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与虎谋皮

　　蒋作宾字雨岩，湖北应城人，秀才出身。1903年，19岁入武昌文普通学堂。1905年春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8年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回国任保定军官速成学校教官。次年调陆军部军衡司任职。1911年升司长。武昌起义后去九江，任军政府参谋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部次长。

　　蒋作宾于5月23日到南京后，黄兴从蒋处得悉：熊希龄同国外银行团签订了《垫款章程》，得到一笔垫款，但这种乞求贷款的条件严酷，于是，黄兴便通电表示强烈反对，并对熊希龄加以猛烈抨击。他召开留守府特别会议，邀集各师、旅、团长、巡警局长、宪兵司令参加，他在会上说：“现在3000万之外款，熊总长已擅自签约，不独失财政权，且失军政权，盖因度支竭蹶，而北方之对于国民捐皆不以为然，故熊总长非借不可。据我之意，发行不换券任何多数之款均可立得。即以国民捐为不换券之基本金，并于各省设立银行，非此不能济急。我之请取消留守，欲以诚意感动北京政府，庶国民捐与不换券皆可实行。”黄兴还说：“留守机关有碍统一，决定即日取消。推荐程德全来南京，接收管辖各军。”

　　黄兴坚决要求解职，但蒋作宾和程德全都反对黄兴立即解职。几经协商，最后决定由蒋作宾出面要求袁世凯拨款。蒋致电袁说：“此间裁军密令已下，被裁之兵，束装待发。至今尚未收到拨款。两月又未发军饷，伙食无着。会党趁机运动，危险万分。程都督抱病甚深，一味推卸，实难胜军事繁重。数日内若无大宗款项来宁，宾即回京。非独不敢挽留守，并不忍坐视糜烂。”

　　袁世凯并不支持蒋作宾，他接到告急电报后，仍不拨款。黄兴、蒋作宾为了争取袁世凯拨款，以缓和因缺饷所出现的军队严重不稳，便商请程德全到南京来接收留守府机关。于是有些人由于把表述人的内心心理的“假设陈述”误认为“范，袁世凯在5月31日发布命令准允黄兴辞职，并说：“所有南京留守机关，候程德全到宁接收后，准即取消。”

　　袁世凯并没有因为黄兴呈请取消南京留守府而受到感动。但对黄兴所提出的发行不兑换券以救目前之急的主张，表示同意。他要蒋作宾复电黄兴，表示“即日照办”。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又表示：“南方富庶可以倡办，北方贫瘠，不能不借外债。”即请黄兴筹办国民捐，为留守府所辖军队的粮饷。

　　黄兴由于自己提出推行国民捐的主张，只好进行，颇得各界拥护，特别是驻扎南京各部队更为热烈支持。南京各界组织国民捐总会，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孙中山在6月1日发出通电表示接受，并要求国民捐总会以他的名义分电各省，使四方闻风响应。他又致电袁世凯和参议院：“民国存亡千钧一发，前经留守发起国民捐，实为求亡之要策。唯此举须由参议院采取累进法，须行一定章程，方能有效。务请诸公竭力提倡，应使共和基础得以巩固，民国幸甚。”

