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下:“胡蓝之狱”及开国规模

  朱元璋以一平头百姓出身,无倚无靠,奋起而得天下,古往今来大概只有汉高祖刘帮与他有得一比。其手下儒臣文士,言谈话语中,也多以汉高祖来“鼓励”老朱。李善长初入幕府,即对朱元璋讲:“汉高祖布衣之士,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业。朱公你生长濠州,距沛地不远,如取法汉高祖,天下不足定也!”有了这种“说法”,老朱要成为“汉高祖”就成为一种心理暗示,步步习刘邦,处处效汉高。

  首先是他在金陵建都一事,穷极壮丽,正是效当初萧何建末央宫之前例。未几,又迁江南十四万富户于中都,也是仿汉高祖时徙齐楚大户以实关中的事情。还有,就是封建子弟,本来“七国之乱”、“八王之乱”为封建王朝敲起了警钟,真“封建”之事渐行渐远,结果老朱在这一点仍旧效仿汉高祖,大封子弟为王,最终种下儿子燕王篡弑之祸。

  至于刘邦兔死狗烹诛韩信,杀彭希,老朱也有样学样,胡蓝之狱弄死四万多人,可谓青出蓝而甚于蓝也。

  狡兔已死狗当烹:胡蓝之狱

  朱皇帝诛杀功臣,并非一般人印象中刚刚建立明朝就大开杀戒。明朝甫立,天下未定,屠刀首举之时,当为洪武十三年开始对宰相胡惟庸的下手,而当时之事,胡惟庸确有谋逆之心,论理该杀,同诛者也不过陈宁等几个大臣。所谓“胡党”大狱,则是十年之后的事情,族诛三万多人。过了三年,朱元璋又兴“蓝党之狱”,借诛蓝王之名,族诛一万五千多人。由此,功臣宿将,芟夷几尽。胡惟庸阴险,当杀,蓝王跋扈,也该死,至于株连的数万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老朱借题发挥牵扯上的。他们都比窦娥还冤。而且,诛死的四万多人,不是后人牵凿附会瞎添数,当时的官方文件《昭示奸党录》(胡案)、《逆臣录》(蓝案)记载得清清楚楚,所以数字方面没有一点夸大。好在历史是“后人”写的,蓝玉等人并未入《明史》逆臣传,倒是胡惟庸名列《奸臣传》第一的位置。

  明朝一代,有“丞相”之名的,只有四个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但徐达只是挂荣衔,真正理过事的只有三个文臣。

  胡惟庸乃定远人,在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和州时即来帐下投附。这样一个村学究,很快就成为老朱幕府笔杆子。早年,胡惟庸遭遇也一般,最多做到宁国知县、吉安通判此类的下级官员。由于善敛财,知道买官的门径,他向当时深受朱元璋信任的李善长献上黄金二百两,才能在吴元年进入“中央”当上了太常卿(礼部主事)。坐直升飞机入京,凡事就好办多了,机会也日益增多。为了巴结李善长,胡惟庸又把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两家成了亲家,更增添了家族势力。

  李善长作为朱元璋左右手,定榷盐、榷茶诸法,开铁治,定钱法,奏定官制,监修元史,规划明初开国的祭祀、爵赏、封建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居功甚伟,被朱皇帝誉之为“朕之萧何”,称为“真宰相”。但老李由于当权日久,遍引亲信于朝,老朱也日渐冷落于他。李善长知道急流勇退,称病退休。朱元璋念起旧情,还把女儿嫁给他儿子,并在洪武十三年又起复他,与外甥李文忠一起“总理中书省等军国大事”。

  李善长的丞相位置空出来后,朱元璋曾向刘基询问继任人的合适人选。当然,朱皇帝是自己提出人选,要刘基出主意拿捏。老朱首先认为杨宪合适,刘基与杨宪两人关系相当好,但他秉公直言:“杨宪有宰相之才,无宰相之器。当任宰相之人,当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能置身度外,杨宪没有这种器量。”老朱又提名汪广洋,刘基摇头:“他比杨宪差远了。”老朱又提名胡惟庸,刘基更是竭力反对,认定此人小牛不能拉大车。

