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战国时期楚国文化的重大成就

　　一、毛笔、竹简与帛书

　　春秋末至战国后，楚文字数量多，书写流畅，与毛笔的创制使用是分不开的。西晋崔豹《古今注》说：“秦吞六国，灭前代之美，故蒙恬得称于时。蒙恬造笔，即秦笔耳。”“蒙恬造笔”故事流传至今，无人不晓。事实上，早在蒙恬之前，楚人就已能造笔，并用毛笔书写了。从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湖北、湖南、安徽各地楚墓出土的竹简、帛书、帛画、漆器图案，都是用毛笔书写和描绘的。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战国中期楚墓出土了毛笔和竹片、钢削刀、小竹筒，后三者显然是和毛笔配套使用的。1957年信阳战国中期楚墓出土了一件文具箱，内装有毛笔和其他配套工具。由此可见，战国后，楚人已广泛使用毛笔了。

　　毛笔的使用，不仅使书写范围扩大(突破了原来甲骨文和铭文的局限性)、字数增多，而且在字体上亦有新的发展。当然，楚文字总体看与中原文字是一致的，但亦有自己的特色。如字体流利，或简或繁，比较随便，其字体结构、波势挑法，已具有“古隶”的特点，后来秦隶、汉隶，正是在楚字与其他地区文字的基础上吸收发展而成的。

　　楚地盛产竹，故楚人就地取材，对竹进行加工处理，成为人们书写最简便的材料，称为竹简。自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在长沙楚墓首批出土竹简后，在湖南其他地区，以及河南、湖北各地也先后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其中尤以江陵、荆门出土的竹简最多。大量竹简的出土，对研究楚国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早在1942年，在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中，就出土了一幅帛书。帛书共948字(缺94字)，有三篇，一为《四时》篇，二为《天象》篇，三为《月忌》篇李学勤《论楚帛书中的天象》(《湖南考古辑刊》1982年第1集)。

　　帛书，即为写在丝绸品上的文字，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我国最古老的缣帛文字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原品1945年流入美国，现国内所见的是帛书摄影件。

　　二、庄子思想

　　庄子(约前369-280年)，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一说今安徽蒙城)人，做过蒙地的管理漆园的小官。生活穷困潦倒，曾向监河侯(官名)借粮度日。他本来是宋国人，因公元前286年(楚顷襄王十三年)齐灭宋后，齐与魏、楚三分其地，蒙地属楚，故庄子为楚人。他往来于赵、魏各国间，与楚国关系较深，和楚威王、楚顷襄王都有往来。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楚威王闻其贤，派人请他任楚相(令尹)，庄子以“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为辞，坚决拒绝。

　　庄子著作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作，书名即称《庄子》。据《汉书·艺文志》说，《庄子》一书有52篇，现存只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计33篇。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著，外篇、杂篇为庄子后学著。因唐玄宗尊庄子为南华真人，故《庄子》又称《南华经》。内容丰富多彩，文字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故事形式，无论在哲学上或文学上，均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故历史上老庄并称，道家思想又称为老庄思想。

　　庄子的故国----宋国，与陈、郑、蔡等国一样，春秋后一直是晋、楚等大国争夺的中间地带，战争频仍，人民经受长期战乱的祸害。公元前318年(宋君偃十一年)，宋君偃自称为王，暴虐无道，诸侯皆曰“桀宋”，民众又在国内饱受压迫奴役之苦。庄子晚年，宋又亡国。庄子一生生活在如此多灾多难的国度里，客观的环境不可避免地给庄子思想铸成深深的烙印。

　　在宇宙观方面，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莫知其高，莫知其终”(同上。）这种超越感觉的道，却是世界万物的本源，“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同上)，否定了世界有神的主宰，具有泛神论的色彩。同时，庄子又进而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我即道，道即我，道就成为主观精神的东西。

　　庄子思想的可贵之处，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他认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气，即物质自然性，故其主观精神的道，是与客观自然的气分不开的。庄子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后否定天命观的思想，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气”(《庄子·知北游》。)，死，亦为客观自然的事，无君臣尊卑之别，这无异揭示了人的自然属性，否定了权贵奴役人民的合理性。他指出客观事物都是变化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庄子·秋水》。

　　客观事物的变化，则是由于矛盾双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庄子·则阳》。)]。庄子在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及其矛盾双方作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认为对立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无疑的，这都是庄子继承了老子朴素辩证法的积极一面，是老庄思想的精华所在。

　　但是，由于老子在肯定客观事物矛盾对立而相互转化的同时，却忽略了矛盾转化的条件和新旧质的区别，庄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却把朴素的辩证法进而引向了相对主义。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世界上没有是非、善恶、美丑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同上。）]双方都自以为是，而以对方为非，实际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庄子的这种相对主义必然导向怀疑主义，如“庄子梦为蝴蝶”，不知是庄周梦为蝴蝶，抑或是蝴蝶梦为庄周，形象地反映了这种认识论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庄子一生饱受战乱之苦，无法摆脱冷酷无情的现实，故对一切均持怀疑态度，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是“小国寡民”思想的典型表现。庄子的相对主义，固属唯心主义体系，但他觉察到了认识的相对性，指出了物质的不确定性，对后来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启迪作用的。

　　与“道法自然”观相联系的，庄子发展了老子社会政治学说，要求回到“浑沌”世界去，即所谓“至德之世”。他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异，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又说：“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至乐》。)可见庄子所向往的社会是没有阶级压迫和战争祸害的大同之世，这在当时固属幻想，但要求恢复“素朴”，即人的自然属性，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在人类思想政治史上是有深远影响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庄子对这种“至德之世”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说明，以致主张“绝圣弃知”、“掊斗折衡”，则是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

