双喜临门，又是黄金甲第，又要新添贵子，可喜可贺！”

　　司马夫人嗔笑着瞪他一眼，回敬道：

　　“小仙兄过奖了，尊夫人不也是有了么？”司司马瀚接过话头：“当真？”

　　林鸿仪不语，表示默认。

　　于是，司说来，直是上苍有眼。小仙兄若不嫌弃，倒不如咱们兄弟两个结个亲家，亲上加亲。贱内如果生个女儿，将来就是你林家的；尊夫人如果生下个女儿，那就是我司马家的人！如何？”

　　林鸿仪推说不敢高攀，后见司马夫妇如此诚意，也便欣然应允下来。

　　不巧，司马家生了个女儿，林家也生了个女儿，但林家的女儿不到周年就夭折了。司马家的女儿细凤5岁时，林家伯渠出生了。那时当地有句俗话：“女大两，黄金日日长，女大三，黄金堆成山。”女比男年长5岁的婚姻也是有的。于是，司马和林家这桩婚事也就这样铁定了。

　　细凤和林伯渠结婚，司马家备上一份十分体面的嫁妆。林家六口，全靠几石薄产过活，常是入不敷出，细凤日夜操劳，家境也难改善。

　　林伯渠在校刻苦学习，报考官费留学，名列第一。校长熊希龄见林伯渠不仅学识渊博、谈吐不凡，而且有爱国之心，竭力推荐，林伯渠才得以东渡日本留学。

　　1904年，林伯渠进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学习。

　　覃振亡命日本，林伯渠同他异国相逢，格外高兴。覃振与黄兴、宋教仁等关系密切，经覃振介绍，林伯渠很快同黄、宋熟识起来。

　　1905年8月，林渠伯应黄兴邀请，参加同盟会成立大会。会后，他请求黄兴和宋教仁带他去见孙中山，要求参加同盟会。

　　孙中山当即表示：“我代表同盟会总部，接纳林君入会。”

　　林伯渠填写了同盟会盟书，黄兴主盟，宋教仁、覃振介绍，林伯渠加入了同盟会。

　　1906年初，林伯渠和刘道一、秋瑾、姚鸿业等人一起回国。林伯渠抵达上海后，受同盟会总部派遣，回湖南长沙，负责同盟会秘密刊物《民报》的发行工作。

　　为了掩护身份，林伯渠一回到长沙，便开办了一所振楚学堂。学堂主要用来掩护革命党人的活动，规模不大。

　　这年秋天，刘道一、蔡绍南策划萍醴浏起义，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黄兴认为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暂时面临困难，转而南图两广和云南。林伯渠被派往东三省调查边疆，联络绿林。

　　林伯渠通过一位亲戚介绍，担任吉林省劝学总所会办。他在东北发展了关显庭、陈仙舟、林武等10多人为同盟会会员。

　　1909年，同盟会派廖仲恺和林伯渠同东北“马贼”建立联系。这支“马贼”拥有四五千支枪，在延吉和桦甸县间的南山沟子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自治政权，其势力范围南北约百里，东西约300里，引起同盟会注目，认为这支“马贼”可以作为革命的盟友。最初由宋教仁带领几名同志前往，不料立足未稳，被清军发觉，使命受挫，只好撤回东京。在林伯渠、廖仲恺的争取下，东北“马贼”终于成为同盟会的盟友。

　　林伯渠的妻子在湖南家乡去世。林伯渠在精神上蒙此巨大不幸，使他悲痛欲绝。

　　林伯渠担任劝学总所会办，积极兴办新学，名声大振。因为常到各处查学，1909年，他认识了吉林女子小学新来的年轻女教员伍崇贤，俩人一见钟情，又有提学使吴鲁说媒，便于1910年春结婚。

　　1911年8月，林伯渠应中部同盟会之召，从吉林赶赴上海。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派他到湖南运动新军和巡防营的策反工作。

　　林伯渠带着妻子伍崇贤和不到半岁的小女儿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他把妻子、女儿安顿好，便前往常德。

