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伯巨传

　　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以国子生的身份被授予平遥训导。洪武九年(1376)，星变，诏令希求直言，伯巨上书，大致是说：

　　“我观察当今之事，太过者有三：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

　　“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能强干弱枝，遏止动乱的根源而崇治本。当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坐地，大概是出于对宋、元孤立，宗室势弱的弊端的考虑。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一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近次于天子之都，拥有充足、强盛的甲兵卫士。我担心几代以后，尾大不掉，然后再削诸王的封地并收回权力，则引起众怨，更有甚者诸王可能会兵起伐主，到那时防范就晚了。或有不同意见的人会说，诸王都是天子的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又怎么会有抗衡之理呢？我认为不是这样。为何不看看汉、晋的历史呢？孝景帝是高帝的孙子，七国的封王都是景帝同祖父兄弟的子孙，然而一旦削他们的分地，则纠集军队向朝廷进攻。晋代的诸王，都是武帝的亲生子孙，易世之后，相互倾轧，于是造成了刘、石之患。由此可见，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就十分明确了。此臣所以为太过者。昔日贾谊劝说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假如文帝早采纳贾谊的建议，则必定无七国之祸。希望在诸王巩固统治之前，就限制其都邑的规模，减少其卫兵之数，限制他的疆界，此也可用以分封诸王之子孙。制度一制定，然后对诸王中有贤德、才华的召入任为辅相。其余的世代为藩屏，与朝廷共一体。割舍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除叛乱而安定国家，无不从此着手。

　　“我又观察历代开国之君，无一不以任德结民心，以任刑而失民心的。国运长短，都由此决定。古代的圣贤废除了死刑，天子撤乐减膳，确是因天生百姓，而设立官吏，本意是使百姓生存，不是想他们死。不幸有不听教化者犯罪，不得已而动用刑罚。持不同意见的人说，宋、元中叶，专事姑息，赏罚无章，以致灭亡。皇上吸取教训，所以制定了严厉的刑法，权衡神变之法，使人知道害怕而注意自己的行为。我又以为不然。开国之主垂范百世，一动一静，必使子孙有所持守。况且刑罚，关系着人民的生命，怎能不慎重呢？笞、杖、徒、流、死刑，是当今的五种刑罚。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大多是圣上的旨意。于是迫使掌管刑律的官吏务必趋附圣上的旨意，揣摸好的功劳就大，不合圣意的就得以犯罪，想寻求法律的公平，难道很容易吗？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又删定旧律诸则，减宥有差。然而没听说有戒敕治狱者务从平恕之条，这是法司因循了故例。虽闻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所谓实者，诚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所以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治于民心，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怎么明察其所以然呢？古代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当今做官的，以默默无闻为福，以犯错误没受追究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当初，朝廷取天下之士，四外张罗，务求遗漏，有司敦迫他们上道，就像捕捉重囚一般。到了京师，又多以貌任官，所学非所用，所用又非所学。担任官职后，一有差错，虽幸免杀戮，则必然在屯田工役之列。习以为常，不少顾惜，这难道是陛下乐意这么做的吗？诚然，这样的做的目的是希望人们惧怕而不敢犯。我观察这几年以来，诛杀可以说是不少的，而犯者却接踵而至。原因是激劝不明，善恶无区别，议贤议能之法已废除，人不自励，而为善者则厌倦了。有人如此，廉洁得如夷、齐，智慧又如良、平，很少受到法律追究，皇上能弃短取长使用他吗？或者是舍其所长、苛求所短而置之于法呢？如果取其长而舍其短，则中庸之材争自奋于廉智。倘若苛求其短而弃其长，则为善之人都会说某某如此廉洁，某某有如此高的智慧，以此来得到朝廷的宽恕，我辈又岂有安身之地呢！致使朝不谋夕，弃其廉耻，用苛捐杂税剥削人民，以预备屯田工役的资产，大都如此。这是非用刑之烦吗？汉朝曾把大族迁徙至山陵，但没有听说把他们作为罪人。当今的凤阳，本是皇陵所在，龙兴之地，但全部住的是罪人，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这完全不是恭承宗庙之意。

　　“强敌在前，则扬精鼓锐，攻之必克，擒之必获，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今敌人在山谷中流窜，用计策攻敌，或许还能消灭。但动用重兵，敌人就会惊散，进入不可寻踪之地。追捕数年，黔驴技穷，只好归咎于新附户籍的百姓，而把他们迁徙到远方，遥遥数千里，使他们不得安居，鸡犬不宁。况且新附之众，归顺时已移流他所，朝廷允许他们复业。于今已附籍了，而又要再次迁徙，这是法令失信于民。户口兴盛了，而后田地得以开垦，赋税得以增加。今责令守令每年增加户口，也正是为此目的。近者已纳税粮之家，虽承旨分释还家，但心却十分不安。已起户口，虽蒙怜恤，而犹见留开封祗候，讹言惊动，不知所出。何况太原诸郡，正是边境所在，民心如此，这绝对不是安边之计。我希望从今以后，朝廷应存大体，赦免小过，明诏天下，修举‘八议’之法，严禁深刻之吏。断案公平的应越级提拔，残酷裒敛者罢免。凤阳屯田之制，被留居屯种的，听凭他们耕种起科。已起户口的，被留在开封的，全部释放令他们复业。如此则足以升高皇上的好生之德，树国祚长久之福，而使百姓自安，天变自消。