　　正是由于冷酷现实的无情，庄子在人生观方面又集中体现在所谓“逍遥游”，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他在《逍遥游》中说，大鹏的高飞，要有一定的条件，即“有待”，这不能算是绝对的自由；而要真正地达到自由，就要无条件的，即“无待”，这样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自由自在地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天地之间，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世界。能达到这样“无待”的人，才算是“至人”、“神人”或“圣人”。庄子的这种“逍遥游”的人生观，实质是企求摆脱现实烦恼的一种自我精神麻醉法，是典型的消极遁世思想，在当时社会现实中是有害的。但他既追求归本自然，否定天命观，摆脱人间的不平等，无疑为人的自我认识，提供了新的启示。

　　庄子思想丰富多彩，不愧为我国古代突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屈原思想

　　屈原的作品甚丰，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核定和王逸的注本，计25篇，包括《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1篇、《卜居》1篇、《渔父》1篇。又《招魂》、《大招》2篇，近人也有以为是屈原所作。这些作品，不仅是不朽的诗篇，也同时饱含着屈原丰富的哲学、政治思想。但由于他所作楚辞的影响极其深远，故其思想反而为后世所忽略。屈原的生活年代，正处于战国中后期激烈的争夺时期，故其思想与庄子一样，亦铸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其一，屈原生活的楚怀、顷襄王两代，正逢楚国由盛而衰的时期，国内矛盾重重，国外问题尖锐复杂，而国际形势总的趋势，则由大国纷争的局面逐步走向统一，这一特定的环境，对一个有深邃目光和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思想家来说，必须作出回答。其二，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经过长期的相互辩难和相互吸收的过程，在文化思想上亦渐呈融合与总结之势，故屈原的思想纷呈异彩，各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表现了其兼收并蓄、博大宽阔的胸怀。

　　屈原的哲学思想，基本承袭老庄，又兼采北宗稷下道家学说。我们知道，老子创道家学派之后，至战国后已逐渐演化成南宗和北宗。南宗，即庄子哲学；北宗，即稷下道家，其思想主要体现在《管子》中《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和《内业》等四篇。屈原的本体论就是兼采南、北宗的精气说。气化生万物，即所谓“化不易气”(《管子·内业》。)，这是道家气一元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的基本特征。但北宗又进一步提出精气说，认为“精”也是“气”，是“气”的更微小的东西，精气就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如《管子·内业》说：“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人是由“精”(气)和“形”(气)相结合而产生的，可见这是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然而他们又强调“精也者，气之精者也”，这种精气又是精神，是人的素质，包括道德和智慧一类的内在美，即所谓“神”或“道”。屈原是一位诗人，并无专述精气说，却以文学的手段委婉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显得更加细腻贴切。如他在《离骚》中吟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翳/鸟-羽]兮，溘埃风余上征。”这种“内美”和“中正”(道德)，实际上就是精气，它能使人离开尘世而上天。又如《远游》一诗，对精气说则作了更详尽的发挥。作者一开始就说：“悲时俗之迫[阝卮]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上浮”即“上征”，为什么不能上天云游，就是因为没有“上浮”的“托乘”，即精气。为什么没有精气?作者接着吟道：“遭沈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凄而增悲。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一是“遭沈浊而污秽”，精气因“污秽”而不愿进来；二是内部原有的精气，由于内心悲哀，“神倏忽而不反”，也都跑出去不复返了。怎么办?只有“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即经除污秽、净悲哀、虚静恬愉的修养，就能“时仿佛以遥见兮，精皎皎以往来”，从而复又”因气变而遂曾举兮”、“掩浮云而上征”了。可见，屈原的精气说与稷下道家学说一样，精气并非抽象的精神实体，而是细微飘忽不定的物质实体。从这点看，是唯物的，但又是模糊的，不彻底的，往往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利用。不过，作为一个诗人，屈原运用其精气说理论，开辟了浪漫主义创作的新途径，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则是有积极意义的。屈原在宇宙生成和天道观方面，也以“问天”(王逸《楚辞章句》认为屈原《天问》就是“问天”之意，因“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的形式，问而不答，以不答为答，对远古的神话传说作出了理性的反思。他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涉及到天地万物、人事代谢，无所不包，思想极其丰富。他大胆地怀疑和否认天命，公开质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观的光芒。

　　从唯物的天道观出发，屈原的历史观也充满着唯物主义的精神。他谴责夏启荒淫无道，“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楚辞·离骚》。）他指责周昭、穆王贪婪无度，不顾国事，“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他对楚国的历史也作出了理性的反思，指出“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余是胜”(《楚辞·天问》。)?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楚国衰亡的要害。

　　作为一位思想家，屈原在社会政治等领域方面，更立足于现实，探索真理，闪现出特异的光彩。他所处的是各国争相兼并、人民长期蒙受战争祸害而渴望和平的时代，故屈原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一样，也热烈希望结束战争、迎来大一统的局面。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要求楚国的君主能像尧舜禹汤文武那样，来完成一统寰宇的大业，“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楚辞·离骚》。）这正如司马迁所评论的那样：“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史记·屈原列传》。)这种“世事”，就是以古喻今，希望由自己的祖国来统一各国。屈原的这一思想与愿望，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表现了当时思想家所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屈原积极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现富国强兵。他在《离骚》中大量援引历史典故，希望楚国君主能像尧舜禹文武那样，任用贤能，公正无私，实行德政，以“苟得用此下土”，享有土地，治理天下。他以伊尹、彭咸等人自许，决心为实现这种“美政”而奋斗终生，即使不能实现，亦“将从彭咸之所居”，死而无悔。对外积极倡导联齐抗秦，合纵以求自立图强。他不避辛劳，风尘仆仆，往来于齐、楚间，为合纵抗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屈原不仅是一位提出了“美政”方案的政治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导乎先路”奋斗决心的实践者。