　　推行国民捐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财政困难，提高人们的爱国心，抵制外国银行团的侵略野心。但是，作为下台的大总统孙中山和下台的南京留守黄兴和体现。代表人物有中国朱熹（“理在气先”）、德国黑格尔，已无大的号召力，又有袁世凯暗中破坏，应者甚少，军饷无法维持，弄得非常被动。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掌握着陆军80个师团，约45万人，这是袁世凯的一大心病。3月31日，袁世凯颁发了《训勉军人令》，三令五申要军人服从统一命令，保持地方秩序。4月29日，他又在参议院提出缩编军队的主张。对于南方各省的军队，袁世凯借口经济困难不发给军饷。而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为表示对北京政府的诚意，通令各省革命军队自行裁兵或解散。在黄兴的号召下，革命军中曾出现了“功成身退”、“全师遣散、解甲归农”的热潮。这一举动，当然得到袁世凯的赞赏，称赞他们是“仁心向义，懋树风声”。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苏、湘、粤、赣、皖、闽等6省，裁兵27个师，计36万人。在湖北，黎元洪裁减了7个师，7万人。但袁世凯的北洋军，非但一兵不裁，反而有所增加，各军新招不少精壮士兵，使部队编制充实，战斗力提高。此外，倪嗣冲、张勋、张作霖也到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袁世凯对此不闻不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于黄兴辞去留守职务，同盟会内部的态度各不相同。稳健派认为黄辞职可以使“前此詈同盟会之专横者，疑军府之拥军自卫者，恶军人之争权黩货者，至此亦为之冰释。”激进派则批评黄辞职是功成身退的思想作怪，他们说：“留守其留，此非畏难苟安之时也。”“若必辞职，是所谓暮气已深，易于谋始，难与图成者。”同盟会上层领导人陈其美、范光启、谭人凤等对黄兴要求辞职、完全放弃军权的危险性，亦有所察觉，并试图挽回。

　　陈其美一面到南京劝黄兴留任，一面准备在苏州发动政变，推倒程德全而自为江苏都督，把江苏控制在革命派手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江苏省会苏州和近邻的上海，两个都督府并存，立宪派人支持下的程德全力图恢复清朝旧制，将上海置于江苏都督的管辖下。但由于上海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它在光复进程中的贡献，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地位一时难以动摇。但已引起双方明争暗斗，颇为激烈。

　　陈其美与苏州的同盟会组织素有联系。在苏州同盟会以柳成烈为主脑，有骨干分子蒯际唐、删佐同、程宏、徐国华、吴康寿、朱葆诚等，都是策划酝酿苏州起义和响应革命的活跃人物。联军攻克南京时，朱葆诚、吴康寿、程宏等人都参加了沪军洪承点部队。攻克南京后，朱葆诚被提任为沪军先锋队第2联队队长，吴康寿为朱葆诚部第1营营长，程宏也是该部军官。1911年底，朱葆诚部调回苏州，扩编为“先锋团”。这个先锋团，名义上属江苏军政府，实际上却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系统的武力。陈其美为便利蒯际唐、蒯佐同在苏州活动，特委任蒯际唐为沪军都督府特派联络员，蒯佐同则由上海“共和协进会”委派组织苏州分会。

　　陈其美用柳成烈、蒯际唐、蒯佐同和朱葆诚掌握的先锋团，联合驻苏州的原新军45、46标，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发动兵变，把程德全赶下台。黄兴提出辞留守并荐程德全接收留守府，江苏就将完全被程德全控制。陈其美便决定发难倒程。柳成烈等组织了“洗程会”来领导这一行动。策划在6月1日由先锋团首先发难赶走程德全，举陈其美为江苏都督，陈不在苏州时，由柳成烈代理江苏都督。

　　但是，由于事机不密，被程德全所挫败。蒯际唐、蒯佐同、程宏、吴康寿4人被捕杀，先锋团被包围缴械，柳成烈逃走，朱葆诚被判永远监禁。

　　程德全在苏州处理了“洗程会”事件后，准备去南京接收留守府军政事宜。这时，谭人凤、范光启等，和同盟会南京支部幻想让袁世凯改委黄兴代替程德全为江苏都督，这倒像是让败下阵来的将军重新上阵。6月4日，谭人凤通电袁世凯说：

　　近且许黄留守请愿取消，而以10余师两月未发饷之兵，畀之老病龙钟之程都督，敢信其能维持现状乎？东南动摇，北面随之，民国前途，何堪设想！乞收回成命，或改委留守为江苏都督，则危局尚能支持。革命党断无拥兵自卫之心，如以谗慝之言存疑，窃恐贻误天下也。

　　范光启和同盟会南京支部也分别致电袁世凯，要求袁世凯改任黄兴为江苏都督，言词激烈。

　　但黄兴已授袁以柄，袁便“理直气壮”地复电曰：“此次取消留守，本因黄君再三电请，无计可留。参以实行统一大义相责，故不忍强迫以累其盛德。至程都督接收军队，即系黄君再三力保，且称于南方军队决不受其影响。来电谓政府猜忌英雄，利用老朽，实未知兹事真像。南北统一，方消化意见之不暇，岂宜轻动恶感，为谗拘者所中伤。务望竭力维持，以维大局。”

