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族的起源

　　在最早的汉文文献记载中，将党项人称作“党项羌”，并将他们记述为汉代西羌的后裔。自远古以来，羌人就占据着青海湖周围的草原和青海湖以南，黄河、大通河、湟水源头附近的山地。在这一片地区的边缘地带，就是位于吐蕃东北部，习惯上称作安都的地方，早期党项和吐蕃的先民们大概都混杂居住在这一地区。对党项语言的研究证实，就分类而言，操党项语的人可以归为藏缅民族的古代成员。而就其文化来说，党项人则具有其他羌族族群的许多特点。

　　“Tangghut”（党项）这个名字最初是在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出现的，时间是在公元735年。可以肯定，这个字最初必定是来源于某种阿尔泰语系的形式，此后很可能是通过中亚的媒介——可能是于阗语或粟特语，从吐蕃的自称衍生出来的。后来，党项（汉文中又作“唐古特”或“唐兀’）就成了北亚和中亚地区对于某些居住在安都——青海湖、甚至甘肃地区的部落群体的通称。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了19世纪。在以后的汉文、突厥文、阿拉伯文的文献中，以及19、20世纪前往汉藏交界地区的西方探险家的传记中，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称谓。［1］

　　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党项人自称为“Mi”、“Mi-■iah”或“Mi-■ag”（汉文作“缅药”或“弭药”），而“Mi-■ag”也是藏文中对党项人的称谓。在7世纪唐史中曾明确记载，“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在以后的吐蕃文献中，“Mi■ag”是指位于北方的一个王国，也就是青海湖以东及东北的那个地区。到了最后，这个词终于演变成了对整个西夏领土的称谓。在11世纪期间，青海湖的吐蕃人和于阗人在与宋朝宫廷的书信往来中，就是以这个名字来称呼西夏的党项人的。到13、14世纪时，“Mi-■ag”（汉文作“米纳古”或“米纳克”）这个词就与“河西”（蒙古语“Khashin”）等同起来了，都被用来指称原来西夏的臣民和属地。在四川西部的地名和口碑传说中出现的木雅和木纳，也属于“Mi-■ag”的异称。总之，无论其来源如何，“Mi-■ag”是一个得到广泛应用的名称，而它的种族和地理属性迄今还不十分清楚。［2］

　　党项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周边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东亚大陆具有支配地位的印度—吐蕃、汉、突厥—蒙古三种文化，对党项文化的影响尤其重大。在公元4世纪到7世纪期间，青海湖地区处在吐谷浑鲜卑政权的统治之下。这个鲜卑政权的缔造者吐谷浑是慕容部人，他在4世纪初年率部从东北迁徙到了青海湖地区，并创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权。吐谷浑政权统治了羌人地区的腹地，在青海湖周围水草丰美的牧地上过着游牧生活，而且与当地上层人物结成了联姻关系。到隋代时（581—618年），党项人是作为吐谷浑属部宕昌和邓至的遗种出现在载籍中的。他们的最初出现是在6世纪末叶，这个时间恰恰与突厥第一汗国的崩溃和唐朝的兴起同时，所以说，党项的出现与当时的形势不无关系。到628—630年，唐朝军队击溃了突厥人，粉碎了突厥与吐谷浑的联盟。此后不久，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军队也开始从西南部进攻吐谷浑，并对党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到680年，吐蕃人取代早先吐谷浑在青海湖地区的地位，迫使众多的党项人逃离故土。

　　以上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民族迁徙活动，生活在唐朝西北部草原和边缘地区的民族开始大批涌向东方，寻求自己的居地。其实早在584—585年时，就有大批党项部落在其首领拓跋宁丛的率领下归顺当时隋朝的边疆当局，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重新定居的要求。［3］ 6、7世纪时，党项社会是由“互不相统”的部落或“姓”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构成的，部落或姓的区别（或排列），以其各自能够召集的骑士数量为基准。据汉文文献记载，这时党项部落的主要特点是“好为窃盗，常相陵劫，尤重复仇，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一次军事上的突发事件，就可能使他们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否则，他们的相互间交往只限于“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的习俗。半定居生活主要依靠羊、豕、牦牛、马、驴等家畜来维持，劫掠在客观上增强了他们选择自治地位的兴趣，而这在促进独立政权产生的同时，也束缚了它的发展。［4］ 西夏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党项拓跋部及其联盟创建的。

　　从一开始，拓跋就是一个最有名的党项部族，与其他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早期党项部族不同，拓跋氏毫无疑问是高贵的鲜卑姓氏，而且属于后魏皇室所出的部族，在吐谷浑中也有姓拓跋的部族。基于以上事实，有些学者认为党项拓跋部就是吐蕃化了的鲜卑上层，他们就像其先辈吐谷浑一样，统治着大量的羌人。其实早在11世纪初期，第一位西夏皇帝就已经提出了这种解释，他自称是源于后魏统治者的后裔。但是其他现代学者认为，号称与后魏皇室有亲缘关系，不过是为了表明其统治集团合法地位的一种手段。［5］ 在中国北方和内亚地区，拓跋这个名称显然曾经具有崇高的威望。

　　比较可信的，作为在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集团拓跋的情形是：最初与吐谷浑结为联盟，然后摆脱吐蕃的统治，最终归附唐朝。到了西夏时期，又重复了类似的模式：与契丹结为联盟，反对青唐（青海湖）吐蕃。尽管与内地有过痛苦与长期不和的经历，但是党项始终与内地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主要是指经济上的密切关系。

　　［1］ 有关党项与羌语的关系，见[700]王静如：《西夏研究》，第2卷，第275—288页。关于党项名称的更详尽的讨论和相关论点，见[98]邓如萍：《谁是党项人？党项的人种与种族特征》。

　　［2］ 史泰安进行了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见[474]史泰安《弭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

　　［3］ [564]《隋书》，卷83，第1846页。关于6至8世纪期间党项的出现，见[148]保罗·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

　　［4］ [564]《隋书》，卷83，第1845页；[566]《通典》，卷190，第10121页。

　　［5］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3—25页评价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4页，第8—10页注[3]，主张鲜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