　　屈原生活在“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时代，各国国君和权贵争相招揽士人为自己效劳，故礼贤下士蔚然成风。自孔子起，及至后来的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待贾而沽”，奔走他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屈原则不同，他执着地眷恋祖国，至死也不愿离开祖国一步。他在《离骚》、《哀郢》、《抽思》等篇中，热烈地表达了念祖忠君爱国恋乡之情，至今催人泪下。如：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招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背夏浦而西见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至月与列星。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抽思》)

　　更可贵的是，屈原的念祖忠君爱国恋乡与恤民思想是密切相联的，如“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应该指出，屈原的这种念祖忠君爱国恋乡恤民之情，构成了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对我国人民传统爱国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屈原不愧为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伟大奠基者和光辉的典范。

　　屈原在处世态度上，也充满了积极向上精神，表现出了敢于斗争的高贵品质。他的诸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等名句，至今仍感人心怀，激励人们不畏邪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真理而奋斗不息。屈原的这种积极处世态度，是他的朴素唯物观与爱国爱民思想的直接表现，与道家的遁世思想、儒家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孟子·公孙丑》。)的态度是不同的，无疑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四、农家许行思想

　　许行(约前390-215年间)，楚人，与孟子同时，是战国时期农家的代表人物。据《孟子·滕文公上》载，孟子在滕国时，许行偕弟子数十人亦自楚至滕。他与孟子不同，不求高官厚禄，只要求滕文公给一块土地，从事耕种。滕文公允诺，许行于是与其徒数十人，穿着麻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儒家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陈辛自宋来到滕，“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可见许行倡导的农家学说，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其徒众多，连儒家门徒也弃儒而改拜许行为师。

　　许行思想，主要见于《孟子·滕文公上》。它记载说：“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歹食]而治。今也滕有仓禀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可见许行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主张贤君要与民众并耕而食，一天朝夕两餐，要身体力行，为民办事。像滕君那样“仓禀府库”，“厉民而自养”，靠残酷剥削的手段压榨人民，养肥自己，这样的国君就算不上“贤君”，是人民所反对的。这是一种朴素的原始农业思想，保存了远古神农氏学说的精神，故许行号称为“有为神农之言者”。

　　许行从代表贫苦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的立场出发，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提出以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实行“市贾不二”的原则。《孟子·滕文公上》记陈相语：“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二，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显然，这是原始农业时期实行以物易物的交换，要求绝对的合理，杜绝伪劣与欺诈。

　　时至战国，作为楚国的思想家许行，仍倡导神农之说，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渊源和深刻的社会背景的。首先，炎、黄融合，神农之说早在江汉流域流传。“君民并耕”、“市贾不二”，历来成为传统德政和理想社会的准则而被广泛地传播和美化。特别是楚国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历程，当给许行以深刻的印象，故其承继神农氏学说与传统社会理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农家学派产生在楚国，当然就非偶然。其次，楚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不待贾而足”(《史记·货殖列传》)，这又直接导致原始农业思想的发展和理论化。同时，随着兼并战争和阶级分化的日趋激化，人们要求社会“均平”合理，反对剥削和压迫，这又使许行农家学说得以深入人心，为各地人民所向往。

　　许行农家思想是当时一种平均思想，他的主张也只是一种幻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他要求君民并耕、人人自食其力，与同时代儒家孟子所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在中国思想史上，自有其重要的价值。许行的“市贾不二”虽也属于不切实际的价格论，但却是当时农民对不法商人欺诈行为和苛刻盘剥的抗议，今天看来仍有它的积极性和合理性的一面。

　　五、吴起、荀子思想

　　吴起是战国初期政治家、军事家和法治代表人物。他逃奔到楚国后，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在楚国主持变法。公元前381年，因楚悼王病逝，吴起变法夭折，自己亦惨遭杀害。吴起在楚国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楚国情况了如指掌，故其变法措施是针对楚国国情的。他提出的“明法审令”、改革世袭制、分封制、打击旧贵族，就是为了强化以国君为首的封建统治权威，其结果也就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他深入指出楚国人少地多，命令权贵率族到边境到广大荒凉地区开荒生产，就是为了“以所不足，益所有余”，以发展社会生产，增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他倡导“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就是在思想领域中向旧意识形态、旧习俗开火，以确立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地位。作为法家吴起，他的光辉的法家思想，最终在楚国政治变革实践中得以完善，不能不刻上楚国思想的深刻烙印。

　　荀子(约前313-238年)，名况，字卿，赵国人。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楚上蔡人李斯是他的学生。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荀子年五十始游学于齐，时约公元前263年左右。《史记·春申君列传》载，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春申君黄歇以荀子为兰陵令，自此则居楚国，直至病逝。因此，荀子在齐约八年，在楚则约近二十年，故其著述，主要是在楚国兰陵完成的。

