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人及其开国前的历史

　　女真人的族源异常复杂。困难始于他们的族名，不同的文献将他们的族名予以不同的汉文译写。本章所用的Jurchen一词，出自汉文的“朱里真”，似乎是它的最初形式。然而至今，在西方的学术著作中，更常见的写法还是“Jürched”或“Jürchid”，这实际上是女真族名的蒙文译写（-d是蒙古文表示复数的后缀）。“女真”一词始见于10世纪初，显然与“庐真”有关，据说那是契丹人对于这个族名的读音。辽朝时，因为“真”字恰与辽兴宗的名字相合而需避讳，“女真”由此而被官方改称为“女直”。种种歧异使这个族名的混乱现象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较早的西方文献中。在16世纪，女真人自称为“诸申”，这很明显地是来源于较为古老的词汇： Jurchen。［1］

　　不过，女真语在语言学上的亲属关系却是很清楚的。女真人讲的是一种通古斯语，因而一些学者认为，它与突厥语和蒙古语同属一个语系，是具有同源关系的语言，就是说，它们是从同一个语系派生出来的。至今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东部，仍然有人讲这种通古斯语。新疆固尔札西部的锡伯族自治县仍是一个讲满语的独立地域。消亡于16世纪末的女真语与满语具有紧密的亲缘关系，这一点很早就被西方所发现，也被满族人自己所明确地意识到。［2］ 女真语也是最早被用书面文字记载下来的通古斯语言。我们有关12、13世纪女真语言研究的主要材料，是《金史》中所保存的以汉字转写的女真词汇。编纂于16世纪的汉文与女真文对照的词典，尽管反映的是语音发展的后期阶段，但它对于金朝统治时期“旧女真”常用语的研究，也还是有用的。

　　女真人源起于东北地区东部那些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地，如今归属于黑龙江以南的苏联远东省份（译者注：原文如此）。在早期——就是说在10世纪——女真人似乎就已经扩展到东北平原了，松花江流域一带已成为他们定居的中心。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女真人的生活方式，它虽然与汉族那种定居农业文明相对立，却也不能以简单公式化的游牧方式来说明。在这一点上，女真人不仅不同于契丹人，而且更不同于蒙古人。后两种人更符合于传统上对于草原游牧文化（逐水草而居，住毡帐，主要家畜是马与驼，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农业）的描述。可见女真人的生活与经济方式是根据他们各自所处的环境而定：在森林中，占优势的是渔猎；在平原上，则是饲养牲畜或从事农耕。女真人饲养马匹，甚至还输出马匹，但他们主要的家畜是牛。他们地区重要的物产是类似于猎鹰和隼的海东青，辽朝甚至汉族的皇帝都热衷于搜求此物。从一份向辽朝和汉人进献贡礼的清单上可以看出，女真人输出的产品包括：马（中国正是一个需求无尽的市场）、海东青、黄金与珍珠，还有林业产品（蜂蜜、松籽及人参，一直是重要的一种中药材）。很明显，女真这些贡品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很小，在依靠进贡建立起的关系中，有很长一段时期，女真人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因素。但无疑，与这些比他们更发达国家的偶然接触，在女真人心中点燃了一种渴望，就是效法这些朝廷，也获得这样的威严和显赫，就像他们那些从东北的林莽中走出来的使节曾见到的那样。

　　汉文文献一致认为，女真是靺鞨（朝鲜语Malgal）部落中的一部，他们曾长期活动在今朝鲜与东北之间的边境地带。靺鞨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种族文化的共同体，倒毋宁说是一个由不同部族组成的混合体。在唐朝时，他们曾经是位于东北地区南部的渤海国的臣民，后来在10世纪，靺鞨部落中的一些部又组成了一个以“五国”著称的群体。这个群体说是个联盟也许更合适些，它位于今天吉林省的东北部，并成为女真人的祖先之一。靺鞨的另一部分是被称为“黑水靺鞨”的七个部落，居住在黑龙江的中下游地区（“黑水”是黑龙江的诸多名称之一）。女真人的第一代祖先就源起于黑水靺鞨，如果我们相信女真人带有传统意义的祖先是从12世纪初算起的话。

　　在更详细地叙述女真诸部如何逐渐发展成一个联盟国家之前，有必要讲述一下汉文文献对他们建国之前的早期历史的记载。女真的族名最早见于汉文文献的时间并不是很清楚的。靺鞨的出现已是5世纪末，而能够与Jurchen这一族名联系起来的最早记录很可能是在公元748年，当时一个大使和“小汝者”人曾向唐朝宫廷赠送金银。这些“汝者”据说就是室韦九部联盟中的一个，在唐代，他们曾将势力扩展到东北的北部与西部，因而一些讲通古斯语的部落统统被他们纳于麾下。［3］ 不过，Jurchen这一族名到10世纪初就消失了。可见，唐帝国在9世纪末的分裂导致了中原边境上多个新政权的形成，而Jurchen人也的确是其中之一。他们既派进贡特使到辽朝宫廷，也派使节到汉族的朝廷，先是到后唐（据史载公元925年曾经通使），然后从961年开始是宋廷。大多是经由辽东半岛的海路。