　　同盟会湖南分会焦达峰派林伯渠在常德新军和巡防营中活动，林伯渠原来在常德西路师范的同学，多在新军25混成协50标三营中任职，因此，他便把活动的重心放在三营上。

　　在武昌首义前，营中反正工作已基本酝酿成熟。

　　10月23日，即长沙光复的第二天，焦达峰便委任杨任为两路招抚使、余昭常为总参谋长，前往常德招抚。杨任、余昭常等抵常德时，由于林伯渠等人预先布置，商民们皆悬白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常德遂告光复。三天后澧水流域各县也全部反正。

　　焦达峰被杀，谭延任都督，潭密令西路巡防营统领陈斌生捕杀杨任等人。在湘西一带活动的林伯渠，惊闻两路招抚使杨任等人被杀惨案，异常愤慨，决定偕数位同志立即离湘，前往南京、上海。

　　林伯渠来到上海，恰逢孙中山也从欧洲回国。他和中部同盟会的同志们一起，热烈欢迎孙中山归来，并参加同盟会的活动。

　　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林伯渠奉命回到湖南。湖南宣布独立，林伯渠出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议，要塞司令是他的堂兄林修梅。

　　二次革命失败，林伯渠、林修梅被通缉，不得不离开祖国，亡命日本。

　　林伯渠入东京中央大学，攻读财政、经济和法律。他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断去追求新的知识，除了在中央大学上课外，还常到日华、国英、东亚等学校听讲。他坚信“过人者，学力之过人耳”，一刻不肯虚度时光。

　　林伯渠在读书期间，不忘革命，他在一首诗中说：

　　沉沉心事向谁说，袖手层楼看雪霏。

　　远水如云欲断续，寒鸦几点迷归依。

　　欺人发鬓垂垂白，列眼河山故故非。

　　独抱古欢深不语，明朝有意弄晴晖。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驻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林伯渠和林修梅准时来到会场。会上革命党内部发生意见分歧，林伯渠坚决拥护孙中山，他站起身来说道：

　　“诸位，我来讲几句！”

　　众人见是素来不太喜欢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的林伯渠，微微吃了一惊，都静听着他用湘西北口音说话：

　　“当然，打手印不见得是什么高明的办法，但作为革命党，我们面前明摆着两条路：要么是志同道合，团结一致地去和袁世凯斗争；要么就是无组织、无纪律，成为投机取巧的官僚政客的一时结合。不也有那么一些曾经是同盟会的发起者的人，后来竟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解散同盟会，竟和立宪党人流瀣一气，反对孙先生，支持袁世凯。我觉得，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总不能群龙无首吧！打手印宣誓，总比乌合之众好。我愿跟孙先生革命！”

　　说罢，在誓约上签名，打手印。

　　林修梅紧接着说：“我宣誓服从孙总理，共图拯救中华大业！”

　　同样在誓约上签字、打手印。

　　孙中山对人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定大有作为。”

　　1916年2月28日，林伯渠受中华革命党总部派遣，回国参加孙中山发动的讨袁斗争。他赶回上海，被派到汉口、长沙等地活动。

　　孙中山对形势始终抱乐观态度，他认为有志竟成。他说：“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他还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制造革命党。”

　　孙中山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

　　黄兴、李烈钧、张继、陈炯明等人在新败之后，认为袁世凯镇压一次革命得逞，其势力如日中天，须缓待时日，待机而动，被称为缓进派。其对孙中山等积极组织新党亟谋在国内迅举义帜、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是抱反对态度的。

　　孙中山为了争取李烈钧、陈炯明等人，曾指令邓泽如、郑螺生、李源水、区慎刚等南洋同志，向李烈钧、陈炯明等进行规劝，但李烈钧仍发出布告各埠同志书，陈炯明则亲往南洋各埠联络，进行分裂活动。他们为了贯彻反袁缓进主张，抵制和破坏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的筹款活动，以救济广东水灾为名，于1914年创办了水利公司，派员赴各埠筹款，声言办邮船，并派学生赴欧美留学、习飞机，所至辄阻挠中华革命党之筹饷，反对孙中山。

