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与宗教

　　忽必烈还在国内宗教政策方面尽力迎合他的中国臣民。尽管他自己继续出席蒙古萨满教的仪式，他母亲的培养已使他牢记对新征服地的主要宗教提供庇护及支持的政治重要性。13世纪60年代忽必烈需要同支持他统治中国的各派宗教发展关系，从而确保蒙古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即使在他僭取中国皇帝的名份之前，他已经试图吸引汉地宗教的上层人物，但是现在这种努力更为重要和更加迫切。

　　首先，忽必烈力图与儒家保持良好关系。在开始建设大都的1267年，他下令建造太庙并且制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选定了国家的历法，这是农业社会统治者必不可少的工作。他的王朝名称的选择对于儒士将是一个最重要的信号。采纳富有汉地象征的汉语名称将表示忽必烈希望和中国某些传统融为一体。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从《易经》中选择了“大元”作为国名。元的涵义是“乾元——天地万物的起源”或者“原始力”，但最重要的是，新朝代的名号直接出自汉族传统经典著作之一。［1］

　　同一年，忽必烈在朝廷中重新实行传统的儒家礼仪以及伴随礼仪的乐舞。如果朝廷想防止导致洪水、干旱或地震的自然灾害，采用相应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忽必烈不仅命令重新引入这些礼仪并且让他的儒家幕僚们教授200余名挑选出来的蒙古人演习朝仪，这是他希望迎合汉人的另一种表示。［2］

　　从忽必烈为最终被指定为继承人的次子所规定的训练和教育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他对儒教和汉人价值观的敏感。在佛教僧人海云和尚的帮助下，他为儿子取了一个汉文佛教名字真金。［3］ 为了使真金接受第一流的汉式教育，他指定姚枢、窦默和王恂——他的最好的儒家幕僚中的三人作为这位年轻人的老师。这些学者向真金讲授汉人经典著作，并向他介绍阐述早期中国各朝代皇帝及大臣的政治观点的文献。

　　忽必烈还让他年轻的儿子接触中国领土上的其他宗教信仰。这样真金接受佛教喇嘛八思巴的传授，八思巴为他的年轻学生写了一篇题为《彰所知论》的短文，向他说明佛教。［4］ 一位重要的道教大师向他介绍这门神秘的宗教。忽必烈为汉人对真金的信任不断增加而高兴，所以授予他的儿子更多的责任，并且不断地提升他，1273年达到顶点，指定真金为明确的皇太子。忽必烈这样指定自己的继承者，完全打破了蒙古习惯，因为这样做抛开了正常的选举过程，所遵循的是传统中原王朝的通常做法。

　　吸引儒家学者的另一种方法是为传播他们的观点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例如，忽必烈鼓励把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诸如儒学经典《孝经》和《书经》，以及真德秀（1178—1235年）所著《大学衍义》等理学著作，也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得到翻译。［5］ 蒙古精英可以享用这些作品，忽必烈以此告知汉人他尊重儒家思想。他还招聘一些杰出的学者来教育汉人以及蒙古人和中亚人，此事给汉人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被招聘的杰出人物之一是许衡（1209—1281年），忽必烈在1267年任命他为国子祭酒。许衡被公认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因为在讲学中他专心务实而得到他的蒙古保护人的欢悦。他的成功在于“他不涉及纯理论、形而上学的内容或者更高深的内容”。［6］ 在他给忽必烈的建议中，他强调务实的观点，这是一种肯定会在蒙古宫廷中获得好感的态度。

　　忽必烈赞同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记载元朝历史的建议，这也使他得到儒士的称赞。儒学重视过去，强调利用历史经验指导行为，所以它为这种官方认可的编年史工程提供了依据。1261年8月，儒家学者王鹗（1190—1273年）建议收集辽朝、金朝以及早期的蒙古统治者的历史记录。［7］ 他还建议朝廷在翰林院下建立翰林兼国史院以搜集记录并且撰写辽史和金史。忽必烈表面上没有汉人对编写历史的热情，然而批准建立国史院，这是另一个他希望获得儒士赞同的决定。