  也甭说,胡惟庸虽然是“小牛”,在倾害人方面乃大老虎一个。他听说杨宪要入相的风声后,马上找到李善长,表示说这个山西人当了丞相,我们淮西人再不能当大官了。淮人集团在明初势力最大,乡里乡亲,文臣武将,遍列朝廷,里外上下一合手,果真最后把杨宪挤排得丢了性命,为朱皇帝所杀。杀了杨宪,加上李善长推举,胡惟庸“以曲谨当上(朱元璋)意,宠遇日盛”。洪武六年升为右相,未几又进左丞相。独相数年,老胡“生杀黜陟,或不奏(皇帝)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有)害已者(不利自己的奏章),辄匿不以闻。”于是,“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对此,大将军徐达曾向朱皇帝反映情况。胡惟庸阴险,用重利引诱徐达的门人想让他上告徐达谋反,结果门子反把胡惟庸托出,只不过朱皇帝当时没深究而已。

  另外,深恨刘基说过自己不能为相,胡惟庸又以为刘基治病为名,派医生携慢性毒药治死了刘基。刘基一死,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

  由于胡惟庸定远老家宅院的旧井中忽生石笋,“吉瑞”突现,又有人告诉他祖坟中好几个坟头“夜有火光炽天”,坟头冒烟,老胡以为是天降吉兆,“益喜自负”,忖度自己又要“进步”了。官至丞相,再“进步”就只能当皇帝了。恰巧,当时有明朝功臣吉安侯陆仲亨擅用公家驿传,平凉侯费聚嗜酒好色,均为朱元璋节责重谴,胡惟庸看中二人戆勇无谋,便吓唬二人早晚会被正法。二人大惧,哀求老胡出主意。胡惟庸便让二人在外收集军马,以备“急用”。同时,他又在朝中与陈宁勾结,阅示天下军马图籍,很想把明朝取而代之。

  为了成事,老胡还托李善长的弟弟、时任太仆寺丞的李存义说动老李也入伙。估计当时并未明说,李善长年老,也装糊涂,“依违其间”,其实是“婉拒”。胡惟庸确是很“庸”,造反这么大事,竟然让这么多人知道,而真正起作用的禁卫军军官他一个也没争取到,反而大老远派人携书向元顺帝儿子远在沙漠的旧元太子称臣,还派明州卫指挥林贤从海道借倭兵准备里应外合。甭说,林贤从日本还真“借”来了四百倭奴兵,按原计划,这些人准备在充当贡使随从时趁觐见之时行刺朱皇帝。具体方法是:贡使在大殿上奉巨烛,里面事先装填了火药和刀剑。试点时,巨大的蜡烛放出的不是芳香而是烟雾和刀剑,贡使趁机操兵,在殿上杀掉皇帝。结果,当这批日本矬子坐船抵达南京时,胡惟庸已经被杀,四百矬子刚上岸就被铁棍打翻,一齐押往云南深山老林去“劳改”。如果现在到云南旅游,看见有哪些人个子矮脸大肉多罗圈腿,没准是这四百倭人的后代。

  胡惟康太自得,本来没着急动手,他一是想趁朱元璋外出巡视时动手,二是想等林贤与倭使朝见时行刺,但是,几件小事,让他狗急跳墙,不得不匆忙布置。其一,占城国入贡,胡惟庸未及时报告,朱元璋怪罪下来,他又转嫁责任,惹起老朱愤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其二,朱皇帝推究刘基死因,赐死汪广洋;其三,胡惟庸儿子乘马车遇“车祸”而死,老胡怪罪车夫,一刀把人砍了,朱元璋闻之愤怒,让他“偿命”。

  数事相加,胡惟庸越想越怕,对左右说:“主上任意杀掉有功大臣,我可能也不免。同样是死,不如先发,以免寂寂受戮!”