　　荀子历游居赵、燕、秦、齐、楚诸国，故其阅历广泛，对南北各家思想均有批判吸收，开始了先秦思想的大融合，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指出的那样：“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礻几]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这种思想上的大吸收大融合，正是政治上由大国纷争逐渐走向大一统的反映，表现出了一位大思想家政治敏锐性与思想成熟性的特质。荀子思想丰富，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成《荀子》一书，计33篇。在哲学上，他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批判了天命和鬼神述信学说，提出了著名的“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论断，认为自然运行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命》。）在认识论上，强调“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认为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在认识过程中，既强调感觉经验的重要性，又强调思维的重要作用，“形思而神往”(同上)，人能通过感官(“天官”)和大脑(心，亦即所谓“天君”)而认识世界。这样，荀子既纠正了墨子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作用，又批判了孟子强调“天君”认识事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在观察人的自然性方面，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提出了“性恶论”，即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为了去恶从善，必须“师法之化，礼义之道”，论证了“师法”与“礼义”的重要性。荀子的人性论，强调了善恶之分、性伪之分，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从这点看，则是唯心的。在政治上，荀子主张礼法兼冶、王霸并用，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的观点。在接受前人经验方面，荀子与正统儒家、道家不同，明确提出“法后王”思想。当然，这种“法后王”仍然含有“复古”思想，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效法周文、武王与周公之道，与儒家的“言必称尧舜”、道家的“小国寡民”乃至“浑沌”世界是不同的，是历史进化论的思想，对后期法家韩非、李斯等有深刻的影响。荀子的政治思想，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生机勃勃、力求建立全国封建统治的强烈愿望。

　　在经济上，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富民”与“仁政”思想，要求封建统治者实行“平政爱民”政策，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封建统治。他认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聚[佥欠]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荀子·王制》。)，反对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他从“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出发，主张“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流，以时禁发而不税”、“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同上。)，利农宽商，加强经济联系与物资交流。他还奉劝“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荀子·王制》。)，即在任何时候都要实行“开源节流”政策，以保证封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六、科学技术

　　战国时期，楚国科学技术得到广泛的发展和应用。

　　楚人天文知法历来渊博，战国时期，则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人为了对日、月和五大行星(水金火木土)的运行及其位置作系统的观测，将其附近恒星分为二十八片(区)，称之为二十八宿(星)。二十八宿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和其他世界文明古国天文学的重大发展(二十八宿体系，古印度、埃及和两河流域国家亦有。其中以中国和印度出现较早。)。

　　二十八宿名称，最早见于成书于战国末的《品氏春秋·圜道》：“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吕氏春秋·有始》叙述了自角至轸的二十八宿名称：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牵牛、婺女、虚、危、营室、东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东井、舆鬼、柳、七星、张、翼、轸。据《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载，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是战国中期的甘公和石申(《史记·天官书》将甘公、石申夫与楚唐昧并列为“昔之传天数者”，故可知为战国中期人。）石申，魏人；甘公，楚人，或在楚国从事天文学研究的天文学家(《史记·天官书》、《后汉书·天文志》说甘公是齐人；《史记·正义》引梁阮孝绪《七录》和《汉书·艺文志》说甘公是楚人；《史记·集解》引徐广说甘公“本是鲁人”。故可能原籍在鲁，后游历齐、楚，从事天文学研究。）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战国早期)出土了一件漆箱，箱盖上绘有二十八宿名称和青龙、白虎图案，可见楚国早在战国初就创立了二十八宿体系，充分证明楚人从事天文学研究长盛不衰。漆箱二十八宿名称与石申星名基本相同，与甘氏星名出入较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楚文化的异同及其融汇的趋势。

　　据《周礼·考工记》和《史记·天官书》载，可知我国古代把二十八宿平均分为东西南北四组，分别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蛇)来表示，称为“四象”。漆箱盖东西两侧分别绘有青龙、白虎，这是四象中的东西二象，南北二象可能由于画面的局限性，故未绘出。由此可知，二十八宿与四象的划分是紧密相联的，早在战国初，楚国就广泛流传了。

　　漆箱二十八宿中央，写有一个巨大的“斗”字，可见楚人重视对北斗星的观测，以“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史记·天官书》。）战国末楚国道家[曷鸟]冠子指出：“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曷鸟冠子·环流》。)反映了楚人在天文学领域中的传统成就。

　　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部《天文星象杂占》帛书，据研究，此帛书系战国时楚人所著(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帛书画有二十九幅名称、形状不同的彗星，是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详细描绘彗星不同形状的图，无疑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天文学研究资料。

　　《楚辞》的某些篇章，也留下了楚人有关天文学研究成就的记载。如屈原《天问》：“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圆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说宇宙阴阴暗暗，浑沌一片，阴阳二气，化生而成。天如圆盖，由八根柱子支撑着。宋玉《大言赋》：“方地为车，圆天为盖。”可见楚人的宇宙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盖天说”。又如《天问》：“羿焉[弓毕]日?乌焉解羽?”这里说的太阳有乌鸦，就是太阳出现的黑子现象。楚人积累起来的天文学知识是极其丰富的，诗人不过只是以艺术的手法反映出来罢了。

　　楚人数学在原有基础上，战国时又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83年底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初古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重要内容为《算数书》。此外，还出土了算筹等重要文物(《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年第1期)。据后德俊研究，墓主系楚人，汉初降汉，后“病免”在家，其《算数书》可能为楚人所撰，代表了楚国的数学水平(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算数书》是一部数学问题集，内容包括《分乘》、《增减》、《相乘》、《合分》等。其中《少广》一节，与成书于两汉间的《九章算术》(《九章算术》是西汉后数学研究的结晶，因它正式成书约于公元一世纪，故有的学者把它列为东汉初的数学著作。)的《少广》标题相同，内容亦大体相似。故《算数书》部分内容为《九章算术》所收进，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江陵张家山汉墓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

