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玄同传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他中举进士，后长时任司列大夫。因与上官仪文章唱和而受牵连，流配岭外。上元初年赦免回京，工部尚书刘审礼推荐他，称赞他有时务之才，拜岐州长史，直升迁到吏部侍郎。魏玄同因自己担当了选拔人才的职责，担心不能很好运用选人定职之术，就在这方面写了很有价值的书面意见上呈皇上，内容大义是：

　　“臣闻制造器物一定要择其好工匠；治理国家一定要求贤用贤。匠不良，无法做出好器物；官不贤，无法按规律治国。国君，是来管理天下人民的；臣子，是来辅佐国君的。如果国君不能安养百姓，就失去了君道；臣子不能辅佐国君，就丧失了臣子的职责。任用人才，实在是国家的根本，与人民的安危相联。现在的状况是百姓没有变富，盗贼也没有减，狱讼冤曲也未理清，礼仪法度也不齐全。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下吏不称职，众官非其才。官之不得其才，取人之道，也就有没有用好的地方。

　　“臣又闻傅说说：‘英明的帝王奉顺天道，建邦设都，设置后王君公，大夫师长，不只是为了让自己逸豫，更重要的在于更有效地治理百姓。’古代的邦国，就如现在的州县，土有常君，人有定主，各自选择英贤辅佐之才，而宰相等大臣则由朝廷任命。秦朝兼并天下，除封建割据，设置州郡地方官，汉代袭用，有沿有革。侯王设置官吏限制在四百石以下，其太傅宰相等大官，则由汉王朝设置。州郡掾吏、督邮、从事等官职，全部由州郡长官来任命。这样一直到魏晋，才开始将所有官员归入吏部任命。这样一直延用到现在。现在选用人的特点是‘：用笔来量才，看档案来察行。’这样的弊病，由来已久。

　　“大概是由于君子重因循而害怕改革，如有不得已的情况，也只是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的人事官员所行的，不是圣王的好的法典，而是近代的权道，这实在应当改革，这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例如尺丈之量，所能及者短；斗升之器，所积者怎么会多。尺丈不能及，怎么能量呢；斗升不能受，怎么能容得了呢？何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却委托于几个人的手上呢？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天下选才之事都集中几人手中，肯定会出现不全和紊乱之毛病。再说居此任的人，不一定称职，昧于甄别察审，只是尽其庸妄，糊涂官理糊涂案，一旦讲情面看私交盛行，什么样的无理事都能做；一旦贪赃营私开头，千奇百怪的坏现象也会出现，这样就形成为人择官，为身择利，看亲疏而下笔，顾势要而措情。官场之中，竞相投靠；巧言令色，同于市井。加之以厚貌深藏机心，险如溪壑，择言观行，尚惧不周。今天百行折之于一面，众官专断于一司，这样选才任贤不是太难了吗。

　　“而且魏代只据天下的三分之一；晋代所处的是没有一统的状况，到齐、宋，以至周、隋，战争之日多，安泰之时少，天下分裂，各据一方。隋代平静，太平之时仅十多年罢了，接着又起兵祸，继之以饥馑，德业既未有成，世事也应接不暇，不能说非古而是今。武德年代(唐高祖)、贞观年代，也与今有异，当时开国草创，不仅国事繁多无空闲，而且也缺乏人才。到今天，享国永年，比屋可封，人才间出。选集之始，雾积云屯，选用之后，十不收一。但因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研究人事上的弊病，应明白今后的补救。

　　“夏代、殷代以前，制度多缺。周朝借鉴夏殷，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就是诸侯以下的官吏，不是全由天子任命，朝廷的众官，也不是专于一职。所以周穆王任命伯礒做太仆正时说‘：慎重地选拔你的下属，不要把巧言令色、偏辟侧媚的人当贤士误用。’这就是当时天子令诸侯自择下吏的实证。太仆正，只不过是中大夫，这样的官也可任命自己的僚属，那么三公九卿，也必然可以自选僚属了。再则《周礼》上规定太宰、内史，共同掌诏事。当是分职任于群司，但统起来只以数职。各人又去任命自己的下属，天子只任命大官。这样委任，所委者当，所用者精，因此贤人众多，国家繁荣兴盛。