  未等胡惟庸动手,本来与他一伙的御史中丞涂节关键时刻害怕,主动上变,在洪武十二年底向朱元璋告发了老胡。他的一个同事,同为中丞的商嵩由于被胡惟庸贬为中书省小吏,怀恨在心,也向皇帝汇报老胡的“阴事”,并涉及到御史大夫陈宁和最早上告的中丞涂节。朱元璋大怒,立刻逮捕胡惟庸等人审讯。御史大夫陈宁很早因文字才气为朱元璋任用,但“性特严刻”,在苏州任地方官时为催赋烧铁烙人,人称“陈烙铁”。入京为御史后,益加严苛,连朱元璋都数次责称他。陈宁儿子劝其收敛,他竟然操起大棒把儿子活活打死。朱元璋闻讯,深恶其杀子之举,说:“陈宁对儿子如此,心中怎能有君父!”闻皇帝此言,陈宁心惧,故而串通胡惟庸谋反。

  据《明通记》记载: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诡言其府中水井出醴泉,邀朱皇帝临幸。驾出西华门,有一太监云奇驰马冲驾,因气勃口不能言,比比划划。朱元璋怒其不敬,令左右乱棒击打,把云奇胳膊都打断,几乎当场打死,但英勇的云宦者仍然指划胡惟庸宅院做刀砍状。“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胡家),(见)藏兵复壁间,刀槊林立。(帝)即发羽林(军)掩捕。”此记乃小说家语,老朱半老头子,又没望远镜,不可能在宫城上看得见胡惟庸家中的情形。实际情况是,涂节上告,加上商嵩上告,他派人逮捕胡惟庸,自然一审即清。

  案子定结,胡惟庸、陈宁,包括首先上变的涂节,皆拉入集市碎剐,族诛诸人,并杀老胡党羽、僚属以及一切与胡惟庸有关系的人(包括向他送过书画签过名的几个文人画家),共一万五千余人。名单中还有大文豪宋濂。由于他孙子与胡惟庸相识,不仅孙子被杀掉,连累得已经退休的老宋被械送入京要挨刀。幸亏马皇后解劝,言宋濂曾为诸王老师,又不知谋反事,被从轻发落流放茂州,但中途病累而死。

  当时,群臣认为李善长知情不告,也应加罪,朱皇帝还装宽容仁义,说:“朕初起兵时,李善长即谒军门,称‘有天有日矣’,是时朕二十七,善长年四十一,所言多合我意,赞画献谋,劳苦实多。陆仲亨年十七,父母俱亡,恐为乱兵所掠,持一斗麦藏于草间。朕见之,呼曰‘来’,立即从朕。既长,以功封侯,比皆吾初起时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

  但是,过了十年,老朱为诛除群臣,又旧事重提,不仅赐死李善长,又族灭李善长全家以及陆仲亨等人,滥杀两万多,“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

  李善长最冤,这位“萧何”不仅自己以古稀之年要上吊,三族被诛,只有当驸马的儿子李祺侥幸逃过一命。为此,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老李辩冤:

  “(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李)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李)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李)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李)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李)善长之子(李)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李)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李)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由于这封大才子解缙代笔的奏疏写得过于合情合理,杀人如麻的朱皇帝竟然没生气,不了了之。但字里行间也虚透这样一个消息。朱皇帝迷信,不过杀李善长避天灾罢了。大功臣如此待遇,老朱也忒狠了些。

  胡惟庸一案,除李善长、陈宁、涂节等人族诛以外,还有如下等功臣也牵涉入案被族诛:古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延安侯唐胜宗、南雄侯叶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申国公邓镇以及诸将丁玉、李伯升等人。这些人名,读明朝开国史的人一定觉得很眼熟,不错,千百战役中,为朱元璋出生入死的,皆是这些人及其子弟家属。

  再谈谈蓝玉一案。

  蓝玉与胡惟庸一样,也是定远人,乃明朝开国大功臣常遇春小舅子。此人长身赤面,仪表堂堂。是个勇略双全的大将材料。他最早录于常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后来,他跟从傅友德代蜀地,从徐达北征,与沐英一起定云南,功勋卓著。朱元璋册其女为自己的儿子蜀王为王妃。

  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又与大将冯胜北征残元军,在金山击降蒙古哈纳出二十万众,并顶替冯胜为大将军(冯胜在明开国功臣中名列第三,北伐大胜后,朱元璋借口他藏匿良马、向哈纳出老婆索求大珠异宝,诬之以罪,逮捕软禁于凤阳。诛蓝玉后两年,又下诏赐死于南京。)投降的哈纳出随傅友德征云南,中途病死。其子察罕倒霉,这位蒙古青年最后竟坐蓝玉案被诛。

