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问题的斗争

　　在太宗朝的前半期，太宗的家庭生活相对平静，只是由于636年他的妻子兼密友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才有了波折。在7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他儿子们都已成年，两个皇子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继位斗争；这场冲突是太宗自己无意中促成的。两个对手一个是文德皇后所生的长子太子承乾，一个是魏王泰。有关这一时期的正史说李泰是文德皇后的第四子，但其他史料说他可能比他“大哥”承乾还年长，而且可能是太宗的另一个妃子所生。［1］

　　虽然承乾因患严重腿病而跛足（可能是痛风或畸形足），可是在太宗刚即位后不久的626年阴历十月就立他为太子了。［2］ 太子显然聪明而能干，并且一到成年太宗便开始让他处理日常事务，当太宗离京时命他留守京师。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中国的朝廷官员来说，承乾的行为显得在某些方面不正常和有失体统；他很可能是精神失常。承乾不遵守中国的习惯和传统；他口说突厥话，他和他的仆从都穿突厥服装。当朝廷官员们批评他这种粗野和不体面的行为时，他公然蔑弃中国礼法，竟打算杀害他们，由于没有成功，他的这些活动当时没有泄露。［3］

　　甚至在639年以前，当承乾的越礼行为尚未最后成为公开丑闻时，太宗已明显地在所有皇子中表现了对魏王泰的偏爱。［4］ 李泰聪明而有魅力，并且秉承了太宗的许多优秀品质。太宗在很多方面都表示喜爱李泰。936年，当其他皇子被封为世袭都督赴任时，太宗破格地允许李泰不外出任职，而为他建立了一个类似太宗自己早年在洛阳建立的机构——文学馆。642年，李泰在新建的王府广招文学之士，每月的花费甚至超过了太子。［5］

　　李泰当然会把太宗有增无已的恩宠当作有希望继位的征兆，他左右的一帮年轻而有非分之想的官员也希望他代承乾为太子，以便附骥沾光。承乾的日益反常的行为看起来是有可能导致他被废弃。李泰左右的这一伙人中有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和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

　　因此在继承问题上，在太宗朝廷中第一次出现了两大势力集团，一个支持承乾，一个支持李泰。为了防止官员分化成两个各怀拥立目标的对立集团，太宗宣称，如果因故废了承乾，承乾的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将继承乾之位。

　　在这期间，太宗用各种方法改进太子的行为，方法之一是在643年初期指定刚直而重道德伦理的魏徵为太子的老师。但改造承乾的希望微乎其微，于是太宗决心不使太子受其左右亲信的坏影响。643年初期，他杀了太子的三个亲信，一个是太子的宠侍歌童，另两个是以异端诱惑太子的道士。

　　太子怀疑自己和娈童的关系是李泰告诉太宗的，并对太宗的日益严厉的态度越发警觉起来。于是他计划杀害李泰和除掉他父亲。参加太子这个计划的有杜如晦的次子他的长期亲信杜荷、在征讨高昌之役中因行为不端受处分而心怀不满的将军候君集、太宗的异母幼弟并对太宗的屡次训斥日益厌烦的性格粗野的汉王李元昌。

　　幸亏另一个皇子齐王李祐谋反失败，使李承乾的阴谋还未实行就暴露了。李祐叛乱计划的参与者之一纥干承基就是承乾指使谋杀太宗的人。纥干承基揭发了太子的阴谋，使朝廷更加吃惊。643年阴历四月，承乾被废为庶人，囚禁在现在的贵州边境，死于644年末。［6］ 承乾的支持者的下场更坏。汉王元昌奉命自杀，杜荷和侯君集被斩首。［7］

　　虽然太宗以前曾宣布不废除承乾子嗣的继承权，可是他特别宠爱李泰；随着承乾的被废，他现在宣布有立李泰为太子的打算。李泰的追随者当然热烈支持；但太宗的有权势的老臣长孙无忌却极力反对这个计划，主张立当时快满15岁的李治为太子。于是朝中分为对立的三派：即原来支持承乾而现已瓦解的一派；支持李泰的一派；以长孙无忌及其他大臣为首的支持李治的一派。［8］

　　但是，因皇帝的意见受到最有势力的顾问们的反对和由此产生的对政治安定的威胁所造成的艰难局势，很快得到了解决。李泰本人开始暗地里威吓李治，因李治过去和新近被处死的汉王关系很好。随着新阴谋的暴露，太宗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褫夺李泰的爵位并把他驱逐出京。这种家事的烦恼使得太宗濒于精神崩溃。他抱怨三个儿子和一个兄弟都背叛了他，只是由于褚遂良的阻拦他才没有饮恨自尽。