　　“裴子野有言：‘任官之难，先王之备述之。平时视其孝友；乡里中诚信服人，言行举止，观其志义；忧患祸难，取其智谋；以工作重担压他，来观其才能；以财利委托他，来察其廉洁。《周礼》中讲官吏即于学校培养，在州里选择，告知他们政事，然后向朝廷举荐。到汉代，仍然如此。在州郡干出成绩，然后被五府征用，五府举荐自己的佐治之吏到朝廷，三公审参给予授职，尚书上奏天子。一人的任职，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考核极细。所以官能得其人，很少有败事的。魏、晋反之，所受的损失也很大。’裴子野所论，只是南北朝的一个小小的宋朝，还认为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呢！

　　“再者从政为官，不可以无学。所以《尚书》中说‘：学古入官，议事以制。’《左传》曰：‘我闻学而后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子弟，多早求官，小小年纪，腰配银印青绶，有的在束发如两角的年龄，已经承袭高官。弘文馆崇贤馆的生员，宫内的侍从禁卫，课试既浅，能力也薄，但是门阀有素，门第声望自然也高。父子事业相承，本是古人之道。所说的王侯的长子，一定要考核他们，修六礼来节其性，明七教来兴其德，学全施政的八方面来防其淫乱，尊敬贤人来崇尚道德，批评不肖来除掉丑恶。少年受业，长大做官，均由德进，必凭才能而提升，这样而后才能治国理家有益。小小年纪做官而废学，轻考试而无才，像这类的人，也实在可惜，再者九品以下的官员，不待州县推荐，直接取之于书判，这恐怕不是先德而后讲才的意见。

　　“臣又认为治理国家用人才，就像人之用财。贫者满足于糟糠，希望得到粗麻布短衣；富人厌粮肉，思轻裘。然而当缺乏贤人的时候，就可以磨钝器策驽马而乘驭。在太平多士之日，就应精益求精而选人才。选才就要面广，尤其应该精选。臣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也令举荐，这是圣朝广求人才之意。但因为褒贬不甚明，得失无大碍，故人升了官不忧处分受责，降了职也不尽搜扬。如果应征任职，也没有谨慎自己的行为的，况且贤人了解贤人，圣人识才，伊、皋这些贤人既举荐，不仁的就自然会离得远。所以今天要想真正得到贤才，也要慎重地择其举荐贤才的人。流清就是因为源洁，影正就是由于身正，不认真细致了解选才之官的品行，却一味责备被举人人才庸滥，这样是不可能得到真才的。

　　“《汉书》上说：‘张耳、陈余的宾客、厮役，都是天下的俊杰。’他们只不过是小人物，尚且能如此，何况以皇上的圣明，国家的德业，如果不建长久之策略，打好深厚的基础，用好得贤取士之术，一味顾望魏晋留下的不好风尚，臣窃以为这样是不明智的，伏愿陛下认真考虑，采纳良言，依照周代、汉代的好规矩，来把好吏部选才这一关。”

　　魏玄同的建议未被采纳。

　　弘道初年(683)，魏玄同转任文昌左丞，兼地官尚书，代理宰相。武则天临朝，调任太中大夫、鸾台侍郎，仍然行宰相之职权。垂拱三年(687)，魏玄同加授银青光禄大夫之职，加任检校纳言，封钜鹿男。魏玄同平时与裴炎交好，能始终保持友好，时人称赞为“耐久朋”；但他与酷吏周兴不协调。在永昌初年(689)，被周兴陷害，说魏玄同讲太后已经老了，应当让皇位给皇帝。武则天听了，大怒，于是赐他死在自己的住宅。监刑御史房济对魏玄同说“：何不申告，如能得到召见，当自陈冤曲。”魏玄同叹道：“人杀鬼杀，有什么不同，哪里能告人事？”于是就刑，死时七十三岁。