　　袁世凯据此回答，谭人凤、范光启等无言以对。黄兴在6月14日交卸留守职务、退居上海的第2天，北京便发生了袁世凯逼走唐绍仪的事件。

　　唐绍仪原来是袁世凯的亲信，但在上海议和期间，唐绍仪的态度已引起袁世凯一些猜疑。唐绍仪南下组阁加入同盟会后，在一些问题上站在同盟会一边，同袁世凯发生了分歧。

　　唐绍仪到南京组阁，参议院正式向唐提出由柏文蔚任山东都督，王芝祥任直隶都督。袁世凯答应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作为革命党人放弃陆军部总长的交换条件，但却坚决反对柏文蔚任山东都督，由此引起双方激烈的斗争。革命党人所领导的烟台军队万余人反对周自齐任山东都督，在烟台的山东省临时议会也通电反对周自齐任山东都督。袁世凯则通电声明：并未令柏文蔚代周自齐山东都督。唐绍仪颇接近同盟会的倾向，他向孙中山建议，用政治手法对付袁世凯。他同袁世凯不断发生争执。

　　蔡元培等人在袁世凯策动北京兵变期间，曾同袁世凯达成临时政府北迁时可派军队护送的协议。现在袁世凯又口头上接受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同盟会就要求袁尽快发表委任王芝祥的命令，并由王芝祥率领军队3000人护送参议院和在南方的国务员北上就职。唐绍仪就这两件事向袁提出后，袁世凯立即复电唐绍仪，表示拒绝。

　　革命党人并没有因袁世凯的反对而放弃派兵护送参议员北上的决心，决定派由广西开到南京的3000军队，在王芝祥带领下北上。袁世凯见通过唐绍仪阻止南军北上，未能奏效，一面利用报纸大造阻止南军北上的舆论；一面唆使北洋军将领冯国璋等人、北京的社团和黎元洪致电唐绍仪，反对南军北上。最后，驻宁赣军因军饷不足，发生兵变，派军护送参议员北上的事，才不了了之。

　　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唐绍仪再次向袁世凯提出王芝祥任直隶都督之审，袁世凯仍一口应下。唐绍仪便电邀王芝祥进京就职。袁世凯表面上对王赞誉不绝，但直隶是他老巢，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他背后指使直隶北洋军5路将领通电反对王芝祥。直隶各团体针对北洋军的反对，纷纷通电表示拥护王芝祥为都督。于是，袁世凯命令国务院以传达他的命令的形式，通令不准直隶各界随意欢迎王芝祥，同时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

　　唐绍仪表示反对，他当面对袁世凯道：“政府不能以军队反对为理由失信于民。前既答应，现在何能食言？”

　　袁世凯赖账道：“是你答应的，我并未予闻。王系革命党人，若使督直，不啻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我们尚有余地吗？”

　　“这是责任内阁职权。国务院会议因不用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将全体辞职。”

　　“吾为总统，乃受全国委托。吾之用人，乃以国家为前提，且以不违背约法为标准。国务员中如有告病者，可以告病。倘以同盟会为要挟工具，则吾将开全国大会公布天下。”

　　唐绍仪拒绝在袁世凯给王芝祥的委任状上副署，袁不顾唐的反对，公开破坏《临时约法》规定的大总统必须由内阁副署的规定，不经唐副署，将委任令交给王芝祥，并给王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用的宣慰使公费，示意王可以包办一切，省下的公费一律不必上缴，要王芝祥立即返回南方，给唐绍仪以难堪。

　　在内阁各部组建过程中，在人员安排上，唐绍仪又同袁世凯发生矛盾。内阁会议决定，各部组织实行原来南北各部人员同时兼顾的原则。唐绍仪为了表示南北合作，主张多用南方人。但袁世凯则明令各部总长：“官制虽改，断不能全换新手，仍当照前委任，或略更调而已。”