　　我国古代医药学的发展是很早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些医方，均大体流行于战国时期。其中出土的辛夷、花椒、杜衡、佩兰等中草药，在《楚辞》中亦有记载。出土的古尸(女)，手里紧握着两个绢包，内装有多种药物，大多味辛温。经对古尸的病理检查，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胆石病等疾病，故常服用此类药物。该墓时间约在公元前160年前后，离楚亡时间不久，故其时医药学当是承袭楚人的。1975年，江陵纪南城内凤凰山168号墓出土了一具西汉男尸，葬于公元前167年，比马王堆女尸略早。同时出土的有竹叶椒、姜等药物。经解剖，死者生前患有胆结石、血吸虫病等疾病，出土的中草药，可能是生前服用过的此一类药物。男尸出土时，皮肤肌肉等软组织尚有弹性，牙齿齐全而牢固，尸体历久不腐。其重要原因是内棺有约10万毫升含流化汞等成分的棺液，出土时呈绛红色。足见楚人既熟谙中草药知识，又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化学药物性能。此外，楚地由于气候温暖潮湿，楚人还喜爱佩带装有佩兰、香草等药物的香囊，枕睡装有辛夷、茅香的枕头，在室内用熏炉焚烧花椒等含有挥发油的香料，进行空气消毒。这是楚地的传统习俗，屈原在《楚辞·离骚》中就吟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长沙杨家湾楚墓出土的陶熏炉、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青铜熏杯，就是用作熏香消毒的。至今在两湖农村和城镇，每逢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挂上菖蒲和艾叶，做成小香囊佩带在孩子身上，以为避邪去秽、杀菌抗病。

　　七、文学艺术

　　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散文与诗歌。由于散文以《庄子》为代表，诗歌以屈原《离骚》及其他作品为代表，故两家合谓，人称“庄骚”(韩愈《昌黎集·进学解》：“下逮‘庄骚’，太史所录。”陆游亦有“闭门犹得读《庄》《骚》”诗句。）庄子作为一位博学的哲学家，不仅哲学、政治思想丰富多彩，而且文学艺术思想也很突出，甚至涉及到关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他崇尚自然，对“窃国者为诸侯”(《庄子·月去箧》。)不满，主张“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即能顺乎“道”，消除人间一切的罪恶现象。他强调“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庄子·庚桑楚》。，摒弃“人为”，赞美天然。他大声疾呼：“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庄子·秋水》。)他借“庖丁解牛”、“津人操舟”等故事，阐发了由“技”进入“道”、文学艺术创作进入“物化”境界，为后来文学艺术崇尚天然之美、创作应重意境等创作原则，奠定了思想基础。

　　战国时代诸子散文文辞生动，写作技巧成熟，各具特色，而其中尤以《庄子》最为突出。《庄子》一书，千奇百怪，“寓言十九”，变幻瑰玮，叙事以明理。如为了说明凡事顺其自然，追求“素朴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马蹄》篇中以马为例，说马以蹄践霜踏雪，举足能奔跑跳跃，这是马的本性。伯乐则力加驯化，削蹄烧烙，使马惨遭祸患，死亡大半，这样“残生损性”，就是破坏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又如《徐无鬼》篇中，叙一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郢人鼻端之垩尽去而鼻不伤，宋元君闻之，要匠石也为自己试试，匠石说：“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庄子以此说明自己失去了惠施，与匠石失去那位“郢人”一样，知遇已不存在，就没有交谈的对象了，只能作抱憾终生、知音难遇之感。像这样以寓言喻理的故事，比比皆是，无不逸趣横生，耐人寻味不已。寓言既为喻理，所以它与譬喻手法是紧密相联的。《庄子》一书，处处设譬，与寓言相映成趣，构成全书一大特色。如在《应帝王》中以“浑沌”喻纯真的万民，以“凿窍”喻扰民的政举。在《骈拇》中以鸭、鹤之腿长短不一，若接长或锯短，均会令其痛苦，比喻凡事应顺乎自然，切不可“残生损性”。其他如《则阳》中以蜗角触蛮喻诸侯争战、《养生主》中以庖丁解牛喻养生之道、《天道》中以轮扁斫轮喻读书之法等等，都贴切生动，意趣无穷。

　　《庄子》在语言艺术上也有它的独特风格，如卮言、重言、寓言(《庄子·寓言》。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说：“寓言是借叙外物以论本意，托他事以寓己言；重言是借古人之语以证本意，引长者之语以明己言；卮言是随文生发以见本意，自然天成以衍己言。”并用，“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氵光]洋自恣以适己”(《史记·老子庄子列传》)，想像怪异奇特，描绘细致入微，虚虚实实，千变万化，层出不穷。在笔法上和《老子》一样多用韵，使文章声调铿锵，音韵和谐，充满了诗歌味和节秦感。如《[月去]箧》：“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又如《天道》：“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其他如《逍遥游》、《德充符》等篇，无不全篇押韵，错落有致，一气呵成，流畅生动。