　　根据当时中国边疆地区总的政治背景可以解释女真人为什么恰恰于这个时候出现。9世纪时，势力从辽东湾一直扩展到东北地区东北部的渤海国，曾独占了获利的贸易以及向中原的进贡通路。926年渤海国被契丹辽朝所吞并，随着渤海国统治的衰亡，加上辽朝松散的统治机构，使处于比他们更远地区的民族和部落得以有机会直接与外部建立联系。926年以后，这些生活在东北平原、特别是辽河流域的女真人被置于辽朝的直接统治之下，被称作“熟女真”，以区别那些被称为“生女真”的同族。“生女真”生活在辽朝的势力范围之外，仍然沿袭着林中人、狩猎者和捕渔者的古老的生活方式。至于据说在961年到1019年期间曾到过开封的使者与商人究竟是这两种不同的女真人中的哪一种，我们一无所知。不过，那些携带着“好马”，取道山东登州的海路进入宋境的使节们，应该是那些在东北平原上养马并且能够成功地避开契丹主子控制的“熟女真”。还有一些密使，应该也是从熟女真那里派遣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契丹人曾竭力阻止他们属下的女真人向宋朝进贡和贸易。991年，他们曾在从东北通往中原的必经地点附近设置木栅，以此来割断陆路交通。但宋与女真之间的海上交往却一直持续到11世纪初还未曾断绝。1010年，契丹与高丽间进行了一场战争，女真人站在高丽一方。战争的结果是契丹遭到惨败而退却。而对女真人来说，作为高丽联盟中的一员取得的这场胜利，却使他们的使节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以高丽使团成员的身份进入宋的朝廷。

　　金朝文献中有关女真早期历史的叙述虽然极其公式化，但多多少少与上面所述的外界记载是相符的。那些部落首领同时也是金的统治氏族——完颜部的祖先们，在1136至1137年间都被加封为皇帝，他们的顾命大臣也被封为“国相”。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循环往复出现的特征，为皇帝的家族制造祖先成为一个趋势，无论他们早先的出身多么卑微或者野蛮，后来总会以高贵的显要身份出现而且被汉化。由于女真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他们的早期历史留下的只是口头传说，所以对于诸部长乌古乃（1021—1074年）之前的时代，我们无法按时间进行叙述。女真诸部被联合起来并向类似于国家的部落联盟转化，是在乌古乃的时候开始的。

　　根据传说，完颜氏族从始祖传至乌古乃是第六世。这个氏族的始祖名叫函普，推算起来应该是生活在公元900年前后，也正是女真人为外部世界所知之时。10至11世纪之间女真人的社会生活主要的还是由部落的自立和个人的活动所决定的，虽然从乌古乃的父亲起就已经接受了辽朝的节度使封号，但这样的封号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既无实权，也无实际作用，它的含义无非表示对辽朝松懈的主权予以承认和对自己正式臣属于辽的地位表示接受而已。即使金朝官修史书也承认，在11世纪中叶，女真人还没有文字，不知历法，也没有官府。作为氏族独立性的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源于这样的事实，就是在东北地区东部，在这段时间之内，可以说没有哪个地名是以“某某人的某某城镇”来命名的。

　　完颜部的崛起遭到了许多部落酋长的抵抗，正需要金朝建国者的祖父乌古乃这样具有才略的人，才能将诸部征服。据说，乌古乃是个勇敢的战士，嗜酒好色，食量过人。他成功地占领了全部东北地区的东部，东起朝鲜半岛与东北地区接壤处的宗教崇拜中心长白山，北至“五国城”。乌古乃被辽赐封为生女真的节度使，甚至还被辽帝接见过一次。有一件事可以作为他实力日渐雄厚的证据，那就是他已在筹划通过从其他氏族中购买铁和铁制武器来扩充军事装备（女真人向来以擅长冶铁著称）。但是，乌古乃之所以能够将反抗过他的氏族和部落最终锻造成一个更有组织的实体，主要还是基于女真人想尽可能地从契丹人手中争得独立的共同愿望。

　　女真人对契丹人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契丹人对他们的虐待。他们每年一度被迫向辽朝进献的特产包括珍珠、海东青以及貂皮。每年，当辽使与女真贡使到双方边界进行交易时，似乎总有强抢或暴力事件发生。事实上，乌古乃本人和所有他的继任者都有辽赐予的节度使头衔，但这看来全然没能使他们成为辽的忠实臣民。另一方面，与辽的接触以及因此而对组织和结构更加健全的政府模式的了解，都使他们认识到，凭借女真人传统的部落组织，是不足以与契丹人对抗的。使女真人得到了合法的和事实上独立的人，就是后来被尊奉为金太祖的乌古乃的孙子阿骨打。

　　［1］ 伯希和考证了女真族名的各种写法和读音，见[373]《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376—390页。

　　［2］ 刘应（1651—1737年）发现了这一点，见[521]《鞑靼史纲》，第288页。

　　［3］ [408]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室韦是蒙古人的祖先吗？》，第235、246—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