　　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段祺瑞得到袁的尚方宝剑，在用人问题上便同唐绍仪大闹起来。赵对唐大加诘责，词极严厉，彼此遂大起冲突，几至用武。赵秉钧并以辞职相威胁。最后，唐不得不退让，即与赵约决不干涉内务部中用人之权。陆军总长段祺瑞，在陆军部用人问题上同唐绍仪争吵。段祺瑞先是推荐其心腹、日本士官学校第8期毕业生徐树铮任陆军次长，但群滋不悦，不得不接受唐绍仪的意见，改任原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蒋作宾任次长，并电其拣带司员北来。但又不等蒋作宾到京，抢先委任王赓等5人为司长，致使蒋由南带来80余人，无从一一位置，蒋大为愤懑，因之与段颇起龃龉。后经调停，于原订5司之外，添设3司安置南来诸员，并议定：“以后司长由段荐任，蒋不得预闻，科长以下则由蒋委任，段亦不干涉，并以段所推荐的徐树铮任秘书长。”

　　内务部和陆军部情况如此，其他外交、海军、财政各部，也大体相同。唐内阁虽然成立起来，但袁世凯不仅将内务、外交、陆军、海军、财政等要害部门夺去，而且在唐内阁成立后，千方百计地缩小内阁权限，企图把唐绍仪架空。

　　但是，革命党认为责任内阁制直接关系到民主共和制度的成败，绝不能听任袁世凯随意破坏。根据《国务院官制》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发布教令及其他有关国务的文书，须有国务总理或全体国务员或总理与有关国务员副署。如果不经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员副署强行公布，那就是违法越权。这对袁世凯想推行专制独裁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限制，这是袁世凯难以容忍的。而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后，在政治上明显的倾向同盟会，在内阁中，每有要事，必就商于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他们决心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袁世凯以每有设施，辄为国务总理依据约法拒绝副署，致不能为所欲为，深滋不悦。袁世凯决心等待时机，把唐绍仪赶下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黄兴在4月29日通电反对在苛刻条件下借外债、提倡开国民捐来解决财政问题以后，很快掀起反对在严酷条件下进行借款的声浪。这时，唐绍仪同4国银行团代表会晤，唐绍仪拒不接受银行团代表提出的对中国财政进行监督等条件，于是谈判陷于破裂。

　　谈判决裂的当天，唐绍仪同财政总长熊希龄一起去见袁世凯。唐绍仪同袁世凯、熊希龄在贷款问题上出现分歧。唐主张施行强迫公债及不换纸币等办法抵制外债。他说能出万元之资本家，中国尚不为少，得千人便是千万，且欲强行不换纸币。袁、熊均不以为然，并密电黎元洪、黄兴、孙中山征求意见。黄、孙赞成唐之政见，黎则极端反对。袁决定改派熊希龄负责同银行团谈判，同时指使拥袁报纸，就借款事对唐绍仪进行攻击。

　　在袁的策划下，参议院开秘密会议，内阁成员出席。会上，不少共和党籍参议员就借款问题对唐绍仪进行诘责，有人说唐总理失信于国民，外见嫌于邻国。现在时势统一南北之责任全在总理，而总理之责任几乎全在借债以济焦眉之急。唐总理于借债事件已误大事，若留以当国，于将来外交财政上，必大受其苦，定不日提出弹劾案。共和党参议员张伯烈攻击唐为“亡国总理”。另一共和党议员李国珍登台演说，指责唐在借款问题上的失败：“非彼唐总理一身之辱，实致吾民国将为埃及之恶因。”

　　唐绍仪在参议院受种种逼迫后，异常愤恨，到国务院时一言不发，裂眦咬牙，自谓非立时辞职不可。当晚，唐向袁世凯提出辞职。6月15日，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唐绍仪被袁世凯逼走的事件。