　　如果忽必烈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中国的统治者，他必然要求助于除儒家之外的宗教和信仰。他特别急于想要影响的宗教团体之一是伊斯兰教。早在唐朝伊斯兰教就传到中国，到了忽必烈时代尽管他们正在向西北和东南集中，还是可以在全国各地找到回回商人、工匠和士兵——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是来自中亚的移民，也有一部分汉人皈依伊斯兰教的教徒。忽必烈对回回人执行一种仁慈的政策，因为他们有助于他在中国的统治。忽必烈把回回人招募到政府中，从而减少自己对汉人幕僚和官员的依赖。他允许回回人组成实际上自治的社团以回回宗师作为领导，由哈的为他们解释穆斯林法律。回回居民区有他们自己的集市、医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也不禁止他们遵循伊斯兰教意旨。事实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财政机构担任重要职位并给予他们特权。他豁免他们常规的赋税，并且招募他们担任汉人极少能够担任的达鲁花赤。回回人十分感激，并以忠心为宫廷服务作为回报。回回人中最有名的是来自不花剌的赛典赤·赡思丁，在1260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北方一个地区的宣慰使并且以后提升为西南地区云南行省的平章政事。［8］

　　另一个团体是佛教徒众，忽必烈也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早在13世纪40年代他本人就接受过禅宗的僧侣海云的教导，但他很快发现中国禅宗太深奥、太超脱，不符合他的追求。例如，当一位禅宗大师告诉忽必烈“万物皆空惟灵仅存”时，［9］ 看来他对实际事物毫不关心。但藏传佛教为忽必烈的理想提供一种适用得多的工具。几十年来吐蕃僧侣在世俗的政治事务中起着积极的作用，比起禅宗僧侣，他们在实际事务中提供了更多的经验。

　　吐蕃僧侣八思巴喇嘛（1235—1280年）证明是忽必烈在佛教徒中最接近的盟友。八思巴的大部分童年是在蒙古宫廷中渡过的，通过长期和蒙古人的联系，他吸收了蒙古的许多价值观。他还是吐蕃佛教萨斯迦派主要领导人的侄子，1253年忽必烈对萨斯迦派作出崇信的表示，因此八思巴在他自己人民中赢得的如果不是崇拜也是尊敬。在汉地和吐蕃他都给予忽必烈宝贵的支持，因此蒙古君主对他特别友善。他家族的成员和蒙古皇室成员通婚。1260年忽必烈任命八思巴担任新职位国师，在第二年初让他掌管所有的佛教事务。

　　1264年忽必烈建立总制院管理吐蕃并监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关系，八思巴成为总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长官。在敌对的佛教派别必里公派领导的反叛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权威受到挑战，但1267年忽必烈调兵帮助这位年轻的佛教教长恢复了权力。1268年忽必烈的军队打垮了持异议者后，他虽然恢复了八思巴的权力，但又安置了一位蒙古人为吐蕃的宣慰使来帮助控制吐蕃。［10］

　　忽必烈希望八思巴和他的佛教僧徒能够通过提供他所需要的宗教法令作出回报。八思巴论述了寺院和国家的地位，并得出政教合一的结论，［11］ 因此这位吐蕃佛教徒的确在这项交易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八思巴把忽必烈等同于佛教的智慧佛文殊菩萨，并且按佛教传统歌颂他为宇宙之王。为提高他的派别和皇帝的联系，八思巴建议在宫廷仪式开始时采用佛教活动。每年阴历二月十五日组织消灭“恶魔”和保护国家的仪式，并且还在每年的阴历一月和六月安排音乐、典礼和游行。佛教僧侣参加这些庆典，从而使忽必烈在他的帝国里的佛教徒中享有更大的信誉。

