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道德经》、道家
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楚国人。他曾经担任周朝的史官——“守藏室之史”,负责管理藏书,因此见闻广博,熟悉典章制度。据说孔子还屈尊向他请教“周礼”,可见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由于对周朝丧失信心,对世事感到厌倦,便西行出关,到西部山中寻求清静解脱。
他应关令尹之请,把他的思想写成《道德经》(即《老子》)。这篇文字简略含义晦涩的文章,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开篇第一句话就令人费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凡是可以言说出来的道,不是亘古不变的道;凡是可以标注出来的名,不是亘古不变的名。他不但把“道”说得尽善尽美,而且把远古先民的原始生活理想化。他认为,用结绳记事而不是用文字,那种极乐无知的生活远比现在美好。他针对当时社会变革的“有为”,鼓吹“无为”,即无所作为。他认为任何社会进步都会招致祸乱,生产发展会增长人们的贪欲,而贪欲是争斗的根源;文化提高会增长人们的智慧,而智慧是争斗的工具。因此他主张回到没有文明的时代,回到浑浑噩噩的“小国寡民”世界,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无为”状态。这显然是一种对现实绝望的复古主义。
胡适1954年在台湾大学演讲,认为老子提倡的是“无政府主义”。他说,老子主张“天道”,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认为用不着政府;如其有政府,最好是无为、放任、不干涉,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想;有政府等于没有政府;如果非要有政府不可,就是无为而治。显然,老子对于当时的政府很不满意,所以说了这样的话:“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意思是说,人民之所以饥饿,是因为政府征税太多,所以饥饿;人民之所以难统治,是因为政府太想有所作为,所以难统治。
令人惊叹的是,这种消极无为的思想,用一种充满哲学思辨的方式陈述出来,闪烁着炫目的火花。他指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如正与奇、福与祸、刚与柔、强与弱、多与少、上与下、先与后、实与虚、智与愚、巧与拙。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就是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也就是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西方哲学的热门话题:“世界从何而来?”老子的《道德经》有这样精彩的解答:“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老子看来,“无”比“有”更加根本,“无”是天下万物的根源,“无”就是他反复论述的“道”。
老子说:“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有一种在天地之前生成的东西,它寂然不动,寥然空虚;它独一无二,自古至今不改变,流行于万物而不倦怠;它产生天下一切,可以做天下一切之母。这就是“道”。被他阐述得如此深奥莫测的“道”,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深远影响,因此后人把他创立的学派称为道家。
比老子晚200年的庄子,发挥老子的思想,后人并称他们为“老庄”,成为道家的二巨头。庄子,名周,在宋国做过漆园吏,拒绝楚庄王的聘请,过着隐居生活。他把老子的深奥哲理用生动的寓言表述出来,率性、适己、汪洋恣肆。他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源,世上本无事物,由道派生出天地、帝王,派生出一切事物,以及它们的真伪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世俗的见解,如儒家、墨家所宣扬的是非,都只是相对的是非,相对的是非不能作为绝对判断的标准。“道”是变幻不定的,分什么彼此,分什么是非?不如浑浑沌沌,一切听其自然。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主张无己、无名、无功,甚至忘记自身的存在,达到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也就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无差别境界”。
具体到对于历史的看法,庄子和老子一样,都有一种今不如昔的史观。庄子说:黄帝治理天下,“使民心一”;尧治理天下,“使民心亲”;舜治理天下,“使民心竞”;禹治理天下,“使民心变”,结果导致“天下大骇”。在他看来,夏禹时代显然比不上黄帝时代,也比不上尧舜时代。
不过庄子自有他的魅力,道家学说的相对性、神秘性,在他那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是,庄子梦为蝴蝶,醒来后,竟然不知自己是梦为蝴蝶的庄子,还是梦为庄子的蝴蝶?
请看庄子的名言: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该来之时,人们应时而生;该去之时,人们顺理逝去。人们的生死顺时应势,就不会因此而忽喜忽悲。)
——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天无所作为才清高,地无所作为才宁静。)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哪里懂得贪生不是迷惑呢?我哪里懂得畏死不如后生之视死如归呢?……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就像白马飞驰着越过一条缝隙,转瞬即逝。)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后来被道教推崇为教主,因此,后世把道家与道教混为一谈。其实,两者之间不啻天壤之别。
3、老子、孔子与诸子百家
国史十六讲
樊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