　　唐绍仪离职去天津，正中袁世凯下怀，但他表面上还派人赴天津对唐慰留。6月17日，袁世凯任命其亲信外交总长陆征祥暂行代理国务总理。

　　唐绍仪是为了民主共和制度、维护约法尊严才离职的，同盟会理应给唐以有力的支持，站出来公开揭露袁世凯的违法行为。但同盟会本部没有这样做，它于6月20日派代表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4人去见袁世凯，说：“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着手进行，实因党派意见不一致之故；因为唐内阁不是纯粹的政党内阁，当然有此弊病。鉴于混合内阁的失败，今后应组织政党内阁或无党派的超然内阁，如果再组织混合内阁，同盟会决定不再参加。”

　　袁世凯明确地表示，他做总统期间，是不允许政党内阁出现的。他说：“诸君须知，吾国今日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材辈出，届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

　　袁世凯表示将组织超然总理混合内阁：“非联合数党及无党派之人共同组织，则断不能成一完美之内阁。”

　　同盟会想通过袁世凯来实现在其议会中占绝对多数席位，并成立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政党内阁，这是与虎谋皮。袁世凯希望的是利用共和党去攻击同盟会，削弱同盟会在政府里的力量。

　　共和党视唐绍仪被迫离职为攻击同盟会千载一时之机会。它开秘密会议，决定对同盟会采取5项办法：

　　（1）为同盟会多布谣言，令机关报尽力攻击，使同盟会中人个个体无完肤。

　　（2）所有津、汉、沪报告均由党内寄稿，使一致进行。

　　（3）请某政治顾问谒袁，谓同盟会中人无健全分子，无学识无经验，更率引外人为后盾，谓外人不信用同盟会，要求袁世凯此后万万不可用会中人。

　　（4）今日再开全体职员会，广征意见，期藉此事将同盟会一网打尽。

　　（5）推举后补国务员，探闻拟定总理熊希龄、内务赵尔巽、外交刘成禺、陆军张勋、海军程璧光、（司法未详，有谓汤化龙或薛大可）农林那彦图、工商赵凤昌、财政叶景葵、教育梁启超、交通孙武。

　　共和党在上述5项方针下，开动宣传机器，大肆造谣，攻击谩骂同盟会和唐绍仪、宋教仁等。共和党本部发出通电说：“同盟会员实不宜再为总理。”共和党控制的报纸《神州日报》，以戏弄怒骂交加的方式攻击同盟会说：

　　民国更始，同盟会必自夸首功，骄甚，惜黄克强失弃汉阳，不争气。

　　政府初建，同盟会先得总统，荣甚，惜孙中山私取公款，不争气。

　　内阁告成，同盟会竟位至总理，阔甚，惜唐绍仪潜逃出京，不争气。

　　熊氏借款，同盟会正可利用其机，猛事攻击，奈国人不输国民捐，可恨。

　　各地光复，同盟会本已假种种名义攫获多金，奈人民必须查账，可恨。

　　愚民无知，同盟会尚可肆其簧鼓再倡革命，奈各报馆必为揭破，可恨。

　　攻击同盟会的恶浪，甚嚣尘上，统一党继共和党之后，也发表公函，攻击唐绍仪“擅离职守，乘间潜逃”，攻击宋教仁、蔡元培“惟务党争，不为国计，非以同时辞职要挟，则以政党内阁饰词”，说“唐绍仪罪有应得，不可挽留。其他同盟会阁员，亦可听其逃罢。”

　　同盟会领导人中，陈其美和黄兴对袁世凯逼走唐绍仪一度表示不满。陈其美发电质问袁世凯说：“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有益，即更举总统可也。”

　　黄兴在一次讲演中说：“今后内阁若不速为解决，我知非驴非马将继续出现，民国之危甚于垒卵。”

　　袁世凯使出又打又拉之招术，他复电陈其美，指责陈：“误听浮言，殊出意外。”对于同盟会激进派揭露他“帝制自为”，他发出通电反咬一口说：“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谣惑视听，或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问，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亦半。万不宜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袁世凯又致电孙中山、黄兴，请他们“即日来京协同组织内阁”，用这种拉拢的办法，缓和同同盟会的敌对情绪。

　　陈其美、黄兴一时颇为激烈的态度，却很快缓和下来。他们在同盟会上海第10次夏季常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同盟会员正当对待共和党的造谣诬蔑，不必相对骂。又表示支持陆征祥的新内阁。