  蓝玉屯兵蓟州,在洪武二十一年统大军十五万,深入漠北,在捕鱼儿海大败北元可汗脱古思帖木儿(元顺帝之孙),俘获蒙古王公、妃、公主、将校以及兵卒八万多人,脱古思帖木儿仅与数十人逃脱。不久,蓝玉又领兵破蒙古哈剌率军,获人畜六万余。还师后,得封凉国公。洪武二十二年,蓝玉督修四川城池;二十三年,蓝玉率军平灭施南、都匀等地土人造反;二十四年,蓝玉总七万兵马,定西番,平灭月鲁帖木儿之叛。

  功成还师,蓝玉被加衔为“太子太傅”。闻此,他怏怏不乐,说:“我的功劳难到不能当太师吗!”朱皇帝闻此,杀心大动。

  蓝玉身为大将军,的确比较跋扈,平时多养义子,乘势暴横。朝中御史按察,他也敢驱逐这些“纪检”人员。而且,俘获北元可汗妃子后,他也敢入帐强奸,使得元主妃子羞愧自杀。

  即使没有这些“过错”,以蓝玉的功劳和能力,他也逃不出一个“死”字。

  洪武二十六年春,锦衣卫指挥蒋献上告蓝玉“谋反”,蓝玉被逮捕。只要进了大牢,没罪也要有罪,据狱辞上记载:“蓝玉与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密谋为逆,将伺帝外出耕田举事。”这种“口供”,很可能都是屈打成招。

  据《明通鉴》记载,蓝玉征讨纳哈出回京后,对太子朱标曾报说:“我观燕王(朱棣)在北平,阴有不臣之心,殿下应该有所防备。”蓝玉之所以亲近太子,是因皇太子妃是常遇春女儿,蓝玉本人是常遇春小舅子,有这层关系,他自然倾向于太子一系。皇太子朱标天性孝友,自然不信,但燕王朱棣不久即得知蓝玉的一番说话。所以,朱标病死后,朱棣入朝,便意味深长地劝父皇“注意”蓝玉等人“尾大不掉”,“上(朱元璋)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数月而祸作。”

  朱元璋、朱棣一对巨阴父子,两人合计,任谁也活不了。

  蓝玉一案,族诛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被杀一万五千多人,“元功宿将,相继尽矣。”谋逆之罪一般都是碎剐凌迟处死,念及蓝玉与自己是儿女亲家,老朱心一软,宽大处理:碎剐改成剥皮。这样,刽子手把蓝大将军全须全尾整张人皮剥下来,算是留了全尸,并把人皮送往他女儿蜀王妃处“留念”。明末农民军攻破蜀王府,在王府祭堂发现了这件“文物”。

  要说朱皇帝真是天下大残忍人,洪武八年,杀德庆侯廖永忠(沉小明王那位爷);洪武十三年,鞭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十七年,杀临川侯胡美;二十五年,杀江夏周德兴;二十七年,赐死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以及颍国公傅友德;二十八年,赐死宋国公冯胜:所有这些人,均为明朝开国浴血奋战半生。至于文臣方面,老朱也不手软,李仕鲁谏言不要佞佛,被武士掼死阶下;叶伯巨谏言诸王分封太侈,被拷死狱中;王朴廷辩,老朱怒其“无礼”顶嘴,乱棍打死;张来硕谏止取已婚配的少女做宫女,被当廷割肉而死;茹太素进忠言,被拿下去砍头,等等。加上日后的“空印案”及“部恒案”,朱皇帝诛死文臣无数。四十年间,根据老朱自己审定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等统计,所记枭首、凌迟、族诛、剥皮、抽筋等共计一万多案,杀人上十万,以至于杀到后期连地方办事的官员都严重空缺,出现了罪官带枷坐堂办案理事的“奇迹”:倘使这些“犯官”不办事,政事就无人料理了。老朱不仅爱杀人,他还喜欢花样,不仅恢复了黥刺、劓刑,又新发明了去势、挑膝、抽筋、刷洗(不是洗澡,而是用竹批搓肉把人搓死)等新名目,极肆淫毒,以至于众官上朝前,皆象赴死一样和妻儿诀别,嘱托后事,惟恐上班就回不来了。晚上活命回家,阖家欢喜,庆幸又活一天!