　　反过来，忽必烈给予佛教徒特权和豁免。他在位时，佛教僧侣多年享有免税；朝廷为建设新的寺庙和修复佛道之争中损坏的寺庙提供资金；政府还为寺院拥有的工艺品作坊和土地提供工匠和奴隶。［12］ 政府的支持、赐赉和豁免使寺庙成为繁荣的经济中心，这有助于确保佛教僧徒对忽必烈的政策的支持。

　　道教是忽必烈试图从中寻求支持和帮助的另一种宗教。1258年忽必烈在佛道辩论中对佛教的支持使他不为道教所喜爱。然而他为道教驰名的法术所吸引，并承认他们对较低阶层群众有吸引力。因此朝廷为建设道观提供资金，并向他们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权。一些道教领袖意识到需要与佛教和蒙古人相容共处，并且首先寻求儒、佛、道三家的和解。以后他们为忽必烈和他的朝廷演习和道教祭礼有关的祭祀和典礼，尤其是重要的皇家祭礼——祭泰山。他们愿意为忽必烈举行这些典礼是一种支持的信号，这种支持被传递给道教的普通信徒。在忽必烈统治的前20年中道教徒相对地保持沉寂。

　　忽必烈与西方基督教徒

　　忽必烈甚至还寻求获得中国数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国基督教徒的支持和协助。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经到达蒙古宫廷，例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和鲁不鲁乞，而且几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艺人威廉·布涉曾为大汗蒙哥服务过。［13］ 但忽必烈采取更关切的态度邀请和招募外国基督徒。

　　马可·波罗是忽必烈时代中西方交流中的最有名的基督徒。［14］ 这位威尼斯旅行者声称于1275年到达中国，他的著作是许多年中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惟一渠道。［15］ 马可·波罗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尼柯罗·波罗和叔叔马菲奥·波罗先于他到达中国。这两位商人于1252年离开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作了几年生意，并且在1265年下半年或者1266年上半年到达忽必烈的宫廷之前在俄罗斯和中亚旅行。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忽必烈“面带最仁慈的微笑”并且“以很高的礼节接见他们，使他们感到极大的喜悦和欢乐”。［16］ 在彬彬有礼的交谈之后，忽必烈提出他的请求：他要求老波罗们劝说教皇当他们返回中国时派100位有知识的基督徒同来。他断言他们可以帮助他的子民皈依基督。不过他做出这个请求的主要动机是吸收有学问的人帮助他管理中国领土。由于这种对待宗教的折衷主义，忽必烈不急于使他的百姓转变为基督徒。但是他需要使教皇和基督教统治集团相信，他希望有学问的欧洲人帮助用基督教指导他的人民。

　　当老波罗兄弟于1269年返回到基督教的世界时，他们面临失望。他们很快获悉，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于一年前去世，他们尽快完成忽必烈的请求和尽快返回中国的计划受阻。正当他们决定在没有教皇的祝福下返回时，新的教皇被选出了，他们受到接见。但是，他们不能得到所请求的100位有学问的基督徒。总之，1271年他们向大汗的宫廷出发。在尼柯罗的儿子马可·波罗陪伴下，他们最终于1275年到达中国。忽必烈肯定对他寻求的100位有学问的人没有伴随他们而来感到沮丧，但是他显然对马可·波罗的才智有了深刻的印象。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这位大汗派他到中国和东南亚的不同地方去充当这位皇帝的“耳目”，并带回他所到之处的见闻。［17］

　　同样，马可·波罗被忽必烈的才能打动。马可·波罗看到的是高居权位的大汗，并以谄媚的词语描写他。马可·波罗把忽必烈评价为“毫无疑问是全世界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君主”。［18］ 他较详细地描述宫廷宴会、新年庆典、忽必烈率领的狩猎和带鹰出猎，并且报告诸如纸币、煤及驿站系统等奇特事物，所有这些都会给欧洲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年轻的欧洲人和蒙古人打成一片并且明显地钦佩蒙古人，这肯定让忽必烈十分满意。他认为善待这位年轻人对自己是最有利的，尤其如果他希望诱使更多的欧洲人到他的宫廷的话。

