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国富论》

  西方经济学的“圣经”

  经济学的百科全书

  影响世界历史的10本书之一

  影响人类文化的100本书之一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经典译作

  对人类发展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书籍

  1986年法国《读书》杂志推荐的理想藏书

  《国富论》出版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该书作者亚当。斯密因此获得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创立者”的称号。从大约1790年起,亚当。斯密就成了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

  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国富论》的出版,并一致公认亚当。斯密是一门新学科——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亚当。斯密因此而声名显赫,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据说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当“斯密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征引《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国富论》发表之后,被译为多国文字,传到国外,一些国家制定政策时都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这本书不仅流传于学术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为不少国家社交场合的热门话题。

  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马克思

  在促成我们现代生活方式的许多因素之中,《国富论》这本书所发生的影响,可媲美任何一本现代的典籍。

  ——著名批评家雷纳

  西洋公学译书院新译亚当。斯密《国富论》。欧洲200年前理财政策多与中国相似,自此书出,英国首先采用,遂立今日富强之基。今日中国患贫久矣,和议既立,必以整理财政为先,译成是书以备参考。

  ——1900年12月27日中国《新闻报》

  亚当。斯密的地位像是神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曾经写过一篇亦庄亦谐的文章,列举参加学术研讨会时,经常听到的语录,其中有两则是:“这个亚当。斯密早就说过!”和“亚当。斯密才没说过这个!”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把亚当。斯密当成是判别是非的指标。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熊秉元

  《国富论》译序

  英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

  斯密在前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写作,他似乎没有真正觉察到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其前兆在离爱丁堡九英里的炼铁厂中已可见到。他对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没有提到。如果增长是《国富论》的主题,那也不是永无休止的增长。书中各处都流露着利润率的长期下降;斯密也提到,当这个制度最终积累了充分的财富时,经济下降就会开始,最终形成贫乏的停滞。

  (谢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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