  文臣武将中,第一功臣徐达在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最忌吃蒸鹅。老朱闻讯,特赐“蒸鹅”一只,徐达不敢不吃,跪在床上谢恩,撅着屁股一口一口吃完,不几日病发身死。据笔者揣测,蒸鹅不一定能吃发了把人吃死,只不过皇帝已明确表明了态度,不死,就“辜负”了朱皇帝,弄急了没准族诛。为保全宗族,老徐只能舍已救人,服毒药“按时”过去了。真正幸免于难的,只有主动交兵权的老朱儿时玩伴汤和以及老朱外甥李文忠。有传李文忠被老朱毒死,其实不是事实。所以,老朱臣下最“幸运”的,当属早先病死的常遇春和邓愈,二人死得是时候,不仅死后封王,后代也得保全,早死而得“福全”,悲哉!

  为此,清朝历史学家就发过感慨:

  “汉高(祖)诛戮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信)、彭(越)。至栾布则因谋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又征讨。其余萧(何)、曹(参)、绛(固勃)、灌(婴)等,方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独至明祖,藉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所以,以明太祖相较宋太祖,老赵“杯酒释兵权”,简直就是人间活菩萨!

  朱皇帝不仅诛杀文臣武将,还大兴文字狱,把元末明初的文人祸害得十死八九。由于他是个粗通文墨的小老粗,比不通文墨的大老粗更坏,咬文嚼字近乎变态:

  浙江林学亮进表有“作则垂定”、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福州林伯璟有“仪则天下”,桂林蒋质有“建中作则”,澧州孟清有“圣德作则”,都是替府署进贺表撰写的马屁辞,老朱多疑,认定“则”为“贼”,觉得这几个人是讥笑自己。杀,杀全家;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老朱认为“生”字讥讽自己为僧,杀;怀庆府吕睿有“遥瞻帝扉”,老朱以“扉”为“非”,想远看老子的“不是”,杀;亳州林云有“式君父以班爵禄”,老朱认为“式”有“弑”音,杀;尉氏县许元有“藻饰太平”,老朱认为讥讽本朝“早失太平”,杀;德安府吴宪,有“天下有道”,老朱理会为“天下有盗”,杀;又有异域僧人学会汉语作诗显摆,诗中有句为“愚僧万里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卖弄典故,老朱拆字,“殊”字,“歹朱也”,称我为“坏老朱”,又言我“无德”,杀!

  老朱如此炽旺的杀心和疑心,只缘于其手下臣子一句提醒:“文人善讥讪,张九四请文人起名,儒生为其名曰‘张士诚’”。

  老朱当时还不明白,此名挺好呵。

  文臣解释,“《孟子》曰:士,诚小人也,儒士暗中讥讽,张士诚至死不知。”

  老朱闻言,疑心大起,故以此无厘头杀人百数,均是州郡高级知识分子。

  由此,文臣叶伯巨上书,称:“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追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差,不少顾惜。”这个章奏,极其实在地表现了当时的明朝朝廷,即不当官要被杀,当了官更挨杀,人人自危。

  叶伯巨上表后,也被逮入狱,折磨而死。

  惟一言事未见杀的,乃中书庶吉士解缙。老朱很喜欢这个才子,对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就父子,当知无不言。”有这圣谕,人精一样的解缙才上万言书,遍及时政,大略有以下内容: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

  ……

  近年以来,台纲不肃。以刑名轻重为能事,以问囚多寡为勋劳,甚非所以励清要、长风采也。御史纠弹,皆承密旨。每闻上有赦宥,则必故为执持。意谓如此,则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趋媚效劳之细术,陛下何不肝胆而镜照之哉?陛下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建不为君用之法,所谓取之尽锱铢;置朋奸倚法之条,所谓用之如泥沙。监生进士,经明行修,而多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趋,而或布于朝省。椎埋嚚悍之夫,阘茸下愚之辈。朝捐刀镊,暮拥冠裳。左弃筐箧,右绾组符。是故贤者羞为之等列,庸人悉习其风流。以贪婪苟免为得计,以廉洁受刑为饰辞。出于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于刑部者无枉直之判。