　　孙中山把政权让给袁世凯后，抱定主意暂时不过问政事，专心致力于实业。唐内阁风潮发生后，孙中山并不怎样介意，认为政见之所以分歧，是由于经济困难引起的，是小争执，不足虑也。他在答记者问时说：“我知袁世凯实能斡旋大局，必不至有变动。”

　　孙中山对袁世凯逼走唐绍仪，对共和党、统一党造谣诬蔑同盟会置之不理，持不过问态度，但对共和党报纸诬蔑他受贿巨款百万，却通电要求袁世凯政府迅速查明宣布实情：“如文受贿之事果确，国法具在，甘受不辞。倘实为少数私人凭空捏造，岂能任其逍遥法外？”

　　袁世凯逼走唐绍仪后，准备推徐世昌为内阁总理，消息传出后，立即受到革命党人的猛烈批评。他们说，满清亡国妖孽之徐世昌做总理之举动，非推翻同盟会之国务员也，直欲推翻此中华民国耳。徐世昌做总理，赵尔巽、梁启超、张勋为国务员，共和党之报纸亦居然为此辈鼓簧，呜呼！中华民国可以亡矣。袁之所以荐担任过清廷军机大臣、皇族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盖欲位置一糊涂昏聩之徐世昌，而达其拿破仑之目的。共和党本为极守旧之官僚，趋炎赴势之滑政客，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知徐世昌若为总理，亦共和党之好友，则赞成而附和之。共和党与袁世凯朋比为奸，而利用糊涂昏妄之徐世昌，以揽政夺权，破坏共和之目的者也。

　　袁世凯见复辟帝制的条件还不成熟，便决定暂时放弃让徐世昌出来做总理，6月29日，他正式任命陆征祥为国务总理。

　　陆征祥，上海市人，原是清末驻沙俄公使，武昌起义后曾联合一些驻外公使电请清帝退位，因此，当上了唐内阁的外交总长。袁世凯因他无党派，可以实现他超然总理混合内阁的主张，就推他出来做内阁总理。参议院投票表决时，以74票对10票通过。陆征祥得到了共和党支持，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看到自己没有单独组阁的希望，便没有激烈地反对。

　　同盟会为表示政党内阁的立场，于陆征祥内阁成立的次日，便通电宣布同盟会阁员全部退出内阁：“鉴于混合内阁之弊，而超然内阁其害亦与之相等，即绝对主张政党内阁。盖非是则无以祛政治进行之障碍。此次陆征祥为总理，陆君硕材，中外同仰，惟义取超然，不合于本党之主张。吾党国务员同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陈其美、王正廷诸公，已遵照本会多数同志决议，悉行引退。”

　　同盟会发出通电的同一天，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王正廷等再次向袁世凯提出辞职。次日，他们去总统府当面向袁世凯辞职。袁世凯知道此时还不是和同盟会决裂的时候，便向宋、蔡等人表示坚决挽留。

　　宋教仁、蔡元培等为了表示辞职决心，于7月10日致函陆征祥，声明从即日起，一概不到院参加国务会议，从14日起不再到部办公，请及早派人接任。袁世凯这时才批准宋、蔡等同盟会员辞职。

　　同盟会发出的通电，除责令同盟会籍的阁员辞职外，并规定：“凡本会会员不得自由加入。”但袁世凯对同盟会的声明却置之不顾，仍准备委任同盟会会员孙毓筠、胡瑛、沈秉坤3人分别任教育、农林、工商3部总长。孙、胡、沈都是同盟会稳健派，他们又是临时参议院的新议员。来京之后，与袁世凯最惬。

　　同盟会对此极为不满。宋教仁指责袁世凯此举是一种“逼奸政策”，并派魏宸组去见袁世凯，请他切勿提出。同盟会于7月16日开会，正式否决了孙、胡、沈3人参加内阁的意见。

　　袁世凯无视同盟会决议，仍提出这3人为补充阁员。因共和党对胡瑛有异议，将胡瑛换成王人文。袁世凯最后提出的补充阁员名单是：财政周自齐、交通胡惟德、司法章宗祥、农林王人文、工商沈秉坤、教育孙毓筠。袁世凯派陆征祥拿着他提出的阁员名单，到参议院要求通过。