　　对于继承问题，太宗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由于李治受到有影响的大臣们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房玄龄的有力支持，太宗于是在643年阴历四月正式立李治为太子。同时，为了使李治受到严格的教导，一批有很大权限的官员被任命为他的老师，其中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年老而固执的萧瑀和李世?；同时另有一批地位较低但有才能的官员被派在太子府中任职，以使满朝文武都能团结一致地拥戴他。

　　可是太宗仍然认为，他是被迫作了错误的选择，而且怀疑意志软弱的李治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643年末，太宗又想以另一皇子吴王恪作太子；李恪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9］ 李恪英武像他父亲，太宗自然被他吸引。但长孙无忌再度干涉，他批评太宗反复无常，并坚持李治会成为一个卓越的统治者。正像中国历史家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长孙无忌可能有意拥戴李治，但他支持李治是希望李治一旦即位他自己将能继续左右朝政。［10］

　　因此，继承问题再无变动，649年阴历五月，享年不足50岁的太宗在久病后去世，李治即位，成为唐代的第三个皇帝高宗。

　　对一个盛世来说，太宗晚年是个不幸的结局。当645年进行给他蒙上一层失败阴影的辽东战役时，太宗患了一种精力耗竭的衰弱症，以致很多日常工作不得不由太子代劳。虽然他早年曾屡次嘲笑过去那些执迷不悟地寻求长生和灵丹妙药的帝王们，但他现在极力想减轻病痛，也找来一个印度巫师那罗迩娑婆寐治疗。③太宗越来越仔细地研究他过去的成就，并且关心他的儿子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为此，他写了一部四卷本的政治遗言《帝范》，揭示了他对于为人之君的理想。

　　虽然太宗的统治以低调告终，但它是唐代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而且在某些方面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他留给他的继承者一笔庞大的遗产：合理和高效能的行政机构、繁荣的经济及广大的国土。虽然他在高丽的失败投下了阴影，但在一定程度上全国出现了自汉朝全盛时期以来所没有的兴旺景象，一个充满自信的、安定的和繁荣的局面。显然，太宗时代的清平之治一定会使那些在他死后的不稳定的甚至危险的年代中继续供职的官员们产生深沉的追思。

　　随着时间的流逝，太宗的威信和荣誉也随之增长。对后世的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一个精力充沛但聪明而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耐心地听取群臣——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一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在武后统治的黑暗日子里，当群臣之间的良好而坦率的关系为惴惴不安和无穷的清洗及恐怖所取代的时候，就出现了要恢复太宗之治的理想。安禄山之乱以后，当大大地削弱了的中央政府被迫采用各种只求苟安的权宜之计时，当皇权旁落而由宦官或私人仆从玩弄权柄时，太宗之治就显得无比的强盛和成功。

　　后来，吴竞在705年编撰名著《贞观政要》，记述了太宗和群臣有关国家长治久安之策的讨论，编者希望在武后统治了半个世纪之后，太宗的行政作风应予恢复；此书成了帝王资治的基本手册，后世探求治国之本的帝王们及极力说服皇帝纳谏的大臣们都热心研究。此书也为朝鲜人和日本人所爱读，后来被译为西夏、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等文字，以供西夏、辽、金等朝的统治者参考。它形象化地体现了太宗之治的作风，因此风靡东亚，成了强有力的政治理想。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注意，《贞观政要》有一部军事方面的姊妹篇《李卫公问对》。这部书的现在形式很像宋初的伪作，但也包含一些真的内容，它记述了太宗和他的名将李靖讨论的各种战略问题。［11］ 此书竟被塑造成一部与《贞观政要》形式相同的著作，以显示太宗在军事上也堪为楷模；这件事本身就突出了后世对他的特别崇拜之情。在后世人眼里，太宗朝文治武功并盛，既空前又绝后。

　　［1］　 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5年），第215页注9；松井秀一：《围绕拥立武后的问题》，载《北大史学》，9（1966年），第16页注48；岑仲勉：《唐史余渖》（北京， 1960年），第10—11页。

　　［2］ 《旧唐书》卷2第31页；《新唐书》，卷2第27页。

　　［3］ 关于承乾之失德，见《旧唐书》，卷76第2648—2649页；《资治通鉴》，卷196第6189—6190页。

　　［4］ 《资治通鉴》，卷194第6119页。

　　［5］ 《资治通鉴》，卷196第6174页。

　　［6］ 《旧唐书》，卷3第55、57页；《新唐书》，卷2第42、43页。

　　［7］ 《资治通鉴》，卷197第6193—6194页。

　　［8］ 孙国栋：《唐贞观永徽间党争试释》，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7（1965年），第39—49页。

　　［9］ 《旧唐书》，卷65第2453页；《资治通鉴》，卷197第6206页。

　　［10］ 孙国栋：《唐贞观永徽间党争试释》，第46—50页；《旧唐书》，卷76第2666页。

　　［11］ 关于这部书，见彼得·A.布德伯格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古代中国的战争艺术——研究》（伯克莱，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