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危机与太宗朝

　　根据阿保机在916年所作的安排，在他死后，皇位应无可争议地自动传给其指定继承人耶律倍（900—937年）。［1］ 但事实并非如此。倍温文尔雅，是一位熟练的画家，他的部分作品后来成为宋朝皇室的收藏品；一位会用契丹文和汉文写作的有造诣的作家；一位拥有大规模私人图书馆并喜爱中国文化的藏书家；也是一位音乐、医学与占卜方面的专家——但对于重视传统的契丹首领们来说，这并不具有吸引力。虽然阿保机的个人权威足以排除契丹人的一切习俗与惯例而使他成为继承人，但后来似乎阿保机也意识到他的次子德光才是更佳人选，而一旦阿保机死去，很显然皇位就不可能简单地传给倍了。

　　皇位继承的决定性因素在于阿保机杰出的遗孀淳钦皇后（后尊为应天皇太后）。她在阿保机生前就拥有巨大的权力，是契丹政权中扮演特殊角色的掌权皇后中的第一人。她以积极公开的姿态发挥着作用。在阿保机统治时代早期，淳钦皇后就曾为阿保机制定过铲除一些反对他的部落首领的计划。后来，她建立了她自己的军帐（斡鲁朵）并指挥着她自己的20万骑兵部队（译者注：应为2万），当阿保机外出征战时，她就率军负责维护后方秩序，甚至连她本人也曾指挥与敌对部落作战。阿保机死后，淳钦掌管了所有的军国重事。当阿保机下葬时，虽然有三百多人被埋在阿保机的陵墓中，但她自己却拒绝按习俗陪葬，因为她宣称她的儿子们年龄尚小而国家没有人治理。作为替代，她砍下了自己的右手放在阿保机的棺椁中，而她自己则活下来以担任摄政。当皇位继承确定时，她仍然牢牢掌握权力并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发挥着巨大影响。

　　淳钦皇后本人不赞同选择倍，她尽其所能促使他放弃皇位以拥立他的弟弟德光（902—947年），似乎连阿保机也最终承认德光是更佳人选。按照传统的契丹部落模式，德光是一位更具有潜力的领导人，尽管他也像倍一样受过教育并是一位有才能的书法家。他在921年到922年入侵河北的战役中崭露头角，并在924年到925年的西征中作为统帅发挥着重要作用。

　　倍似乎觉察到他自身的危险，所以在宫廷中促使契丹显贵们相信他愿意放弃权力以支持他的弟弟。几个月过去了，可是皇位继承仍未确定。最后，接近927年年底时，倍与他的母亲接洽并正式撤回他的权利。而后，德光继承了皇位。通常他是以死后的庙号太宗而为人所知。

　　然而，倍还是前渤海国现为东丹国的统治者（人皇王）。经过长期的继位问题之后，太宗把倍当作对自己权力的最大威胁，惟恐他利用富裕和人口众多的东丹国作为基地以实现他被挫败的取得契丹皇位的要求。倍的夫人中至少有一位是渤海皇室成员。929年，太宗下令将东丹的都城和所有人口迁到了东平（今天的辽阳），那里被指定为契丹国的南京。虽然东丹国没有被废除，但它此时向并入契丹帝国更迈进了一步，而且逐渐失去了自926年以来所享有的特殊的半独立地位。倍似乎已处于被监视之中。930年，他浮海逃到中原。在洛阳的后唐明宗宫廷，他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并在那儿开始流亡生活，一直到937年被石敬瑭杀死。［2］ 石敬瑭是在契丹皇帝的支持下推翻后唐政权的，他始终是一个向契丹谄媚的傀儡。

　　当太宗统治时期，边界地带的战事依然在进行。928年，北方的乌古又出现新的叛乱。929年，皇帝的弟弟李胡被派去进攻大同北面的边界地区。933年，他对一些仍然没有屈服的党项部落进行了一次远征。但他统治时期最重要的方面是契丹逐渐卷入了中国北部的政治纷争。

　　后唐政权证明是不稳定的。它的皇帝明宗曾进行过重要的政府改革，恢复了朝廷的权力与影响，成立了超过地方将领手中军队的禁军。但他的统治时代以恶运告终，就在他临死的前几天，一位王子企图发动政变。他的儿子李从厚（庙号闵帝）在位仅仅五个月，其父的养子李从珂就篡夺皇位并将其杀死。针对这一情况，一直在明宗庇护下生活的前契丹继承人倍写信给弟弟太宗，建议他进攻后唐帝国。此事发生在934年。

　　936年，李从珂下令将强大的河东统治者石敬瑭调往山东任职，以便加强朝廷对他的控制。石敬瑭起兵反抗，李从珂指挥一支军队向太原的石敬瑭发起进攻。石敬瑭是另一位沙陀突厥人，是前皇帝李嗣源的女婿，他的叛乱导致了其他地方的叛乱。面对李从珂的沉重压力，他立即向契丹皇帝请求军事援助。太宗亲自率领5万骑兵经雁门关越过边界，在石敬瑭的首府太原附近击败了后唐的军队。后唐政权迅速瓦解。936年十一月，契丹封石敬瑭为新王朝后晋的皇帝，他只不过是契丹的一个傀儡。