　　“古代的周朝自文、武王到成、康王，教化大行，汉朝自高帝到文、景帝才称得上富庶。天下的大治，气化的转移，人心的趋向，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今国家纪元，九年于兹，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纪纲大正，法令修明，可以说天下大治了。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浇漓，人不知道害怕，制定了法令，邪恶也就产生了，奸诈产生了。所以，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天才提拔的，今日却被杀的有之。致使命令下达后不久又更改，已经赦免了又收回，天下臣民无处适从。我认为天下趋向大治，就如坚冰的融化。冰的融化，不是太阳照射突然致使的，而是阳气发生土脉微动，然后才使坚冰得以融化。圣人治理天下，也用同样的道理。用刑威振，用礼疏导，给百姓以仁义，而后其化熙熙。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这不是一句空话。

　　“访求治国之道，不如先正风俗。正风俗之道，不如先于守令知所务。使守令知所务，不如先于风宪知所重。使风宪知所重，不如先于朝廷知所尚。古郡守县令，都以正派做部下的表率，以善疏导百姓，使化成俗美。征赋期会狱讼簿书，是巩固它的末。当今的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被视为虚文而置之高阁，这又将如何教养百姓呢？以农桑为例，春天州县下发一白帖，里甲回报一文状，守令不曾亲自过问种艺次第、旱涝戒备之道。又如学校，廪膳诸生，国家资之用以培养人才的地方。当今四方师生，缺员很多，即使满员，守令也很少以礼让之实，做其成器者。朝廷对社学十分迫切，多次登记师生姓名和他们所学习的功课。令社镇城郭，置立门牌，僻远的山村实徒存虚名，守令不过登记在案，备照刷而已。上面的官吏分部检查，也因循过去的常规，依据纸上的照刷，未曾巡行视察。兴废之实，上下都视为虚文。百姓不知孝弟忠信是何物，而礼义廉耻就扫地了。风纪之司，是用来代朝廷宣导德化，访察善恶的。诉讼断案是它主要的一件职责。当今专门以诉讼为重。忠臣孝子义夫节妇，都被视为末节而不暇举，所谓的宣导风化又在什么地方呢？只知道铲除一赃吏，审理完一件案子为治，而不知劝民成俗，使百姓接近善而远离罪，这才是大治的根本。这是守令没有掌握轻重的过失。

　　“《王制》把乡秀士升于司徒的说成选士，司徒把秀士而升于太学的说成俊士，大乐正把造士之秀升之司马的说成进士，司马考察官才，考察好后再任命，任命以后再给爵位。考察如此详细。所以成周得到人才，十分强盛。当今使天下诸生考于礼部，升于太学，历练众职，任之以事，可以清洗历代举选的陋习，可以效法成周。对于升入太学的，经过几个月，就选为官，或委任到民社。我担心这样的人不熟悉时务，也不熟悉朝廷的礼法，根本不能宣导德化，对上违背国政，对下危害百姓。开国以来，选举秀才可以说为数不少，所委任的名位不为不重，而今数一数，在任的又有多少？我担心后人观察今天，就如今天观察过去一样，当年所举之人，岂不深可痛惜吗？这都是臣子所为，求治太速的过失！

　　“过去宋朝拥有天下三百多年。开国之初，用礼义教化百姓，当国家强盛时，闾阎里巷都有忠厚之风尚，甚至羞于谈论人的过失。到了末年，忠臣义士视死如归，妇人女子以被污辱为羞耻，这都是教化的结果。元朝的根本不立，破坏了礼义、廉耻。不过数十年，弃城降敌者不可胜数。就连老儒硕臣也甘心屈辱，这是礼义廉耻不振的弊病。遗风流俗至今仍没有革除，这也不足为怪了。我认为不如敦促仁义，崇尚廉耻，守令的职责是以农桑学校为急，风宪则责其先教化、审法律，以平狱缓刑为急。如此则德泽下流，求治之道就可以得到。郡邑诸生升于太学者，必须令在学肄业，或者三年，或者五年，要求他们精通一经，兼学一艺，然后入选为官，或者宿卫，或者办事，以此观察公卿大夫之能，而后委任政务，则其学识兼懋，就几乎不做错什么。并且使他知道禄位都是天之禄位，而且可以杜绝觊觎之心。治道得到以后，陛下就可以端拱穆清，待以数月，则阴阳调而风雨及时，诸福吉祥没有不来的，又何愁天变不消呢？”

　　奏章陈上，太祖大怒说：“小子离间我骨肉，赶快抓来，我要亲手杀了他。”叶伯巨被带来后，丞相乘太祖高兴时上奏，伯巨被投入刑部的监狱，最终死在狱中。

　　最初，伯巨准备上书时，就对他朋友说“：当今天下只有三件事令人忧患，有二件事容易见到但祸患来得迟，有一件事难以见到，但祸患来得迅速。纵无明诏，我还将上书，何况访求言论呢！”他的大意是指的分封。然而当时的诸王只建藩号，未曾裂土，不完全像伯巨所说的。到了洪武末年，燕王屡次奉命出塞，势力才开始强大。后因削夺而举兵，于是夺取天下，人们称伯巨有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