　　他们甚至想把南洋地区的中华革命党员也拉过去，声言：他们只是不赞成以中华革命党来取代国民党。现在惟有各行其是，尽力办去，务达到倒袁之目的而后已。目的达到，然后请中山先生出来共同维持。他们还说：他们和中华革命党形式上不同，其实精神如一，将来得以倾袁，仍欲辅助孙先生施展救民政策，却非为个人而生私心。

　　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林虎、熊克武等人还在南洋组织“欧事研究会”，假借世运，掩饰内讧，另树一帜，与中华革命党对抗。1915年1月，林虎、熊克武等欧事研究会部分成员通电，为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政府正式谈判二十一条辟谣。2月，黄兴、陈炯明领衔通电，再次辟谣，该电以停止讨袁、一致对外为基调，而对二次革命深自引咎，表示：“癸丑7月之役，固自弃于国人，然尚有他途，国政于以修明，兴等虽被万死，又何足惜？”二次革命失败后，“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兴等虽以此受同志之责，居怯之名，质之天良，尚无所歉。”他们声明：“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

　　二十一条签订后，对黄兴等人起震惊作用，黄兴等17人联名通电，指斥袁世凯“外交失败，丧权蹙国”，“其所以然，则一国政权集结一人之身。”

　　此后，欧事研究会的骨干分子李烈钧、覃振、周震麟等人，相继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华革命党。孙、黄趋于一致。

　　孙中山于1915年2月委任陈其美、居正、许崇清、胡汉民、张静江分别担任中华革命党本部总务、党务、军务、政治、财政等各部部长，廖仲恺、邓铿、杨庶堪分别为财政、军务、政治部副部长。中华革命党机关报为《民国杂志》，胡汉民任总编辑，居正为发行人，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朱执信、苏曼殊、邹鲁等人。

　　陈其美、戴季陶向孙中山建议：“辛亥、癸丑两役失败原因固然多，而以东北各省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关系最大，今后我党仍偏重南方，勿视北方，覆辙孙中山听从了他孙中山听从了他建议，便派他们到东北大连，进行“培养根基”的工作，他们的直接任务是负责建立革命机关，策动东北三省的革命运动。

　　大连本是革命党人集中的地方，因受反动势力的压迫，革命党人的机关、团体几乎被破坏殆尽，革命党人逃往海外者甚多，余者寥若晨星，或操业以自给，或任教授以糊口，或为谋生活计，于国事竟不闻问。

　　陈其美、戴季陶到大连后，便分头去联络旧日党人，向他们介绍孙中山在日本坚持斗争的情况，鼓起他们的勇气。在这些党人的支持下，很快恢复了旧时的机关、团体。随后，又继续发展，在东北三省内建立了近30个革命团体。

　　孙中山委任何天炯主持中华革命党广东支部，委任邓铿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其时，朱执信虽尚未履行入党手续，但他自动回粤，与邓铿通力合作，共策讨伐龙济光的军事行动。他们分东北和西南两方面，东北方面包括惠州、韶州、增城、龙门四路，加上江门、香山，由邓铿负责；西南方面，分为南海、顺德、番禺、花县、清远、新会、高州、思平、开平、阳江、阳春五路，由朱执信负责。在朱执信、邓铿的周密策划下，广东反龙力量呈迅速聚合之势，为大规模的反袁讨龙的高潮到来准备了条件。

　　1915年复，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命令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等分别为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军总司令，在上海、青岛、广州、陕西三原建立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军司令部。孙中山还陆续委派了各省的司令长官。大批革命党人根据孙中山的指示，陆续回国。

　　居正在回国之前，孙中山找他秘密面谈，孙中山建议东北军总司令部设在青岛八幡町的一座坚固的大楼内，那里原是德国驻青岛总督的住宅，现在是日本人的战利品。萱野长知通过他的军队内的朋友，把这座大楼让给中华革命党使用。