　　《庄子》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也同时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鲁迅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全集》第8卷，第270页。)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楚国的诗歌源远流长，至战国中后期，大诗人屈原在楚国诗歌的基础上，与哲学思想一样，融南北夷夏之交，创造出一种新的骚体诗歌----楚辞。“楚辞”一名，秦汉间已出现，至刘向收屈原及其后学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集，从此，《楚辞》就成为楚国诗歌总集的名称。东汉王逸为此作注，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由于《楚辞》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宋人黄伯思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诗2400多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列传》。)班固解为遭忧，王逸解为别愁，说法虽不同，意思却相通。“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汉书·司马迁传》）。可见《离骚》大约是作者在楚怀王时期受谗被贬离郢都时所作。由于其时君昏臣奸，政治腐败，国势日颓，故诗人思前顾后，感慨万分，一方面尖锐地抨击了权贵的腐朽没落和苟且偷安行为；另一方面又阐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贞。全诗洋溢着诗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奉献精神、真挚执着的念祖爱国忠君恋乡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不畏邪恶势力、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离骚》在艺术上也具有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在采用夸张手法与比兴手法，是积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杰作。由于它开创了楚辞创作的新途径，奠定了楚辞的历史地位，故后人称楚辞为“骚”，称屈原诗歌为“屈骚”。从此，“风骚”(屈原的《离骚》和《诗经》中的《国风》，系我国古代的重要作品，故“风骚”并称，代表《诗经》和《楚辞》。并行，对后代文学影响深远。

　　《九章》包括屈原的九篇诗歌，即《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其内容主要反映了作者两次被放逐的经历、处境和苦闷悲愤的心情，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腐朽没落政治的极度痛恨。但题名非作者自定，而是后人辑录在一起的。《九章》的思想内容与《离骚》相近，但其文笔则比较朴素，多运用白描手法，感情炽烈，多直抒胸臆，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此外，《远游》、《卜居》、《渔父》亦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眷恋之情和坚持真理、忠贞不屈之志。故其思想内容与《离骚》、《九章》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否为屈原作品，历来多有疑问，一般以为是熟知屈原身世的楚人所作。

　　《天问》是屈原又一首长诗，计370多句、1500多字。这里的“天”，不单指自然界，也包括人类社会。故其所问，涉及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与现实诸多方面，充分体现了楚文化的兼收并蓄和博大精深的特点。通篇诘问，但问而不答，基本上为四言诗，但间或有五、六、七字一句，参差错落，跌宕有致。

　　《九歌》本是古代的乐曲，在楚国早已流传。屈原所作的这组诗歌是借用这一曲名。王逸认为，《九歌》作于沆、湘之间，这一带民俗信鬼神，喜祭祀，祭祀时必奏乐歌舞以娱乐鬼神，屈原放逐江南时仿这种祭歌形式创作而成(近来多有学者认为屈原作于放逐之前，以供祭祀之用。）《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除末篇《礼魂》是送神曲外，其余每篇祭一神(闻一多、郑振铎等认为，首篇《东皇太一》为迎神曲。见黄寿棋、梅相生《楚辞全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1版)。

　　所祭鬼神，包括天神、 地祗和人鬼三类。《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故屈原笔下的《九歌》，是楚人崇尚巫术之风的直接反映，表现了楚国原始的巫术宗教活动长盛不衰。《九歌》想像丰富，语言精美，充满浪漫气息，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

　　另外，《招魂》、《大招》两篇 作者是谁，说法不一。前者，司马迁归为屈原作品，王逸则认为宋玉所作。所招之魂，说法亦不一，除说宋玉招屈原魂外，还有屈原招楚怀王魂和屈原招自己生魂两说。后者，有说作者是屈原，亦有说作者是景差。

　　招魂是楚国巫术宗教活动的一种形式。《招魂》想像奇特，铺张丰富，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极其完美，是一篇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大招》也是招魂词，所招之魂，有说是屈原招自己生魂，有说是景差招屈原之魂。其结构、写法亦与《招魂》相似。

　　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诗篇光彩照人，开辟了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创作的新时代。他独辟蹊径，兼收并蓄，吸收民间诗歌形式，创造了句法参差灵活的新体裁。他广泛地吸收了民间丰富的神话传说，发展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他承继和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寄情于物”、“托物以讽”，富有艺术感染力，所比之物也更具有美学价值。屈原无论从思想品格到创作方法，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史记·屈原列传》。)

　　李白在《江中吟》吟道：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鲁迅在论及《诗经》与《楚辞》时，称后者：

　　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儒文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见《鲁迅全集》第9册。)

　　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列传》。)

　　宋玉，鄢(今湖北宜城)人，生卒年不详，王逸说他是屈原的弟子。他深受屈原影响，是著名的楚辞作家，后人常以“屈宋”并称。其作可信的是《九辩》(《汉书·艺文志》记载宋玉之赋十六篇，不可考。《古文苑》载有宋玉赋六篇，系伪作。《文选》载有宋玉作品五篇，亦有学者认为是后人假托之词。现在流传下来的《九辩》，则公认为宋玉所作。

　　《九辩》模仿《离骚》而作，是一首自叙性的长篇抒情诗。该诗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凄凉。句法灵活自由，字数增加，加强了诗歌的节奏感。《九辩》的这一模仿《离骚》写作，而又富有艺术创作特色，对后世文学亦产生了一定影响。

　　唐勒、景差当也是屈原之后的楚辞作者。但他们生平不详，作品也早已失传了。前述《大招》一篇，是屈原作，抑或是景差作，王逸也说“疑不能明也”，作者是谁，难以确定。

　　荀子不仅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荀子》一书论理透彻，层次清晰，行文精炼，辞采缤纷，论点明确，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论说文。但作为一位文学家，其真正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则是《成相篇》和《赋篇》。《成相篇》是运用通俗文学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借助民间喜闻乐见的曲调来传播政治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赋篇》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赋”名篇的作品，成为后世赋体的直接源头。荀子在楚国从事写作，无疑广泛地吸收楚国民歌的养料，这是荀子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篇末附《[亻危]诗》二首，颇似屈原辞赋中的格调，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故荀子与屈原被誉为辞赋之祖。