  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这是最费功夫的拍马屁)。

  陛下天资至高,合于道微。神怪妄诞,臣知陛下洞瞩之矣。然犹不免所谓神道设教者,臣谓不必然也。一统之舆图已定矣,一时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慴矣。天无变灾,民无患害。圣躬康宁,圣子圣孙继继绳绳。所谓得真符者矣。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谕众以神仙为征应也哉。

  夫罪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连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伪书。今之为善者妻子未必蒙荣,有过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此风化之所由也。……

  解缙虽对朱元璋当时政事多所指摘,但出发点是一个“忠”字,并把一切的一切皆归罪于“臣下乏忠良”,而非“陛下任喜怒为生杀”,因此,表疏一上,老朱连连称道,赏观不已,大叫“才子,才子”。解缙小骂大帮忙,说得痛快。

  后来,解缙入兵部找人干事,言语傲慢,为人所告,老朱便对来京朝见的解缙父亲说:“大器晚成,你带你儿子回家,十年后再来,朕将大用。”结果,八年后老朱就崩了,官迷解缙猪颠疯一样入京哭吊,被言官弹劾其违制,不守母丧,置九十老父于家不顾,贬为河州卫吏。建文帝待其不错,免责免罚,召为翰林待诏。结果,朱棣篡国,解缙一马当先迎侯这位燕王,大受信用,擢为侍读,以文渊阁阁臣的身份参预机务。而后,解缙得罪了明成祖朱棣的儿子汉王,被诬称私谒皇太子。朱棣大怒,把解缙逮捕,下诏狱拷打,一关就是五年。最终,解才子被锦衣卫埋于雪中窒息而死。可见,老朱皇帝心中惟一的“忠臣”,还是这种急功近利、人品不好的解缙。

  朱皇帝还首设“锦衣卫”,布置“检校”于各级部门,大行特务政治,这些手段最终为其子朱棣发扬光大,立“东厂”,荼毒忠良,惨不忍言。而且,老朱首先破除“刑不上大夫”的古制,大兴廷杖之风,有事没事就在上朝时把大臣活活打死,摧残士气,前所未有。

  说了朱皇帝这么多“坏事”,也该说点他的“好事”。

  “明(朝)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其开国规模,盛运弘略,可谓一代大有为君王,有心之人,可细观明史中《食货志》、《刑法志》、《职言志》等内容,进行了诸多的制度“创新”。特别是衣冠语言方面,明太祖也力挽狂澜,破百年胡风胡俗,一返中华之风: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垂髻,深襜胡俗。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紬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明太祖实录》卷三)

  此外,明初贡举制度大有可称道处,国学中培养了大批的政治人才,隆于唐宋。在沿袭元朝政治体制基础上,朱皇帝惩元朝权臣之乱,削弱相权,并以胡惟庸之乱为借口最终取消了宰相制度,把中书省六部之权全收于皇帝自己手中。(此举有利必有害,最终害大于利,造成君主绝对独裁)他还在洪武九年撤销“行中书省”,把地方大权一分为三,以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名官员分管行政、司法、军事,取消了从前行省参知政事大权独揽的局面,更利于中央集权。而且,军事方面的“卫所”制度,也是一种创新,深得唐朝府兵制度的优异传统和精髓。

  老朱出身贫民,最恨官吏贪污,他在这方面下手很狠,力度很大,剥皮抽筋,以惩贪官。严刑峻法之下,明初地方和中央政府吏治澄清,官员治理各方面讲确实比较清明。此外,老朱又刻铁牌于内宫,严禁宦官干政,违者必斩(此牌在宣德年间由太监王振派人盗毁)。

