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朝，1620年8月至9月

　　尽管万历朝的最后几年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造成了灾难，但1620年的大多数敏锐的观察家完全不相信王朝已经没有希望。不过他们知道面临严重的问题。例如，在1620年4月，自从1618年东北的军事情况变得严重以来，第三次增加了田赋。［1］ 由于大家都知道万历皇帝的内库决不是空的，他只不过拒绝用自己的钱财来保卫这个帝国，因此举国上下对这次增加田赋都很不高兴。1620年夏，御史张铨代表他的许多同事率直地警告皇上说，继续加赋不能解救辽东，但能耗尽国家剩余的财力，从而为内乱创造条件。［2］

　　张铨在1621年慷慨就义，因其忠勇，死后受到朝廷追赠，他并不反对军事行动本身。他只是认为，中国人必须在充分认识本朝有限的物力、财力的条件下去抵抗满洲人。鉴于明朝军队前两年在东北蒙受的灾难，［3］ 这种见解也许是有道理的。但这种见解在朝廷和军队中受到轻率分子有效的反对，最后给中国一方带来悲惨的结局。

　　虽然张铨的奏议对政府的政策没有直接的影响，他关于内乱危险的警告却不是没有根据，因为那时北京就接到报告，说中国北方出现了新的反政府活动的浪潮。许多这类活动是由所谓白莲教的成员带头的，白莲教是一个类似宗教的组织，在这个王朝的早期，它曾引起不小的麻烦，当万历朝后期山东和北直隶的经济情况开始恶化时，它再度变得活跃起来。［4］ 这样，明朝当局就受到双重的威胁，因为在万历皇帝于1620年8月18日去世之前不久，满洲军队继他们头年的惊人胜利之后，又在辽东各地对中国居民点和军队的前哨基地进行了毁灭性的袭击。

　　朱常洛登基

　　尽管有这些危险和困难，许多1620年住在北京的人（包括朝廷许可住在那里的少数耶稣会会士），把万历朝48年统治——其中许多年充满了争吵——的结束，看作是王朝从头开始的一个机会。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太子朱常洛（1582—1620年）身上，在经过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在继承问题上的长期激烈争论之后，他于1601年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5］ 部分地由于朱常洛不是他父亲的选择，部分地由于他们父子的关系从来不密切，新皇帝的支持者希望他能迅速地完全改变他父亲的一些不得人心的政策，进行他们认为必要的改革。他们没有失望。1620年8月19日，在万历皇帝死后仅一天和朱常洛正式即位前14天，从内库中拿出了白银100万两供边防之用。同时，取消了自16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引起争吵的矿税和商税，并召回万历皇帝派往各地督税的受人憎恨的太监。［6］

　　我们不知道朱常洛是否根据他父亲的遗诏发出这些命令，因为据说万历皇帝在临死时终于承认了他的错误。在中华帝国后期，“遗诏”常常被窜改，以适合新统治者或朝廷重臣的需要和愿望。十分清楚的是，朱常洛继续使他父亲从前的批评者高兴。8月21日，他从皇室积蓄中又拿出100万两用于辽东。

　　新皇帝在1620年8月28日正式即位，按照惯例，在这种时候宣布下一个太阴年的第一天（1621年1月22日）是他的统治正式开始的日子。朱常洛选择“泰昌”一词作他的年号，它使人想起和平与繁荣。皇帝和他的顾问们用这种方式表明他们决心扭转王朝衰落的命运，这种命运笼罩着万历皇帝在位的最后几年。

　　泰昌皇帝登基后，在他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需要他迫切注意的，也许就是给帝国的官僚机构配备人员了。因为万历皇帝在他去世之前的二十多年中，对大臣们恳请他任命已经空出的职位，一直不予理睬。结果，到1620年夏，北京和一些地方的许多部门和机构，人员严重不足，官纪不振，效率低下。新皇帝立即行动起来，恢复了许多人的官职，这些人有的是被他父亲革职的，有的是因对政府事务的处理不满愤而辞职的。在最先召回的人中有邹元标（1551—1624年）和冯从吾（1556—1627？年），两人都与开始为人所知的东林运动有联系。［7］

　　这个“运动”实际上包括两个相互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第一个组织由不满现实的学者和退职的官吏组成，他们聚集在无锡附近的东林书院，从事讲学和哲学讨论，致力于促进整个中国社会在道德上的复兴。他们深信当时的腐败和道德沦丧是由于传统的儒家教育和价值观念的衰落，认为只有当从事教育的老师们再次培养出正直不阿的官吏和学者时，才有可能恢复好的政府和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

　　第二个组织更具有政治性，以卷入朝中持续的党派论争的人为代表，他们企图恢复政府人员的正直。［8］ 这些人的确跟东林书院有联系，但跟书院的许多成员不同，他们都是政治上的积极行动者。不论他们在具体问题上可能有多么大的分歧，他们在目标和理想上有足够的一致使他们的敌人把他们列为一“党”，在一个把忠诚、一致和政治上的团结看得很高的社会里，“党”是一个含有贬义的词。东林的积极分子以同样的方法回敬，他们在朝廷里同其他党派的斗争成为万历朝的一个突出的政治特点。［9］ 在这里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实是，后来参加到东林事业中去的人，在16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关于皇位继承的争论中，曾支持过朱常洛。当朱常洛终于登上皇位，虽然不确切知道他的政治意图，但他似乎是乐意慷慨地报答他们的。的确，在1620年8月和9月的一个短时期中，邹元标、冯从吾和他们的朋友们很像是控制了政府。

　　红丸案

　　这时灾难突然发生——至少对那些指望泰昌皇帝完成政府改革的人来说是如此。9月6日，在任命了几个东林党人担任政府要职后一天，38岁的皇帝突然患了重病。京城几乎立即充满了关于一个暗杀阴谋和与此关连的宫廷密谋的谣言，据传这涉及万历和泰昌两个皇帝的后妃、太监和各种宫廷人员。