　　937年，为了讨好他的新主子，石敬瑭杀死了不幸的倍，后来在同一年，他与辽太宗达成协议，把太宗认作自己的父亲，以此表示他的王朝臣属于契丹。后晋君主似乎意识到他已完全被契丹人所控制，因而提出以巨额的岁币来赎回被他们占领的幽蓟重镇。契丹予以拒绝，经过次年的几次艰难谈判后，契丹人割占了以前属中原的十六个州，包括从大同到幽州的广阔地带。这一新领土的获得，使契丹人控制了防御中原的所有战略关隘，并在河北获得了相当大的立足点（见地图3）。

　　地图3　契丹和中国北部，943年

　　太宗实现了他父亲的领土野心，此外，他还成为中原皇帝名义上的宗主。中原政权首次公开承认外族王朝的宗主权。虽然太宗同他的傀儡之间的约定仅仅维持了几年，942年石敬瑭死后，即被废除，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契丹人到他们的王朝结束都一直控制着十六州的大部分地区。幽州成为契丹的新南京（以前的南京、东丹国的中心，现在成为东京，而且发展成一个甚至比上京还大的城市）。强大的契丹统治强加于以前的中原王朝领土，而且契丹国并入了大量的汉人人口。中原北部与东北部边界地区现在成为边疆民族领土的组成部分，一直到14世纪后期，都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外。对契丹人来说，现在也无法摆脱地卷入了汉人世界诸事务中。

　　令人怀疑的是，主要的参与者们是否理解这些事件的重大含义。石敬瑭是一个突厥人，而不是出身于汉人，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对中原臣服于一个非汉族政权这一问题并不感到敏感。与地位的细微差别相比，他更为关心的是维持与契丹人的和平以便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迫切问题。在他统治时期（936—942年），他小心谨慎地履行属国的义务，当契丹与中国南部的各个国家，尤其是他的邻国与对手南唐开始建立亲密关系时，他也没有表示过反对。他甚至允许到中国南部的契丹使臣从陆路通过他的领土，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走海路。

　　契丹人不仅了解其邻近的北方诸政权，而且熟知江南的情况。早在915年，地处今天浙江的沿海国家吴越的统治者钱镠就曾派使臣由海路到达契丹宫廷。吴越正式承认中国北部各连续王朝的最高权力。他们与契丹建立关系主要是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他们希望保护他们在渤海和高丽的贸易利益。对契丹人而言，则是寻求与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海上贸易通道，以获得舶来品、香料和奢侈品。南唐也与契丹建立了关系，但就他们而言，诱因是政治方面的。他们希望与契丹结成反对后唐的联盟（译者注：后唐[923—936年]与南唐[937—975年]并没有同时存在过，此处的后唐应当为后晋）。南唐国王与契丹皇帝互相以兄弟相称，这样，在契丹人眼里，与其北邻的后唐相比，他们给予了南唐较高的地位。在937年的同一次朝觐中，太宗分别接见了后唐、太原半独立的统治者刘知远以及新即位的南唐皇帝派来的使臣。这样，契丹深深地卷入了中原各个独立政权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之中。

　　与南唐的关系并不纯粹是正式的。南唐于940、941和943年接连向契丹提供有关后晋形势的重要情报。后晋灭亡而且契丹于947年在开封建立政权的企图失败并撤走后，南唐又提议结成军事联盟，以对抗继承后晋的短命的后汉政权（948—951年）。最晚在957年，他们还向辽提供过有关北方后周政权的军事情报，后者当时正对南唐构成威胁。

　　契丹与南方国家吴越和南唐之间的关系在1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达到高峰，吴越甚至一度使用过契丹年号。但太宗的入侵也向南方显示出契丹所造成的潜在威胁。951年辽皇帝穆宗即位后，这位政治上迟钝的契丹统治者对插手中原各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显得没有兴趣。此后，与南方各宫廷的外交关系与贸易都急剧衰退。954年穆宗的叔叔奉命出使南唐遭到暗杀后，他们彼此的关系就更加恶化了。这样，尽管南唐使臣曾于955年和957年到达辽朝，仍然寻求援助以对付后周，但他却拒绝再派出任何使臣。

　　942年石敬瑭死后，契丹与后晋的关系开始迅速恶化。虽然石敬瑭也许是契丹人的傀儡，但他却完全恢复了王朝对分裂的各镇的权威，加强了政府组织，建立起一支强大的中央军队。他的继承人石重贵（庙号出帝，942—946年在位）受到了帝国军队统帅景延广为首的强烈反对契丹的宫廷派别的影响，公开否认太宗及其“北朝”以往的最高权力。943年，石重贵废除了契丹商人在后晋都城开封的特权，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将代表契丹在后晋从事贸易的人遣返契丹，并带去一封给太宗的侮辱性信件。