　　陆征祥是个不学无术、根本不懂政治的洋奴饭桶，他出席参议院会议，向参议员说明这份阁员名单时，说了许多鄙俗不堪的话，议员们听来听去，才明白陆征祥在大谈开菜单、作生日之类的废话。于是，一些参议员一气之下，在对阁员名单举行投票前，先提出陆不配做总理的问题。另一些参议员却认为陆就任总理还不久，既没有政策上的失败违法行为，推倒问题自无从发生。陆被选为总理时，得票较多，今日因一夕谈话，便把其人说得一钱不值，当日投陆之票，岂非盲举？

　　袁世凯得知消息，坚决反对去陆之职，当天致函参议院，要求对阁员名单推迟表决再进行协商。次日参议院会议，同盟会、统一共和党认为袁的信函不是正式咨文，应属无效，坚持进行投票。到会参议员99人，投票结果，袁世凯所提6位阁员，都被否决。陆征祥便躲进医院里养病，不敢再出任内阁总理，并以“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向袁世凯提出辞职。

　　袁世凯决心施展手段来迫使参议院就范。他又玩弄软硬兼施的两手，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通电指责参议院只争党见，不顾国家危机，甚至叫嚷要用兵力解散参议院，用硬的一手来进行威胁；又邀请各党派参议员60多人到总统府开“茶话会”，劝说参议员化除成见，同心协力，以挽救国家危亡，用软的一手加以笼络。

　　袁世凯向参议院送出新的补充阁员名单：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在参议院投票表决前，恐吓信、匿名信、传单纷纷送给各议员。其中有署名军界公启声讨议长吴景濂、委员长谷钟秀，以及殷汝骊罪状的传单；有取得吴、谷二人头颅者赏洋1万元的匿名传单；有说再不牺牲党见，将以炸弹从事署名公健十人团的传单。那军警会议公所召开特别会议，声称参议院再不通过阁员名单，就请大总统予以解散。

　　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籍的多数参议员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投了同意票。除蒋作宾一人外其余5人均获通过。原拟蒋作宾任工商总长一职，由刘揆一登报声明脱离同盟会后充任。

　　袁世凯想让他的亲信内务总长赵兼钧接替总理，但担心不能为参议院通过，所以只任命赵为代理总理。又声言：国务总理人选，待孙中山、黄兴来北京后商定。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此人，可以为恶，也可以从善，主张用诚意来感化袁，争取他从善。黄兴也认为，只有停止内战，发展实业，国家才能繁荣。他们对袁的邀请，表示“拟缓数日即同北上”。

　　袁世凯深知孙中山、黄兴在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对他们采取拉拢欺骗的手段。他得知孙、黄同意北上后，立即去电表示：“得遂夙慕，至深欢忭。”并急派蓝建枢、张昉携带他的亲笔信赴沪迎接。又派梁士诒、赵秉钧、傅良佐等军政要人为招待员，负责迎接事宜，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来欢迎孙、黄。

　　孙、黄决定8月17日启程北上。但是，在8月15日，突然发生了袁世凯枪杀武昌首义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的严重事件。消息传出，举国震惊。蔡元培、吴敬恒、徐宗汉等同盟会员都认为袁世凯阴险毒辣，不足见信，反对孙、黄北上。京津革命党人也以袁捕杀首义党人包藏祸心，致电劝阻孙、黄北上。同盟会激进派本原就反对孙、黄北上，8月12日，《民权报》发表社论说：“彼袁世凯者，专制流毒于骨髓”，已为“中华民国之霉毒”，孙、黄北上，也决不能使袁“变种”，中华民国不去袁氏，决不会病愈。

　　孙中山仍以为大局混沌，力主以诚信感化袁氏。他表示“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力排众议地说：“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认为可靠，必欲一视吾目光。”。黄兴提出暂缓启程，孙中山则决定一人去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