　　战国时期，楚国艺术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音乐、舞蹈、绘画与雕刻等方面。

　　据屈原《九歌》与《大招》等所载 ，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竹/虎]]、排箫等。这些乐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战国楚墓出土的乐器实物得到了印证。

　　钟(编钟)，出土完整的有三套，即湖北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一套计65件(战国早期)、擂鼓墩2号墓出土一套计36件(战国中期)和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一套计13件(战国中期)。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中外闻名的擂鼓墩1号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B05A?外，其余均可供演奏。这64件，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件。钟的截面为合瓦形，如同诸夏，但与古代欧洲、印度的钟截面作正圆形不同。合瓦形钟，铣边有棱，对声振动起着制约作用，声音衰减较快，所以能编列成组，作为旋律乐器使用。欧洲和印度的钟，声音衰减较慢，仅能作节奏乐器使用。这是中国古代(包括楚国)的钟的特点，至今仍为人们所欣赏。

　　钟与钟钧附件及钟架上，均有铭文，共2800多字。铭文记录了曾、楚和华夏各国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相互对应关系。每件钟都标有音阶名，只要准确敲击，便能发出与铭文相符的乐音。它以姑洗律为基调(相当现代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音域宽达五个半八度，中间三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演秦多种乐曲，音色优美和谐，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有十二个半音的乐器(《曾侯乙编钟的复制研究》(湖北省博物馆编，1984.9)。

　　磬(编磬)通常与编钟并出，在曾、楚墓中均有出土，其中亦以擂鼓墩1号墓所出的一套为最好。原有32件，至今完好的只9件。编磬亦有铭文，现残存的有600余字。钟铭与磬铭内容相通，为研究先秦乐律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张正明《楚文化史》。）鼓，是楚国民间祀神所用的主要乐器。如屈原《九歌》所载，巫合着鼓点，边歌边舞，以娱乐鬼神。荀子《成相篇》包括三首歌，每首开场的第一句“请成相”，就是请准备打鼓而歌唱的意思。故“相”即鼓，“相如鼓，可以手拍之”(朱师辙《答杜国庠论〈成相篇〉很象凤阳花鼓词书》(见《杜国庠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三联书店，1955年版)。

　　实际上，在王室和贵族家室中，鼓也是重要的乐器。现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战国时期各地楚墓出土的鼓很多，是继钟、磬之后最有特色的楚国乐器之一。鼓可分四类：悬鼓、手鼓、建鼓与鹿鼓(张正明《楚文化史》。）悬鼓中以虎座鸟(凤)架最多，多见于江陵战国楚墓中出土。它不仅是乐器，也同时是珍贵的艺术品。虎座立凤，鼓悬两凤之间，凤翘首昂望，虎匍伏在地，倾力负重，三者构成和谐的立体形象美。

　　瑟，春秋中晚期，湖北当阳、长沙等地楚墓中就有出土，战国时期，江陵雨台山、拍马山和当阳、鄂城、长沙、擂鼓墩1号墓都有出土。有23弦、24弦、25弦的不一。

　　竽，长沙浏城桥、江陵天星观和擂鼓墩1号墓等均有出土。分别为10管、12管、14管、18管不等。

　　[竹/虎]，仅见于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2件，形状似笛。

　　排箫(《九歌》中称参差)，早在春秋初，河南光山黄君墓就出土了排箫，现见于战国时排箫，是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2件，各有13管。

　　琴，楚人善操琴，《左传》等有关古文献均有记栽。见于战国时考古发掘资料，有长沙五·邮3号墓出土的10弦琴1件，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5弦琴和10弦琴各1件。

　　另据《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载：“墨子见荆王，锦衣吹一笙，因也。”墨子本来尚俭非乐，为投楚人所好，亦吹笙。《七国考·楚音乐》引《阚子》说：“楚笙冠中国。”楚国当有笙这种乐器。

　　从上述可见，战国时期，楚国既有打击乐器(钟、磬、鼓)，亦有吹奏乐器(竽、笙、[竹/虎]、排箫)和弹拔乐器(瑟、琴)等，可谓乐器齐全，洋洋大观。今天湖北荆州博物馆演出的“楚乐”，就是根据这些乐器，生动地显示了古代楚国演奏的情况的。

　　楚国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所以在古代视乐为“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风移俗易”(《史记·乐书)。的气氛中，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这一记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楚国这一音乐之邦，在音乐发展中，允许夷夏并存，雅俗共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楚人的开阔胸怀和融夷夏为一体的开放精神。