　　太宗决定入侵。944年末，契丹军队数路越过河北边界，随后而来的是太宗的主力部队。战争拖拖拉拉地打了三年，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战役契丹人都占上风。945年暮春时节，侵略军遭到惨重失败，太宗不得不骑上一头骆驼狼狈地逃离战场。但契丹人继续进攻，后晋军逐渐被削弱。大部分战役所在的河北地区遭到了严重摧残。946年末，后晋军统帅、皇帝的舅舅杜重威投降，从而决定了战争的最后结局。太宗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入了都城开封。

　　947年年初，太宗乘坐龙辇，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进入开封。他占据了后晋皇帝的宫殿，在正式的朝堂升朝，命令残余的后晋大臣都到场。后晋皇帝与他的家人被流放到东北的辽上京。后晋帝国的军队在杜重威投降后，被缴械解散，他们的战马被没收。太宗正式宣布大赦，为契丹国采用了一个新的王朝名称——当时被称为大辽，并采用了一个新年号和一部新历法（实际上是939年后晋朝制定的）。他选择的新年号为“大同”，这公开表明太宗决心成为整个中国北部的皇帝。据辽宫廷的起居官记载，后晋人口中的100多万户被并入了他们的帝国。

　　可是，汉人想的却是其他问题。契丹军队军需不足，此刻正为寻找粮草而大肆劫掠都城与乡村。沉重的赋税强加在开封市民身上，到处都充满了对入侵者暴行的怨恨和恐惧。百姓们开始袭击契丹人，整个河北到处都是反抗和起义。契丹人完全没有准备好去统治这样一大块领土，而上面居住的充满敌对情绪的定居人口远远超过了他们。太宗对他的扈从抱怨道：“我不知道汉人难制如此！”

　　契丹人于是开始彻底劫掠都城。他们决定将后晋朝全部官员带回东北。虽然这证明是不可能的，可在947年三月，他们开始将主要部门的官员、宫女、宦官、占卜者和百工计数千人；还有书籍、地图、历象、仪器、乐谱、宫中乐器、皇帝出行的卤簿、法物以及铠仗；甚至包括刻在石版上的经书都运往上京。当太宗洗劫宫殿与各政府机构时，他的军队也在继续掠夺城市及其周围的农村。

　　已经受到普遍抵抗与游击进攻困扰的契丹人此刻面临着更严重的威胁。刘知远，作为绝对独立的沙陀据点太原的统治者，当契丹人入侵河北时，他袖手旁观，此刻却拒绝承认太宗为皇帝，也不到太宗在开封的“宫廷”朝觐。947年二月，刘知远宣布自己为皇帝，建立起敌对的新王朝——后汉。临近地区的不满力量聚集在他的旗帜下，对开封和洛阳构成了直接威胁。太宗此时处于危险境地，他不仅面临整个河北地区普遍的抵抗、地方起义与叛乱，还面临着这位北方重要统帅与其进行全面军事对抗的威胁，太宗解散后晋帝国军队时，刘知远的军队丝毫未损。

　　太宗明智地决定北撤，宣称是为了“避免夏天的炎热”，但实际上是为了避免他的军队在敌境陷入无法抵抗的窘境。他占有都城开封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在第四个月，辽军及其庞大的辎重行李开始撤退，他们在途中经常受困于汉人的进攻。这次入侵显然是一次极大的失策。太宗本人承认他犯有重大过失，即纵容劫掠乡村，对城市强加酷税，对仍为中国北部权力结构中关键因素的地方统治者处置失当。另外，他发动的战争也从未赢得契丹贵族的普遍支持。以后，辽朝皇帝再也没有能认真地策划一次征服中国的战争。

　　在抵达河北北部的辽朝境内前不久，还只有45岁的太宗突然病倒并死于栾城（今河北石家庄南）。辽朝刚刚在入侵中国时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此刻又面临着另一次内部的继承危机。

　　与此同时，刘知远于六月份进入开封，建立起五代中最短命的后汉朝（947—950年）。他把其首府太原留给了他的堂弟刘崇掌管。这一地方权力基地非常强大，以致短命的后汉朝灭亡时它却幸存下来。当950年后汉灭亡时，刘崇自己宣布为皇帝，建立起独立的地方政权北汉，这一政权延续到979年，直到灭亡，它的命运一直与契丹紧密相连。

　　［1］ 见[826]姚从吾《契丹君位继承问题的分析》对辽朝继承问题进行的全面探讨。

　　［2］ 或者根据另外的记载，在石敬瑭即将攻陷洛阳之前，被后唐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杀死。见[645]《辽史》，卷72，第1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