　　忽必烈通过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进一步吸引欧洲人。他的母亲通过笼络聂思脱里派设定了这条道路。忽必烈没有变为基督徒，但是他在宫廷里任用聂思脱里教徒。他不限制聂思脱里教的习俗，而且马可·波罗也曾提及他在甘州、肃州和西北的其他小城市中偶然遇见的教堂。忽必烈还豁免教士的赋税和兵役。最后，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崇福司监督他国土内的聂思脱里教牧师。［19］ 他把两名聂思脱里教高级教士派往中东，这是他吸引基督徒的另一迹象。

　　在1275—1276年，列班骚马和麻古思离开大都去访问耶路撒冷的圣地，如果没有忽必烈的同意和支持，他们也许难以通过中国北部和中亚。列班骚马和波斯的蒙古伊利汗会见并且受一位伊利汗的派遣和欧洲人商谈结盟。他受到罗马教皇的接见，并且获准在巴黎与腓力四世、在波尔多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见面。这些会面并没有导致有学问的基督徒进入忽必烈的王朝，也没有造就和欧洲人的同盟。然而这显示了元朝朝廷对基督教的容忍，在政府中任用基督徒官员并且欢迎同更大的基督世界接触。［20］

　　［1］ [432]M.D.撒彻迪：《元代国号考》。

　　［2］ [653]《元史》，卷67，第1665—1666页；卷88，第2217页。

　　［3］ 这个名字有时在蒙古语中读作Jingim，但严格说来，是一种误读。

　　［4］ [189]康斯坦茨·胡格译：《真金王子的西藏佛教经书》。[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07页。

　　［5］ [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

　　［6］ [156]陈荣捷：《朱熹和元代理学》，第209页。

　　［7］ [52]陈学霖：《王鹗（1190—1273年）》及[46]《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64—66页。

　　［8］ [427]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

　　［9］ 译自[230]冉云华：《大都的中国佛教：新形势和新问题》，第395页。

　　［10］ 关于八思巴的史料，见[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研究》，第152—165页；[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05—311页；[377]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11］ [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第61页。

　　［12］ [348]野上俊静：《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第250—251页；[410]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

　　［13］ 见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引人注目的著作[360]《威廉·布涉：汗廷中的法国艺术家》。

　　［14］ [135]傅海波：《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4页。关于马可·波罗及其著作的文献很多。慕阿德、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游记》是最好的译本；亨利·玉尔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是有用的译本，亨利·考狄对这一译本作了补充，出版了《玉尔编译〈马可·波罗游记〉的注释和补遗》。对马可·波罗书的最好的研究是[361]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马可·波罗的亚洲》。

　　［15］ 有些学者认为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他叙述的一些事件来自于他与波斯、阿拉伯的商人或旅行者的交谈。见[162]约翰·W.海格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的问题》。马可·波罗自己的叙述引来了这样的疑问。例如，他说曾参加蒙古人对宋重镇襄阳的围攻，但是围攻在他到达中国前两年的1273年已经结束。在他的叙述中，还有其他明显的夸张和漏洞。正如傅海波在《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4页所说，这些疑问还远未解决。亦见[67]柯立夫：《关于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中文史料和到达波斯的波斯文史料》。近来杨志玖在[752]《元史三论》中驳斥了这些疑问，论证了马可·波罗确在忽必烈时代到了中国，见第97—132页。

　　［16］ [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77页。

　　［17］ 这可能是马可·波罗的又一夸张说法。见[162]海格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26—27页。

　　［18］ [328]《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77页。

　　［19］ [325]慕阿德：《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131—132、225—228页；[653]《元史》，卷89，第2273页。

　　［20］ E.A.沃利斯·布治在[41]《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中全文翻译了两位教士的叙利亚文行记。亦见[428]罗沙比：《来自上都的旅行者：列班·骚马与从中国到西方的首次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