　　楚国舞蹈源远流长，见于《楚辞》等有关篇章和考古发掘资料，战国时期，楚国舞蹈的发展情况更加明晰可见。首先，由于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在民间早已流行的巫舞，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精神生活的丰富，更具艺术特色。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如在乐器伴秦上，前已指出，就有钟、磬、鼓、竽、瑟、参差(排箫)、[竹/虎]]等多种，其中尤以鼓为主。如《九歌·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说祭祀大典临终时，鼓儿齐敲，频频舞蹈，情犹未了。鼓虽很突出，但在舞蹈中，鼓与其他乐器是同时敲击与弹秦的，如《九歌·东君》：“[纟互]瑟兮交鼓，萧钟兮瑶　。鸣[竹/虎]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女夸]。　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拨瑟击鼓，鸣[竹/虎]吹竽，钟声不断，“灵”(装扮神灵的巫)就在众多乐器伴奏下，翩翩起舞。又如《九歌·东皇太一》：“扬[木包]兮[扌附]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鼓声响，竽瑟齐鸣，各种音调交汇。这里说的“五音”，即周制旧传的我国古代五声音阶中的五个音级。可见民间巫舞是很讲究乐器伴奏的，舞蹈的气氛热烈和谐，场面十分热闹。此外，巫舞除了讲究音乐美外，还注重舞蹈者本身的装扮。如《九歌》中有关篇章都记载了男觋女巫们整脸修容，身着华丽服装，手执鲜花，全身散发出经沐浴后的芳香，场面既热闹又高雅的情况。在舞姿上，讲究曲线律动之美，如《东皇太一》的“灵偃蹇兮姣服”、《云中君》的“灵连[足卷]兮既留”、《大司命》的“灵衣兮被被”等都反映了这种优美舞姿的特点。“偃蹇”，翩跹起舞，轻盈而自若；“连[足卷]”，曲折波动，若云行回环状；“衣兮被被”，舞者的衣服如被风吹的那样，徐徐飘动，可见巫舞在人神交接的氛围中，若神若人，飘忽不定，显现了舞姿的典雅与优美。其次，民间巫舞既是楚国舞蹈的源头，所以楚国宫廷乐舞也充满了民间舞蹈的气息。在奴隶主专制下，乐舞作为一种程式化了的艺术，它同礼一样，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春秋战国间，随着礼坏乐崩局面的出现，宫廷乐舞一方面向下扩展，另一方面又吸收民间乐舞，这样，楚国乐舞就很难划清民间乐舞和宫廷乐舞的区别了。现在见到能反映楚国宫廷乐舞的，一般认为是《楚辞》中《招魂》与《大招》两篇。从这两篇看，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的主要表现在场面要大得多，当然也就要豪华得多。如《招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髟/前]，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扌真]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大招》所写：“二八接舞，投诗舞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另外，由于随着各国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国宫廷乐舞中也广泛地吸收或引进了各国各地的乐舞，成为楚国乐舞的一大特点。如《招魂》所写：“二八齐容，赵郑舞些。”“吴[俞欠]蔡讴，奏大品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大招》所写：“代奏郑卫，鸣竽张只。”各国各地乐舞同时表演，竟到了“四上竞飞，极声变只”(《大招》)的地步。尽管宫廷乐舞的规模超过民间巫舞，但它所具有巫舞的内容与舞蹈形式则是基本相同的。再次，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招魂》、《大招》多处说到“[女夸]容修态”、“长发曼[髟/前]”、“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足卷]”的效果的。关于这一点，从所见楚墓出土的文物亦可得到证实。如江陵望山2号墓出土的女俑，发髻垂肩，面容秀丽，腰细而系带(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江陵武昌义地6号墓出土的男俑，身材修长，眉清目秀江陵文物局《湖北江陵武昌义地楚墓》(《文物》，1989年第3期)。故从体形看，男女并无区别，都讲究人的体形美。另从著名的《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这两幅帛画，前者1949年2月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后者1973年5月出土于长沙子弹库1号楚墓。两墓均为战国中期。)看，也是如此。前者所绘一贵妇人宽袖细腰，长裙曳地；后者所绘一男子身材修长，博袍佩剑。1941年在长沙黄土岭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漆奁，共绘有11个舞女，其中二人长袖细腰，翩翩起舞，其余8人或静坐小憩，或一旁观赏，1人挽袖挥鞭，似在指挥，也全都长衣曳地，面清目秀，体态轻盈。这件漆奁生动地展现了楚国集体舞蹈的场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入战国后，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

　　前面提及的《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张正明《楚文化史》。)《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对此画，研究者甚多，故其立意，说法不一(郭沫若主妇人祈祷和平说，见《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熊传新认为是有关宓妃神话传说的写照，见《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张正明认为龙凤呈争斗之状，似有祈求善而美的凤战胜恶而丑的龙，保护墓主在冥府平安生活之意，见《楚文化史》。此外，还有其他说法。）《人物御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其立意，有的以为表示主人公在冥府仍可象在人世一样逸乐(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有的则考证为主人公因水而死，其身份为巫刘信芳《关于子弹库楚帛画的几个问题》(《楚文艺论集》，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1991年12月版)。此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解释。

　　这两幅帛画，基本上运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则略施彩色。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像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

　　另外，江陵马山1号墓亦出过一幅帛画，因内容无法辨认，故很少为人提及(湖北荆州博物馆《江陵马山1号楚墓》(文物出版社出版，1958年)。

　　楚国的壁画，历来以王逸《楚辞章句·天问》为据。王逸认为，屈原放逐，“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奇玮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故屈原《天问》中所问之事，当见于壁画。江陵天星观1号墓椁室的横隔板上，绘有画。另11幅彩绘壁画，所绘为菱形、田字和云纹等几何形纹样，墓主为邸阳君(湖北荆州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由此可见，王逸说的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有壁画，当是可信的。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成为我国古代独特的艺术珍品棗漆画。见于考古发掘资料，各地楚墓出土的漆画很多，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特别令人注目的是，1987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绘有众多的人、物的漆奁，堪称楚漆画中的奇葩，在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这幅漆画，长87.4厘米、高5.2厘米，绘有26个人、4辆马车、10匹马、2头猪、1条狗、7只雁和5棵柳树。以黑漆为底色，兼采红、黄、褐、绿诸色，运用线勾平涂等手法，使众多的人、物组成一幅色彩富丽、和谐别致、生动活泼的富有立体感和动感的组合性画面。其内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有“金秋郊游图”、“春游图”或“王孙亲迎图”、“出行·迎宾图”等各种说法(参见郭德维《楚艺术人物形象特点试探》(《楚文艺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