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天真


  自从某专吃清史饭的大作家将作品改编成电视剧以来,清朝入关以来的第三个皇帝世宗胤,即雍正皇帝的知名度陡然上升。北京胡同里的老太太并她们手里牵着的小孙子,都知道咱大清国有一个雍正皇帝。

  鄙人生性疏散,向来耐不住电视剧的冗长加唠叨,所以尽管《雍正王朝》几番热播,我却始终没有看过。不过,虽然眼睛没看电视,却依然逃不脱雍正的阴影,因为总是有人来问,雍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像电视剧里说的那样好。

  说实在的,雍正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也说不好。此公在历史上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又偏偏夹在两个名声过大也过好的皇帝之间,想不灰头土脸都难。虽然某作家给他平了一回反,也未必真的能翻过来。此公没有他的老爹康熙那样兴趣广泛,也没有他儿子乾隆那样诗兴泉涌,只有一笔字据说还说得过去(我见过的,无疑比到处题字的乾隆强多了),当政时间不长,又没有多少可说的事情。不过,在我看来,跟其他的清朝皇帝比起来,这个人多少有点怪,让后人面对他的时候总忍不住想说点什么,却往往说不出什么来。

  正是这个雍正,登基做皇帝,空着正殿乾清宫不住,非要搬到偏殿养心殿忍着,弄得皇宫的政治地理大乱,大家都找不着北。

  雍正在位的时候,组成了一个机要的秘书班子——军机处,在他以后,军机处取代内阁成为国家的核心决策机关。但是,雍正有秘书却不爱用,总是自己亲自批奏折,往往批得很长,口吻就像个爱唠叨的老太太。不管臣子功劳有多大,让他抓住点小毛病就嗦个没完,非让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将自己批倒批臭而后止。

  批奏折批得长,不见得天天都那么忙,至少不像周公似的,吃顿饭都要吐出来好几次。所以,雍正也有闲功夫看看戏。看戏可是看戏,别的皇帝看过也就罢了,顶多当时一喜或者一悲,高兴了赏几两银子给扮戏的太监,不高兴了赏他们一顿板子。可是人家雍正不是这样,看戏都能看出一段轶事来。说是一次他看《绣襦记·打子》,此剧是明人根据唐代传奇《李娃传》改编的,说的是名门公子郑元和名妓李亚仙的爱情故事。《打子》一折演的是担任常州刺史的郑父,看到儿子因迷恋娼家最后流落街头,靠为人唱挽歌度日,一怒之下痛打儿子的情节。这段戏让雍正十分高兴,尤其喜欢扮演郑父的小太监(大概更多地是喜欢这种贾政似的人物),于是把他叫到身边赏饭。在吃饭的时候,小太监一时忘情,顺口问了一句,现在的常州刺史是谁?雍正陡然翻转脸皮,勃然大怒,说你这优伶贱辈,怎么敢问国家的名器?当场下令将小太监杖毙廊下。

  雍正不独性格乖戾,行事还有点天真。从来历史上轮到争位的时候,父子反目、兄弟相残都是免不了的事。胜利者对付政敌,或杀或坑都是应有之意,别人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更多的来。君不见,李世民杀了两个兄弟,逼他父亲让了位,最后还不是得了明君之名。可是,雍正对付他的两个争位的兄弟,也不杀也不坑,却封他们为“阿其那”(猪)、“塞思黑”(狗)。殊不知,这样的封法细究起来却大有不妥,自家兄弟是猪狗,那他自己呢?他的父亲呢?

  这还不算雍正行事中最天真的,雍正一生最自以为是的糗事,要算对曾静案的处理。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出了个反清案件,事主名叫曾静,是个屡试不第的儒生,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一日,不知从哪里听说现任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于是让他的弟子张熙前去投书,劝说岳反清。结果不问可知,即使岳钟琪跟曾静一样有华夷情结,也断然不会为了一个岳武穆的遥远虚名而甘冒身家性命之险。于是,这个送上门去的“反革命小集团”被连窝端掉,圣眷正隆的岳钟琪以诱捕曾静洗清了自己。

  无论在哪个朝代,出几个谋反案件都不稀奇,更何况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虽然过了百十年,乡下的迂儒硬是坚持“民族大义”和华夷之辨,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这次情况大有不同,在查抄出来的“反革命文件”中,居然有大量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如何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以及贪财、好杀、淫色,等等,几乎跟当年的隋炀帝杨广差不多。

  这样一来,曾静案就不再是一般反对异族统治的逆案了,而是主要针对雍正个人的谋反行为,这样的逆案无疑更容易引起龙颜大怒。曾静等人被逮到京后,实际上是雍正亲自操纵案件的审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当时的上谕中,窥见雍正的恨恨连声之态。按照传统时代的常理,对于这样一个策动大臣谋反,并对现任皇帝进行恶毒攻击的“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凌迟处死并夷之九族本是应有之意,只有这样,才可稍解皇帝和拍马屁的臣子们之气于万一。可是,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并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上谕),起名为《大义觉迷录》。只是这个审讯记录过于整齐,明显透着点“做”的意思。尽管雍正对曾静等人的“谣言”十分恼怒,认为自己连做梦都想不到,属于犬吠狼嚎,本不足以理会,但在上谕中还是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自己对父母如何地好,如何地孝顺,对兄弟如何地仁至义尽,总之是将曾静等人私下散布的所有对他不利的言语,一一详加驳斥。而且“审讯记录”更是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先由审官按雍正的旨意质问,再由曾静作答,让曾静在稍做一点解释之后,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从而反证他散布的有关雍正争位的种种言语是如何地荒诞不经。《大义觉迷录》印行之后,发往各个府州县,每个学宫都备一册,成为学子们的必读书。

  与此同时,雍正还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将曾静、张熙释放,派到观风俗使衙门效力,曾静倒也是个可人,十分配合,不仅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圣德”,而且还写了一篇《归仁说》,表达自己诚心忏悔之意。

  雍正这么做的意图,事后看来应该是很明白的。他不是不恨曾静这些人,更不是心存仁慈,企图感化顽愚(像某作家说的那样)。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那么多攻击他私德的谣言,他感到委屈,需要有个辩白的机会,否则心中的恶气无论如何也出不来,所以就颇费心思地设计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大义觉迷录》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辩驳,一种最后将对方彻底而且无条件驳倒的辩驳。让曾静等人自己下去痛骂自己,现身说法,对皇帝的清誉而言,显然比杀了他们要有利得多。

  然而,自以为聪明而且急于刷洗自己的雍正,却忽视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或者说是黑箱政治,上层的事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昭示于公众。尽管小道消息可以传得满天飞,但一般不允许有关部门出来解释澄清;时间长了,自然大家对所有的事都糊里糊涂,将信将疑。这种状况,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操控。雍正为了把自己刷洗干净,将最隐秘的宫廷斗争抖落出来,昭示天下,甚至不知道分个保密等级,结果自然是越抹越黑,许多原来不知道这些谣言的地方,反而都知道了。那修整得过于整齐的“辩驳书”,实际上未必有雍正想像的那样具有说服力,说不定副作用更大。因为雍正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政治黑幕化的传统,人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来分析判断事物,正事反看,反事正看,沿着字里行间,寻找微言大义,捕风捉影,发挥想像。事情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在清朝诸帝中,关于雍正的传言和非议是最多的。

  雍正的儿子乾隆是个聪明人,他上台之后,马上下令将曾静、张熙等人处死,收回所有散在地方的《大义觉迷录》,加以销毁,任何人不得收存,否则严加惩处。

  如此说来,雍正作为皇帝,倒是有几分天真之处,只是这种天真并不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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