　　虽然不知道详情，但据说泰昌皇帝病后不久，一个同郑贵妃［10］ （约1568—1630年，她的儿子在继承皇位上是泰昌皇帝的主要竞争者）相勾结的太监，给皇帝吃了什么药，引起无法控制的腹泻。皇帝暂时在床上继续做一些工作，但到9月17日，他衰弱下去，不久就开始公开谈到他的迫近的死亡。最后，在9月25日，他命令一个声称有灵丹妙药的次要官员将药送至寝宫。不顾大臣和御医们关于此药可疑的警告，泰昌皇帝服了两粒这个官员所进的红丸。他在第二天早晨黎明时死去，在此后好几年，称为红丸案的互相指控给政治辩论增加了党派色彩。［11］

　　移宫案

　　从泰昌皇帝生病的消息传开时起，朝廷的官员，包括忠于东林党的人如兵科右给事中杨涟（ 1571—1625年）和御史左光斗（1575—1625年），_0642_2［12］ 就担心皇帝的权力落入宫中奸人之手。他们的担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母亲的14岁的太子朱由校（1605—1627年）［13］ 据说处于泰昌皇帝的宠妃李氏的影响之下。李氏有政治野心，皇帝死前不久有一次接见大臣，她闯进来，要求封她为皇后，这个地位将使她对继承人有相当大的法定权力。皇帝拒绝了她，这表明皇帝也不信任她。

　　当9月26日早晨皇帝的死讯传出后，杨涟、礼部尚书刘一燝（1567—1635年）［14］ 和其他大臣去到乾清宫，要求见太子。起初，他们的要求遭到同情李选侍的太监的拒绝。以杨涟为首的大臣们强行入宫，并查问朱由校的下落。一个曾经在别的事情上与东林党人合作过的太监，这时护送太子出来见他们。他被带到附近的文华殿，群臣在那里正式叩见他们的下一个皇帝。

　　宫廷里的政治斗争是邪恶的。李选侍拒绝离开乾清宫，虽然朱由校已经脱离了她的控制，但她宣称，太子在个人生活和国家大事上都需要她的帮助和指点。但杨涟、左光斗和其他东林领袖不打算把太子交给一个他们根本不能信任的人，因为他们刚失去一个与他们志同道合的皇帝，为此他们曾等待了二十多年。左光斗指出，一个未婚男子和一个既不是他母亲又不是他父亲的法定妻子的女人住在一起是非礼的，他实际上是指责李选侍图谋篡位，像唐朝的武后那样。［15］ 这样的指责引起李选侍及其支持者的忿恨，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9月30日，她移居到紫禁城内的另一个住处。东林势力虽然赢得了一个重要胜利，但权力斗争并未缓和。实际上这桩移宫案只不过刚刚开始。

　　［1］ 这个布告很可能对朝鲜人比对日本人更有影响。关于原文，见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93]（《李朝实录》）（1400—1445年；第二次印刷，1603—1606年，摹印本，汉城，1968—1970年），30，第1—2叶。

　　［2］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31页。

　　［3］ 《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日本史研究，特别是关于它和中国、朝鲜和俄国的国际关系》[296]（伯克利，1937—1940年），Ⅰ，第171页。但是，使用这部著作必须慎重，因为它带有浓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国家主义的色彩。桑塞姆说，朝鲜国土上的全部侵略军达到接近的数量，都是“一级作战人员”。见桑塞姆：《日本史》[445]，第539页注19。

　　［4］ 见陈璘传记，《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7—174页。

　　［5］ 《朝鲜王朝实录》[93]（《李朝实录》），30，第16叶（97）；第4—5叶（55—63）。

　　［6］ 1619年的这些军事活动，在我的论文《1619年的辽东战役》[252]中作了充分的分析，《远东》，28（1981年），第30—54页。加里·莱迪亚德教授曾建议我利用朝鲜资料。

　　［7］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动的初步研究》[106]，见《中国科学》，16，2（1973年5月），第240—245、252页。

　　［8］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205]（坎布里奇，1959年），第3—23页；和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年》[424]（芝加哥，1969年），第194—201页。

　　［9］ 韩大成：《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197]，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北京，1957年），第1048—1050页。又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城市网》[440]（普林斯顿，1973年），第41—45页。

　　［10］ 见海伦·邓斯坦：《晚明的时疫：一个初步调查》[149]，见《清史问题》，3，3（1975年11月），第9—10页和第52—59页上的地图。

　　［11］ 例如，在《金瓶梅》的几乎任何一章中都有这方面的描写，见克莱门特·埃杰顿译：《金莲：译自小说的中文原文》[150]，4卷（伦敦，1939年）。

　　［12］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204]（台北，1966年），第40页；和彭信威：《中国货币史》[421]（1954年；第3版，上海，1965年），第741—752页。

　　［13］ 关于这些改革，见梁方中（音）：《中国的一条鞭法税制》[337]，王毓铨译（坎布里奇，1956年）：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年），第112—133页；和杰里·登纳林：《财政改革与地方控制：官绅联盟经受住征服》[143]，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528]，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和卡罗琳·格兰特编（伯克利和洛杉矶，1975年），第86—120页。

　　［14］ 威拉德·J.彼得森：《匏瓜：方以智与思想变革的动力》[425]（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第64—80页；和袁清（音）：《城市的暴乱和骚动》[623]，见《从明至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域和连续性》[476]，乔纳塞恩·D.斯彭斯和小约翰·E.威尔斯编（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第280—320页。

　　［15］ 全汉升和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122]，《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6，1（1973年12月），第169—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