　　孙中山说：

　　“我们必须火速将革命军组织好，发展壮大起来。中华革命军讨袁，你们东北军应做讨袁先锋。东北军现在实力较为雄厚，基础不错，如果再进一步发展壮大，虽有困难，也可取胜。你到山东后，一定要设法会见刘廷汉，他是同盟会的老同志，如果他能率团起义，那对敌人将是一个沉重打击！”

　　居正提出：“东北军在武器补充方面，还有困难。”

　　孙中山说：“我与萱野长知研究过，他同意担任东北军顾问。他答应在日本给你们买几门大炮和一些炮弹。萱野长知还有一个好办法解决武器问题：在山东有一批会制造武器的日本人，那是1897年日本为了和德国争夺胶东半岛的控制权，有计划地组织了许多日本浪人改换姓名，留起辫子，化装成中国老百姓，潜伏在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以便待机乘隙而出。这些浪人都是军工人员，萱野长知准备去动员这帮人为革命军制造武器。”

　　孙中山还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几十名留学生随居正回国，参加组建中华革命军。又命许崇清为东北军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居正、许崇清等人回国后，在胶东半岛建立了革命军东北军2师1旅的正规军，是革命军中力量较强的一支武装队伍，占据墨县、寿光、高密、潍县、青岛等地，司令部设在潍县。孙中山命令东北军攻占济南。

　　孙中山把一批革命党人派回国之后，他和廖仲恺等人在东京为革命军筹集资金，购买军械、药品，并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他们多次购置大批枪械子弹等物资，运回国内。

　　黄兴在美国也积极发动讨袁斗争，他派儿子黄一欧到东京与孙中山联络。

　　孙中山见到黄一欧，喜出望外。黄一欧向孙中山交出一封父亲的亲笔信和一些礼物。孙中山双手捧着信，慢慢地念着，那苍劲有力的字，流露出真挚炽烈的感情，孙中山顿时觉得全身热血沸腾，热泪涌出眼眶。

　　黄兴的信，向孙中山报告了他在美国的生活，表示了他反对丧权辱国之祸首袁世凯的决心：“袁将帝制自为，发难机会已到，如有所命，亟愿效力。”他告诉孙中山，他与云南蔡锷有密电往来，并已派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潜抵云南，协助蔡锷组织讨袁护国军；另外，他在美国正继续为讨袁之“三次革命”募集经费。

　　1915年9月，陈炯明由消极反袁转到积极倒袁，派马育航等人到香港与邹鲁密商，在香港成立了工作机构，随后又亲自前往香港，召开会议。陈决定返回广东，发动讨袁战争，根据与会者各自的籍贯和地位，作了分工：陈炯明负责东江地区，苏慎初负责高、廉、雷、钦地区，姚雨平负责广惠地区，邹鲁负责潮梅地区。

　　部署既定，陈炯明于1915年冬潜回惠阳、博罗一带招集旧部，组织讨逆共和军，计划10路同时起兵。

　　1916年1月6日，陈炯明在惠州淡水誓师讨袁，并以“广东都督兼讨逆共和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讨袁檄文。宣称要“征讨逆贼，传檄中原，饮马沅湘，会师吴楚，直捣燕蓟，擒治元凶，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巩固共和之基础，发扬民国之光辉。”

　　朱执信、陆领等领导南海、顺德的绿林揭竿而起，向佛山进军，迎头痛击前来的龙军。

　　湖北革命党人蔡济民等在武昌南湖策动马队起义；湖南革命党人杨玉鹏等率讨袁军在长沙袭击将军署；陈其美等人率革命军进攻制造局。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戴季陶等人秘密离开东京，“直挂云帆济苍海”，返回上海，指导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

　　孙中山约黄兴在沪相见。黄兴于4月22日由旧金山启程，5月9日到达东京，7月8日由日本启程回国。他和孙中山在上海战友重逢，悲喜交集，从此和好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