  可笑的是,明太祖防阉最严,而明代阉祸最烈,这是老朱始料不及的。

  老朱皇帝杀人,动辄以数十万人计,不想在此赘言。笔者撷取他亲自编纂的《大诰》中一则细事,来彰显这位变态君主那种猫玩耗子的残虐。皇帝诛杀大臣,屠戮功臣家属,历史上不乏事例。但是,一位九位之尊的帝王亲自审讯、刑求一个集市上面普通卖药的郎中,几乎是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

  事情大概原由是这样:锦衣卫监者有个厨子叫王宗,因犯小错,怕事发后被杀头,就让家人到卖药郎中王允坚处买一付毒药准备自杀。王允坚“即时卖与(王宗家属)”。从法理上讲,王允坚并非是故意想毒死别人性命,他所做之药无非是砒霜巴豆一类的大路货,有可能是可使老病难医之人“安乐死”的良药。不幸的是,王郎中生活在朱元璋的年代,出售毒药,本身就是必死的罪过。如果按罪杀头,杀了也就杀了。老朱阴暗心理发作,非要亲自鞠审这位倒霉的卖药郎中。

  王允坚被押入内廷宫殿,已经吓得半死。老朱高坐于御座之上,喝令王允坚吞服自己制作的卖给厨子家属的毒药。“(王允坚)本人持药在手,颜色为之变,其态忧惊,犹豫未吞,久之乃服。”

  见王郎中吃下毒药后,朱元璋问:“此药用何料制成?”

  王允坚:“砒霜巴豆为主,以饭粘之成丸,裹以朱砂”。

  朱元璋:“服后多久人会死?”

  王允坚:“半天光景”。言毕,这位郎中泪下如雨。

  老朱见状,狰狞一笑,问:“尔何以如此过凄凉之感?是怕死?还是眷恋妻子儿女?”

  王允坚:“我一子在军队做事,一子出门在外,临死不见二人,所以心内生悲(原来他还是“军属”)。

  朱元璋接着问:“此毒可以解吗?”

  王允坚:“可以。”

  问:“何物可解?”

  答:“凉水,生豆汁,熟豆汤,可以解毒。”

  老朱也懂些医理,说:“此解不快,何法可以快解药毒?”

  王允坚说:“粪清插凉水”。

  老朱大眼珠子滴溜乱转,马上派人取来凉水半碗,又用蛋壳装来粪清,放置于一旁。但他并非马上给王允坚解毒,而是煞有兴趣地等待这位卖药郎中腹中毒性发作,欣赏他倍受折磨的惨状。

  果然,药性发作,王允坚在地上辗转呻吟,浑身上下抓挠,不停用手抚肚腹,眼神张惶。

  朱元璋很愁闲地从御座踱下,站在王允坚身边问:“毒发时什么感受?”

  王允坚边喘息边回答:“五脏不宁,心热血升。”

  老朱又问:“这种毒药入体,伤摧哪种经络?”

  王允坚汗如雨下,腹如刀绞,一边打滚一边回答:“五脏先坏,毙命后,全身发黑。”

  朱元璋抚须微笑,又问:“几时可解,过多久不可解?”

  王允坚几乎说不出话,被锦衣卫兵士猛踹一脚,挣扎回答:“过了三个时辰,就不能用解药救治了……”

  欣赏毕王允坚中毒打滚全过程,朱元璋十分满意。终于,他命人把解药灌入这位郎中的腹中。

  卫士把王允坚拖下殿,放在廷院。老朱神闲气定,远观这位倒霉蛋上吐下泻、捶胸揉腹,上下数窍在那里排山倒海一样“排毒”。

  最终,“人复如初”,啥事都没有,毒性已解,又成好人一个。

  朱元璋冷笑一声,下令:“押入死牢,明早闹市,枭首示众!”

  折腾半天,这位卖药郎中仍然逃不出一个死字。

  日理万机之余,朱皇帝能抽出数个时辰观看“医学试验”,不说明别的,只能说明这个人极其残忍、阴暗。为此,他还津津乐道,编入法律笔记一样的《大诰》。

  《大诰》里洋洋大观,全文皆以“朕”第一人称记录,娓娓而谈,语言十分口语化。老朱的目的就是让他统治下的“人民群众”皆能读懂。

  时过数百年,我们掀开发黄变脆的书页,仍觉冷气森森,骇人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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